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亚夫被逼自杀的这一年，刘彻十四岁，已经在太子的位子上坐了七年。

七年来，景帝给他提供了最好的宫廷教育。他为刘彻选定的第一任太傅，名叫卫绾。卫绾是当时朝野知名的忠厚长者。早在文帝时期，时任中郎将的卫绾便因敦厚质朴而颇受文帝赏识，所以文帝临终前，特意叮嘱景帝：“绾长者，善遇之。”（《汉书·卫绾传》）

然而，景帝登基后，好像忘了文帝的嘱咐，很长一段时间都把卫绾晾在一边。

其实，景帝并不健忘。他之所以这么做，其因有三。

首先，早在景帝还是太子时，卫绾就曾在无意中得罪过他。这个心结，景帝始终没有解开。事情缘于一次宴会。当时，景帝为了跟文帝左右的大臣增进感情，时常邀请他们到东宫赴宴。有一次，卫绾也在受邀之列。可就是那一次，其他客人都到了，唯独卫绾以生病为由，婉拒了景帝的邀请。对此，景帝极为不悦。当然，景帝也知道，卫绾不来，是因为避免“私交太子”之嫌——而这一点，恰恰也是他生性忠谨的表现。可即便了解卫绾的苦衷，景帝心里还是生出了芥蒂。

其次，景帝之所以迟迟不重用卫绾，是有意通过一段时间的“冷藏”，来进一步考验卫绾的品质。卫绾在当时虽以纯朴、忠厚著称，但很难说，这不是他为了沽名钓誉而刻意进行的道德伪装。在历史上，为博取清誉而上演道德秀的人并不少见。所以，要了解卫绾是否真的配得上他享有的名誉，就有必要让他坐坐冷板凳，看看他的表现。

于是，景帝登基后，对文帝一朝的大臣几乎都有重用，唯独对卫绾不闻不问。可是，卫绾却毫无怨言，仍旧在本职岗位上表现得兢兢业业。身为朝中资格最老的中郎将，卫绾非但没有倚老卖老，反而比一些后进更为谦逊。凡是和同僚一起做事，出了错就揽在自己身上，有了功劳则全部让给别人，其敦厚、恭谨之状一如既往。

景帝把一切都看在了眼里。终于有一天，他到上林苑狩猎，特意召卫绾前来“参乘”。所谓参乘，就是随驾同行的意思，这可是天子近臣才有的荣宠。

“你知道，朕为何召你参乘吗？”景帝问。

“臣不知。”卫绾答。

“当初，朕在东宫，请你赴宴，你为何不来？”景帝旧事重提，不仅是想解开当初的心结，也是想试探一下卫绾，看他时至今日，会不会有什么新的说辞替自己辩解。

“臣当时抱病在身，不便赴宴，请陛下治臣不敬之罪。”

卫绾仍旧坚持当时的说法，既无辩白之意，更无阿谀之容。

景帝一听，表面上没说什么，心里却已经对卫绾平添了几分敬重和信任。因为，既然卫绾明知景帝对他一直心存芥蒂，却仍旧不改当年说辞，那就足以说明，他并不认为自己当初那么做是错的——而且足以见出，他并不是一个见机行事、没有原则的人。进而言之，既然当初卫绾能够绝对忠于文帝、不与太子私下结交，那么现在，以他那始终如一、其介如石的品格与操守，无疑也会把同样的忠诚毫无保留地献给景帝。

这样的人，当然是值得信赖的。

不过，尽管景帝已经在心里原谅了卫绾，但还是没有立即委以重任，而是给了他一个河间王太傅的职位。从官阶上说，这是升迁；可要论实权，一个藩王太傅显然不如一个京官。所以，这样的安排对卫绾而言，无异于明升暗降。

这又是为何呢？既然景帝已经认可了卫绾，为什么还不重用他？

这就要谈到第三点——帝王的用人之术。

自古以来，帝王的用人之术，皆脱不开“恩、威、刑、赏”四个字。就是说，要获得臣子的忠诚和拥戴，就得“恩、威、刑、赏皆自天子出”。卫绾虽为忠良，但毕竟是前朝旧臣，其功名、富贵皆文帝所赐，并非来自景帝。因此，景帝在重用卫绾之前，必然要先挥舞一下恩威的大棒，才能真正收服其心。换言之，不论一个皇帝从前任那里继承了多少人才资源，都必须花心思进行收揽人心的工作，否则，权力的基础终究是不稳固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皇帝并不像世人想象的那么好当——你固然可以从上一任天子那里继承权力和人才资源，但要如何使用权力、如何驾驭人才，就只能看你自己的本事了。自古以来，很多帝王守不住祖宗的江山，原因固然有很多，但其中最重要的，恐怕就是缺乏帝王之术和驭人之才了。

