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年）夏天，也就是刘彻勉强同意与匈奴和亲的一年多后，一个讨伐匈奴的机会终于来了。

机会源于一个叫聂壹的豪商。聂壹是雁门郡马邑县（今山西省朔州市）人，马邑地处汉、匈边境，聂壹常年在此经商，与匈奴人多有接触，十分了解匈奴在这一带的情况。此外，他对匈奴人在边塞地区的烧杀抢掠深恶痛绝，遂一直在思索对付匈奴的办法。

经过一番斟酌，聂壹终于想出了一个可行之策，旋即给朝廷的大行令王恢写了一封密信。他在信中说：“匈奴初和亲，亲信边，可诱以利致之；伏兵袭击，必破之道也。”（《资治通鉴·汉纪十》）

匈奴刚与我朝和亲，对我边塞之民信任不疑，可趁此机会以利诱之。然后埋伏重兵发动袭击，定可大破匈奴人。

此前，身为主战派的王恢就已多次建议刘彻出兵，却屡屡被韩安国等人顶了回来，心中甚是失落。见信后，王恢一扫沮丧的心情，立刻与聂壹取得联络，问他有何良策。

聂壹遂将计划和盘托出。他告诉王恢，可以假意把马邑献给匈奴的军臣单于，以此骗取匈奴人的信任；然后，朝廷可派遣大军在匈奴的必经之路上埋伏，必能将其一网打尽。

王恢大喜，当即入宫面圣。

刘彻闻报，也觉得这个计划可行，顿时跃跃欲试，当即召集群臣商议。

王恢首先发言，说：“臣听说，战国时期的代国（今河北省蔚县），北有强胡之敌，南有晋国、燕国的威胁，却能够做到让百姓安居乐业，且仓廪充实，匈奴不敢轻易侵犯。如今陛下威德远扬，海内一统，而匈奴却屡屡南下，侵扰劫掠——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对我大汉毫无畏惧之心。臣以为，对匈奴就该强力反击，方为上策。”

主和派领袖韩安国自然又站出来反对了。

他针锋相对道：“臣也听说，当初高皇帝被围困于白登山七天七夜，几近断粮；但解围脱险后并无愤怒之心，反倒与匈奴和亲。这就是圣人的气度，以天下大局为重，不以一己私愤而伤害天下。自从与匈奴和亲，我朝获得了长久和平的利益。故臣认为，不要轻启战端，才是上策。”

一场激烈的辩论就此展开。

王恢反唇相讥道：“此言不然。高皇帝当年披坚执锐，征战天下，之所以不报平城之怨，并非力不能及，而是要让天下百姓休养生息。如今，匈奴连年入寇，边境一夕数惊，士卒伤亡惨重，运回来的柩车前后相望——这就是你说的和平吗？”

韩安国不接这个话茬，而是道：“军事行动的原则，是以逸待劳，以治击乱。所以不论是大军对阵还是进攻城池，都要养精蓄锐，以静制动，设法让敌人疲惫——这才是圣人的用兵之道。如果我军贸然出兵，深入大漠，势必难以建功。因为，进军太快就会缺乏粮食给养，进军缓慢就会丧失有利战机——很可能我军还没走上一千里，便已人困马乏，粮草不继。正如兵法所言，派出军队，恰是送给敌人当俘虏。”

这话说得相当难听，却不能说他分析得没有道理。

不过，来自聂壹的这份计划，恰恰可以避开上述问题。所以，王恢成竹在胸道：“臣所说的进攻，并不是深入大漠长途奔袭，而是用计进行伏击。匈奴单于贪得无厌，正好以利诱之，使其深入边境；我则遴选精锐埋伏在险要之处，只要他们一进包围圈，我军便可大举出击，或攻其左翼，或攻其右翼，或截其前锋，或断其后路——如此定可生擒单于，绝对万无一失。”

