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在内外朝的文武百官中，一向最受武帝刘彻宠信的是内朝官，那么在眼下所有的内朝官中，最受刘彻宠信的，除了卫青，也许就只有主父偃了。

在元朔初年的帝国政坛上，要比谁发迹速度最快、用最短的时间混得最好，主父偃若称第二，绝对无人敢称第一。

事实上，主父偃的起点是非常低的，而且长年在社会底层挣扎，所以他的骤然发迹，就显得尤其令人瞩目。

主父偃是齐地临菑（今山东省淄博市）人，出身贫寒，早年研习纵横之术，到很晚才开始研读《易经》《春秋》等儒家经典和诸子百家之学。当初在老家，他一心想融入当地读书人的圈子，却连一个朋友都交不到。因为齐地是儒学的发源地，只有学儒的人才算是根正苗红的读书人；他一个学纵横家的，走到哪儿都矮人一头，一点儿存在感都没有。

被人排挤还不算啥，最惨的是他家里穷得经常揭不开锅。主父偃厚着脸皮到处跟人借钱，却没人肯借给他。眼看在老家实在待不下去了，主父偃只好外出闯**，游历了燕、赵、中山等地，试图向那些诸侯王游说，兜售他的纵横术。可惜天下早已一统，他那套纵横捭阖的乱世奇学压根儿没有市场，所以没人待见他。

主父偃就这样兜兜转转好些年，一直没混出啥名堂。客居异乡、穷困潦倒的主父偃就差一头撞死了。不过好在他这个人生性刚强，意志比较坚定，他认为那些诸侯王不待见他，是那些家伙没眼光，不是他主父偃没本事。

今天你对我爱搭不理，明天我让你高攀不起！

于是，大约在元光元年，主父偃一路向西，直接来到了长安。

既然他相信自己的本事，那就该向天底下最有权力的人兜售，正所谓“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何必跟那些不长眼的诸侯纠缠呢？

在长安落脚后，主父偃使尽浑身解数，终于跟天子跟前的大红人卫青搭上了线，请求卫青向天子举荐他。卫青为人宽厚，一向礼贤下士，没有像一般人那样从门缝里瞧他，于是多次向刘彻推荐主父偃。

然而，此时的武帝正忙着尊奉儒学，你一个学纵横术的，怎能入得了天子法眼？所以就没搭理他。

主父偃在“居大不易”的长安又耗了五六年，手头仅剩的一点积蓄彻底花光，这下可真的是山穷水尽了。人一穷志就短，难免还是得跟人借钱，那就必然遭人白眼。当时，不管是长安的公卿显贵，还是跟他一样四处找门路兜售学问的“京漂”，估计都被他开口借过钱，所以都特别厌恶他，远远见了他就绕道走。

漂泊了大半生的主父偃，至此彻底陷入了绝境。

人在绝望时，通常只有两个选择，要么是找根绳子上吊，一了百了；要么就是破釜沉舟，豁出去干一票大的！

主父偃选择了后者。

元朔元年冬，主父偃倾尽平生所学，洋洋洒洒地写了一道奏章，然后径直走到未央宫门口，把奏章递了进去。

这一做法，成为他否极泰来、咸鱼翻生的命运转折点。

此时的武帝刘彻正求贤若渴，不久前才三令五申，命各郡“举孝廉，荐人才”；甚至宣布凡二千石以上官员，不举荐人才的一律治罪。而主父偃这道毛遂自荐的奏章，可谓恰逢其时。所以早上刚刚把奏章递进去，晚上武帝就召他入宫了。

一个人的命运，就是可以在一天之内出现如此戏剧性的巨大转折。

世事无常，所以乐极往往会生悲，而绝处也往往能逢生。《菜根谭》说：“恩里由来生害，故快意时须早回头；败后或反成功，故拂心处切莫放手。”

