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面上，刘安似乎躲过了一劫；但武帝削夺他两个县的封地，其实已经带有强烈的警告意味。假如刘安有自知之明的话，这时候就应该赶紧上表称谢，并积极响应“推恩令”，主动把淮南分解掉，逐一分封给子孙——那武帝刘彻肯定不会再找他麻烦，而他的结局也一定不会那么惨。

遗憾的是，熟读道家经典的刘安，终究还是没能领悟老子的处世智慧。

封地被削，令他深感恼恨，说：“吾行仁义见削，甚耻之。”（《史记·淮南衡山列传》）

我施行仁义却被削地，这太耻辱了！

于是，刘安便又重新捡起了他的造反大计，日夜与心腹门客伍被、左吴等人密谋，围着地图比比画画，部署军队进攻的方向。他还说了一番“造反有理”的话：“今上未立太子，一旦驾崩，大臣们一定会迎立胶东王（刘寄，武帝异母弟），要不就是常山王（刘舜，武帝异母弟）。到时候诸侯并争，我岂能毫无准备？！况且，我是高祖之孙，常行仁义；陛下待我还算不错，等他百年后，我难道要面北向竖子（指刘寄、刘舜）称臣吗？”

这番话其实并无新意，不过是当初田蚡那番话的翻版，逻辑漏洞很大。暂且不说武帝比他年轻了几十岁，一般情况下不会死在他前面——就算被他言中，武帝不幸早亡，朝廷真的要立他看不上的诸侯王，到时候再联络其他诸侯起兵也不迟，何苦在武帝刘彻正当盛年之际蠢蠢欲动，自己往刀口上撞呢？

刘安的心腹伍被在地图前比画了几天，可能越比画越觉得胜算渺茫，便劝谏他说：“皇上赦免了大王，大王为何还说这种亡国之言呢？臣听说，从前伍子胥（据说是伍被先人）劝谏吴王，吴王不听，伍子胥悲叹道：‘臣已经看到麋鹿游**在姑苏台上了。’今日，臣也看见了，王宫遍生荆棘，露水沾湿臣衣啊！”

刘安闻言，勃然大怒。这不是在诅咒他国破人亡吗？！

他旋即抓了伍被的父母，囚禁了三个月，然后才召见伍被，问：“将军是否同意寡人的计划？”

伍被不为所动，还是坚持为刘安分析了此时的天下大势，希望他能悬崖勒马。

伍被说：“昔日秦朝无道，奢侈暴虐，天下百姓十家中有六七家希望大乱。高皇帝（刘邦）遂揭竿而起，终成大汉天子——这是看准了时势，趁着秦朝的大乱和崩溃才得以成功。而今，大王是只见高皇帝得天下之易，却看不见七国之乱中的吴、楚吗？吴王刘濞坐拥四郡之地，国富民强，计划周密，谋略得当；而后起兵向西，却在梁国一战而溃，最终国**死，为什么？因为他逆天而行，昧于时势啊！如今大王之兵，还不到吴、楚联军的十分之一，而天下之稳固安宁，可谓万倍于七国之乱时。大王若不听从我的规劝，势将抛弃千乘之君的宝座，自己走上绝路，会先于群臣死于王宫之中！”

说完，伍被悲从中来，涕泣而去。

事实上，刘安如果真的想造反，绝不会因为伍被一个人的阻挠而中止。他之所以犹豫了这么多年仍未发动，归根结底，还是因为有“贼心”而无“贼胆”。

我们说过，夜一长梦就多，刘安如此犹犹豫豫、反反复复，终于又拖出问题来了。

上回是“王二代”刘迁坑爹，这回则是“王三代”——刘安的孙子刘建，成心要“坑爷”。

刘建的父亲叫刘不害，是刘安的庶子，年纪比刘迁大；但因为是庶出，所以不仅当不上王太子，而且在家族中很没地位，根本没被刘安、王后、刘迁放在眼里。刘建作为庶出的孙子，自然更不招人待见。

