汉帝国从元光六年开始实施全面反击匈奴的战略，至元狩四年取得漠北之战的决定性胜利，前后历时整整十年。这十年间，凭借武帝刘彻的雄才大略和知人善任，通过卫青、霍去病等帝国将士的浴血奋战，对匈奴进行了一系列沉重打击。据司马迁记载，卫青七次出击匈奴，共斩杀并俘敌五万余人；霍去病六次出击匈奴，共斩杀并俘敌十一万余人，另受降浑邪王部数万人。

匈奴是游牧民族，人口本就不多，经此连番打击，自然是元气大伤。伊稚斜把王庭搬到漠北后，又采纳赵信之策，遣使来到长安，觍着脸请求和亲。

武帝刘彻很清楚，这只是匈奴人的缓兵之计。不过，他还是把事情放到了朝会上讨论，想听听大臣们的意见。廷议的结果，一部分支持和亲，另一部分人则认为，应该利用这个机会让匈奴向汉朝称臣。

后者以丞相长史任敞为代表。他认为，匈奴新近遭遇惨败，正处于困境中，此时正是令他们臣服的良机，应该命匈奴单于定期到边境来朝贡。

此言正合武帝之意，他当即命任敞出使匈奴。

可是，此时的匈奴固然元气大伤，却远没有到被彻底打服的地步。所以，很不幸，任敞到了匈奴，刚一表明来意，就被盛怒的伊稚斜给扣押了。

这件事情令汉朝十分尴尬。连年用兵虽然重创了匈奴，但汉帝国自己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眼下根本无力再大举出征。所以武帝刘彻也只能忍下心头的怒火。

偏偏这个时候，主和派的代表之一、博士狄山又站出来重提和亲之事——这就是哪壶不开提哪壶了。武帝刘彻便把张汤叫了过来，让他跟这个书生讲讲“道理”。张汤毫不掩饰自己的鄙夷之情，说：“这是愚蠢书生的无知之见。”

狄山哪里受得了这种当面羞辱，便回骂道：“我固然是愚，但我是愚忠；你张汤自认为忠，但你是诈忠！”

武帝刘彻之所以把酷吏张汤搬出来，就是想让狄山知难而退，没想到狄山如此不开窍。刘彻遂勃然作色道：“狄山，如果我让你守一个郡，你能让匈奴不侵犯边境吗？”

狄山没料到皇帝有这一问，只好老实回答：“不能。”

武帝又问：“一个县呢？”

狄山又答：“不能。”

武帝再问：“一个堡垒呢？”

狄山傻眼了。直到此刻他才终于明白过来，自己是触了天子的逆鳞，大祸临头了——要是再回答“不能”，恐怕当场就得被张汤带走。

万般无奈下，他只好硬着头皮答：“能。”

于是，武帝立刻把狄山派到了边境，让他去守一座堡垒。可怜狄山只是一介书生，压根儿不会打仗，所以短短一个多月后，匈奴入寇，攻破了堡垒，就把他的脑袋砍下来了。

狄山被逼死这件事，给了群臣两个教训：第一，绝不能轻易在天子面前提和亲之事；第二，千万不要跟酷吏张汤对骂，后果很严重！

“自是之后，群臣震慑，无敢忤汤者。”（《资治通鉴·汉纪十一》）

武帝一朝，为了巩固中央集权，打击地方诸侯和豪强势力，酷吏这个群体特别活跃。其中，张汤是知名度最高的代表性人物。除了他之外，当时名闻天下的酷吏还有不少，如宁成、义纵、赵禹、周阳由、王温舒、尹齐、杨仆、减宣、杜周等。

这些酷吏，为了迎合上意、博取富贵，在办案时往往深文周纳，不择手段，残酷至极，可以说是手上沾满了朝野士民的累累鲜血。不过到头来，他们自己也大多没什么好下场，终究逃不过“兔死狗烹”的官场潜规则。

比如在张汤之前，宁成、义纵都曾风光一时，却先后死于非命。

宁成是南阳人，郎官出身，在景帝一朝颇受重用，累迁至朝廷中尉，相当于首都警备司令。这个岗位的主要职能是管理京师治安，重中之重便是对付那些违法乱纪的皇亲国戚和京畿一带的地方豪强。宁成没让景帝失望，一上任，就把这些人收拾得服服帖帖，“宗室、豪杰皆人人惴恐”（《史记·酷吏列传》）。

武帝即位后，宁成调任内史，相当于首都市长；可不久就遭到了权贵的报复，被捕下狱，遭受了髡刑（剃光头发）和钳刑（铁链锁脖）。宁成觉得自己可能没有复出之日了，便死了做官的心，然后花钱运作了一番，潜逃回南阳老家。

