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孙弘的圆熟与老到,在性情相近的人看来,或许是一种优点;可在性格截然相反的人看来,却很可能是一种令人难以忍受的虚伪和惺惺作态。
比如说,公孙弘贵为三公之一后,为了表现自己的清廉和节俭,家里盖的被子仍然是普通的粗布,一日三餐也很少吃肉,总之就是完全与“锦衣玉食”相反。朝中有位大臣十分看不惯这种作秀,就非常不客气地对武帝说:“公孙弘位在三公,俸禄甚多,却故意盖粗布被子、不吃肉,这分明是沽名钓誉。”
这个丝毫不给同僚留情面的人,就是武帝一朝的著名直臣——汲黯。
汲黯,东郡濮阳(今河南省濮阳市)人,出身于官宦之家,年轻时凭父荫入仕,景帝时任太子洗马,也就是武帝刘彻的东宫旧臣。刘彻即位后,汲黯担任谒者。时值闽越入侵东越,武帝就命他前去调查情况。汲黯奉命出发,可刚走到吴县(今江苏省苏州市)就又折了回来。武帝问他何故返回。汲黯理直气壮道:“百越人动不动就打来打去,他们就这德行,一点儿也不稀奇,没有资格劳动天子使臣。”
武帝刘彻一听,不由啼笑皆非。
这件事放在任何人身上,都绝对不敢这么干。可汲黯就是如此大胆而另类,偏偏武帝还不会拿他怎么样。这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汲黯有东宫旧臣这层身份,同时武帝也很了解他的性格,所以才没跟他计较。
不久,河内郡(今河南省武陟县)某地失火,延烧民宅一千多家,武帝又命他去视察灾情。汲黯去了一趟,回来禀报说:“百姓家里失火,这事不足忧虑。但臣经过河南郡(今河南省洛阳市东)时,发现当地贫苦百姓因水旱灾害陷入绝境,一万多家都断粮了,导致父子相食。臣动用使臣符节,命当地官府开仓赈粮,救济灾民。现交还符节,请治臣矫诏之罪。”
这回不仅是不遵圣命,甚至还假传圣旨,性质更恶劣了。不过人家是舍小灾救大灾,属于“便宜行事”,理由十分正当,所以武帝刘彻非但没处罚他,反而还夸他做得对。
“上贤而释之。”(《史记·汲郑列传》)
刘彻称赞他贤明而不予追究。
虽然表面上不得不夸奖汲黯,但这家伙三番两次违背圣意,终究让领导不太爽。随后,武帝便以工作需要为由,让有关部门通知汲黯,准备外放他为荥阳县令。汲黯觉得这是在贬他的官,深以为耻,索性称病辞职,屁股一拍就走人了。
一看这家伙如此有个性,居然敢炒老板鱿鱼,有关部门赶紧上报。
刘彻顿时有些发蒙。本来只是想敲打一下,没想到人家那么决绝,二话不说就走人了。朝廷正是用人之际,所以刘彻很无奈,只好又把他请了回来,还给了“中大夫”这种非常清贵的内朝官职位,以示尊重。
汲黯这才心满意足地走马上任。
可是,刘彻很快就后悔了。因为把这个生性耿直的家伙放在身边,就如同放了只刺猬,他动不动就直言切谏,很伤领导的自尊。最后刘彻实在受不了,又把他外放了。这回当然不好让他当县令,而是让他去东海郡(今山东省郯城县)当太守。
西汉的太守是二千石官员,属于封疆大吏,上马治军、下马治民,堪比诸侯王,汲黯当然不会拒绝。
由于信奉黄老之学,所以到了东海任上,汲黯就搞起了无为而治。他任命了一批有才干的官员,然后充分授权,抓大放小,让手下去干。他身体不好,经常生病,大部分时间都躺在**,很少升堂问事。可就是看上去如此“懒政”的太守,仅仅一年多后,竟然把东海郡治理得井井有条,朝野上下都极力称道。
武帝一看,这家伙还行,就调他回朝,升任主爵都尉,位列九卿。
“刺猬”载誉而归,当然又有领导好受的了。
当时在位的丞相是田蚡,正不可一世,满朝文武见了他都得行跪拜之礼。唯独汲黯不买账,去见田蚡都只是一揖了事。田蚡知道这家伙不好惹,也就不敢拿他怎么着。
其实别说丞相,就算是武帝,汲黯也敢当众让他难堪。
当时正值武帝大力延揽贤良文学之士,有一天在朝会上,大领导一时兴起,说“我简单说两句”,然后说起来就没完了,从回顾过往到立足当下到展望未来,口若悬河,滔滔不绝。汲黯实在听不下去,便站出来说了一句:“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史记·汲郑列传》)
陛下内心充满私欲,表面却装出施行仁义的样子,怎么可能效法古代的清明政治?
