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完“天人三策”，刘彻对董仲舒大为赏识，立刻任命他为江都（今江苏省扬州市）国相。江都王刘非是刘彻的异母兄，是个生性骄狂的莽夫，一向好勇斗狠，不守法纪。刘彻之所以做出这项任命，一来是让董仲舒对刘非有所匡正；二来则是有意扔给董仲舒一块烫手山芋，以此考察他的实际工作能力。

董仲舒没有让刘彻失望。

他到江都之后，处处用儒家礼法约束刘非。刘非因此收敛了许多，对董仲舒也挺敬重。按理说，像董仲舒这样既有理论又有实践的人，迟早会被授予要职，乃至封侯拜相。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短短几年后，董仲舒就因一道论述灾异的奏章触痛了刘彻敏感的神经，差点儿被砍了脑袋。董仲舒惶恐，不久便辞官归隐。后来，董仲舒虽一度复出，就任胶西国相，但为时只有四年，此后便再度辞官，回到老家闭门著书，终其一生再也没有重归政坛。

当然，这些都是后话。

年少气盛的刘彻如此兴师动众地搞“贤良策试”，自然引起了窦太后的警觉。

老太后虽然年事已高，且双目失明，但她的脑子并不糊涂，心里跟明镜似的。她深知孙儿搞这些事情，矛头所指正是汉家天下七十年来信守奉行的黄老治国之策。

你想干啥？我老人家还没入土呢，岂能听任你这毛头小子肆意胡来？

很快，窦太后便授意一个人给刘彻上了道奏章。

这个人，正是刘彻的首任师傅、现任丞相卫绾。

卫绾在奏章中称：“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者，请皆罢。”意思就是这次参加策试的人中，有不少法家和纵横家的信徒，其言足以扰乱国政，请皇帝一概罢退。

刘彻当然也知道，卫绾的背后站着那位居于深宫却耳目灵通的老祖母。迫于压力，刘彻批准了卫绾的奏章，罢退了大部分“贤良”，但还是留下了少数几个他看好的人才，比如董仲舒；再如治纵横术的严助，被任命为太中大夫；治儒学的公孙弘，被拜为博士。

老太后一看孙儿还算听话，没搞出什么幺蛾子，也就不再深究了。

可她并没料到，这只是刘彻的缓兵之计。

当年六月，也就是“贤良策试”结束还不到半年，刘彻就突然下诏，罢免了卫绾的相职；同时以魏其侯窦婴为丞相，武安侯田蚡为太尉。

这两个人，都是当朝外戚的代表人物。

前文已述，窦婴虽是窦太后的堂侄，可向来跟老太后不是一条心。当初窦婴就因公然反对立梁王为储君，遭到窦太后剥夺“门籍”、不得朝觐的处罚。此后，七国之乱爆发，窦婴临危受命，出任大将军，与周亚夫联手平定了叛乱，因功封侯，从此贵倾公卿。

窦婴是窦氏家族中的异类。尽管窦太后要求诸窦都要奉行黄老之学，可窦婴偏偏不听她的，一向倾心儒学。眼下刘彻要尊儒，当然要把既有身份背景又跟自己志趣相投的窦婴推到台前。

田蚡是刘彻的母舅，景帝后期任中大夫，位居要津；其思想成分虽说比较驳杂，但总体上也是倾向儒家的。《资治通鉴·汉纪九》就称：“上（刘彻）雅向儒术，（窦）婴、（田）蚡俱好儒。”

任命了窦婴和田蚡这两个得力的外戚后，刘彻又迅速提拔了两个人做他们的副手：一个叫赵绾，出任御史大夫；另一个就是最早将儒学思想传授给刘彻的王臧，出任郎中令。

几乎在转瞬之间，刘彻便建立了自己的政治班底，一举控制了朝廷的政治、军事及监察和宫禁大权。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要让儒学取代黄老之学成为帝国的统治思想，刘彻当然需要这么一个班底为他冲锋陷阵。

相对于窦婴和田蚡，赵绾和王臧几乎可以说是“纯儒”。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老师，名叫申培，是享誉当世的儒学泰斗，也是儒家的正宗学派——“鲁学”的代表人物。申培时年已经八十多岁，还在家乡授徒讲学，被世人尊称为“申公”。

作为大儒申公的高足，赵绾和王臧能够站在这场尊儒运动的前列，内心当然是倍感自豪的，并且充满了使命感。所以，刚一上任，他们便迫不及待地向刘彻提出了一项建议——兴建明堂。

所谓明堂，按《周礼》和《礼记》的相关记载，是上古帝王秉承天命、统驭万民的标志性建筑，也是祭祀上天、宣明政教的场所，在儒家的政治思想体系内拥有非常特殊的地位。若欲全面推行儒学，首先要做的事，当然就是在帝国的政治中心修建一座明堂了。

