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汉自开国以来到武帝年间，国家经过了七八十年的发展，在积累下雄厚国力的同时，也逐渐产生了不少积弊和隐患。其中最严重的，就是以下三大问题：

一、匈奴入侵，边患频仍；

二、诸侯坐大，对抗中央；

三、豪强并起，危害社稷。

武帝刘彻能不能坐稳这个汉家天下，能不能实施大有为之政，能不能在“文景之治”的基础上缔造一个更加强盛的帝国，就取决于他能否妥善解决这三大时代问题。

仿佛是上天刻意安排，经过多年挣扎后完成“逆袭”的主父偃，几乎就是帮刘彻解决这三个问题的不二人选。

主父偃最厉害、最让人佩服的地方，就是他迅速发迹之后，竟然在短短数月的时间内，接连抛出了三大对策，且无一例外地命中了这三大问题。

首先，朔方城的兴建，对汉帝国北伐匈奴的战略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意义十分深远。

其次，“推恩令”的颁布实施，基本上一劳永逸地解决了“诸侯坐大”的历史遗留问题，极大地强化了汉帝国的中央集权，可谓厥功至伟。

最后，在元朔二年三月，主父偃又趁热打铁抛出了第三个方案，直指汉帝国“豪强并起，危害社会稳定”的问题。

他在呈给武帝的奏疏中说：“茂陵初立，天下豪桀并兼之家，乱众之民，皆可徙茂陵，内实京师，外销奸猾，此所谓不诛而害除。”（《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

大意是，茂陵邑刚刚建立，可以在全国范围内，把那些兼并土地的土豪劣绅，以及危害百姓、扰乱社会秩序的豪强，都迁徙到茂陵。如此，对内可充实京师人口、繁荣经济，对外可清除豪强黑恶势力，不用诛杀任何人便可消除祸患。

古代的皇帝，通常即位不久便开始修建自己的陵墓，刘彻也不例外。

茂陵（今陕西省兴平市东北），正是刘彻百年后的陵寝。该工程从建元二年起动工，一直到后元二年（公元前87年）才竣工，历时长达五十二年。汉代习惯在陵寝周边设置陵邑，茂陵邑便是当时的一个高端商住区，长安的许多达官显贵都陆续迁居于此，如公孙弘、隆虑公主、司马迁、东方朔、司马相如等。

前文说过，汉朝在“文景之治”后，经济繁荣发展，权贵阶层也随之崛起。除了上层的皇亲国戚和公卿百官外，地方上也出现了许多巨富和豪强。他们聚敛财富、兼并土地、横行乡里、不守法纪，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国家的政治和经济秩序，影响了社会稳定。

在无为而治的文景时代，朝廷还能容忍这些势力的存在，但是到了武帝刘彻执政后，为了建立大一统的国家秩序并强化中央集权，势必要采取有力的措施抑制兼并、打击豪强。

主父偃这个“迁徙豪强”的方案，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出炉的，可以说切中时弊，且再一次准确迎合了武帝刘彻的需求。

刘彻当即采纳并实施，下诏宣布：“徙郡国豪杰及訾三百万以上于茂陵。”（《资治通鉴·汉纪十》）即天下各郡国的豪强和资产三百万以上的富人，都必须离开原籍，迁居茂陵。

在朝廷的迁徙名单中，有一个人的名字赫然在列。

他就是当时名满天下的游侠郭解。主父偃在奏疏中所称的“天下豪桀”“乱众之民”，指的正是以郭解这种人为代表的游侠。

郭解，字翁伯，河内轵县（今河南省济源市）人。其父早年就以“任侠”出名——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混社会的，在文帝时期遭官府严打，被砍了脑袋。郭解长大后，子承父业，也混了黑道。他个子偏矮，其貌不扬，但为人精明，性格勇悍。

