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五月，即刘彻登基的第六个年头，在帝国政治舞台上活跃了将近半个世纪并长期干预朝政的窦太后，终于放下把持多年的权柄，驾鹤西去了。

这一年，刘彻二十二岁。

风华正茂的年轻天子，终于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来打理这天下了。

刘彻收回天子大权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以“办丧不力”为由，罢黜了窦太后任用的丞相许昌和御史大夫庄青翟，旋即命武安侯田蚡继任丞相，稍后又命大农令韩安国继任御史大夫。

这一次，魏其侯窦婴没被复用。虽然他也崇奉儒学，但毕竟是窦氏外戚；随着窦太后的去世，他自然就被边缘化了。现在，刘彻更信任的，肯定是自己的母舅田蚡。

随着刘彻的亲政，朝廷在田蚡的主导下，重新展开了一度受挫的尊儒改革运动。《汉书·儒林传》称：“及窦太后崩，武安君田蚡为丞相，黜黄老、刑名百家之言。”

尽管后世惯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来描述和定义汉武帝的这场意识形态变革，但纵观武帝一朝的实际情况，这八个字并不十分准确——或者说实际情况并不完全像后人理解、想象的那样。

首先，儒学取代了黄老之学，成为唯一的官方意识形态，以黄老、法家为首的其他学派也丧失了与儒家竞争“官学”地位的资格，但这并不等于诸子百家从此就完全被汉武帝摒弃了。

实际上，在儒学被汉武帝定于一尊的同时，诸子百家并未销声匿迹，而是依旧活跃在当时的朝廷和民间；且研习诸子百家之学的一些代表人物，也依旧得到了武帝的重用。

对此，跟武帝生活在同一时代的司马迁，也许是最有发言权的。他说：“至今上即位，博开艺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学，通一伎之士咸得自效，绝伦超奇者为右，无所阿私。”（《史记·龟策列传》）

刘彻即位后，为才学、艺能之士广开门路，尽力延揽诸子百家之学，凡是有一技之长的人都能为朝廷效力；而能力超群者更能得到重用，没有任何偏袒。

诚如司马迁所言，武帝一朝得其重用的许多大臣，都不是儒家学者，如韩安国、张汤、杜周等人，皆法家信徒；主父偃、严安、徐乐等人，学的是纵横之术；汲黯、郑当时等人，是黄老的代表人物；还有武帝近臣东方朔，则属于杂家。

由此可见，从严格意义上讲，与其说汉武帝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不如说他是在“尊奉儒术”的同时“悉延百家”——一方面把儒学尊为国家的意识形态，一方面却又给诸子百家留下了生存发展的空间。如此既有了统一的治国思想，同时又兼收并蓄、博采众长，让一切思想学说皆能为其所用。

说白了，政治都是实用主义的。只要能为自己的统治服务，只要有助于解决国家、社会面临的诸多现实问题，武帝刘彻又何必让自己在一棵树上吊死呢？

在历史上，真正禁绝百家而一条道走到黑的人，其实是秦始皇。秦国利用法家的严刑峻法和军国主义政策强势崛起，统一了天下；而后始皇嬴政又把法家的统治思想推向极致，以“焚书坑儒”的方式强力实行愚民政策与思想专制。然而最终，也恰恰是法家的苛政和暴虐统治，导致了秦朝的二世而亡。

鉴于这样的历史教训，武帝刘彻又怎么可能只用一种思想学说来束缚自己，继而重蹈秦朝的覆辙呢？

关于这一点，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有一段记载，就很能说明问题，也足以跟司马迁的上述说法相互印证：

战国从衡，真伪分争，诸子之言纷然淆乱。至秦患之，乃燔灭文章，以愚黔首。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迄孝武世，书缺简脱，礼坏乐崩，圣上喟然而称曰：“朕甚闵焉！”于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

秦朝为了统一思想，一举终结了自春秋战国以来百家争鸣的局面，企图通过焚毁百家经典、不让百姓读书的专制手段来实行愚民统治，结果失败了。所以汉朝才会反其道而行之，广泛收集民间藏书，重新接续先秦百家争鸣、学术自由的传统。到了汉武帝一朝，更是建立了“国家图书馆”和“古籍研究院”，专门命人对那些“书缺简脱”的百家典籍进行搜集、整理、校对、研究，最后由国家统一收藏。