因此，景帝故意把卫绾外放为藩王太傅，就是想树立恩威。他这么做，等于在告诉卫绾：不论你在前朝有过怎样的资历和贡献，从此一切归零；往后，如果你干得好，朕可以给你更大的权力（恩），要是干得不好，朕也可以随时让你回家抱孩子（威）。

还好，卫绾最终还是没有回家抱孩子。因为他的运气不错，刚刚调任河间，大显身手的机会便不期而至——七国之乱爆发了。于是，卫绾临危受命，被景帝封为将军，组织河间军队抗击叛军，立下了不小的战功。平定叛乱后，卫绾终于迎来仕途辉煌，被景帝擢升为中尉（首都卫戍司令），不久又封为建陵侯。

刘彻当上太子后，卫绾旋即被景帝选定为太子太傅。在卫绾的言传身教之下，刘彻的学业和品行都得到了很好的教导和熏陶，逐渐成长为景帝心目中合格的储君。与此同时，卫绾也得到了景帝极大的宠信。“天子以为（卫绾）敦厚，可相少主，尊宠之，赏赐甚多。”（《汉书·卫绾传》）

卫绾在东宫教了刘彻三年，随后升任御史大夫；几年后终于位极人臣，官拜丞相。从卫绾手中接过东宫教鞭的人，是刘彻的第二任老师、太子少傅王臧。

跟卫绾比起来，王臧任职东宫的时间要短得多；可他所传授的某些东西，却对刘彻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同时也对此后的中国历史产生了无与伦比的决定性影响。

王臧所传授的，正是儒学。

众所周知，大汉自开国以来，一直以黄老之学为最高的统治思想。所谓黄老之学，就是奉黄帝、老子为鼻祖，以道家思想为主体，结合法家、阴阳家、墨家等诸家学说而成的一种哲学思想。

秦亡汉兴之际，天下凋敝，财竭民穷，亟须恢复并发展社会经济，而黄老思想所倡导的“与民休息，无为而治”的治国理念，正好顺应了当时的形势，因而被汉家君臣奉为圭臬。到了景帝一朝，黄老思想依然占据统治地位。尤其是窦太后，更是将其视为治国安民的无上法宝，要求皇族成员和窦氏族人都要读其书、尊其术。

可是，就在这样一个唯黄老思想独尊的环境之下，儒者王臧居然阴差阳错地成了刘彻的第二任老师。

当然，王臧给刘彻开的课，表面上还是以黄老之学为主；但在传道授业的过程中，还是有意无意地在刘彻的精神土壤中植入了一些儒家思想的种子。后来，当窦太后和景帝蓦然发现这个错误，想赶紧撤掉王臧的时候，儒学的种子早已在刘彻心中悄然发芽了。

除了给刘彻提供最好的宫廷教育外，景帝还特意给他安排了许多参与朝政的机会，以此考察并锻炼他的能力。而自幼就“聪明睿彻”的刘彻，当然不会令景帝失望。

有一次，廷尉呈报了一桩案子。这是一起凶杀案，凶手名叫防年，被害人是防年的继母。该案的案情并不复杂：起因是防年的继母陈氏与人私通，被防年之父发现；陈氏恼羞成怒，将其父毒死；防年得知后，愤而杀死陈氏，为父亲报了仇——按照汉律，杀母是大逆之罪，应处极刑，廷尉便据此判了防年大逆之罪。

景帝看完卷宗，没做任何表态，而是把案子转给了刘彻，让他谈谈看法。刘彻翻开卷宗，迅速扫了一眼，马上就有了结论。

他告诉景帝：世人常说，“继母如母”，可见继母其实不如生母；只因父亲对继母之爱，才将其比作生母。如今，防年的继母不守妇道，且亲手杀害其父，在下手的那一刻，防年与继母的亲情便已断绝。所以，防年杀她，就跟杀普通人一样，不宜以大逆之罪论处。

景帝听完，立刻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很显然，太子的看法正与他所想的不谋而合。随后，景帝便以一般杀人罪判处了这桩案子。满朝文武听说后，都认为此案断得公允，并对太子的表现赞不绝口。