从少年时代起，郭解便好勇斗狠，稍有不痛快就白刀子进红刀子出，杀了不少人。司马迁称其“阴贼”（《史记·游侠列传》），即性情阴狠、不守法纪。跟许多混黑道的一样，郭解身上有个优点，就是特别讲义气，可以不惜性命替朋友报仇。时间一长，他身边自然聚集了一帮亡命之徒。

郭解带着这帮人，作奸犯科，杀人越货，还私铸钱币，盗墓挖坟——总之，只要你能想到的坏事，郭解几乎都干了。而且他的运气还特别好，每次都能从官府的眼皮子底下溜掉。倘若有哪次没溜掉，一准又会碰上朝廷大赦，他就又猛虎归山、蛟龙入海了。

没人料到，就是这么一个年轻时基本上无恶不作的混混，人到中年突然就改邪归正了。他不但开始注重做人的操守，处处检点自己，而且跟人打交道也往往以德报怨。他变得乐善好施，从不求回报；救了别人性命，也从不居功。虽然他的性情依旧阴狠，也还是会为了某些小事杀人，但他的内心却越来越崇尚“侠”的精神。用司马迁的话说，就是“自喜为侠益甚”（《史记·游侠列传》）。

在我看来，这既是救赎，也是修行。

正是这种脱胎换骨的转变，让郭解最终成为令人尊敬的一代游侠，而不是一辈子只做一个黑道小头目。就像经典电影《教父》中的那句台词一样：“伟大的人不是生下来就伟大的，而是在成长过程中显示其伟大的。”

当然，用“伟大”来形容郭解肯定不太恰当；但他的转变历程，却很类似于一个黑道小哥最终成长为“帮派教父”的经典故事。

下面这几则逸事，颇能佐证这一点。

第一个故事，说的是郭解的外甥。这个外甥仗着郭解的名头和势力，做人很是豪横。有一天跟人喝酒，他叫人干杯，对方不胜酒力，他就强行灌人家，结果对方一急眼，拔出刀来就把他捅死了。知道自己闯下大祸，这人只好逃亡他乡。

郭解的姐姐找不到凶手，无比悲愤道：“就凭翁伯（即郭解字）在江湖上的侠义之名，我儿子被人杀了，居然连凶手都抓不到！”

这话显然是说给郭解听的。郭解姐姐的言下之意就是，郭解作为江湖大佬，外甥被人杀了，却什么都做不了，有辱其侠义之名。

这个姐姐毕竟出身黑道家族，本人也颇有大姐大的狠辣范儿，放出这话后，又把自己儿子的尸体扔到大街上，愣是不下葬，以此来刺激郭解。

事情闹得这么难看，郭解不出头也不行了。他派人打听到了凶手藏匿的地点，然后故意放出了风声。凶手自知躲不掉，只好上门向郭解请罪。郭解问他事情经过，那人据实以告。听完后，郭解只说了一句：“阁下杀他没错，是我家孩子不讲道理。”然后就把凶手放了。

就这样，郭解把罪责归到了自己外甥身上；之后收殓了他的尸体，将其体面地安葬了。他姐姐虽然心中愤懑，却也无可奈何。

此事很快在江湖上传开，人们无不称赞郭解的道义，遂有越来越多的人投到了他的门下。

随着郭解的江湖地位日益提升，人们对他自然敬畏有加；平时一见他出门或是回家，通常都会恭敬地躲到一边。不过，总有个别刺儿头不买他的账。某一天，有个家伙远远看见郭解过来，就故意“箕坐”，然后一脸傲慢地看着他。

所谓箕坐，就是叉开并伸直了两条腿坐着——这在古代是非常不礼貌的，绝对属于挑衅行为。

郭解觉得这人有点儿意思，就让人去打听他的名字。手下门客咽不下这口气，要去杀了他。郭解却说：“我住在自己家乡，却得不到人的尊敬——这是我自己德行不修，他有什么罪呢？”过后，郭解特意找到县里的官员，私下叮嘱说：“这个人，是我关照的，轮到他‘践更’时，就免除了吧。”