当然，说汉武帝“悉延百家之学”，并不意味着诸子百家在他心目中的地位是同等重要的。最被他看重的，当然还是儒、法二家。因为在当时，这两者最有利于强化中央集权，最有利于统一人心，从而最符合汉武帝的统治利益。在此，儒家提供了汉武帝所需的思想资源、道义资源和理论框架，法家则是作为实际政治操作中的秘籍和利器；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马克思说过：“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正是基于这样的实用主义态度，大汉帝国从汉武帝时代开始，逐渐形成了所谓“外儒内法”“霸王道杂之”的“汉家制度”——儒家的“德治仁政”与法家的“严刑峻法”杂糅互补。

这样一种颇具创造性的治国之道，在实践中被证明是十分有效的。从此不仅被后来的汉家天子，也被历朝历代的统治者所继承，最终成了古代中国延续两千余年的政治传统。

尽管日后的汉武帝以雄才大略、乾纲独断著称，但在亲政之初，由于经验的缺乏，他却一度遭遇了皇权被架空的危机。

问题就出在他的母舅田蚡身上。

一开始，刘彻对田蚡非常信任，把帝国的日常政务全都交给他打理。田蚡每次入宫奏事，刘彻都会花很长时间听取他的报告，并跟他一起讨论。而他的所有建言献策，基本上都会得到刘彻的采纳；他推荐的官员，也都会得到提拔任用。

然而，没过多久，刘彻却无奈地发现——田蚡恃宠而骄，大有将他架空之势！

田蚡虽然有些才干，但生性骄奢，本来就不是一个淡泊的人，如今骤然获得丞相大权，其欲望和野心更是迅速膨胀。他一上位，便大肆修建豪华宅邸，并在京城内外搜刮了大批良田和极具升值潜力的土地。同时他还派人到各个郡县，以采办物品为由广收贿赂，顺带采择了大批美女。短时间内，田蚡的家中便姬妾成群、美女如云，金银珠玉堆积如山，各种奇珍异宝更是不可胜数。

如果田蚡仅仅是贪财好色，却能在朝政上秉持公心、尽忠竭力的话，刘彻或许还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问题是田蚡得寸进尺，在大肆贪腐的同时还极力培植党羽——这就让刘彻无法容忍了。

凡是田蚡推荐的官员，一般情况下刘彻都会批准——但前提是这些人必须具有真才实学，并具备与其职位相应的行政经验。可田蚡却无视这一原则，动不动就把一些不学无术、资历甚浅的人提拔为二千石官员。不难发现，这些人或者跟他关系匪浅，或者给了他可观的贿赂。

对此，司马迁给出了四个字的评语——“权移主上”，意思就是权力从人主那儿被转移到田蚡手上了。

刘彻决定给田蚡敲敲警钟。

有一天，当田蚡又提交了一份长长的用人名单后，刘彻忽然说了一句：“君除吏已尽未？吾亦欲除吏。”（《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

你的人任命完了没有？我也想任命几个。

这话貌似平淡，其实充满嘲讽，无异于一巴掌抽在了田蚡脸上。

田蚡大为惭悚，许久不敢吭声。

刘彻原以为把话说到这份儿上了，田蚡一定会从此收敛——没想到这家伙依旧执迷不悟，没多久又提了一个要求，说要拿“考工室”的地皮盖房子。所谓考工室，就是皇家器械制造厂，专门制造各种御用物品，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兵器。

田蚡竟然利欲熏心、肆无忌惮到这种地步，那就不能怪刘彻发飙了。

那天，刘彻生平第一次对田蚡发出了咆哮：“君何不遂取武库！”（《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

你何不把朝廷武器库也拿走算了！

面对天子的雷霆之怒，田蚡终于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慌忙伏地谢罪。

从这件事后，田蚡总算学会了收敛，也总算认识到——他这个年轻的外甥不是那么好糊弄的。

刘彻对田蚡颇感失望，却又不敢轻易罢黜他。因为窦太后虽然不在了，但刘彻上面还有他那精明过人的母后王娡。在当时的外戚中，最受王娡宠信的，就是她这个同母异父的弟弟田蚡。换言之，田蚡之所以敢为所欲为，就是仗着有太后为他撑腰。

