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货币改革，汉帝国的财政危机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缓解。不过，几乎每天都在大手笔花钱的武帝刘彻，还是感觉钱不够花。

钱永远是不够花的，下自普通老百姓，上至富有四海的皇帝，其实都一样。

那么，对政府而言，除了货币改革、“量化宽松”，还有什么开辟财源的办法呢？

当然有，那就是对某些暴利行业实施国家垄断，由政府进行专营专卖。

在古代，最暴利的行业无非两个，就是上文提到的冶铁和制盐，历史上统称为“盐铁”。古代是农耕社会，这两者都是民生之必需，属于社会的支柱性产业，利润极其丰厚，朝廷理所当然会盯上它们。

就是在这一时代背景下，以著名财政专家桑弘羊为代表的一批理财高手，在历史舞台上登场亮相了。

桑弘羊，出身于洛阳的富商家庭，打小就精于心算，拥有很强的商业天赋，从少年时代便介入了家族的经营活动和理财事务，因而名闻洛阳。景帝末年，年仅十三岁的桑弘羊被征召入朝，担任侍中。

古人的早慧有时候真的让人惊讶。我们的十三岁，刚刚小学毕业，才上初一，可人家桑弘羊的十三岁，已经担任高级领导干部了。

因为跟武帝刘彻年龄相仿，所以入宫之后的桑弘羊相当于是跟武帝一起成长的，自然形成了亲密的君臣关系。如今武帝要广辟财源，身为理财高手的桑弘羊理所当然成了最得力的助手。《史记·平准书》便称他“以计算用事”。

桑弘羊参与“计算”的第一件大事，便是“盐铁专营”。

当时，参与制定这项财政政策的还有两位高手，一个叫东郭咸阳，从政之前就是齐国的大盐商；另一个叫孔仅，是南阳的大冶铁商。二人的身家都在黄金千斤以上。武帝刘彻任命二人为大农丞，相当于财政部副部长，专门负责“盐铁专营”；而内朝官桑弘羊则作为朝廷经济政策的总顾问，相当于首席经济学家，同二人一起主导这项政策的制定与推行。

盐铁专营，其实并非武帝君臣的发明。早在西周时期，便有不少诸侯国将盐铁经营收归国有，不过并未作为根本性的经济政策。在中国历史上，最早将这一做法制度化并取得巨大成效的，是春秋时期的齐相管仲。

一般而言，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甚至是唯一来源）只有赋税。正是通过管仲的改革，由政府对涉及国计民生的战略性资源进行管控，并以垄断专卖的方式经营，才使得古代中国的政府收入在赋税收入的基础上又多了一项专营收入。

武帝刘彻和桑弘羊等人的经济思想，完全继承自管仲：通过国家对支柱性产业的垄断，获得专营收入，从而为中央集权制度提供坚实的经济保障。

桑弘羊、孔仅等人提出的“盐铁专营”的具体办法，在盐业方面，与当年的管仲相同，即招募民众进行生产，注册成为盐户；主要生产成本由盐户承担，官府只负责提供“牢盆”（煮盐器具）；然后由政府统一收购并实行专卖。

而在铁业方面，他们则在管仲的基础上进行了创新，加大了国家垄断力度，从原材料生产到成品制作再到商品销售，完全由政府一把抓。在中国历史上，由政府直接介入生产制造环节并纯粹以营利为目的的，这应该算是第一次。

虽然早在殷周时期，便有国营的青铜和铁器作坊，但只局限于为贵族服务；另外，秦国的商鞅也曾建立国营兵工厂，但也是单纯为国防服务。像汉武帝这样，国家在根本性的民生领域通过全方位垄断进行牟利的做法，当属首创。所以学界有一种观点认为，真正意义上的“国营企业”，正是从汉武帝时期开始的。

当时的朝廷规定，凡是出产铁矿的郡，均设置铁官，负责铁矿冶炼、铁器制作及市场销售；即使不产铁的郡，也要在县一级设置小铁官，专门负责销售，从而建立起全国性的铁器专卖网点。

政策制定后，法令便严禁民间私自煮盐、冶铁及从事相关贩卖活动，违者“釱左趾”——在左脚戴上铁锁，并没收所有生产、销售器具。

在孔仅和东郭咸阳的主持下，“盐铁专营”一经实施便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效果，极大缓解了汉帝国的财政危机，也为武帝刘彻的开疆拓土、连年用兵输送了源源不断的经费。班固在《汉书·食货志》中就称：“费皆仰大农。大农以均输调盐铁助赋，故能澹之。”

