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帝国连年对外用兵，虽然从国防和军事的意义上讲，乃势在必行之举；但从财政和民生的角度看，随着军费开支的剧增，国库明显不堪重负，而百姓所承受的兵役、赋税和徭役的压力，无疑也越来越大了。

屋漏偏逢连夜雨。元狩三年（公元前120年）秋，广大的中原地区爆发了严重的洪涝灾害。一时间饿殍遍野，无数百姓陷入饥荒。

武帝刘彻闻报，立刻派遣使臣分道前往各个郡国，严令所有政府储备粮仓全部开仓放粮赈济灾民，一粒粮食都不许剩下。

然而，所有粮食全放出去后，依然还有大量饥肠辘辘的灾民得不到救援。武帝无奈，只好又想了一招，倡议富豪和官吏出钱借贷给灾民，然后将名字上报，由朝廷予以表彰、嘉奖。

可是，让富豪和官吏把口袋里的钱掏出去，换取徒有虚名的所谓“朝廷表彰”，这笔生意着实不太划算。所以，倡议发出后，虽然也有响应者，但相对于数量庞大的灾民，仍然是杯水车薪，根本解决不了问题。

最后，武帝刘彻没辙了，只好大手一挥，下令将所有尚待赈济的灾民全部迁移：一部分迁入关中，一部分迁到朔方与河套地区。

灾民总人口有多少呢？

七十余万。

移民的费用由谁承担？

当然只能是国家财政。

此次大规模迁移灾民，朝廷不仅承担了灾民的衣食、迁移和安置费用，还要在此后数年帮助移民配套解决居住、生活、劳作等一系列问题。

而所有这些费用和开支，算下来无疑是一个天文数字，致使原已不堪重负的国家财政雪上加霜。按照司马迁的说法，就是：“其费以亿计，不可胜数。于是县官大空。”（《史记·平准书》）

国库空虚，财用匮乏，迫使武帝刘彻不得不通过一系列激进的财政改革，来提高朝廷对民间社会的榨取能力，从而为他已经实施和即将实施的所有“大有为之政”保驾护航。换言之，只有让国家的财政机器疯狂地运转起来，最大限度地开辟财源，才能让武帝刘彻摆脱“志大财疏”的窘境。

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冬，一开年，朝廷的财政部门就向武帝提出了一项重大的货币改革建议。他们说：“县官用度太空，而富商大贾冶铸、煮盐，财或累万金，不佐国家之急。请更钱造币以赡用，而摧浮**并兼之徒。”（《资治通鉴·汉纪十一》）

大意为：政府经费匮乏，而社会上的富商大贾通过冶炼铜铁矿、私铸货币和生产食盐，身家累计达黄金万斤，却从不帮助解决国家的困难；所以建议制造新的货币，以供政府开支；同时打击那些贪得无厌、投机倒把的奸商。

有关部门这个“更钱造币”的建议，用现代经济学术语表达，就叫“量化宽松”；要是用老百姓的话讲，就是“印钞票”。

古代的货币，通常都以金属铸造：最上等是黄金，次一等是白银，第三等是铜。在当时，社会上的一般通用货币即为铜钱。自汉文帝到武帝元狩年间，六十多年来，社会上流通的铜钱一直是“四铢钱”，又称“汉半两”。汉朝初年允许民间私铸货币，但普通老百姓肯定享受不到这种政策红利，受益最大的群体其实是权贵和富豪。因为他们拥有铜山，而且具备开采、冶炼的资本和技术，也能雇用大量劳动力，所以民间的私铸货币基本出自他们之手。上文有关部门抨击的主要对象之一，就是这个群体。

民间拥有铸币权，对国家的经济秩序固然会产生负面影响；但如果这些私营造币企业能够按照规范生产，倒也不至于造成太大破坏。可问题在于，人的贪欲是无止境的，权贵和资本家尤甚。他们并不满足于私铸货币的利润，还挖空心思在铜钱的分量上做文章，把钱越铸越薄——于是导致货币泛滥，其恶果便是“钱益多而轻，物益少而贵”（《史记·平准书》），即货币贬值，物价飞涨。