为此，刘建一直愤愤不平。朝廷的“推恩令”颁布后，刘建终于看到了一丝希望，可刘安压根儿没理这茬，于是刘建的希望又破灭了。

最后，刘建决定自己动手，改变命运。他暗中办了不少刘迁的黑材料，打算一状告到朝廷，扳倒刘迁，让自己的父亲取而代之。可是，人家刘迁也不是吃素的，察觉了他的异动，就把他关进黑牢狠狠收拾了一顿。刘建不死心，出来后又搞事，结果又被修理。如此反复多次，双方的梁子越结越深，简直就是不共戴天了。

雷被的案子爆发后，刘建探知刘迁企图刺杀朝廷中尉殷宏，便抓住这一要害，于元朔六年托人把诉状递到了武帝刘彻手上。

武帝一看，呵呵，这刘安的儿孙没一个是省油的灯啊！

老样子，他把案子又交给了张汤。张汤旋即征召刘建入京，准备详细讯问。

随着朝廷再次立案，危险再度来临。刘安又慌了，连忙又召伍被前来，重新讨论他那迁延多年又反复搁置的造反大计。

伍被还是坚持认为，眼下是治世，起兵造反是找死。刘安不服，硬是给自己找了一堆可能成功的理由——其实都很牵强，根本不值一驳。到最后，伍被可能是被缠得没办法了，也可能是担心被关押的父母有个闪失，只好帮刘安想了个计策，说“当今诸侯无异心，百姓无怨气”，这种情况下起兵，肯定没人响应，所以必须用计，制造混乱。

伍被的计策是双管齐下：首先，从朔方郡的移民政策入手。朔方地广人稀，这些年朝廷一直在迁移人口，但还不够，所以伍被建议，伪造两份丞相和御史大夫的奏疏，建议把天下郡国豪杰及家产五十万以上者，全部迁徙到朔方，如此一来，必将激起民怨。

其次，从朝廷与诸侯王的矛盾入手。办法是伪造皇帝诏书和廷尉公函，下令逮捕各诸侯王、太子及其党羽。如此，天下诸侯必然恐惧，到时候再派谋士前往各国，游说诸侯王一同起兵。

伍被最后说，若能按此计行事，侥幸的话，应该会有一成胜算。

不得不说，伍被此计十分阴狠——如果刘安依计而行，虽然成功的可能性还是很小，但肯定会给朝廷制造相当大的麻烦，也足以让天下乱一阵子。

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刘安居然拒绝了。他说：“这个计划也能办到；不过，我还是觉得不必这么麻烦。”

人可以自信，但不能愚蠢。对自己和客观形势都能做出正确的评估，可以自信；高估自己的能力，又低估客观的困难，就是愚蠢。

刘安就是后者。

不用伍被之计，刘安自己有什么高明的谋略吗？

很可惜，并没有。当他终于开始启动空想了十六年多的造反大计时，入手的第一件事，既不是类似伍被的计谋，也不是秣马厉兵，而是忙着制造皇帝玉玺，以及丞相、御史大夫、将军、郡守、军吏、都尉等大小官员的印信。

未发一兵一卒，就忙着搞这些没有实际意义的事情——可见在造反这件事上，刘安不仅是一个重度拖延症患者，而且智商基本不在线。

接下来，刘安倒是想了一个计谋，准备派人佯装犯罪，然后逃亡长安，投奔卫青麾下——等自己一起兵，就立刻里应外合刺杀卫青。

因为刘安十分忌惮卫青的军事能力，所以认为必须除掉卫青，大事方有可为。这个逻辑固然没错，但他这个计策可谓漏洞百出。

如今朝廷与淮南国的矛盾已经完全公开化了，你派去的所谓“逃亡者”，朝廷不会进行甄别吗？就算不甄别，你想投奔卫青，人家就会收留吗？就算收留，这个刺客有多少机会接近卫青？就算能接近，卫青身为大将军，左右侍卫肯定都是高手，刺客能有几分胜算？

总之，这根本就是一个看上去很美，成功率却几乎为零的计策。

可即便是这么一个不靠谱的计划，也仍然只是停留在空想阶段，还没来得及实施就胎死腹中了。

要造反，起兵是最基本的一步，可刘安连这第一步都很难迈出去。因为眼下，淮南国的国相、内史、中尉等一大批二千石官员，都是朝廷任命的——不把他们通通干掉，如何顺利起兵？

