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冬，刚一开年（此时仍用秦历，以十月为岁首），汉朝就爆发了一起政治大案——向来以清静无为、善待百姓著称的淮南王刘安，居然被控谋反，畏罪自杀了。

此案一时间震惊朝野。

据司马迁记载，淮南王刘安看上去很不像是一个会谋反的人。《史记·淮南衡山列传》称，刘安为人“好读书鼓琴，不喜弋猎狗马驰骋，亦欲以行阴德拊循百姓，流誉天下”。大意就是，刘安喜好读书弹琴，不喜欢飞鹰走马、四处打猎；常想暗暗做好事以安养百姓，从而传播美名于天下。

太史公给出的这幅刘安的“人物素描”，明显就是一个温文尔雅的谦谦君子。此外，综合各种史料来看，刘安信奉的是“无为而治”的黄老之学，热衷于学术研究，曾广召门客编纂了一部哲学著作，取名《淮南鸿烈》（又名《淮南子》）。该书在继承先秦道家思想的基础上，糅合了诸子百家的精华，是后世研究秦汉文化的重要典籍，被后人称为“汉人著述中第一流也”（梁启超语）。

值得一提的是，刘安也是豆腐的发明人，拜他所赐，后世中国人才能品尝到很多与豆腐相关的美食。此外，他还做过一项“无动力飞行”的科学实验：将鸡蛋去汁，以艾草燃烧的热气使蛋壳浮升。因此有观点称，刘安可能是世界上最早尝试“热气球”升空的实践者。

这样一个人，跟那些不学无术、道德败坏、通奸**、滥杀无辜的诸侯王比起来，简直相去不啻霄壤。可他为何会谋反呢？

一切都要从上一代人的恩怨说起。

刘安的父亲刘长，是高祖刘邦的少子，据说力能扛鼎，为人骄纵跋扈。文帝年间，刘长与匈奴、闽越串谋造反，事情败露，被废黜流放，途中绝食而死。数年后，刘安作为刘长的长子，承袭了淮南王的爵位。

司马迁称，对于其父之死，刘安“时时怨望”——一直怀恨在心，所以从很早的时候，就有了谋反之意，只是苦于没有机会——“时欲畔逆，未有因也”（《史记·淮南衡山列传》）。

前文说过，早在建元二年，刘安因事入朝，就曾与武安侯田蚡暗通款曲，田蚡还说了一通大逆不道的话，声称刘安最有资格当皇帝云云。刘安窃喜，以重金贿赂田蚡，意欲引为奥援。回淮南后，刘安便开始“阴结宾客”“为畔逆事”了。

关于此事，《史记》等多种史料均有记载。如果属实的话，那么可以确定，刘安最迟在案发的十七年前就着手准备造反了。

然而这一准备，就是经年累月，漫漫无期。

建元六年某一天，夜空中出现了一颗彗星，刘安甚觉怪异。手下有个会占星的门客，便怂恿他说：“当年吴王刘濞起兵之际，天上也曾出现彗星，不过彗尾仅长数尺，却已经导致流血千里。如今，这颗彗星的尾巴长达整个天空，表明天下将兵戈大起。”

刘安觉得这是天意让自己起兵，于是加紧了筹备工作。他一边打造攻城器械和武器装备，一边花重金贿赂各地郡守和诸侯王，企图广结盟友；同时四处延揽天下的游侠和谋士，建立自己的人才队伍。

在江湖上游**的这些人，其中固然不乏有才之士，但也有很多蹭吃蹭喝的骗子和唯恐天下不乱的野心家——骗子只会花式谄媚，目的就是从刘安这里多捞点儿赏钱；野心家则不顾客观形势极力撺掇他造反，目的就是火中取栗，利用乱世博取个人富贵。