双方各执一词，谁也说服不了谁，最后当然只能由刘彻来拍板了。

其实刘彻早就有出兵的打算，只是苦于没有良机；如今王恢提出的这个计划，可谓正中下怀。所以，不管以韩安国为首的主和派如何反对，他都决定干这一票。被迫与匈奴和亲的屈辱日子，他早就受够了。

打！

刘彻的决定就这一个字。

朝廷的战争命令一下达，整个帝国就像一台机器，“隆隆”地运转了起来。

当年六月，大汉朝廷从各地集结了三十余万军队，连同大批的战车、马匹、武器、粮草等，都被源源不断地运送到雁门郡马邑县附近的山谷中。

大军一共兵分五路：以御史大夫韩安国为护军将军，卫尉李广为骁骑将军，太仆公孙贺为轻车将军，大行令王恢为将屯将军，太中大夫李息为材官将军，各领一部，分别进入预定地点埋伏，就等着匈奴人撞进这张天罗地网。

接下来，一场好戏就正式上演了。

这场戏的导演是刘彻，监制是王恢，编剧兼主演就是聂壹。

聂壹在戏中的角色，是一名叛逃者。故事一开场，聂壹就以一副失魂落魄的狼狈模样逃亡到了匈奴，然后拜见了军臣单于。他声称，自己常年与匈奴进行贸易，由于私运了一批汉朝禁止的货物给匈奴，遭到了马邑县衙的通缉。如今，自己走投无路，只能来投奔匈奴，为表诚意，要向单于献上一份厚礼。

军臣单于满腹狐疑，问他是何厚礼。

聂壹说：“我能砍下马邑县令和县丞的首级，把整个马邑献给大单于，城中的所有财物皆归大单于所有。”

世上没有不偷腥的猫。金银财宝对于匈奴人，具有一种条件反射般无可抗拒的**力。军臣单于自然是心动了，但他可没有蠢到轻易相信一个来路不明的人。

军臣单于表示，只要聂壹真的能拿下马邑县，他一定亲率大军前往，做聂壹的后盾，让他不必担心遭到汉军报复。

聂壹当即把胸脯拍得山响，发誓一定不让单于失望，旋即马不停蹄地出发了。

他的身后，当然多出了一条尾巴——军臣单于派出探子，一路悄悄跟着聂壹回到了马邑。

此时的马邑县城，表面上一切如常，实则城中百姓早已被转移，眼下的居民多是汉军士兵假扮的。匈奴探子一入城，立刻处于汉军的监视之中。

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接着第二幕就上演了。

聂壹领着一帮手下，突然攻进了县衙，顺利斩杀了县令和县丞，然后砍下二人首级，把它们高高挂在了马邑城头。

这是他跟军臣单于事先约定好的，以表明他已经控制了马邑。

聂壹的整个行动，都被自以为躲在暗处的匈奴探子尽收眼底。探子一看，这姓聂的果然言而有信，而且是动真格的，看不出有丝毫作假的嫌疑，旋即火速回报军臣单于。

正如匈奴人看到的，那两颗血淋淋的人头，的确是真的，不是道具。只不过，它们的主人并不是县令和县丞，而是两名死囚。换言之，这两个死囚就是被拉来当了一回群演，跑了一回龙套。

得知聂壹果然拿下了马邑，军臣单于大喜，立刻亲率十万铁骑南下，越过长城防线，直扑马邑而来。

计划进行到这一步，离成功就只有一步之遥了。

此刻，刘彻、王恢、聂壹，以及参与此次行动的所有人，都万万没有料到，他们自以为天衣无缝的这个计划，却出现了一个小小的破绽。换言之，他们把所有精力和注意力都放在了计划的各个主要环节上，却忽视了一个毫不起眼的细节。