在西汉的徭役制度中，年满二十岁的成年男丁，每年要给郡里服役一个月，称为“践更”；如果不愿意去的，可以缴纳一笔费用，让官府雇人帮自己干活，叫作“过更”。

官员一听是郭解罩着的人，不仅把该男子的“践更”免了，连“过更”的费用都帮他省了。就这样一回、两回、三回，这家伙纳闷儿了，怎么每次徭役都没轮到我呢？于是就去县里打听——这才知道是郭解一直在罩着他。

堂堂一位江湖大佬，居然如此以德报怨，善待一个无名小卒，顿时令此人羞愧难当、无地自容。他当即去向郭解“肉袒”谢罪。所谓肉袒，即脱去上衣，**肢体——古代人用这样的谢罪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恭敬和惶恐。

什么叫“以德服人”？郭解用他的实际行动给出了完美的诠释。

远近的少年听说此事，越发仰慕郭解的为人。

作为江湖大佬，帮人解决道上的纠纷，自然也是题中之义。有一次，洛阳有两个帮派，彼此结了仇；当地的大佬为了平息争端，就出面去劝和。可没想到，大佬们前后去了十几位，这两拨人竟然都不给面子，死活不肯和解。

有门客就找到了郭解，请他出面摆平。郭解二话不说，连夜赶到洛阳，分别去见了这两拨人。也许是郭解的江湖地位够高，或是受他的人格魅力感召，这对仇家虽然心里还是很不情愿，但还是同意了和解。

如果这件事到此为止，人们也许会佩服郭解的急公好义和摆平事情的能力，但要说他的“段位”高到什么程度，恐怕也谈不上。真正体现郭解段位且能够让世人彻底心悦诚服的，还是他接下来的做法。

把事情摆平后，郭解对这两拨人说：“我听说洛阳有很多贤达来调解过你们的关系，可收效甚微。今日有幸让你们听了我的劝；但我一个外地人，岂能夺了人家当地贤达本有的权力？”

说完，郭解连夜离开了洛阳，为的就是不让人知道他来过。临走前，他特意叮嘱这两个帮派的头领说：“你们暂且别听我的，继续对着干，等我走后，让洛阳那些大佬来调解的时候，你们就听他们的。”

司马迁的故事写到这儿，郭解作为一个“教父级”人物的高大形象已经跃然纸上了。

三言两语摆平了争端，这叫本事；摆平争端后又能“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这才叫境界，才叫人格魅力！

中国古人所说的“侠”和“义”，绝不只是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为朋友两肋插刀，而是在做出这些利他行为的基础上，不居功，不求名，不望报。

真正的侠，就是视一切人间疾苦和世道不平为自己的分内事，该出手时就出手。

真正的义，就是做了很多“摩顶放踵利天下”的事（比如墨子），却认为都是自己应该做的，不会再作他想，更不会另有所图。

郭解自然还没达到如此高的境界。但据司马迁的记载，我们可以相信，他一定是在朝这个境界努力的。

所以，他才会成为当时名闻天下的一代游侠，也才值得司马迁在《史记》中浓墨重彩地为他树碑立传。

人怕出名猪怕壮。郭解日益显著的威望和传遍江湖的名声，最终非但没给他带来什么好处，反倒给他惹来了祸端。

朝廷的迁徙令颁布后，当地官府很快就把他圈进了迁徙名单。

郭解虽然江湖地位很高，但出于游侠重义轻利的本色，他本人没什么资产，至少远远够不上朝廷画下的“三百万”那条线。

可他为什么还在迁徙之列呢？

因为朝廷的迁徙令锁定了两种人，首先是“郡国豪杰”，其次才是“訾三百万以上”的富人。也就是说，武帝这一政策针对的主要目标人群，就是郭解这样的游侠，富人反倒是次要的。