利用这次货币改革的机会，朝廷势必要对这一现象进行严厉打击。

武帝刘彻很快下令，在全国范围内禁止并销毁所有“四铢钱”，代之以政府统一铸造发行的“三铢钱”；同时，朝廷收回铸币权，严禁民间私铸任何种类的货币，违者一律处以死刑。

不久，有关部门发现“三铢钱”太轻，更容易被不法分子盗铸；于是建议改铸“五铢钱”。

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武帝刘彻下令罢废“三铢钱”，正式发行“五铢钱”。

此后，“五铢钱”因其形制规整、铸造精良而被沿用了七百多年，直到唐代才被废止，成为中国历史上铸造和发行数量最大、使用时间最长的铜质货币。

然而，铜钱只是一般通用货币，面额太小；汉帝国要想有效解决政府的财政危机，势必发行大面额货币。原本的大额货币一直是黄金。可黄金本身的价值太过高昂，根本不适合拿来搞“量化宽松”；更何况，朝廷储备的黄金早就赏赐给那些作战有功的将领了，还能拿什么来充当大面额货币呢？

办法都是人想出来的。生财有道的武帝君臣稍微动了下脑筋，就找到了一种可以用来批量制造大面额货币的原材料。

这种原材料就是鹿皮。

上林苑中白鹿成群，鹿皮多的是，可以就地取材；而且只要大量豢养白鹿，某种程度上还能做到“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于是，“白鹿币”就此诞生。白鹿币呈方形，边长各一尺，四边绣上五彩花纹，也称“皮币”。世界上最早的纸币是宋代的“交子”；但汉武帝君臣发明的这种皮币，则可以视为纸币的先驱和滥觞。

朝廷规定，每张皮币价值四十万钱，绝对属于“超大面额”货币。有关部门只要找几个人，杀一群鹿，几天时间就能搞出一大批皮币，国库凭空便能多出一笔巨额财富；而且还可以源源不断地生产，其效率并不亚于现代的印钞机。

但问题在于，这么大的“流动性”，该如何注入市场呢？

很简单，卖给有钱人。

哪些有钱人？

帝国的王侯，以及众多的皇亲国戚——简言之，就是富得流油的权贵们。

朝廷规定，每逢这些权贵到长安朝觐、参加大典、进献贡品之际，必须事先花四十万钱购买一张皮币，才有资格参与上述活动。如此一来，皮币就能通过这些权贵之手，渐渐流通到市场上去，而无数的铜钱则哗啦啦流进了国库。

除了白鹿币，此次货币改革，朝廷还推出了一套“白金币”。古代称白银为“白金”，所以白金币的主体材料就是白银。当然不是纯银，而是掺杂了一定数量的锡。准确地说，“白金币”就是一种合金硬币。当时，皇家事务管理机构“少府”（相当于刘彻自己的小金库）之中，存有大量银和锡，足以批量制造“白金币”。

“白金币”有三种面额：最大的呈圆形，上面铸造龙的图案，价值三千钱；其次呈方形，图案为马，价值五百钱；最小的呈椭圆形，图案为龟，价值三百钱。

就这样，从超大面额的“白鹿币”，到大面额及中等面额的“白金币”，再到小面额的“五铢钱”，一整套崭新的货币体系就建立起来了。

朝廷收回铸币权并发行新货币，必然触动无数既得利益者的奶酪。

尽管朝廷三令五申，严禁民间私铸各种类型的货币，可依然有无数的商人与政府官员内外勾结，冒着杀头的危险拼命盗铸货币。《史记·平准书》就说：“吏民之盗铸‘白金’者不可胜数。”《资治通鉴》也称：“民多盗铸钱（‘五铢钱’），楚地尤甚。”

一切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引用的邓宁格的那段名言一样：“资本家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大胆起来……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百分之一百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死的危险。”