假如主父偃的意志稍微薄弱一点儿，在这之前因绝望而放手，那他这辈子就只能落魄到死了。这颇具励志色彩的后半句，就很适合用来描述主父偃的绝处逢生。不过，如果我们把时间线稍稍拉长一点儿，就会发现，那颇具警示意味的前半句，又恰恰可以用来描述主父偃随后的迅速败亡。

当然，这些都是后话。

眼下，武帝刘彻跟主父偃一番攀谈之后，发现此人对时局的分析极为独到，见解非常犀利；尤其对许多重大问题的看法，跟自己不谋而合——武帝顿时龙颜大悦。

当时，另有两个读书人也一同被武帝召见，一个叫严安，一个叫徐乐。据司马迁在《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中记载，武帝最后十分感慨地对他们说了一句：“公等皆安在，何相见之晚也！”

诸公之前都在哪儿，为何相见如此之晚啊！

这话是对三人一块儿说的，但我们有理由认为，它主要是对主父偃说的。因为在此之后，严安和徐乐都只是武帝的文学侍臣而已，在历史上寂寂无名，没什么政绩——可见召见当天他们也说不出什么特别有分量的东西。唯独主父偃，此后的表现超级亮眼，吸引了无数人的眼球——可见只有他才是真正打动武帝的人。

当天，刘彻立刻任命主父偃等三人为郎中。

随后的日子里，主父偃就像坐了火箭一样青云直上，多次被刘彻召见；然后一年之内连升四级，官至中大夫。

刘彻看人的眼光是很毒的，主父偃若没真才实学，他绝不会如此加以重用。

所以，卫青攻取河南地后，只有主父偃提出的“设立朔方郡，兴建朔方城”的方案，最符合刘彻的心意、最合乎时势的需要，也最有助于深化汉帝国对匈奴战争的整体战略。

而主父偃最厉害的一招，其实还不是这个，而是稍早之前向武帝呈上的另一个大策略。

它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推恩令”。

“兴建朔方”针对的是匈奴；而这个策略，针对的则是诸侯。

我们在前文多次说过，“诸侯坐大”是汉帝国的一个老大难问题。因为汉朝在行政上采取的是“郡国并行制”，在治国思想上采取的是黄老的“无为而治”，所以势力日渐膨胀的诸侯最终必然离心离德，对汉帝国的中央集权构成严重威胁。

这一沉疴顽疾迁延日久，积重难返，整整困扰了文帝、景帝、武帝三朝。

早在文帝时，济北王刘兴居、淮南王刘长就曾举兵叛乱。叛乱平定后，时任太中大夫的贾谊便针对性地提出了著名的《治安策》，核心观点就是“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即把各大诸侯国分割成若干小诸侯国，以此削弱各诸侯王的实力。

文帝采纳并实施了这一政策。但由于当时的朝政重点在于稳定政局、恢复社会经济，为了避免矛盾激化，只削了小部分诸侯的封地，对大部分诸侯依然采取绥靖政策。

景帝即位后，采纳了晁错提出的《削藩策》，开始强力削藩，却由此引发了更大规模的叛乱——七国之乱。随后，朝廷虽然平定了叛乱，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诸侯势力的膨胀，但问题并未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到武帝刘彻即位时，以淮南王刘安、衡山王刘赐为首的各诸侯国，实力依然不容小觑。一心要实施大有为之政的刘彻，迟早要彻底解决诸侯问题。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目光犀利的主父偃一下就看出了武帝的心结所在，遂于元朔二年冬上疏武帝，提出了一个彻底解决诸侯问题的策略。他在奏疏中说：

古者诸侯不过百里，强弱之形易制。今诸侯或连城数十，地方千里，缓则骄奢易为**，急则阻其强而合从以逆京师。今以法割削之，则逆节萌起，前日晁错是也。今诸侯子弟或十数，而适嗣代立，余虽骨肉，无尺寸地封，则仁孝之道不宣。愿陛下令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愿，上以德施，实分其国，不削而稍弱矣。（《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