正在慷慨激昂地画大饼的刘彻被这么一呛,差点没被噎死。
“上默然,怒,变色而罢朝。”(《史记·汲郑列传》)
太史公用极简的文笔,传神地描绘了当时的一幕——刘彻先是默然不语,然后怒火升腾,最后勃然作色,拂袖而去,当天的朝会就此不欢而散。
敢这么对皇帝说话的人,在武帝一朝可谓绝无仅有。就算是放在几千年中国历史上,恐怕也极其少见,也许只有唐太宗时期的魏徵勉强可以一比。
目睹此情此景,满朝公卿无不为汲黯捏了一把汗。估计不少人认为,这个说话从不过脑子的家伙这回一准死定了!
就算是同僚之间,说这种话也会把人往死里得罪,何况是天子?!
故事到此还没结束。据司马迁记载,刘彻回到内宫,忍不住对左右近臣吐槽说:“甚矣,汲黯之戆也!”(《史记·汲郑列传》)
戆(zhuàng),意为憨厚而刚直。翻成白话,大概就是:“太过分了,汲黯这家伙憨直得过头了!”
的确很过分,可武帝你能拿他怎么着?杀了他吗?要杀也简单,一句话的事。
可是,武帝刘彻偏偏就是下不了这个手,最后也只能生生把这口恶气咽下去。
为什么刘彻不杀汲黯?
除了上文说过的“东宫旧臣”这层因素外,最主要的,应该是出自刘彻的政治理性。他知道,像汲黯这样忠直、耿介的大臣,放眼整个朝廷,很可能就这么一个。如果连唯一一个敢说真话的人都容不下,那不仅显得刘彻没有胸怀和度量,而且要是杀了他,对社稷而言绝对是无可挽回的损失。
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武帝和汲黯才会形成这种奇妙的“相爱相杀”的君臣关系。
当天罢朝后,大臣们忍不住纷纷数落汲黯,都认为他说话太过分了。汲黯却不以为然,依旧理直气壮道:“天子设置三公九卿,要的是辅弼之臣;怎么可以阿谀谄媚、迎合上意,陷人主于不义之地?如今我身居此位,纵然爱惜生命,却不敢有辱朝廷!”
闻听此言,公卿们只好悻悻闭嘴。
没办法,这家伙虽然“嘴臭”,可说话确实有道理,你不服还不行。
汲黯多病,此次面折廷争后,他又病倒了。西汉律法规定,官员凡请假超过三个月者,即行免职。汲黯这回病得不轻,一下就超过了三个月。于是,武帝跟他的“相杀”戏码刚刚过去,就立刻转入“相爱”桥段了——为了不让汲黯被免职,武帝不断延长他的假期;延了好几次,最后汲黯终于要痊愈了,武帝刚松一口气,汲黯又让内朝官严助来帮他请假,说病情又加重了。
刘彻有些伤感,便问严助道:“你觉得汲黯是什么样的人?”
严助答:“若是让汲黯当一个普通官员,他的成绩不会超过别人。可如果让他辅佐少主,他会坚持立场和原则,绝非那种召之即来、挥之即去之人。就算有人自认为如孟贲、夏育(战国著名勇士)那样悍勇,也不能使其动摇。”
刘彻深以为然,说:“古有社稷之臣,至如黯,近之矣。”(《史记·汲郑列传》)
古代有所谓“社稷之臣”,汲黯这个人,差不多就是了。
要从皇帝口中得到这样的评价,可不是容易的事。纵观武帝一朝,也仅汲黯一人获此殊荣。由此可见,他在武帝刘彻心目中的地位,的确是常人莫及。
了解了汲黯的一贯性格和为人处世之道,就不难理解他为什么会骂公孙弘作秀了——连武帝他都敢公然抨击,何况区区一个公孙弘?
武帝刘彻觉得汲黯说得有道理,公孙弘贵为三公,的确不至于盖粗布被子、吃不起肉。于是,刘彻便直接问公孙弘,有没有这回事。
公孙弘闻言,非但不掩饰,反倒向武帝谢罪,然后用一种十分诚恳的口吻说:“的确有这回事。在如今的九卿之中,与臣友情最深的,莫过于汲黯了。他对臣的诘难,真的直接说中了臣最大的毛病。臣位居三公,却盖粗布被子,跟一个小吏差不多;诚如汲黯所言,的确有虚饰作伪、沽名钓誉之嫌。汲黯真是难得的忠臣,若不是他,陛下又如何能听到此等忠直之言啊!”
