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十月（此时仍用秦历，以十月为岁首），刘彻颁布了即位后的第一道诏书，在全国范围内选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且由他本人亲自主持策试，策论的题目是《古今治道》，即探讨古往今来的治国之道。

在这个大题目下，刘彻提出了事关国家治乱兴衰的一系列问题：

五百年来，无论是高居庙堂的君王，还是草泽乡野的有识之士，皆欲效法先王，拯救万民；为何最后总是失败的多、成功的少？

都说三代是受命于天，有什么证据？

这世上灾异不断，是什么原因？

人的寿命有长有短，品行有好有坏，又是为什么？

朕希望天下能有淳朴的风气，法令能得到有效的执行，百姓安居乐业，官员清正廉明，刑罚减轻，奸佞改过，风调雨顺，五谷丰登……要实现这一切，朕该怎么做？

其实刘彻也知道，面对这样一些至大至深的问题，答案肯定是言人人殊、见仁见智的，所以，他并不指望得到什么放诸四海而皆准的答案。他抛出这些问题，只是想让对策者们借题发挥，各自亮出思想观点而已。而刘彻真正的目的，是希望通过此次策试，让不同学派都能发出自己的声音，进而汇聚成一股有声有势的政治思潮，冲击日渐僵化的黄老思想，为即将进行的观念革命与制度改革摇旗呐喊。

这既是一种舆论上的造势，也是对旧有意识形态的一次火力试探。除此之外，刘彻当然也希望通过这次策试，从诸子百家的学说中找到最合乎需要的一套治国理论。

诏书颁布后，各地共推举了一百多位学有专精的知识分子，其中既有儒家学者，如辕固、公孙弘等人；也有法家、纵横家等各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如严助、冯唐等人。而在所有参加策试的人中，最令刘彻激赏的，莫过于大儒董仲舒了。

董仲舒，广川（今河北省景县广川镇）人，从少年时代起便研习《春秋》，为学精严专纯，心无旁骛，有“三年不窥园”之说（长年在书房中专注于学，乃至不往花园里多看一眼）。其门下弟子众多，许多人无法得其亲授，只能从师兄处间接问学；虽恭列门墙，却连老师长什么样都没见过。景帝在位后期，董仲舒的声望已遍及朝野，景帝慕名将其征召入京，立为“博士”。此次策试，董仲舒便是以博士身份参加的。

看完董仲舒的策论，刘彻顿觉耳目一新，大有相见恨晚之感，“天子览其对而异焉”。（《汉书·董仲舒传》）

于是，刘彻迫不及待地下了第二道诏书，希望董仲舒进一步阐明儒家的治国思想。董仲舒不负所望，立刻挥毫，呈上了第二道对策。刘彻看完之后意犹未尽，遂再下诏书。很快，董仲舒又呈上了第三道对策。如此三问三答，总算让刘彻对儒家的政治哲学有了一个较为深入的了解；而董仲舒先后呈上的三道策论，则被后人称为“天人三策”，从此在中国思想史上占据了重要地位。

综观董仲舒的三道对策，其核心思想不外乎三个：天人感应、礼乐教化、大一统。

所谓天人感应，就是说上天是人间的最高主宰，具备赏善罚恶的能力。若秉承天命的帝王逆天虐民、昏庸无道，上天就会降下灾祸示警；倘若依旧执迷不悟，上天必施以严厉惩罚，使其败亡。用董仲舒的话说就是：“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汉书·董仲舒传》）

很显然，这是一种典型的神权政治理论。这个理论的前提是“君权神授”，就是把帝王视为上天在人间的代理人，从而赋予其至高无上的特权和统治万民的合法性。只有当这个代理人违背上天意志的时候，其特权与合法性才会被剥夺。

“天人感应”的学说，首先是为统治者服务的；但与此同时，它也对君权形成了某种程度的制约，令统治者不敢为所欲为，而要有所忌惮、心存敬畏。尽管对于君临天下、富有四海的帝王而言，这种内在的道德约束是很微弱的；可即便帝王本人不把它当一回事，至少有良知的士大夫可以把它作为一种理论批判的武器，尽最大努力对统治者进行舆论监督，从而限制其对权力的滥用。

从现代人的眼光来看，要防止当政者滥用权力，最有效的方式还是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不过，指望古人在两千多年前就设计出一套科学的制度来约束统治者，显然是一种苛求。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古代思想家通过“天人感应”学说迫使帝王心存敬畏，就是一件难能可贵的事情。

当然，最理想的状态，应该是制度约束与道德约束并重，二者相互补充。可是，如果受到历史条件限制，使得前者不可能实现的时候，也就只能退而求其次，尽量保有后者了。其实，最可怕的事情还不是二者当中缺了哪一个，而是制度约束与道德约束的双双缺位。

