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冬,一向善于察言观色、替天子发声的左内史公孙弘,终于得到刘彻重用,被擢升为三公之一的御史大夫。
这一年,公孙弘已经七十五岁了,堪称大器晚成的典型。
公孙弘跟主父偃有两个共同点:一、都是齐地人;二、起点都很低。
公孙弘是齐地菑川薛县(今山东省寿光市南)人,年轻时曾在薛县当狱吏,不知何故犯了法,被开除了公职。他家本来就挺穷,丢了工作后更是没了经济来源。公孙弘也不会做生意,只好去养猪。按司马迁的说法,叫“牧豕海上”(《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
海上只能捕鱼,哪能养猪?太史公的意思,估计是说在海边找个荒岛,圈块地盖个猪圈,这猪就养起来了。从这个意义上说,公孙弘的起点甚至比主父偃还低得多。人家主父偃虽然不被主流知识圈认可,好歹从年轻时就是个读书人。可公孙弘却做了很长时间的“猪倌”,一直到四十多岁,才开始学习儒家经典《春秋》。
由此可见,起点低、起步晚,都不是一个人躺平、摆烂的理由。因为人生际遇无常,天知道什么时候就时来运转了呢。
公孙弘后来能够时来运转,得益于他有个比较好的品质——孝顺。
他的亲娘早亡,他孝顺的对象还是后妈——这就尤其难能可贵了。据说他后妈去世时,公孙弘还严格按照古礼守孝了三年。不过在文景时代,儒家思想还不是主流,所以公孙弘孝顺归孝顺,也没有人因此请他去做官。公孙弘人生中的第一次机会,直到武帝刘彻登基之后才到来。
建元元年,武帝征召贤良文学之士,政治风向开始崇儒。在当地以孝顺知名的公孙弘,这才被推荐到了朝廷,担任博士。这一年,他六十一岁。也就是说,在我们现在退休回家抱孙子的年龄,公孙弘才刚刚踏上仕途。考虑到古人的平均寿命,公孙弘这把年纪才开始做官,还是个毫无实权的文学侍从官,实在是太晚,说起来都觉得寒碜。假如当时有人跟他说,这辈子他会拜相封侯,估计公孙弘自己都会笑掉大牙。
公孙弘老是老了,可既然做了官,就得替朝廷做事。不久,武帝派他出使匈奴;结果公孙弘回朝复命时,不知道哪句话说错了,惹得武帝龙颜大怒,认为这老头子除了胡子特长,其他别无所长,就把他罢免了。
公孙弘只好收拾铺盖回了老家。可怜他熬到退休年龄才当上个小官,结果没几天就又被打回原籍了。个中辛酸,恐怕只有当事人才能体会。
时光荏苒,转眼到了元光五年,武帝再次征召贤良,菑川当地官府就又推荐了公孙弘。这时公孙弘已经七十一岁,胡子不但更长了,而且早已花白——用古人的说法,这都是半截身子入土的“古稀之年”了。这把年纪还有什么好折腾的呢?于是公孙弘想都没想就婉拒了,说:“我当年奉命入朝,却因无能被罢免。你们还是推荐别人吧。”
天知道菑川是缺少人才还是当地官员对他情有独钟,总之,人家不管他年迈体衰、发白齿摇,硬是要让他入朝。
公孙弘没办法,只好硬着头皮二度入朝,按规定写了一道策书交差,然后就坐在驿馆等着回家的通知。
本来公孙弘是毫无希望的,因为他的策书写得实在是平平无奇,阅卷官给他评了个下等。按说故事到此就结束了,历史也不可能记住他这个养猪出身的一介老儒。可上天偏偏就是喜欢制造奇迹,玩一些别开生面的反转剧情。
武帝刘彻可能是怕错过人才,就亲自复阅了一遍策书。当时对策的总共有一百多号人,结果刘彻看完排在末尾的公孙弘的策书后,竟然觉得眼前一亮,然后愣是把他从垫底的位置擢拔为第一。
就这样,阔别十年的公孙弘再度入宫,站到了武帝刘彻面前。
当年那个出使匈奴、办事不力的老头子,如今更老了——可不知为什么,此时的刘彻居然认为公孙弘“状貌甚丽”(《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于是又重新拜他为博士。
太史公所谓的“状貌甚丽”当作何解?