被这帮人簇拥的刘安，自我感觉良好，于是就踏上了造反的不归路。

造反是个复杂的技术活，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就是情报工作。

刘安的女儿刘陵，便是这项工作的负责人。这位淮南翁主，据说脑子聪明，口才绝佳，八面玲珑，长袖善舞，天生就是搞谍报工作的料。刘安有的是钱，便让刘陵常驻京师，混迹于长安的上流社交圈，用银弹攻势加上美人计，拉拢、策反朝中的文武大臣，刺探各种机密情报。

从刘安事败后牵连的高层人物来看，当时有不少达官显贵都被刘陵拉下水了。比如多次追随卫青北伐匈奴立功的将领、岸头侯张次公，就拜倒在了刘陵的石榴裙下，事后被废爵、诛杀；再比如武帝身边的内朝官、太中大夫严助，也是着了刘陵的道儿，后来也被斩首弃市了。

可见，刘陵当时做了不少“卓有成效”的工作，算得上是称职的卧底。

情报工作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外刺探，另一方面是对内防谍。刘安就觉得，自己内部有个人比较危险。

这个人就是他的儿媳妇、淮南国的太子妃。

说起这个太子妃，其实也是我们的老熟人了，她就是皇太后王娡的外孙女金娥，当初要嫁给齐王没嫁成，后来就嫁给了刘安的儿子刘迁。虽说从齐王妃变成太子妃，身份降格了，但只要熬一些年头，等刘安百年后，刘迁袭爵，金娥也能成为淮南王妃。

可是，这个金娥运气太差了，跳到哪儿都是坑，齐王妃没当成，淮南王妃当然也泡了汤。

自从准备造反以来，刘安始终担心被金娥发觉。万一她把情报泄露给朝廷，那就全完了。于是，刘安便跟儿子刘迁商议了一个计策，打算把她弄走。这爷儿俩的办法有点儿不太地道，就是让刘迁假装不爱金娥了，整整三个月不与她同房。就在金娥倍感空虚寂寞的时候，刘安又佯装对儿子此举非常生气，强行把刘迁和金娥锁在卧室里，不让他出来。整整三个月，刘迁还是不肯跟金娥行房。

人家好歹也是皇太后的外孙女，岂能受得了这等羞辱？心灰意懒的金娥遂主动提出跟刘迁离婚。刘安一看计谋得逞，便假惺惺地给天子刘彻上了道奏表，连声谢罪，最后就把人给送回长安去了。

清除了内部隐患后，按理说就该紧锣密鼓地开干了吧？

并没有。因为刘安是个典型的“拖延症患者”，而且还是重度的。他的造反准备工作，似乎永远没有完成之日。

时间转眼就来到了元朔五年。屈指一算，从刘安着手准备到现在，已经十五年过去了。当初大秦帝国从一统天下到分崩离析，也才用了十四年；高祖刘邦从起兵到开创大汉天下，也不过才短短七年。可淮南王刘安的造反大业，花了十五年还停留在筹备阶段。

有道是夜长梦多，这事情拖着拖着，就横生枝节，拖出问题来了。

问题出在王太子刘迁身上。元朔五年，这家伙忽然喜欢上了剑术，学了一段时间后，自认为功夫已经到家，身边再也没有对手。当时，淮南国有个叫雷被的人，官居郎中，据说剑术也很了得，刘迁不服，就想跟他比试比试。雷被一再辞让，可最终还是拗不过，只好硬着头皮跟刘迁过招。

结果不难预料，刘迁学艺不精，没几个回合，就被雷被误伤了。刘迁恼羞成怒，而雷被自然是大为惶恐。当时，朝廷正在招募自愿出征匈奴的勇士，雷被为了避祸，便赶紧报名。刘迁则是去刘安那儿告了雷被的状——估计没说实情，而是随便找了个什么理由栽赃陷害。刘安也没调查，一下就罢免了雷被的官职。

雷被担心罢官只是开始，接下来刘迁很可能还会报复——到时候恐怕性命难保。万般无奈下，雷被只好三十六计走为上，一口气逃到长安，向武帝刘彻“上书自明”。

正如刘迁告状不太可能说实情一样，雷被向天子告状肯定也会添油加醋一番。其中最关键的，便是拿“征讨匈奴”一事做文章。雷被很可能会先慷慨激昂地表述自己抗击匈奴的志向，然后指控刘迁阻挠、陷害他，破坏朝廷的大政方针。