新货币发行后，一开始还只是掌握权力的官员和握有资本的商人联手盗铸；可很快，无数民众也都卷了进来，“天下大抵无虑皆铸金钱矣”（《史记·平准书》），即天下人大都毫无顾虑地私铸金钱。“犯者众，吏不能尽诛取”——参与犯罪的人实在太多了，以致官府杀也杀不完，抓也抓不完。

一件法律禁止的事，如果只有少部分人干，那是一般犯罪活动；倘若无数人都参与了，那就上升到危及社会稳定的政治高度了。对此，武帝刘彻也很无奈，只能一边按照法令，该抓的抓，该杀的杀；一边又不得不频频发布赦免令，把那些有自首情节或罪行不太严重的人都放了。

当时到底有多少人被赦、多少人被杀，司马迁在《史记·平准书》中给出了三组数据：新货币发行后的五年时间内，因自首而赦免的就有“百余万人”；因情节较轻而赦免的“吏民”，也有“数十万人”；至于没有遇到赦免而被杀的，则“不可胜计”。

朝廷的货币改革政策，除了在民间引发严重犯罪，在朝廷内部也遭遇了不小的阻力。反对派的代表人物，便是当时的大农令——“财政部长”颜异。

这位大农令，据说素有清廉、正直之名，本来武帝刘彻还比较赏识他，可“白鹿币”刚一推出，颜异便提出了反对意见。如果他是站在财政或民生的角度，指出大面额货币的弊端，比如引发通货膨胀之类，那么他的意见还算有建设性。遗憾的是，颜异的反对理由跟他“财政部长”的身份很不相称，一点儿都不专业。他居然是站在权贵的立场发声，认为让王侯们花四十万钱买一张“白鹿币”，这件事不太合适。

武帝刘彻大为不悦。

但颜异毕竟是“财政部长”，他要是阻挠，朝廷的货币改革势必难以顺利进行。

这个时候，就该轮到张汤上场了。

几年前，丞相公孙弘病逝，御史大夫李蔡进位丞相，张汤进位御史大夫。李蔡上位后没什么政绩，慢慢沦为了挂名丞相；而一向深受武帝倚重的张汤，则成了实质上的丞相。“丞相取充位，天下事皆决于汤。”（《史记·酷吏列传》）此次推行货币改革，张汤自然是深度参与，现在有人阻挠，他肯定要把障碍排除掉。

张汤跟颜异一直以来就有矛盾，这回又有公事上的理由，他当然不会放过颜异。

不过，饶是张汤“办人无数”，这个颜异还是让他有些头疼。因为此人为官清廉，居然查不到任何污点。要是换成别人来办理此案，可能就知难而退了；但张汤之所以是张汤，就在于世上没有他办不下来的案子。

有污点，直接办他；没有污点，制造污点也要办他。

很快，在张汤的授意下，就有人站出来指控颜异了。事情源于一次聚会。某位客人批评朝廷某项法令不太妥当，颜异没有作声，只微微动了一下嘴唇。张汤就死死抓住这个微表情，上奏称：“当异九卿见令不便，不入言而腹诽，论死。”（《史记·平准书》）

颜异身为九卿，觉得朝廷法令不太妥当，却不进言而在肚子里诽谤，论罪当死。

于是，颜异就这样掉了脑袋。

由此可见，在官场上混，不仅要谨言慎行，还要具备超强的微表情控制力——否则就可能像颜异一样，死都不知道是怎么死的。

在中国历史上，颜异可能是第一个因“腹诽”罪名而死的，但绝非最后一个。因为有了这个经典判例，后来的酷吏简单“抄作业”就行了，动辄便能以“思想犯罪”为由大搞政治迫害，随意置人于死地。

颜异之死，对武帝一朝的政坛风气产生了非常坏的影响。司马迁就说：“自是之后，有腹诽之法，而公卿大夫多谄谀取容矣。”（《史记·平准书》）

既然连“腹诽”都能入罪，那满朝文武为了自保，当然都不愿说真话了，只有阿谀谄媚才是最好的生存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