董仲舒的第二个核心思想，就是“礼乐教化”。

众所周知，“礼乐”是儒家伦理思想中最基本的概念之一。“礼”最初是指祭祀时的器物和仪式，到周朝时，则衍生为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一整套典章、制度、规范；“乐”的本义是音乐，和“礼”并称时，即泛指宗法社会中人人必须遵循的行为规范和道德准则。

按照董仲舒的说法，帝王如欲实现天下大治，就必须对臣民施行礼乐教化。

他说：“道者，所由适于治之路也，仁、义、礼、乐皆其具也。故圣王已没，而子孙长久安宁数百岁，此皆礼乐教化之功也。……夫万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奸邪皆止者，其堤防完也；教化废而奸邪并出，刑罚不能胜者，其堤防坏也。古之王者明于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立太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渐民以仁，摩民以谊，节民以礼，故其刑罚甚轻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习俗美也。”（《汉书·董仲舒传》）

这段话的大意是：“道”是实现天下大治的必由之路，仁、义、礼、乐都是达成这个目标的手段。所以在古时候，圣贤君王虽已去世，但子孙长存，且天下仍可太平数百年，这都是礼乐教化之功。老百姓都是追求物质利益的，这是亘古不变的人性，就像水总是往低的地方流一样；倘若不以教化作为堤防，就不能阻止人欲泛滥。古代君王明白这个道理，所以治理天下莫不以教化为首务：在京师设立太学，以教化全国；在地方设立各级学校，以教化城乡百姓；用仁的思想引导民众，用义的精神砥砺民众，用礼的规范约束民众。只要做到这一切，就算刑罚很轻，犯罪现象也会很少。因为礼乐教化一旦推行开来，民众素质就会提高，社会风气也会变好。

董仲舒所言，可谓深得刘彻之心。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问题，而每个时代必然都要寻求合适的应对之策来解决问题。战国之际，群雄争霸，秦国为了自身的强大并最终一统天下，就必须采用严苛猛厉的法家思想。大汉立国之初，民生凋敝，为了安养天下，就必须采用清静无为的黄老之学。而到刘彻即位之时，时代条件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表面上看，汉家天下经济繁荣、社会稳定；但就像司马迁所揭示的那样，一个数量庞大的权贵阶层已然崛起，这个既得利益群体既包括暴富的商人和地方豪强，也包括皇亲国戚和公卿百官。他们一方面聚敛财富、兼并土地、横行乡里、鱼肉百姓，一方面奢侈纵欲、挥霍无度、不守法纪、僭越犯上，破坏了国家的政治和经济秩序，给社会安定造成了严重威胁。在此情况下，董仲舒提出的儒家礼治思想及其相应的尊卑等级观念，就是解决当时社会问题的一剂良方。

所以，从见到“天人三策”的那一刻起，刘彻事实上已经暗下决心——必须把儒学作为国家的意识形态和治国思想。

董仲舒的第三个核心思想，就是“大一统”。

大一统是儒家政治思想的重要内容，指一个国家必须建立一个政治中心，也只能有一个中心，全国都要统一于这个政治中心。在董仲舒的思想中，大一统包括三个层面：一、反对诸侯分裂；二、加强中央集权；三、全国思想统一于儒学。简言之，就是领土的统一，政权的统一，人心的统一。

很显然，这个大一统思想，正是这个时代迫切需要的。

自高祖刘邦分封诸侯王的那一天起，大汉帝国便已埋下了分裂和动乱的隐患。诚然，高祖采取封国制的目的，是让宗室子弟镇抚一方、拱卫中央，以免像秦朝那样因孤立而败亡。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诸侯势力日益发展，与中央的离心力便逐渐加大。到了文、景之世，由于秉承黄老清静无为的治国理念，中央对日渐强势的诸侯王采取了姑息迁就的态度，所以分裂割据的态势进一步加剧了。

七国之乱，便是上述隐患积累到一定程度的一次总爆发。虽说叛乱很快就被平定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各诸侯国从此就没了与汉朝中央分庭抗礼的野心。到刘彻即位时，这种分裂与叛乱的危机仍然存在。所以，倘若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诸侯王的问题，不能从制度上削弱诸侯力量，加强中央集权，那么，刘彻所继承的大汉帝国就不可能安如磐石，他的帝位自然也不会稳固。

因此，在此时的帝国提倡并推行儒家“大一统”的政治观，是理所应当、势在必行之举。而全面贯彻这样的治国理念，首先要做的，当然就是把儒家思想推上国家意识形态的宝座。用董仲舒的话说就是：“《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汉书·董仲舒传》）