短短三年后，孔仅便因功擢升大农令，一跃成为汉帝国的“财政部长”；桑弘羊则正式出任大农丞，即副部长。

然而，世间万事都是利弊相生的，孔仅和东郭咸阳毕竟是商人出身，而商人都有逐利的本性。他们在为国库攫取巨大财富的同时，也利用职务之便搞了不少权力寻租的勾当。其中较为典型的，就是在财政系统中大量任用和安插盐铁商人。可想而知，这些集资本和权力于一身的“红顶商人”，必然会在职权范围内大肆牟利，从事权钱交易等各种腐败活动。武帝一朝的吏治局面，由此渐趋混乱和败坏。

“吏道益杂，不选，而多贾人矣。”（《史记·平准书》）

政府官员的出身越发驳杂，大多不是通过选拔任用，而都由商人充任。

与此同时，“国营企业”固有的种种弊端也逐步暴露了出来。据西汉桓宽的《盐铁论》记载，以铁器的生产销售为例，其弊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首先，产品不符合市场需求。“县官鼓铸铁器，大抵多为大器，务应员程，不给民用。”官营企业生产的铁器，多是笨重不实用的大件产品，主要是为了赶工、凑数量、应付上头，不考虑市场需求、不适合百姓使用。

其次，生产成本高，产品质量低劣。“今县官作铁器，多苦恶，用费不省，卒徒烦而力作不尽。”由于管理不善，缺乏监督，工匠都没什么责任心，不肯尽力。所以，虽然投入的成本不低，但生产出来的铁器大多质量很差，以致“民用钝弊，割草不痛”——镰刀的刀口都是钝的，割草都割不动。

再次，“国营商店”服务质量差。“器多坚，善恶无所择，吏数不在，器难得。”铁器商品质量普遍不好，而且还不让人挑选，甚至店员经常溜号、柜台上没人，想买都买不成。“弃膏腴之日，远市田器，则后良时。”有些百姓因为急用，只好浪费大把时间，跑远路去异地买，结果就是耽误了农时。

最后，商品价格昂贵，且利用行政权力强买强卖。“盐、铁贾贵，百姓不便。”食盐和铁器都由政府统一定价，因缺乏竞争，所以价格都定得很贵，老百姓买不起。“贫民或木耕手耨，土耰淡食”，那些家境贫困的百姓，买不起官营铁器，只好退化到用木头农具和手去耕作的地步；同时盐也吃不起了，只能吃淡食。“铁官卖器不售，或颇赋与民。”因价格昂贵，销售不畅，铁官完不成任务，就会进行摊派，强迫民众购买。

班固在《汉书·食货志》中，对上述现象也有记载：“郡国多不便县官作盐铁器，苦恶，贾贵，或强令民买之。”

一言以蔽之，武帝一朝的“盐铁专营”政策，说白了就是“与民争利”——其结果只能是强了国家，弱了百姓。

没办法，武帝刘彻想要缔造彪炳史册的丰功伟业，就必须付出代价。而很多时候，老百姓就是那个“代价”。

西谚有云：财富就像盐水，喝得越多就越渴。

不论是对个体还是对一个国家而言，这句话都适用。货币改革和“盐铁专营”为汉帝国创造了巨大的财政收入，却依然无法满足武帝刘彻对财富的渴望。个中原因，首先固然是出于国家的现实需要；其次，恐怕也是人性的贪欲使然。

在上述经济政策推出不久，经张汤一手策划，武帝又颁布了一项法令，对所有工商从业者征收财产税，称为“算缗”。

古代每一千钱穿成一串，称一缗。法令规定，所有工商业者都要主动向政府申报个人财产，每二缗为一“算”，征收一百二十钱，税率相当于百分之六。除了现金，实物资产也要征税。如马车，以及长度五丈以上的船只等大宗财物，都要自行评估，折成市场价一并申报。凡隐匿不报或申报不实者，皆流放边疆一年，并没收个人财产。

这条法令乍一看，百分之六的税率似乎不高；而且只要求主动申报，并没有强行上门查账，貌似还挺人性化。于是众多纳税人便丧失了警惕，出于人皆有之的避税心理，或多或少都瞒报了，“富豪皆争匿财”（《史记·平准书》）。

可人们没想到，这项税收政策的主导者是酷吏张汤——他操盘的事情，怎么可能没有后手呢？

当所有纳税人基本上都申报完后，朝廷立刻出台了一条新的法令：凡是隐匿不报或申报不实者，一旦被告发，就将其财产的一半奖励给告发者，另一半充公。这条法令，就称为“告缗”。