大概只能翻译为相貌堂堂、一表人才。可都七十一岁的人了,相貌又能好到哪儿去呢?这个问题我们是无解的,只能说“时来天地皆同力”——一个人运气来了,就等于自带了洪荒之力,啥都挡不住。
当时的博士中,有个老儒叫辕固,是公孙弘的同乡,已经九十多岁了,据说学问相当精纯。公孙弘心里嫉妒辕固,表面上却执礼甚恭。老人家一眼就看穿了,便对公孙弘说了这么一句:“公孙子,务正学以言,无曲学以阿世!”(《资治通鉴·汉纪十》)
公孙先生,一定要秉持正道进言,不要歪曲道学,媚俗求荣!
这话说得相当不客气,也一语道破了公孙弘性格中虚伪、媚上的一面。
不过在官场上,虚伪和媚上才是“硬通货”,反倒是像辕老先生这种正道而行、直言不讳之人,才是难以立足的。没多久,很多同朝为官的儒者就因嫉妒辕固的才学,纷纷中伤排挤他。旋即,辕固就被武帝以老迈为由罢免了。
公孙弘复出时,正值武帝在大力开拓西南夷,由此引发了不少问题,武帝便命公孙弘前去巡视西南。
在此,我们有必要回溯一下汉帝国开拓西南夷的经过。
汉帝国开拓西南夷的首功之臣,名叫唐蒙,当时仅是一个小小的番阳(今江西省鄱阳县)县令。唐蒙最初的计划,其战略目标是征服南越,只是打算取道西南;后来却无心插柳,演变成了对大西南的开拓。
元光五年初,唐蒙上书武帝,说:“南越国王乘坐天子的黄盖车,又竖立天子大纛,其领土东西跨度一万多里,名为藩臣,实为一方之主。之前我军发兵南越,必须取道长沙国(今湖南省长沙市)或豫章郡水道,艰险难行。如今若乘坐战船,取道夜郎国(今贵州西部及云南东北部),沿牂柯江而下,便可出其不意,以奇兵征服南越。以大汉之强盛,巴蜀之富饶,一旦开凿出一条通往夜郎的道路,再派出官员,很容易将其控制。”
刘彻批准了这个方案,并擢升唐蒙为中郎将。唐蒙旋即率一千余人,从巴蜀的筰关(今四川省合江县南)南下,翻山越岭,披荆斩棘,终于抵达夜郎国,会见其国王多同。唐蒙宣扬了汉朝的威德,又代表朝廷给了夜郎丰厚的馈赠;还承诺让多同的儿子担任汉朝县令,交换条件只有一个——让汉朝官员进驻夜郎。
多同和下属部落贪恋汉朝的财物,于是满口答应了下来。他们打的如意算盘是,眼前的便宜先捞了再说,反正汉朝与夜郎之间道路艰险——就算夜郎到时候反悔,谅汉朝也奈何他们不得。
唐蒙回朝复命。武帝刘彻立刻下诏设置犍为郡(郡治今贵州省遵义市)。
汉帝国开通西南夷的历史大幕就此拉开,但过程并不像预期的那么顺利。朝廷征调了巴蜀的数万士卒和民夫,投入修建一条从僰道(今四川省宜宾市)至牂柯江的道路。整个工程都在崇山峻岭之中,其艰险程度可想而知。开工不久,便有大批士卒和民夫死亡,没死的也相继逃走。负责其事的唐蒙用军法严厉制裁逃亡者,并诛杀了好些个带头的。
此举顿时令巴蜀百姓大为震恐,一时间人心惶惶。
武帝刘彻闻讯,赶紧派遣原籍巴蜀的司马相如回去维稳。司马相如代表朝廷前往,先是申斥了唐蒙,然后告谕巴蜀军民,说之前唐蒙采取的镇压手段绝非皇帝旨意,这才安抚了人心,稳住了局面。
虽然开通西南夷的工程遭遇了挫折,但朝廷的影响力逐步深入西南却是不争的事实。很快,邛都(今四川省西昌市)、筰都(今四川省汉源县)、冉国(今四川省茂县北)、斯榆(今云南省大理市)等部落小国就纷纷请求归附。武帝就此事咨询司马相如的意见。司马相如认为,应该顺势将这些地方纳入汉朝版图,设立郡县。
武帝遂任命司马相如为中郎将,持节前往西南各国,接受了它们的内附请求。随后,汉朝废除边塞,开放关卡,把西至沫水(今大渡河)、若水(今雅砻江),南至牂柯江的土地都纳入了汉朝版图;并在灵关山(今四川峨边县南)开凿道路,在孙水(今安宁河)架设桥梁,直通邛都。最后,汉朝又在该地设置了都尉,并将周边十几个县全部纳入蜀郡管辖。