至于针对游侠的原因，用最简单的话来说，就是在武帝刘彻看来，游侠这一群体的存在，已然对帝国的政治、社会和法律秩序构成了相当程度的挑战和威胁，必须予以打击和铲除。

自战国以降，迄至秦汉，游侠一直是活跃于当时社会的一种民间自组织力量。战国初年的墨子，便是游侠的鼻祖。墨家既是一个思想学派，也是一个纪律严明的游侠组织，其首领称为“巨子”；墨子便是首任巨子。墨子反对侵略战争，提倡人人相爱互利，且率领众多弟子身体力行，摩顶放踵利天下，崇义任侠，锄强扶弱。

据《庄子》《淮南子》等史料记载，墨子的门徒“充满天下”“不可胜数”。他与门徒皆穿粗衣，着草鞋，少饮食，与贱者为伍，仿佛苦行僧般“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凡加入墨家之人，须严格遵守各项纪律和号令，其核心成员据说有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

按司马迁的说法，历史上著名的“战国四公子”——孟尝君田文、平原君赵胜、信陵君魏无忌、春申君黄歇——也都可以归入游侠之列。他们招贤纳士，门下食客三千；显名诸侯，并誉当世。

汉朝立国后，名闻天下的游侠有朱家、田仲、剧孟、郭解等人。司马迁对他们的评价是：“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史记·游侠列传》）

大意为，如今的游侠，其行为虽然不依循法律的准则，但他们说出的话一定做到，要做的事一定坚持到底，已经答应的事一定诚实去做。他们会不惜自己的性命，去救助困厄之人；经过生死存亡的考验后，却不夸耀自己的才能，羞于炫耀自己的功德，可以说有很多值得称道的地方。

对于游侠在当时社会上的势力和影响力，司马迁记载了与剧孟有关的一则故事，足以让我们窥一斑而知全豹。

那是在七国之乱刚刚爆发时，负责平叛的太尉周亚夫在出兵之前，专程前去洛阳拜会了剧孟。当他得知剧孟没有倒向叛军那边时，不由庆幸地说了一句：“吴、楚举大事而不求孟，吾知其无能为已矣。”

吴、楚七国发动叛乱却不求助于剧孟，我就知道他们没有什么作为了。

一个游侠在这场战争中的立场竟如此重要，可见其势力之大、威望之高，已经达到了什么程度。

不久，剧孟的母亲去世，从天下各地前来送葬的车乘，竟达一千辆之多。

试问，武帝刘彻在面对这些现象时，他会作何感想？游侠在社会上拥有如此巨大的势力、威望和号召力，会不会让他感到惊讶，进而生出担忧和恐惧？

再来看郭解。他的外甥被杀，凶手来投案，他竟然以江湖道义私自裁决，释放了凶手——试问这么做将国法视为何物？又将国家的司法机关置于何地？

还有，为了展现以德报怨的胸怀，郭解私下跟官员打声招呼，就可以随便免除某人的徭役——那还要朝廷的律法干什么？这么做对其他人公平吗？政府的公信力何在？

最后，郭解轻而易举就解决了两个帮派间的纠纷——这件事表面看来是江湖上的事情，与官府无关，甚至多少还有维护社会稳定的作用，但问题也恰恰出在这里。因为撇开帮派性质不谈，纯就解决纠纷而言，郭解的行为属于“私力救济”，这种做法源于民间社会的自发秩序，显示了某种程度的基层自治。如果是在制度较为健全的现代社会，这些当然不是坏事，因为它们可以在法律框架内，成为“公权力救济”的必要且合理的补充。

然而在皇权专制的古代社会，尤其是在汉武帝治下，这是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绝对不能容忍的。

对武帝刘彻而言，民间秩序与国家秩序是天然冲突、不能并存的。如果游侠可以凭借他们的势力、威望和影响力私自裁决案件，干预政府事务，实行“私力救济”，乃至左右一场战争，那就意味着朝廷对民间控制力的削弱，意味着官府权威和律法尊严的丧失，更意味着国家的统治根基遭到了动摇。

有这么多理由，武帝刘彻岂能容得下游侠，又岂能不对郭解开刀？

也许是因为郭解声望太高，又或是他私下找人疏通，总之，迁徙令刚颁布没几天，卫青就直接找到天子刘彻，替郭解求情，说：“郭解家贫，不应在迁徙之列。”