什么叫高人?
这就叫高人。
当别人要踩你的时候,你就把自己放低,一直低到尘埃里;然后对别人的所有批评虚心接受,照单全收。而且,对方在领导面前骂你骂得越狠,你就要在领导面前夸他夸得越凶。领导心中自有一杆秤,所以当你制造的这种反差越大,领导内心的天平越会倾向于你。
结果不言而喻,“天子以为谦让,愈益厚之”(《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
刘彻认为公孙弘谦让有德,对他越发赏识和倚重。
本来是对自己不利的局面,结果公孙弘一招以柔克刚、以退为进,反倒逢凶化吉、因祸得福。短短两年后,公孙弘就登上了人臣所能企及的权力最高峰——被武帝刘彻拜为丞相,并封为平津侯(公孙弘就此成为两汉历史上第一个封侯的丞相)。
公孙弘的这套处世哲学和为官之道,按理说本是老子的路数,却让身为儒者的他玩得挺溜;反观身为黄老信徒的汲黯,为人处世非但没有半点老聃哲学的影子,反倒颇有纯儒那种“从道不从君”、动辄秉公直言的风范。
由此可见,“为人”和“为学”,有时候真的是两码事。
汲黯这种眼里容不得沙子的性格,对皇帝和三公都可以不留情面,对其他大臣就更不用说了。
比如酷吏张汤,就是汲黯屡屡抨击的对象。
张汤自从“陈皇后巫蛊案”一炮而红后,深受武帝赏识,被委以重任,负责与另一个知名酷吏赵禹一起制定相关律法。据司马迁记载,张汤和赵禹此次“定诸律令”的主要精神,就是“务在深文”(《史记·酷吏列传》)。
此即成语“深文周纳”的出处。
所谓深文周纳,意为制定律法尽量严苛,使法网周密,易纳人入罪。于是,经张汤和赵禹之手出台的律令,基本上消除了任何弹性空间,使得司法官员丝毫没有依照情理适当伸缩的余地。这固然有助于遏制司法腐败,却同时也导致了严刑峻法。
张汤和赵禹还特意制定了一条“见知法”,即对知情不报者予以治罪——这就令官员之间不得不互相监视,都把别人当贼防着。如此当然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肃清官场风气,却也导致了人人自危、道路以目的恐怖氛围。
对此,司马光便评价说:“用法益刻自此始。”(《资治通鉴·汉纪十》)
武帝一朝用法苛酷,就是从这时候开始的。
张汤这么能干,想不升官都不可能。元朔三年末,他在太中大夫任上被武帝擢升为廷尉,一跃而位居九卿。
当然,张汤之所以得到武帝重用,不仅是凭业务能力,更是凭他的政治觉悟。
他很清楚,“尊儒崇儒”是武帝定下的大政方针,是当时最大的政治正确。因此,为了迎合上意,张汤便刻意逢迎当朝的一些大儒,如公孙弘、董仲舒等人,对他们极为恭敬。此外,只要是武帝关注的大案要案,张汤在断案时必定附会“古义”——用儒家的“微言大义”进行粉饰。为此,他还特地招了一批专门研究《尚书》《春秋》等儒家经典的博士弟子来当助手。
张汤虽然施行严刑峻法,但并不等于他会严格按照律法来断案。因为,张汤所执行的法律,基本上与公平和正义无关,纯粹只为皇帝及其政治需要服务。所以,凡“上意所欲罪”,即武帝想要治罪的人,不管是否真的有罪,张汤及其手下必深文周纳、罗织罪名;同理,凡“上意所欲释”,即武帝想要放过的人,即便真的有罪,张汤及其手下也会千方百计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像张汤这样的人,一贯疾恶如仇的汲黯自然不能容忍。
他数次在朝会上,当着武帝和满朝文武的面怒斥张汤,说:“阁下身为朝廷正卿,上不能弘先帝之功业,下不能抑天下之邪恶;既不能安国富民,也不能使囹圄空虚,却把高皇帝(刘邦)制定的典章律令改得面目全非。阁下的所作所为,是要断子绝孙的!”
汲黯骂人的话,向来没有最难听,只有更难听。
像这种话,已经属于人身攻击了,张汤当然会气得肝颤。可在武帝一朝,逮谁骂谁几乎是汲黯的特权,谁也拿他没辙,张汤也只能忍气吞声。
不过,要是当天朝会争执的是具体案件,那张汤就占上风了。因为他会用一套一套的专业术语,把汲黯绕晕。汲黯只能坚持一些大的原则,碰上专业的东西肯定是不懂的;吵到最后,汲黯往往又是破口大骂。
比如有一回,汲黯就是这么骂的:“天下人都说刀笔吏不能担任公卿,果不其然!像你张汤这种人,只能让天下人陷入‘重足而立,侧目而视’的境地。”
所谓“重足而立,侧目而视”,意为双脚并拢,斜着眼睛,形容畏惧又愤恨的样子。汲黯所指,就是酷吏横行所必然带来的恐怖统治。
这句话,明着是骂张汤,暗里其实连武帝也一块儿骂了——若不是武帝的鼓励和纵容,“刀笔吏”张汤又岂能为所欲为?