然而，由于年代久远，明堂的具体形制已经没有人说得清楚。为此，赵绾和王臧力劝刘彻邀请他们的老师申公出山，主持明堂的兴建事宜。

很快，刘彻就用最高礼节把申公请到了长安。刚一见面，年轻的天子便用一种谦逊和诚恳的态度，向申公请教治国之道。没想到，这位当世大儒闻言之后，捋了半天的白须，最后只说了一句：“为治者不在多言，顾力行何如耳！”（《资治通鉴·汉纪九》）

治理国家，关键不在多说话，而在多做事！

刘彻等了半天，以为申公还有下文，结果却没了下文。当时的气氛相当尴尬。刘彻颇觉扫兴，只好草草结束了这次召见。

其实刘彻也知道，申公的话正是孔子的遗教：“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

这话本身没错，问题是它太简单了，简单到在刘彻听来就跟没说一样。要知道，当时的武帝年仅十七岁，正是喜欢华丽辞藻和豪言壮语的年纪，怎么可能听得懂申公的“微言大义”呢？必须是像董仲舒那种汪洋恣肆、雄辩滔滔的文章和言辞，才合乎他的胃口。

虽然对申公没什么好感，但既然用“驷马安车”把人给请来了，总不能再把人赶回去。随后，刘彻便给申公安排了一个“太中大夫”的职务，让他负责“修明堂、改正朔、易服色”等相关事宜。

紧接着，窦、田、赵、王等人又在刘彻的全力支持下，紧锣密鼓地推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其中较为重要的有三项：

一、令列侯就国。

二、以礼为服制。

三、举谪诸窦宗室无行者，除其属籍。

所谓“令列侯就国”，就是命令那些享有封邑的列侯离开京师，前往各自的封地居住。其实，这项法令从文帝时期早已颁布，却形同虚设，无人遵守。究其原因，就在于那些养尊处优的列侯总想“一根甘蔗两头甜”：既占有封邑带给他们的源源不绝的财富，又留在京师占得政治上的先机。

住在天子脚下，其近水楼台的优势是至为明显的。但凡朝廷有什么风吹草动，那些赖在京师不走的侯爷总能第一时间得知。个别手眼通天的家伙，甚至在政策酝酿阶段就能获悉一些关键情报——如此一来，无论朝廷出台什么政策，也无论这些政策对他们有利还是不利，侯爷们总能提前制定应对的策略，充分掌握主动权。

对于这样一些有法不依、骄纵难制的权贵，历任汉家天子都很头疼。刘彻此次重申这项法令，就是要借改革之机重塑朝廷权威，打击不法权贵。

再来看“以礼为服制”，其意就是从老百姓的婚丧嫁娶等日常生活入手，开始逐步建立儒家的礼法规范，直至推广到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

最后，所谓“举谪诸窦宗室无行者，除其属籍”，意思就是从窦氏族人和刘氏宗室中抓几个骄纵不法的家伙出来，削除他们的外戚和皇家族籍、剥夺他们的相应特权，从而杀鸡儆猴，震慑那些目无国法的权贵。

就像历史上所有的改革一样，这些措施一出台，如同一石激起千层浪，立刻在权贵阶层引起了前所未有的震动，也激起了无比强烈的反弹。

这是令刘彻始料未及的。

年仅十七岁的天子，显然低估了这些权贵的能量。

当然，关键倒不是这些权贵的能量有多强大，以至连天子都动不了他们；而是他们背后那个无比强大、没人可以撼动的靠山——窦太后。

对于少年天子及窦、田、赵、王的所作所为，窦太后当然不会无动于衷。

事实上，从刘彻把卫绾罢相并擢用窦婴、田蚡等人的那天起，窦太后就一直在默默观察他们的一举一动。她故意保持沉默，目的就是让刘彻他们去闹，闹得越欢越好。因为以老太后数十年的政治经验来看，刘彻等人的所谓尊儒改革运动，迟早会触动权贵们的利益，从而导致天怒人怨、朝野沸腾。

等他们走到这一步，老太后再从容出手也不迟。用通俗的话说，这就叫“别看今天闹得欢，小心将来拉清单”；而用文雅一点的说法，这就叫欲擒故纵，后发制人。

不出窦太后所料，上述改革措施一出台，那些不愿“就国”的列侯，以及遭到打压的外戚和宗室成员，便立马抱成一团，轮番来向她告状。“时诸外家为列侯，列侯多尚公主，皆不欲就国，以故毁日至窦太后。”（《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

表面上，刘彻是大汉帝国的天子；可实际上，他却是一只身不由己的风筝。不论他飞得多高多远，始终有一根无形的丝线拴在他的身上——而丝线的另一头，就紧紧攥在窦太后的手里。