而恰恰就是这个细节上的小破绽，被军臣单于捕捉到了。于是这场大戏的第三幕，聚光灯便转而打到了这个精明的大反派身上。

当军臣单于率部赶到离马邑不足百里的地方时，忽然发现有些不对劲——成群结队的牛羊在原野上随处晃悠，但一个牧人的影子都没有。

这正常吗？

太不正常了！

匈奴人以游牧为生，他们就算丢掉自己半条命，也绝不会放任牛羊不管——所以这一幕对他们来讲，诡异得就跟大白天撞见鬼一样。

那么，汉军为何会出现这个百密一疏的破绽呢？

原因就在于他们想防止泄密，把马邑方圆百里内的百姓全都转移了，却来不及转移牛羊——结果就导致这一带牛羊成群却无人放牧。

军臣单于及时勒住了缰绳，下令部队停止前进。

虽然倍感蹊跷，但他还难以断定是不是聂壹在使诈。为了获取准确情报，军臣单于即刻派出侦察小队，在附近展开搜索，希望能抓一两条“舌头”。

很快，匈奴人发现了汉军的一座亭鄣（汉代的堡垒），马上攻了进去。亭鄣守军只有几十人，难以抵挡，悉数被杀，指挥官尉史被俘。尉史是汉代官名，边塞郡每百里置尉一人，尉史是副官，任巡逻警戒之职。

匈奴人把刀架上了尉史的脖子，这个贪生怕死的家伙当场就“竹筒倒豆子”，把整个马邑之谋的计划一五一十全撂出来了，包括三十多万大军在各处的埋伏情况。

军臣单于闻报，不由大惊失色道：“我本来就怀疑其中有诈，没想到背后竟有这么大的阴谋！”他当即下令全军撤退。匈奴军队一路急行，唯恐汉军从背后偷袭；直到撤出塞外，才长长地松了口气。

匈奴大军绝尘而去后，埋伏在各处的汉军才陆续得到消息，赶紧向北追击——但可想而知，连匈奴人的影子都没见着。

其实，在伏击计划破产后，汉军仍然有机会在匈奴人背后捅上一刀。

丢掉这个机会的人，正是王恢。

在这次行动中，王恢的任务是率领三万精兵，埋伏在最北边的位置，截击匈奴的辎重部队，断其后路。当匈奴撤退之际，王恢所部是距离敌人最近的——如果他能当机立断，从背后咬住匈奴人，或许大事仍有可为。然而，王恢犹豫了一番后，还是放弃了。因为在他看来，就算追上了敌人，以三万人马对战人家十万铁骑，无异于鸡蛋碰石头，实在是胜算渺茫。

王恢的这一判断，乍一看好像很慎重，其实是太过保守了。因为军臣单于已经掌握了汉军的情报，必然忌惮继王恢之后的近三十万援军，绝对无心恋战；假使王恢出兵，必能有所斩获，也多少能给天子刘彻和参与行动的所有人一个交代。

遗憾的是，历史不能假设。五路兵马，三十多万大军，最后还是灰头土脸地班师回朝了。

耗费了大量人力、财力、物力，原本志在必得的这场伏击行动，就这样功亏一篑，以颗粒无收的结果尴尬收场。

“马邑之谋”的故事告诉我们——细节决定成败。

不论是多么完美的计划，也不论投入了多么巨大的成本，都可能由于一个小小的疏忽而前功尽弃，满盘皆输。所以，越是庞大的计划，越需要指定专人去死盯一些不起眼的细节。宁可吹毛求疵，鸡蛋里挑骨头，也好过百密一疏，让煮熟的鸭子飞了。

毫无疑问，马邑之谋的失败，王恢是第一责任人。

他既是该计划的主要发起者，也是最后收场时放弃追击的指挥官，不论从哪个角度来说，他都难辞其咎，罪无可恕。

刘彻对于此次失败的震怒是可想而知的。当他质问王恢为何不敢追击时，王恢辩解说，以三万人去追击十万铁骑，只能是自取其辱，还说：“臣固知还而斩，然得完陛下士三万人。”（《史记·韩长孺列传》）意思是，他也知道回朝后自己论罪当斩，但他这么做，可以为皇帝保全三万将士的性命。