汉朝的疆域得到了扩张,武帝刘彻龙颜大悦。
然而,开通西南夷的道路工程却依旧进展缓慢、困难重重。加之附近的蛮夷部落不时反叛,朝廷不仅要为工程花费巨资,还要不停出兵平叛,令武帝深以为患。
公孙弘就是在这一背景下被派往西南的。他去考察了一圈,回朝后极力反对朝廷开拓西南疆土,认为此举劳民伤财,毫无意义。
武帝刘彻当然不听他的。
如果是性格比较耿直的大臣,一定会据理力争,但公孙弘不会。因为他的为臣之道,就是只负责亮明自己的观点,至于天子是否采纳,他并不在意。如司马迁就说:“(公孙弘)每朝会议,开陈其端,令人主自择,不肯面折廷争。”(《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
正因为公孙弘善于察言观色,在天子面前始终表现得沉稳持重、谦恭退让,所以武帝刘彻对他非常满意,认为他品行“敦厚”,言论很有风度。而这一切,看上去都很像一个大儒应有的做派和风范,因而越发合乎武帝在政治上的需要。
我们说过,中国历史上“阳儒阴法”的统治策略就是从汉武帝开始的。不论武帝刘彻多么善于运用苛酷猛厉、阴狠诡谲的法家权谋,他都十分乐于在表面上为自己所做的事情披上一层温文尔雅的儒家面纱。
而公孙弘的出现,恰恰在很大程度上迎合了刘彻的这一需求。
对此,司马迁的说法可谓一语中的:“(公孙弘)习文法吏事,而又缘饰以儒术,上大悦之。”(《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
公孙弘熟悉典章律令和行政事务,还能用儒学的观点加以文饰,让皇帝非常高兴。
“缘饰”一词,用得既简洁又微妙,把武帝刘彻的统治艺术和公孙弘的为官技巧,都刻画得相当到位。
当然,为官的技巧绝不只是迎合上意。如果只会迎合,那是佞臣;不仅会遭人鄙视,时间一长也会被领导轻视。所以,该刷存在感的时候,还是得用心去刷。这其中的分寸,公孙弘就拿捏得很好。
他擢任御史大夫后,位高权重,对朝政自然要发表见解。当时,汉帝国不仅在西南大力开拓,同时还在北方修建朔方城,又在东北设置了苍海郡(今朝鲜安边郡)。朝廷到处拓边、三面开花,对国力和民力的消耗无疑是巨大的。
针对此,公孙弘就多次提出劝谏。武帝刘彻为了说服他,就命内朝官朱买臣等人跟他辩论。朱买臣等人以兴建朔方城为例,一口气提出了开疆拓土的十大好处,公孙弘竟然从头到尾哑口无言,一条也辩驳不了。
最后,公孙弘只好用一种十分惭愧的口吻说:“臣是齐地边民,孤陋寡闻,不知兴建朔方有这么多好处。那就请停止西南夷和苍海郡的工程,全力营建朔方吧。”
这就是妥协的艺术——既有认错自嘲的胸襟,又有谦虚退让的风度,同时又不失自己的立场。
武帝见状,也相应做了让步,罢废了苍海郡。
表面上,公孙弘输了辩论;实际上,他却赢得了皇帝更进一步的赏识。所以说,姜还是老的辣。假如不是在社会底层摸爬滚打了六七十年,公孙弘又何来这份阅尽世事、进退自如的圆熟与老到呢?
可见,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节奏,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少年得志,固然可喜,却未必是福。
大器晚成,虽历经坎坷,却未必不能修成正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