被警告了几次后，田蚡在刘彻面前算是有所收敛；可在面对满朝文武的时候，却依旧是趾高气扬、不可一世。几年后，朝中有两个知名度很高的人物，就是因为得罪了田蚡，下场都极为凄惨：一个被满门抄斩，一个被斩首弃市。

前者是在七国之乱中立下战功的名将灌夫，后者就是昔日的显赫外戚窦婴。

当然，这是后话。

建元六年八月，一封来自帝国南部边陲的求救信，被快马送进了长安的未央宫。

求救信来自南越国（都城番禺，今广东省广州市），其国王赵胡声称遭到了闽越国（都城东治，今福建省福州市）的攻击，请求大汉天子发兵救援。

“越”（也作“粤”）是中国古代南方的一个古老部族，支系众多，自先秦以来统称为“百越”，分布在东南沿海一带。据《汉书·地理志》记载：“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处，各有种姓。”其分布范围相当于今天的江苏南部、上海、浙江、福建、广东、广西、海南等地。南越和闽越，便是其中的两个部落王国。

早在高祖时期，南越、闽越等国就已经成为大汉的藩属国，大体上既臣服于汉朝又相对独立。多年来，由于各种历史积怨，南越、闽越、东越等国彼此之间纷争不断，经常相互攻伐。

比如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秋，闽越国就曾悍然发兵，进攻其北边的东越国（都城东瓯，今浙江省温州市）。刘彻及时派兵援救，迫使闽越撤兵，东越才幸免于难。不久，东越国王害怕闽越再打过来，请求举国北迁；后经刘彻同意，被安置在江淮一带。

如今，闽越死性不改，又掉头入侵南越，显然没把大汉朝廷放在眼里。刘彻立刻下令，命大行令王恢、大农令韩安国各率一路大军，分别从豫章郡（今江西省南昌市）、会稽郡（今江苏省苏州市）出发，兵分两路讨伐闽越国。

闽越国王骆郢得到消息，当即派出精锐据守仙霞岭（今闽、浙、赣交界处）的险关要隘，大有跟汉军死磕到底之势。

眼看一场恶战已在所难免——可就在这个节骨眼儿上，闽越却爆发了一场内讧。

内讧的主导者，是闽越国王骆郢的弟弟骆余善。

此人早就在觊觎王位。如今见汉朝大兵压境，而闽越国内又人心惶惶，骆余善意识到篡位的时机已经成熟，遂暗中召集闽越国相和宗族首领们开了个会，对众人说：“大王擅自发兵进攻南越，所以天子出动大军来讨伐我们。汉军兵力强大，就算我们侥幸打赢了，其后续部队也会源源不断，一直打到我们被灭国为止。而今之计，不如杀了大王以谢天子。天子若罢兵，咱们国家就保住了；若不肯罢兵，咱们就力战到底，就算败了，也可以逃到海上。”

众人也知道跟汉朝对抗是以卵击石，遂一拍即合。

于是，骆郢就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被自己的弟弟和臣子们干掉了，其首级很快被送到了王恢手上。

此时汉军还未行至仙霞岭，就收到了骆郢的首级。王恢大喜，一边派人飞报朝廷、传首京师，一边赶紧通知另一路的韩安国停止进兵。

刘彻认为，既然罪魁祸首已然伏诛，那就没有再打下去的必要了，随即下诏班师。韩安国在这次回朝后，被擢升为御史大夫。

骆余善轻而易举就化解了一场灭国之灾，一时间威震国内，各部族首领纷纷归附。虽然取得了闽越国的实际控制权，但骆余善要想当上国王，必须得到大汉朝廷的册封。就在他眼巴巴等着册封的时候，朝廷的诏书到了——可上面的名字却不是他，而是闽越首任国王骆无诸的孙子骆丑（朝廷封其为越繇王）。

刘彻这是唱的哪一出？

骆余善顿时有些发蒙。

刘彻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对骆余善的野心洞若观火。之前骆郢到处搞事，这个骆余善其实没少跟着掺和；现在他悍然干掉骆郢，无非是为了自己上位，并不是出自对汉朝的忠诚。刘彻若是扶这样一个野心家上台，等于是在助长他的势力，也无异于在给朝廷自己制造不稳定因素。