即便成了在逃犯，宁成也不安分。他在家乡放出豪言：“做官若不做到二千石的高官，经商若赚不到千万级的资产，怎么跟人比？！”随后，宁成借钱买了一千多顷的土地，租赁给贫民耕种，当起了大地主，手下佃农多达数千家。

几年后，朝廷大赦，宁成洗掉了逃犯的身份，越发干得风生水起，很快就积累了数千金的资产。有了钱，他又当起了黑道老大，暗中搜罗了当地官员的不少犯罪证据，以此要挟他们，跟官府进行利益交换。于是乎，昔日的朝廷酷吏宁成，摇身一变就成了当地黑白两道通吃的豪强，出入都有几十骑前呼后拥，在当地几乎没有他摆不平的事，实际影响力甚至比南阳郡的太守都大。

不得不说，这是个人才。做官能做到九卿，经商能成为富豪；混个黑道，一不留神还成了大佬——玩跨界玩得那叫一个出神入化。

不久，武帝刘彻又打算用他，想让他出任郡守，却被丞相公孙弘劝阻，于是就让宁成当了函谷关的都尉。这个官职虽说远不及他之前当过的九卿，却是个“雁过拔毛”的肥缺。宁成走马上任后，常年出入关卡的商贾和百姓就遭殃了，个个被他盘剥得苦不堪言，社会上很快传开了一句话：“宁见乳虎，无值宁成之怒。”（《史记·酷吏列传》）

宁可撞见给幼崽喂奶的老虎，也别碰上宁成发怒。

老虎喂崽的时候警惕性特别高，见到人就扑上来咬——可即便如此，还是没有宁成发怒可怕。由此可见，宁成把天下的商贾和百姓害得多惨，给人们造成了多么大的心理阴影。

然而，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

宁成嚣张了这么多年，玩跨界玩得那么狠，还一手把持了函谷关，得罪的人自然不可胜数。于是，出任函谷关都尉一年多后，他便被人告发了。

奉命办他的人，就是当时的另一个著名酷吏——义纵。

义纵一到南阳，便铁拳出击，把宁成的家族和整个黑社会团伙连根拔起，“遂案宁氏，尽破碎其家。”（《史记·酷吏列传》）宁成就此身死族灭。

接下来，我们再来认识一下这个义纵。

义纵是河东人，年轻时也是个混混，跟岸头侯张次公是老乡；两人纠集了一帮地痞流氓，成天就干打家劫舍的勾当。要不是有个了不起的姐姐，义纵到头来可能也就是一个混黑道的。他的姐姐，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女医、被誉为“巾帼医家第一人”的义妁。

义妁因医术高超，被召入宫中，专门侍奉太后王娡。老太后对义妁的医术很满意，有一天就问她：“家里有没有兄弟，想不想做官？”

义妁如实答道：“有个弟弟。不过品行不好，不可为官。”

老太后以为她是谦辞，就向武帝推荐了义纵。义纵就此踏上仕途，被任命为郎中，成为天子侍从。也许是从小混社会的缘故，义纵比较机灵，很快博取了武帝的青睐，不久便出任上党郡的一个县令。在县令任上，义纵敢作敢为，对任何人都不留情面，尤其是对当地黑道进行了严厉打击，创造了良好的治安局面；上头考察基层官员的政绩时，义纵被评为了第一。

一个黑道出身的县令，打击起黑社会来，其效率自然要远高于文人出身的县令。毕竟道上的那些花样和猫腻，义纵绝对门儿清。

随后，义纵迅速升迁，先任长陵（高祖陵寝）县令，又任长安县令。在这两个皇亲国戚云集的地方，义纵更是拿出了铁面无私、不畏权贵的架势，“直法行治，不避贵戚”（《史记·酷吏列传》）。就连他的恩人、当朝皇太后王娡，他也一点儿面子都不给。老太后有个外孙（就是修成君金俗的儿子），仗势欺人，横行不法，结果就被义纵逮捕治罪了。

武帝刘彻得知后，对他大为赏识，又擢升义纵为河内都尉。义纵到任后，再度施展无情的铁腕手段，以犁庭扫穴之势，将当地最大的豪强穰氏一族悉数屠灭。如此杀戮立威之后，其他豪族立刻都夹起尾巴做人了。很快，整个河内郡竟然出现了“道不拾遗”的“太平”景象。