为此，刘安就计划先杀掉国相等人，然后谎称南越入侵，以此借口起兵。

而就在这时，长安又传来情报，说因为刘建告发的事，张汤已经派手下的廷尉监来逮捕刘迁了。刘安和刘迁一商量，觉得这回无论如何不能再拖，于是就召集国相及所有二千石官员前来开会——准备把他们一锅端了，然后正式起兵。

然而，形势发展到这一步，刘安父子的谋反之心已经昭然若揭——所以，接到会议通知后，只有国相一人前来，其他官员如内史、中尉等，一个都没到。

刘安一看，这光杀国相一人也没用啊，照样没办法起兵，只好把国相放了。然后，他的造反大计就又一次搁浅了。

行文至此，我们已经数不清刘安的计划究竟搁浅了多少次。总之，连太史公写到这里，也只能重复使用“王犹豫，计未决”这种说法。

拖延症害人不浅，重度拖延症更是害死人。

刘迁一看，这回躲不掉了，起兵也起不成了，只好拔剑自刎——可估计有点儿怕疼，下不去狠手，只擦破点儿皮，愣是没死成。

连自杀都掉链子的人，真不知道他还能干点儿啥。

整件事情演变到这里，几乎可以说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闹剧——刘安造反的“雷声”响了十七年，到头来却一滴雨都没落下。

用太史公的话说，这就叫“为天下笑”（《史记·淮南衡山列传》）。

此时，张汤手下的廷尉监已到达淮南。伍被见大势已去，只好去向廷尉监自首，把整桩谋反案的始末一五一十全交代了。廷尉监立刻逮捕了太子刘迁、淮南王后，并派兵包围了淮南王宫；同时，在整个淮南境内展开大搜捕，将参与谋反的刘安门客悉数捉拿归案，并缴获了大量谋反的证据。

廷尉监无权逮捕诸侯王，只能一边将刘安软禁在王宫中，一边将案情上报。武帝刘彻依例派出宗正（专门负责皇族事务的官员）前往淮南，欲将刘安抓到京师问罪。

元狩元年十一月，独困于王宫之中、彻底成为孤家寡人的刘安，终于万念俱灰，趁着朝廷宗正还没到，自杀了。

随后，在武帝刘彻的授意下，由丞相公孙弘和廷尉张汤主导，朝廷开始穷追猛打、大肆株连，对所有涉案人员及稍有牵连者展开了一场大规模清洗。

首先，淮南王后、太子刘迁被斩首，所有参与谋反的门客全部族诛。其中，武帝念及伍被曾多次劝谏刘安，打算赦免伍被，张汤却强烈反对，说：“伍被是为刘安出谋划策的首要之人，罪无可赦。”伍被旋即被诛杀。

接下来，就轮到朝中所有被刘陵拉下水或曾与刘安有过交往的达官显贵了。其中，太中大夫严助被控与刘安结交，私议朝政，收受巨额贿赂。武帝认为他的罪行并不严重，有意饶他一命，可张汤却再度反对，说：“严助出入禁中，是陛下的心腹之臣，却私下与诸侯如此深交，若不诛杀，日后便难以治理了。”于是，严助也被斩首弃市。

最后，也是此案最大的余波，就是勾连出了另一起大案——衡山王谋反案。

衡山王刘赐是刘安的胞弟，按当时的连坐之法，即使他是清白的，也必须问罪。所以，当刘安谋反案刚爆发时，有司就向武帝奏报，要逮捕刘赐。武帝表态说：“诸侯各自都以自己的封国为根本，不应连坐。此事就交由丞相、列侯和诸位大臣一起商议吧。”