于是，社会上的很多穷人或泼皮无赖，立刻发现了一条一夜暴富的捷径，纷纷起而告发，并且一告一个准——因为绝大多数富人都瞒报了。

人们这才知道，原来之前的“算缗”纯粹是朝廷在“钓鱼执法”——就等你乖乖上钩呢！可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谁让你看不透张汤的手段还敢偷税漏税呢？

这下子，全国的富人基本上都遭殃了，几十年积累的财富，一转眼就被官府和穷人联手洗劫一空。

如果你以为这是朝廷在劫富济贫，至少可以让很多穷人过上好日子——那你就错了，也未免小看了张汤。

在“算缗”之后，有“告缗”这一后手；而在“告缗”之后，张汤仍有大招，那就是把“算缗”和“告缗”扩大化。

一开始，朝廷的征税对象还只是工商从业者——说白了就是针对富人；但洗劫完富人后，朝廷就把征收财产税的对象扩大到了所有普通人和中产阶层，包括那些刚刚因告发而暴富、到手的钱还没捂热的人。同时，既然“算缗”的对象已经无所不包，那么“告缗”自然也就适用于天下的所有人。

“算缗钱之法，其初亦只为商贾居货者设，至其后，告缗遍天下，则凡不为商贾而有蓄积者皆被害矣。”（《文献通考·卷十四》）

这场严重扩大化的征税和告密运动，无疑在汉帝国掀起了一场“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霍布斯语）。也就是说，任何人都可能成为被告，而任何人也都可以告发别人。

为了全面贯彻执行“告缗”法令，张汤从御史台和廷尉寺抽调精干人员，成立了许多“专案组”，奔赴天下各郡国专门处理相关案件。这些“专案组”的总负责人是张汤的一个得力手下，名叫杨可，也是酷吏出身。

据《汉书·食货志》记载，这场运动的结果，就是“杨可‘告缗’遍天下，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中产阶级以上的人都被告发了。“于是商贾中家以上大抵破”，中产阶层和富人阶层基本上全都破产了。

如果把张汤视为这场“告缗运动”的代言人，那么他的“广告词”显然可以这么说：“我们不生产财富，我们只是财富的搬运工。”

经过他这一番猛如虎的操作，民间社会的巨量财富就从百姓手中“搬运”到了武帝刘彻的国库里。

那么，朝廷最后到底搜刮了多少民脂民膏呢？

班固在《汉书·食货志》中给出了一组数据：“得民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宅亦如之。”

这是一组很粗略的统计数字，但民间财富遭洗劫之惨烈程度，已可见一斑。单看因破产而被没入官府为奴的人数，就让人十分惊骇。据估算，武帝时期的全国总人口约三千六百万到四千万之间，即使取最大值，也相当于每四个人中就有一个因“告缗运动”丧失了自由民的身份，被打入了社会的最底层。

“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在数千年的中国历史上，生活在武帝一朝的老百姓已经算是比较幸运的了，因为当时的汉帝国仍然享受着“文景之治”的余泽；除边疆战事频仍外，绝大多数内地民众基本上都能安居乐业。可即便是生活在这样的“太平之世”，也要动辄遭遇财富洗劫并没身为奴的命运。更何况历史上大部分时间都是动**和战乱之世，那些百姓的苦，就更是难以言说了。

如果说，武帝一朝的“盐铁专营”政策导致了国强民弱的局面，那么“算缗告缗”运动导致的结果则是国富民穷。

在这个狂飙突进的大时代下，雄才大略、志存高远的武帝刘彻驾驶着他的帝国马车一路飞奔，而万千老百姓就像是他身后扬起的漫天黄尘中，那一颗颗簌簌颤抖、不知将飘向何方的尘埃……

作为“算缗”“告缗”运动的主要策划者，御史大夫张汤自然成了大汉百姓千夫所指的对象：“百姓**，不安其生，咸指怨汤。”（《资治通鉴·汉纪十一》）

张汤固然可恨，但他其实只是一只猎犬而已；如果不是那个掌控一切的猎人在背后驱使和授意，光凭一只猎犬又能做什么呢？

也许正是意识到这场财富洗劫运动招致了太大的民怨，同时意识到所有民怨最终都会越过张汤集中到自己身上，所以没过多久，工于权术的武帝刘彻就做了一件大多数帝王都会做的事，那就是——兔死狗烹，鸟尽弓藏。

而酷吏出身的张汤，尽管也曾权倾一时，在帝国的政治舞台上翻云覆雨，可最终也没能躲过历朝历代所有酷吏的共同归宿，那就是——身败名裂，政息人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