对这样的理由，刘彻当然不会接受，随后便把王恢交给了廷尉处置。

前面说过，案件只要交到廷尉手上，当事人通常难逃一死。廷尉很快就有了结论，说：“恢逗桡，当斩。”（《史记·韩长孺列传》）就是王恢怯战避敌，论罪当斩。

王恢慌了，赶紧拿出黄金千斤去贿赂丞相田蚡，请他向天子求情。

田蚡拿人钱财，自然要替人消灾——但他之前因恃宠弄权已不受刘彻信任，现在更不敢直接去找刘彻，便去求自己的姐姐王娡，请她出面替王恢说情。田蚡还帮王娡想好了理由，说：“王恢是马邑之谋的主要策划人，现在因计划失败就要杀他，这是在替匈奴报仇啊！”

随后，王娡便照田蚡的原话跟刘彻说了，希望能留王恢一命。

可刘彻却不为所动。

他说：“正因为王恢是马邑之谋的首倡者，我才会发动天下精兵数十万，全部按照他的计划行动。而后，就算行动失败无法生擒单于，王恢所部至少应该按计划攻击匈奴的辎重部队——如此多少也能安慰一下满朝文武的失望之情。”

最后，刘彻宣布了他的决定：“今不诛恢，无以谢天下。”（《史记·韩长孺列传》）

王恢得知后，万念俱灰，旋即自杀。

王恢之死，给这起事件画上了一个令人扼腕的黑色句号。

平心而论，“马邑之谋”在战略上是完全正确的，只是战术上出现了纰漏才导致功败垂成；而王恢极力主战，对大汉的忠心也值得肯定，其谋略更是可圈可点。如此种种，正是“马邑之谋”虽然失败，却仍然在历史上拥有很高知名度的主要原因。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王恢就不该死。

他的死固然令人惋惜，但在当时的情势下，这样的悲剧结局几乎可以说是一种必然。

首先，“马邑之谋”的失败所导致的政治后果是相当严重的。因为这是自“白登之围”以来，汉朝首次主动发起对匈奴的军事行动，不论结果如何，都是在对匈奴宣战。而匈奴人的反应是可以想见的。据《史记·匈奴列传》记载：“自是之后，匈奴绝和亲，攻当路塞，往往入盗于汉边，不可胜数。”

自“马邑之谋”后，匈奴便断绝了和亲，然后频频进攻汉朝的边塞和交通要道，且深入汉朝国境，其次数多到不可胜计。就是说，“马邑之谋”导致汉朝的边患更严重了，边境百姓的痛苦指数也随之飙升。相应地，大汉朝廷就要承受越来越大的政治和军事压力。

既然后果这么严重，那么这口黑锅应该由谁来背呢？

当然不能是天子刘彻，只能是“始作俑者”王恢。

其次，“马邑之谋”后，汉、匈之间的军事冲突注定会逐步升级，最终发展到全面战争；而王恢在此次行动中表现出的怯战避敌，无疑给此后的参战将士带来了很坏的影响。如果人人都以“替陛下保全将士”为由消极避战，那汉朝还有什么取胜的希望呢？

职是之故，刘彻就必须痛下杀手，借王恢的脑袋一用，来达到杀一儆百、惩前毖后的警示效果，彻底消除王恢的负面示范效应，从而激励大汉将士不惜代价、勇敢杀敌。

如果单纯从法律意义上讲，王恢可能罪不至死；但基于上述理由，当我们从政治的角度考量，却只能得出一个结论——身为背锅侠和反面教材的王恢，不能不死。

值得一提的是，马邑之谋的另一策划者聂壹，在行动失败后去了哪里、命运如何，《史记》《汉书》都没有记载。翻检史料，这个答案竟然意外出现在了陈寿的《三国志》中：“张辽，字文远，雁门马邑人也。本聂壹之后，以避怨变姓。”（《三国志·张辽传》）

三国时代的曹魏名将张辽，居然就是聂壹的后人。从陈寿的记载可知，很可能正是在马邑之谋失败后，聂壹担心遭到匈奴人的报复，只好改名换姓，从此隐匿于江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