一个社会要想实现长久的太平，必须德治与法治并重。如果只追求短时间的“治安良好”，可能杀人才是最快速、最有效的手段。

不久，义纵又调任南阳太守，于是就有了上文的一幕——他一到南阳，就把那个黑白两道通吃的前酷吏宁成一举铲除了。当地豪强孔氏、暴氏见状，顿时寝食难安，没几天就都举家逃亡了。南阳的官绅百姓更是噤若寒蝉，言行举止都小心翼翼，生怕稍有不慎就掉了脑袋。

就这样，酷吏义纵仿佛成了救火队员，哪里的豪强势力最猖獗、治安状况最差，他就被派到哪里“灭火”。当时，位于边境的定襄郡因战事不断，社会治安非常糟糕，不论官员还是百姓都不太遵纪守法。武帝随即又把义纵调到了定襄。义纵一到，头一件事就是把监狱里两百多名重罪轻判的犯人重新定为死罪，然后把这些犯人的两百多名亲友也一并抓到了牢里——理由是他们干预司法，在外面疏通打点，帮这些重犯脱罪。同日，义纵就把这批犯人连同亲友四百多人全部杀了。

这一杀，杀得定襄郡的老少爷们儿人人不寒而栗。很快，整个郡的犯罪率便直线下降，治安状况大为改善。

元狩四年，时任右内史的汲黯被罢免，义纵旋即被武帝刘彻擢升为右内史，跻身朝廷九卿之列。

然而，走到这一步，义纵的仕途也就差不多到头了。

因为，他杀的人太多，得罪的人更多，不可能不遭到报复。尤其是右内史这个职位，相当于首都市长，更容易得罪不该得罪的人。事实上，汲黯被罢免的原因，虽然史书无载，但大概率就是遭到了皇亲国戚的反攻倒算。当初丞相公孙弘特意“举荐”他出任该职，就是想看到这个结果；只是公孙弘几年前便病故，没等到这一天罢了。

所以说，右内史这个官，绝对不像地方上的郡守那么好当。在地方做郡守，一来是权贵不像京师那么多，二来是即便某些事出了差池，皇帝也不一定会知道——至少不会立刻知道。而在首都当市长，就是在皇帝的眼皮底下干活，一不小心就可能触犯天威。

义纵上任才一年，就因一件不起眼的事情惹怒了皇帝。

元狩五年夏，武帝刘彻因病到甘泉宫疗养。途中有一段道路是右内史的辖区，结果路面大多坑坑洼洼，令天子车驾颠簸得厉害，刘彻怒道：“义纵以为我不会再走这条路了吗？”

平心而论，道路养护的周期往往较长，不可能隔三岔五就维修一次，而且路也不是一年走坏的。所以，右内史的地界出问题，与其责怪刚刚上任不久的义纵，不如说更应算是前任汲黯的责任。可是，皇帝不会跟你讲这些道理，他的马车今天在你的地面上走，那道路失修的责任就是你义纵的。

当然，如果单纯只是这件事，义纵还不至于掉脑袋。真正导致义纵被杀头的，是与“告缗”有关的另一件事。当时，杨可正主持遍及天下的告缗工作，力度之大前所未有。估计是无意中触犯了义纵的利益，所以义纵就派人把杨可的手下给抓了，理由是此人“乱民”——杨可所为是扰乱民生。

这下子，义纵可算是捅了马蜂窝了，犯了“政治不正确”的严重错误。

当时，“告缗”可以说是朝廷工作的重中之重，是武帝刘彻极力推行的一项主要政策；你义纵居然敢大放厥词，说“告缗”是扰乱民生，这不是公开跟皇帝、跟朝廷唱反调吗？

于是，元狩六年刚一开年，武帝刘彻就颁下一道旨令，以“废格沮事”的罪名，将义纵斩首弃市了。

所谓“废格沮事”，意为阻止或不执行皇帝诏令，破坏了朝廷的大政方针。

表面上看，义纵是死于上面这两件事；但往深了想，就算不出这两件事，他迟早也会因别的事而死于非命。理由很简单——酷吏不过是皇帝的鹰犬和工具罢了，一旦没有了利用价值，就会被毫不犹豫地抛弃。

武帝刘彻之所以重用酷吏，是要利用他们来打击权贵集团和地方豪强，从而巩固中央集权和自身的皇权。在此过程中，酷吏必然会损害很多人的利益，导致朝野上下怨声载道。而皇帝一旦达到了目的之后，就会回头收拾酷吏——一来是避免天下人把怨恨集中到自己身上，二来是借此塑造自己的英明形象。

所以，兔死狗烹，就是历朝历代所有酷吏的必然下场，是他们从身为酷吏的那一刻起，就注定无法逃脱的逻辑终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