武帝刘彻当然听得出汲黯在指桑骂槐,不过他只能假装听不懂。因为,对“社稷之臣”汲黯的敬畏之情,可以说早已深深刻进了刘彻的骨子里。
司马迁有一段记载,就非常形象地刻画了武帝对汲黯的这种敬畏:
大将军青侍中,上踞厕而视之。丞相弘燕见,上或时不冠。至如黯见,上不冠不见也。上尝坐武帐中,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见黯,避帐中,使人可其奏。其见敬礼如此。(《史记·汲郑列传》)
大将军卫青在宫中侍奉,武帝刘彻可以一边如厕一边跟他谈事情。丞相公孙弘觐见,武帝有时连冠帽都不戴。至于汲黯,武帝若不戴冠帽就不敢见他。有一次,武帝坐在帷帐中,汲黯前来奏事,恰好那天武帝没戴冠帽,望见汲黯,赶紧躲到帐后,命人批准他的奏议(连他请奏的是什么也不管了)。武帝对汲黯的敬畏就是达到了这种程度。
汲黯位列九卿之时,公孙弘和张汤都只是小吏;可短短数年后,公孙弘就拜相封侯了,连张汤也跟汲黯位列同班。汲黯自然认为这是小人得志,连带着对武帝的用人之道也颇有微词。有一次,他便对武帝吐槽说:“陛下用群臣如积薪耳,后来者居上。”(《史记·汲郑列传》)
陛下用人就像堆木头,后来的都放在上面。
这就是成语“后来居上”的出处。
武帝无言以对,只能保持沉默。
汲黯总是跟公孙弘和张汤过不去,这俩人自然也就把他视为眼中钉肉中刺。若非武帝对汲黯“情有独钟”,且敬畏有加,张汤随便捏个罪名恐怕就把他罗织进去了。
张汤不敢用手段,可公孙弘却自有对付汲黯的办法。
司马迁就说过,公孙弘“为人意忌,外宽内深”(《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意思就是公孙弘生性猜忌,外表看上去就像个宽厚长者,其实心机很深。凡是得罪过公孙弘的人,他表面上会对他们非常友善,可背地里却会使阴招,往往杀人于无形。
比如倒行逆施的主父偃,跟公孙弘素来不睦;所以到了最后关头,公孙弘轻描淡写的一句话,就要了他的性命。
再比如董仲舒,他一向认为公孙弘是阿谀谄媚之徒,公孙弘自然对董仲舒极为嫉恨,必欲除之而后快。而他采用的办法,就是向武帝举荐,让董仲舒出任胶西国相。这一招是典型的借刀杀人。因为胶西王刘端是出了名的杀人魔头,屡屡触犯国法,死在他手底下的二千石官员没有一打也有半打。公孙弘这样操作,就是想借刘端之手杀掉董仲舒。
董仲舒心知肚明,所以出任胶西国相没几年,就赶紧称病辞官,卷铺盖走人了,这才保住一命。
如今,公孙弘又故技重施,向武帝隆重举荐,让汲黯出任右内史。
“右内史”又有什么名堂?
答案就藏在公孙弘对武帝说的话中。他说:“右内史界部中,多贵人宗室,难治,非素重臣不能任,请徙黯为右内史。”(《史记·汲郑列传》)
右内史的辖境中,多有达官显贵和皇室宗亲,难以治理;若非素有威名的重臣不能胜任,请调任汲黯为右内史。
右内史就是后来的京兆尹,相当于首都的市长。对于会钻营的人而言,这是个肥缺,因为你可以跟辖境内的这些贵人进行各种利益交换;可像汲黯这种清高、耿介之人,在这个位子上就很容易得罪权贵,到头来通常会死得很难看。
所以公孙弘这一招,表面上是重用汲黯,其实是把他往火坑里推。
可是,让公孙弘万万没想到的是,汲黯出任右内史后,非但没出事,反倒像当年在东海郡一样,把京师治理得有条不紊。
估计汲黯用的又是无为而治、抓大放小这一招。总之,据司马迁记载,汲黯“为右内史数岁,官事不废”(《史记·汲郑列传》),让公孙弘的如意算盘彻底落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