这段话的大意是：古代的诸侯土地不超过百里，强弱的形势很容易控制。如今，有的诸侯竟然坐拥相连的几十座城池，土地上千里。天下形势宽缓时，他们容易骄奢**逸；天下形势急迫时，则容易互相结盟，联合起来反叛朝廷。如果用法令强行削减他们的土地，就会使他们产生反叛的念头——之前晁错的做法就导致了这种情况。如今，诸侯的子弟动辄十几个，却只有嫡长子世代继承；其他人虽然也是诸侯的亲骨肉，却无尺寸之地的封国，那么，仁爱孝亲之道就无从体现。希望陛下命令诸侯，让他们将朝廷的恩德推而广之，将其土地分割给所有子弟，封他们为侯。这些诸侯子弟一定人人喜悦，愿意奉行。如此，看起来是陛下施以恩德，实际上却分割了诸侯的国土；在不削减他们封地的同时，自然削弱了他们的势力。

很显然，这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办法。

它以“推恩”“仁孝”之名，行“割肉”“肢解”之实；打的是冠冕堂皇的儒家旗号，用的却是釜底抽薪的法家权谋。

这当然十分合乎武帝刘彻的口味。

就算诸侯王们明知此举对他们不利，从长远看跟“削藩”没有任何区别——可问题在于，“推恩”二字不仅让朝廷和天子刘彻一举占据了道德制高点，而且迎合并满足了诸侯子弟们的利益需求，这就让诸侯王们陷入了尴尬的境地。

倘若他们反对朝廷的这一做法，那根本不用朝廷站出来讲道理，他们的子弟（除了嫡长子）首先就会跳出来反对他们。用《孙子兵法》的话来说，这就叫“上下同欲者胜”——“推恩令”巧妙地把朝廷的利益和诸侯子弟的利益捆绑到了一起，剩下诸侯王们夹在中间，两头不靠，又能怎么办？

这就是“推恩令”与之前景帝强力削藩的根本区别所在——强力削藩用的是磨刀霍霍的暴力手段，必然引起诸侯的反抗；“推恩令”则披着温情脉脉的道德面纱，让你想反对都找不到正当理由。

刘彻一看完主父偃的奏疏，立刻予以采纳；随即正式颁布了“推恩令”，称：“诸侯王或欲推私恩分子弟邑者，令各条上，朕且临定其号名。”（《资治通鉴·汉纪十》）

各诸侯王如果愿意推恩，把土地分封给子弟的，可以呈报，朕当确定他们的爵位名号。

在此，“或欲”一词用得十分微妙：诸侯们愿意分封的，就分封；不愿意的，朝廷也不强迫。看上去很人性化，其实是刘彻在有意试探诸侯的态度，看他们作何反应。

对此，一些政治敏感度强的诸侯，立即响应朝廷号召，如梁王刘襄、城阳王刘延等。对于这些“先进分子”，刘彻自然要拿来做一番文章，于是公开下诏对他们予以表彰，以激励其他诸侯效仿。

据司马迁在《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中记载，“推恩令”施行后，“齐国分为七，赵分为六，梁分为五”，等等，总体上成效显著；另外，班固在《汉书·武帝纪》中也称：“于是藩国始分，而子弟毕侯矣。”两种表述结合起来看，结论就是——诸侯国开始层层削弱、越分越小了。

随着时间推移，困扰汉帝国三朝的诸侯问题，终于在武帝一朝一劳永逸地得到了解决；与此同时，汉帝国的中央集权也得到了空前的巩固和强化。

当然，也有不少实力强大的诸侯王，对于“推恩令”的颁布装聋作哑，始终不做任何表态，更没有任何行动，如淮南王刘安、衡山王刘赐、燕王刘定国、齐王刘次昌等人。

对这些人，武帝刘彻和主父偃当然另有对付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