刘赐看似躲过了一劫，然而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

武帝刘彻如此表态，无非是想看衡山王作何反应。如果他够聪明，此时就该立刻执行朝廷的“推恩令”，那可能真的啥事也没有了。

只可惜，不知刘赐是执迷不悟还是心存侥幸，总之，就是没有采取任何免祸的动作。

这就不能怪武帝刘彻没给他机会了。

而且，更要命的是，正如燕王、齐王等人一样，衡山王刘赐的家里面也是一堆破事儿。举凡烂俗古装剧中的那些不入流情节，在刘赐的王宫中几乎都上演了，如父子不睦，兄弟阋墙，老爷子厚此薄彼、儿子们争权夺利；王后与姬妾们争风吃醋，姬妾施行巫蛊害死王后，“小三”上位；还有儿子与父亲侍女私通，女儿与奴仆、门客私通，太子对后母性骚扰；等等，总之就是一片乌烟瘴气。

此外，据司马迁记载，衡山王刘赐确实也有不少谋反的迹象。

比如，早在元光六年，刘赐便因侵夺民田之事，被朝廷有关部门奏请逮捕；武帝刘彻虽然没同意，却以此为由，将衡山国二百石以上官员的任命权收回了朝廷。这种釜底抽薪之举，是武帝对付诸侯的一贯招数，目的就是把诸侯置于朝廷的掌控之中。对此，刘赐极为愤恨，便与门客张广昌等人开始谋划，“求能为兵法侯星气者”，即暗中招揽精通兵法和占星望气之人，然后日夜“密谋反事”（《史记·淮南衡山列传》）。

刘赐和刘安既然是一母同胞，大哥刘安蓄谋造反，刘赐自然知情。于是便有样学样，也命次子刘孝及其门客陈喜等人制作攻城器械、武器装备，又偷刻天子玉玺、百官印信——反正一应手法都跟刘安如出一辙。

元朔六年，大致与“王三代”刘建状告“王二代”刘迁同时，衡山王刘赐这边也上演了类似的戏码。事情源于刘赐不喜欢太子刘爽，想废黜他，另立次子刘孝。刘爽得知后，索性一状告到朝廷，指控刘孝暗中制造兵器，并与父王刘赐的侍女私通等。

刘赐大怒，也反告刘爽，骂他不孝，还勾引后母。父子兄弟就此反目成仇，斗成了一团。

这帮人自己窝里斗，自然就便宜了朝廷。

当时间来到元狩元年冬，刘安自杀后，武帝没有立刻对刘赐采取连坐之法，就是要给他最后的机会。可刘赐还是错过了这个宝贵的时间窗口。

接下来，朝廷有关部门就动手了，抓获了刘孝的门客陈喜。刘孝惊惶无措，旋即自首，于是所有谋反情节大白于天下。案子又被交到廷尉张汤手上。张汤与公卿一致认为，应该逮捕刘赐治罪。刘赐闻讯，只好步大哥刘安之后尘，拔剑自刎，一死了之。

老爷子死后，这窝里斗的一大家子，没一个有好下场。

王后被控以巫蛊之术害死了前王后，太子刘爽被控不孝，两人皆被斩首弃市。次子刘孝虽有自首情节，但覆巢之下无完卵，也被控与父王侍女私通，照样被砍了脑袋。

最后也是老样子，朝廷大肆株连，凡与衡山王谋反案有丝毫瓜葛者，全部族诛。

尘埃落定后，淮南国与衡山国被双双废除，分别改为朝廷直接管辖的九江郡与衡山郡。

元狩元年的这两起大案，令许许多多有权有势的家族一夜之间被满门抄斩——不论是真的有罪还是被株连，也不论男女老幼，都在这个肃杀的冬天失去了生命。

据司马光记载：“凡淮南、衡山二狱，所连引列侯、二千石、豪杰等，死者数万人。”（《资治通鉴·汉纪十一》）

株连多达数万人，其中绝大多数肯定是无辜的。

这就是政治。你可以不关心它，但它随时随地可以来“关心”你。

在它面前，人如草木，亦如蝼蚁。当它轻轻一抬手就把你碾为齑粉时，你没有面目，没有姓名，甚至连一个准确的数字都不是。就如在这个冬天死去的绝大多数人，他们只配挤在一起，在史籍中共同组成“数万人”这三个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