上文说过，迁徙令主要针对的是游侠，其次才是富人——所以卫青这个理由实在起不到任何作用。相反，其实卫青一出面，恰恰起到了反作用。

刘彻闻言，便冷冷道：“郭解一介布衣，其势力竟然大到让将军为他说话，可见其家不贫。”

这句话足以说明，卫青的出面，令刘彻对郭解的忌惮更深了。

随后，没有任何悬念，郭解及其族人被强行迁入了茂陵邑。

有趣的是，郭解本来没多少资产，可道上的大佬纷纷前来送行，每人随手递个红包，总计竟然有一千多万钱——直接让郭解成了千万富豪。

郭解入关后，关中的大佬们不论之前有没有跟他打过交道，都一窝蜂地跑来跟他结交。

这两个场景，无疑又会加深刘彻对郭解及游侠群体的反感和忌惮。

游侠一向快意恩仇，如今无故被官府驱离家乡，就算郭解道行高深、咽得下这口气，他的族人却未必咽得下。不久，郭解的侄子忍不住，把当时提名迁徙郭解的一个杨姓县掾给杀了，稍后又杀死了其父。

悲愤不已的杨家人进京告状，没想到又被人杀死在了未央宫的宫门口。

居然敢在皇帝的眼皮子底下杀人，这是要反了天吗？！

游侠竟嚣张到如此程度，这再一次刷新了武帝刘彻的认知。他雷霆大怒，即刻下令逮捕郭解。郭解被迫逃亡，一路隐姓埋名跑到了临晋（今山西省运城市）。此处设有关卡。郭解为了出关，就找到当地一个叫籍少公的人，求他帮忙。籍少公估计也是游侠，在当地有些关系。他之前与郭解素昧平生，但得知其遭遇后，非常仗义，不仅帮郭解混过了关卡，还把他一路护送到了太原。

然而没过多久，官府就根据线索，顺藤摸瓜查到了籍少公头上。籍少公为了保守秘密，断然选择了自杀——游侠为了救人急难而不惜生命的精神，在此又一次得到了证明。

籍少公这条线索虽然断了，但官府也不是吃干饭的，一番追查后还是抓到了郭解。朝廷有关部门奉命彻查他以前犯过的所有案子，竟发现凡是郭解本人犯下的杀人案，都是在朝廷的上次大赦之前——这就让有关部门很为难了。

就在这个节骨眼儿上，轵县又出了一桩杀人案，再次牵连到了郭解。事情的起因是：轵县当地有个儒生，陪同查办郭解案件的使者闲聊，当时郭解的一个门客也在场，就称赞郭解是贤人。儒生一听，嗤之以鼻道：“郭解一贯作奸犯科，无视国法，算什么贤人？！”结果当天晚上，郭解的门客便杀了这名儒生，还把他的舌头割了。

郭解的门客杀人后就逃亡了，官府始终抓不到人。有关部门遂以此事审问郭解，勒令他交出凶手。可郭解人在牢中，压根儿不知道还有这一茬。搞到最后，有关部门只能向天子奏报，说郭解无罪。

这个结论当然不是武帝刘彻想要的。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你们这些人也太不会办事了！

时任左内史的公孙弘看出了皇帝的心思，随即奏称：“解，布衣，为任侠行权，以睚眦杀人。解虽弗知，此罪甚于解杀之，当大逆无道。”（《史记·游侠列传》）

郭解只是一介布衣，却以游侠自居，滥用生杀之权，动辄因小事杀人。此案郭解虽不知情，但其罪行比亲手杀人还严重，当以大逆不道罪论处。

这话才是武帝爱听的。刘彻随即下令，斩杀郭解，并夷其三族。

郭解被灭族后，据司马迁所言，江湖上虽然还有很多游侠，但大多傲慢而无德行，基本上无足称道了。随着郭解之死，曾经在战国至秦汉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游侠时代，终于落下了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