所以，刘彻绝不可能把闽越国交给骆余善。

不过话说回来，对朝廷而言，骆余善诛杀骆郢也算是功劳一件；如果不给他任何回报，一来难以服众，二来也不利于闽越国的稳定——很可能骆余善一怒之下，就又把刚上位的骆丑干掉了。

对此，刘彻自然是有后手的。

就在册封骆丑后没几天，朝廷的第二道诏书就到了：册封骆余善为东越王——也就是把之前东越国北迁之后空出来的地盘给了他，免得他跟骆丑“一栖不两雄”，再度窝里斗。

如此一来，就能让骆丑和骆余善既各自独立，又相互制约。只有这样的羁縻之策，才最符合大汉朝廷的利益。

出兵闽越，稳定南方，只是刘彻征伐四方的前奏曲。

刘彻心里很清楚，帝国最大的忧患，不是南边的百越，而是北方的匈奴。

匈奴是古代生活在蒙古高原的一个游牧民族，兴起于阴山山脉（今内蒙古）的南麓。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匈奴便已成为中原各国的劲敌；不过在战国末年，曾遭到赵国名将李牧的一次沉重打击，一度衰落。秦朝统一后，蒙恬率三十万大军北伐匈奴，夺取了河套地区，将匈奴驱赶到了漠北，使“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过秦论》）。

秦末汉初，匈奴的冒顿单于强势崛起，拥有控弦之士三十余万，东灭东胡，西平月氏，控制西域；并挥师南下，再度侵入河套地区，对刚刚立国的汉朝构成了严重威胁。

汉高祖七年（公元前200年），匈奴大举南侵，兵抵晋阳（今山西省太原市）。见国门洞开，形势危急，刘邦遂亲率大军北征，却在白登山（今山西省大同市东北）被围七天七夜，险些丧命。刘邦被迫采纳陈平之计，以重金贿赂匈奴阏氏（匈奴单于、亲王之妻的统称），才得以死里逃生。

白登之围，给汉朝君臣留下了极重的心理阴影。此后，汉朝只能委曲求全，长年向匈奴奉送美女和大量财物，以所谓的“和亲”之策换取帝国北疆的安宁。然而，这种安宁既是表面的，也是脆弱的。事实上，匈奴从未停止过对汉朝的侵扰和劫掠，始终是汉朝的心腹大患。遗憾的是，当时国力羸弱的汉朝无力改变这种局面。

就这样，从大汉立国之初就定下的和亲之策，一直延续到了武帝一朝。

对此，生性英武、血气方刚的刘彻极度不甘。如今的大汉帝国，经过七十余年的韬光养晦和休养生息，已经变得国富民强，刘彻本人实施的也是大有为之政。在他心中，可以说比任何人都更想讨平匈奴、一雪前耻。

建元六年冬，即平定闽越的几个月后，匈奴人遣使来到长安，再次向大汉请求和亲。说难听点儿，就是再一次“索贿”来了。

匈奴人如此贪得无厌、欲壑难填，这种屈辱的日子什么时候才是个头？

从个人角度来说，刘彻肯定是想一口回绝的；可身为天子，他却不得不以大局为重。为此，刘彻特意召集群臣开了个会，想看看文武百官究竟是什么态度。

专门负责外交事务的大行令王恢率先表态，他直截了当道：“大汉每次与匈奴和亲，往往维持不了几年，他们就会背盟毁约。不如干脆拒绝他们的要求，出兵讨伐。”

王恢是燕地人，早前长期在边塞任职，非常熟悉匈奴人的情况——他敢提议开战，自然是有一定把握的。

然而，御史大夫韩安国当即表示反对。他说：“匈奴人逐水草而居，像飞鸟一样到处迁徙，很难制服。若是开战，我军要跋涉数千里与其争锋，势必人马疲敝，而匈奴人则是以逸待劳。这是很危险的事，不如与匈奴和亲。”

群臣大部分都赞同韩安国，建议和亲，反对开战。

虽然眼下的大汉帝国早已今非昔比，但“白登之围”给人们留下的心理阴影依旧难以消除。换言之，强大的历史惯性和人的惰性，仍然支配着大部分朝臣——既然通过和亲就能跟匈奴相安无事，又何必改弦更张、冒险开战呢？

见此情形，刘彻深感无奈。

他意识到征讨匈奴的时机尚不成熟，只好继续隐忍，同意了和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