尽管景帝临终前特意为刘彻加了冠礼，让他一即位就能亲政，但这丝毫阻止不了窦太后对朝政的监控——事实上，从刘彻登基的第一天起，窦太后就要求他，朝中无论大小事务，一律都要向她奏报。

刘彻敢说不吗？

他当然不敢。因为，他比任何人都清楚老太后对满朝文武的影响力，也比任何人都清楚她对这汉家天下的实际控制力。

对于少年天子的处境，他手下那几位改革干将都极为不平。他们意识到，要想让儒学取代黄老，首先必须让天子脱离窦太后的掌控。换言之，既然新旧思想的冲突已是既成事实，新旧势力的较量也已不可避免，那就索性撕破脸面，跟窦太后来一场巅峰对决。

为此，御史大夫赵绾当即上奏，建议刘彻乾纲独断——从今往后，一切政务都不要向窦太后奏报。

赵绾的目的，就是想利用这次冲突，一举剥夺窦太后的监国之权。

这无疑是在向窦太后宣战！

可想而知，此举纯属螳臂当车、蚍蜉撼树，只能加速这场尊儒改革运动的失败。

毕竟，当时的武帝只有十七岁，即位也才一年多，根本没有能力跟窦太后抗衡。他之所以敢发动这场改革，不过是出于年轻人的理想主义和一腔热血而已；事先既没有进行可行性分析，对改革必将遭遇的困难和阻力也没有思想准备，更没有任何应变方案。所以，当权贵们一抱团，缩到窦太后的羽翼下之后，刘彻事实上已经没辙了。

别说他不敢采纳赵绾的提议，跟窦太后撕破脸；就算他敢，结局也注定是失败。

此时，本已打算出手的窦太后，又接到眼线奏报，说赵绾怂恿皇帝向她发难。老太后顿时气不打一处来——一个小小的御史大夫，居然敢向她宣战。

窦太后勃然大怒道：“此欲复为新垣平邪！”（《汉书·田蚡传》）

这个赵绾，想当新垣平第二吗？！

老太后所说的新垣平，是文帝时期的一个江湖术士，曾经用一些神神鬼鬼的伎俩骗取了文帝的信任；还怂恿文帝改正朔、易服色、祭祀鬼神等。后来有人揭发了他的骗术，文帝大怒，便将其诛杀，并夷灭三族。

此刻，窦太后把赵绾比作新垣平，显然是给这场尊儒改革运动定了性，同时也意味着要大开杀戒了。

很快，窦太后就命人暗中对赵绾和王臧进行了一番彻底调查，搜罗了一些二人贪赃枉法的“犯罪证据”，然后就把那堆证据扔到了刘彻面前；同时以“宠幸奸佞，妄改祖制”为由，把刘彻骂了个狗血喷头。

此刻的少年天子，满腔的雄心壮志早已化为乌有，只剩下恐惧和深深的无力感。

尽管刘彻并不认为赵绾和王臧是贪鄙之人，但谁都知道，官场上的人很少是干净的，赵、王二人当官这么多年，背后有些猫腻也属正常。况且窦太后一心想拿他们开刀，欲加之罪又何患无辞？

面对声色俱厉的太皇太后，少年天子只能“诺诺”连声，一句话也不敢反驳。

眼下，除了丢卒保车、壮士断腕，刘彻已经别无选择。

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十月，刘彻无奈地颁下诏书，把“修明堂，改正朔，易服色”等尊儒事宜全盘废止，包括那些整治权贵的改革举措也一齐罢废。同时，将赵绾和王臧逮捕下狱。几天后，两人就在狱中自杀了。稍后，丞相窦婴和太尉田蚡均被免职，大儒申公也被赶回了老家。而窦太后的人则立刻占据了权力中枢：许昌出任丞相，庄青翟出任御史大夫，石建出任郎中令。

一场雄心勃勃的改革运动就这么偃旗息鼓、无果而终了。

武帝刘彻就像一支不甘受困于囊中的利锥，迫不及待地想要刺破皮囊、崭露头角，没想到刚一露头，便被窦太后削掉了锋芒。

这是刘彻有生以来遭遇的第一次严重挫折。此后数年，这个少年天子明显消沉了下去，只能以飞鹰走马来自娱。当然，刘彻是一个内心强大的人，绝不会从此一蹶不振。在冷静下来后，他一定会对这场失败的改革进行复盘和思考，也一定会从这次失败中悟出一个道理：玩政治，不能靠理想和热血，而要靠手腕和实力。

如果说，一个人的成长通常会有一个标志性事件的话，那么，刘彻成长的标志，绝不是当初景帝为他举行的那场冠礼，而是十八岁这年祖母强加给他的这场挫折。

当一个年轻人蓦然发现这个世界并不总是那么友善的时候，他就长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