其实，如果武帝刘彻倾向刘安父子的话，雷被的这一指控也只能是“挠痒痒”，伤不到刘迁半根毫毛。问题在于——武帝不可能倾向刘安父子。原因很简单，自从“推恩令”颁布后，作为天下势力最大的诸侯之一，淮南王刘安根本没有任何反应——武帝对此当然极为不满。所以，武帝迟早是要收拾刘安的，只是一直在等一个合适的借口而已。

如今，雷被把借口送上门了，武帝刘彻岂能放过？

他随即下诏，命廷尉张汤与河南郡守一同审理此案。

武帝命张汤出马，一切便尽在不言中了。倘若真的只是刘迁与雷被之间鸡毛蒜皮的小纠纷，恐怕连立案的条件都不具备，何须武帝亲自下诏来处理此事？又何须动用大名鼎鼎的酷吏张汤？

可见，武帝此举纯属“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其剑锋所指，正是淮南王刘安！

很快，廷尉张汤跟河南郡守就拿出了判决结果——逮捕刘迁。

刘安不是傻子，知道武帝想借机拿他开刀，当然不可能把儿子交出去。据司马迁记载，此时的刘安终于下决心要“发兵反”了——可这位老爷子是“重度拖延症患者”，所以又“计犹豫，十余日未定”（《史记·淮南衡山列传》）。

其实何止是“十余日”，接下来我们就将看到，他这一犹豫，又是一年多。

刘安迟迟不肯交出儿子，其实正中武帝下怀。非如此，怎么把事情搞大？

于是武帝再下诏书，命淮南国就地审讯刘迁。这道诏书发下来，负责落实的人就是由朝廷任命的淮南国相了。可淮南毕竟是刘安的地盘，有刘安护着儿子，国相有心无力——抓不到人，只能上疏弹劾刘安。刘安也不示弱，同样上疏状告国相。

事情越闹越大，武帝刘彻顺水推舟，把案子又扔给了张汤。

刘安意识到不妙，赶紧启动刘陵在长安的情报系统，打探朝廷公卿对此案的态度。其实刘安这么做纯属多此一举——因为不管这些贵人平时拿了他多少好处，事到如今，谁都看得出天子想干什么，所以没有谁会傻到站在他这一边。

刘陵很快就把情报反馈回来了：果然，公卿们一致认为，淮南王刘安包庇刘迁，怙恶不悛，应将其逮捕，送至京师问罪。

刘安大为震恐。这时，刘陵又传回情报，说天子否决了公卿们的提议，只派中尉殷宏前来淮南审理此案。

听说朝廷要派人来，刘迁就对刘安说，到时候中尉要是敢动手抓人，就把他杀了，然后咱们起兵。

不久，中尉殷宏来到淮南，面对刘安始终和颜悦色，然后也谈不上什么审案，只过问了一下刘安罢免雷被的事，问完就回京了——纯属敷衍了事走过场。刘安见状，觉得暂时应该没事，至少目前是安全的，便又不去想造反的事了。

负责唱红脸的殷宏回朝复命后，负责唱白脸的张汤便又拉上了多位公卿，联名奏称：“淮南王刘安阻挠雷被参军抗击匈奴，破坏天子明确下达的诏令，应当斩首弃市。”

红脸、白脸都唱完后，天子就出来当和事佬了，下诏驳回了张汤等人的提议。

张汤等人又奏，请求废黜刘安淮南王的爵位。

天子二度驳回。

张汤等人再奏，请求削夺刘安五个县的封地。

天子三度驳回，不过为了表示惩戒，还是削夺了两个县。

武帝刘彻这么做，当然不是想放过刘安，而是要达到两个目的：第一，欲擒故纵，麻痹刘安；第二，示天下以宽仁，为日后彻底铲除刘安进行道义上的铺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