这段话的大意是说，《春秋》的大一统思想，是天地之间的大道，古今不变的大义。可当今之世，各种学说的师承不同，所持的见解各异，诸子百家各有各的治国方略，言人人殊，莫衷一是。所以执政者找不到统一的方向，致使法令制度屡屡变更，令臣民无从遵循。凡是不在六经（儒学的根本经典《诗经》《尚书》《礼经》《乐经》《易经》《春秋》）范围内的、与孔子思想相抵触的学说，都应该禁绝，不要让它们跟儒家思想并立于世。这些异端邪说灭绝了，国家的纲纪才能统一，政令才能明确，民众也才能切实遵守。

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最后的这段总结陈词，概括起来就是八个字——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事后来看，汉武帝刘彻接受了这项提议，并且全盘接受了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提出的一整套政治理念；进而在数年后时机成熟时，自上而下地掀起了一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治思想运动；最终将儒学定于一尊，确立为国家的意识形态。

在数千年的中国历史上，这是划时代的一页。从此，儒家思想正式登上中国的政治舞台，不但一举奠定了在意识形态上的统治地位，而且把这个地位牢牢保持了两千年之久，从而塑造了中国文明的基本特征与中国文化的核心精神；并在此后的两千多年中，深刻影响了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民族性格。

不过，有必要指出的是，董仲舒的儒学思想其实在相当程度上经过了改造，并非原汁原味的孔孟儒学，而是明显杂糅了“阴阳五行”“刑名法术”等其他学派的思想。尤其是在一些根本性的原则上，董仲舒极大地吸收了法家的思想理论。

其中最典型的，莫过于我们耳熟能详的“三纲说”：“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即君要做臣的表率，父要做子的表率，夫要做妻的表率；同时为臣、为子、为妻者，必须绝对服从于君、父、夫。这一君权社会的伦理准则，显然与人权平等的现代社会绝不相容。而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洗礼的现代中国人，普遍把“三纲”视为孔子的思想主张，因而对儒家口诛笔伐。

其实，这是莫大的误解。

最早提出这一主张的，是法家而不是儒家。如韩非所言：“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此天下之常道也。”（《韩非子·忠孝》）这是在单方面强调弱势一方要对强势一方尽义务，而无视了弱势者应有的权利。

反之，孔子对此的表述却跟韩非截然不同。他说的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意思是君要尽到君的职责，臣才要尽臣的职责；父要尽到父的职责，子才要尽子的职责。在此，权利与义务是完全对应的，彼此更像是一种契约关系——君、父所承担的义务，正是臣、子所享有的权利；同样，臣、子所承担的义务，也正是君、父所享有的权利。如果君不像君，父不像父，那就相当于破坏了契约；臣当然就可以不臣，子也可以不子。

正是在孔子这一思想的基础上，孟子才会提出“民贵君轻”“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等制约君权的民本主义思想；荀子才会提出“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等充满独立人格精神的观念。

然而到了董仲舒这里，权责对应、道高于君的观念却被尊卑等级、君权至上的观念取代了。他认为，君主就像是人的心脏，而臣民就像是身体：“君者，民之心也；民者，君之体也。”由这种尊卑主从关系出发，自然得出这样的结论：“心之所好，体必安之；君之所好，民必从之。”（《春秋繁露》）心想要的，身体就必须满足它；君主想要的，臣民就必须顺从他。

同时，董仲舒还在《春秋繁露》中说：“孝子之行，忠臣之义，皆法于地也。地事天也，犹下之事上也。”为子者就要向父尽孝，为臣者就要向君尽忠，这种“以下事上”的道理就跟天尊地卑一样自然，绝对是毋庸置疑的。

如此强调义务的单向性并将之绝对化，显然已经背离了孔孟之道，而跟韩非的法家思想合流了。韩非的最核心思想，就是要调动一切手段（法、术、势）强化君权，实现君主利益的最大化。而在强化君主威权上，董仲舒也继承了韩非的思想。他认为，“君之所以为君者，威也”，而“威不可分”，因为“威分则失权，失权则君贱”，即强调君权的至高无上和垄断性。所以，君主治国，一定要“立尊卑之制，等贵贱之差”（《春秋繁露》）。

正因为汉武帝刘彻“独尊”的是由董仲舒精心改造过的“儒法合流”的儒学，所以从汉武帝开始，延及两汉，乃至在此后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上，绝大多数皇帝表面上推行的都是儒家的“王道仁政”，实际操作时运用的却是法家的“霸道”和权谋之术。

这就是所谓的“外儒内法”“儒表法里”。用日后汉宣帝刘询的话来说，就是：“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汉书·元帝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