后元三年（公元前141年）正月，景帝刘启突然患病，且病势沉重。他自知不久于人世，遂于弥留之际做了一件意义重大的事情——为刘彻举行了“冠礼”。

所谓冠礼，是古代贵族子弟的一种成人仪式。按照周朝传下来的礼制，男子必须年满二十才能加冠。加冠之后，才算正式迈入成人的行列；若是君王，也必须加冠之后才能亲政。而景帝为刘彻加冠的这一年，刘彻只有十六岁。很显然，景帝这么做，就是要抢在辞世之前，为刘彻的登基和顺利行使皇权铺下最后一块不可或缺的砖石。同时，这么做也是景帝对朝野上下的一种公开表态——皇太子刘彻虽然年仅十六，但他的智慧和能力却远远超过同龄人，足以和成人比肩，因而完全有资格亲自执掌朝政，统治这个广土众民的帝国。

景帝做出这样的表态，绝非可有可无。因为，刘彻的祖母窦太后和母后王娡都不是简单的女人，她们都有干预朝政的能量。何况汉初的“吕氏之乱”殷鉴不远，景帝不能不对此予以防范。

为刘彻举行冠礼，耗尽了景帝的最后一点儿心力。

后元三年正月十七日，行冠礼；正月二十七日，景帝在未央宫驾崩，享年四十八岁。同日，刘彻在景帝的灵柩前登上了大汉天子的宝座，是为“汉孝武皇帝”。

一个全新的时代，一个深刻影响此后中国历史两千年的“汉武帝时代”，就在这一天拉开了序幕。

在武帝刘彻之前，中国历史一直没有帝王年号，上自先秦，下迄汉高祖，都是直接以君王在位的年数纪年；哪怕是到了文帝和景帝这里，也仍然是采用“前元”“中元”“后元”这种模糊的纪年方式。而刘彻甫一登基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为帝国创建了一个年号。从此，中国历史才开始以帝王年号进行纪年。

刘彻使用的第一个年号，称为“建元”，此后还陆续使用了“元光”“元朔”“元狩”“元鼎”“元封”“太初”等年号。他一生在位五十四年，总共使用了十一个年号，平均大约五年更换一个。

刘彻登基后所做的第二件事，就是对身边最亲近的人进行了册封：祖母窦太后受封太皇太后，母亲王娡受封皇太后，太子妃陈娇受封皇后，外祖母臧儿受封平原君，舅舅田蚡受封武安侯、田胜受封周阳侯（另一个舅舅王信已于周亚夫死后受封盖侯）。

做完这一切，刘彻就该好好审视一下景帝留给他的这座江山了。

大汉立国之初，承秦末之乱，天下萧然，民生凋敝。据班固在《汉书·食货志》中记载，连高祖刘邦的御驾想要凑齐四匹毛色相同的马都找不到，最后只好随便拉几匹凑合。满朝文武的代步工具也大多是牛车，根本坐不起马车。至于普通百姓，更是家徒四壁，穷得没有隔夜之粮。

为此，自高祖以下的历代汉家天子，才会尊崇黄老无为而治的思想，实行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治国之策。到了文帝和景帝的时代，更是以“清静恭俭，安养天下”著称，所以才有了备受后世史家称颂的“文景之治”。

到了刘彻即位的这一年，大汉立国已六十五年，昔日那个财竭民穷的天下，早已变得物阜民丰、繁荣富庶。司马迁在《史记》中，就以饱蘸热情的笔墨，记载了当时（武帝即位数年后）的社会盛况：

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而乘字牝者傧而不得聚会。守闾阎者食粱肉，为吏者长子孙，居官者以为姓号。故人人自爱而重犯法，先行义而后绌耻辱焉。

大汉立国七十余年间，国家大多数时候太平无事，如果不遇到水灾旱灾，百姓一般能够丰衣足食。城乡仓廪都装满了粮食，郡县府库财货充盈；而中央金库里的钱更是多达数百千万，很多穿钱的绳子都朽断了，铜钱散乱得无法统计。国家储备粮一年一年地反复堆积，以至仓库都放不下，只好露天存放，最后发霉腐烂而不能食用。城郭闾巷的百姓家家有马，乡村阡陌之间更是马匹成群；偶尔有人骑母马或小马，就会被人笑话，聚会都不叫他。在“街道居委会”上班的，三餐都有好酒好肉；基层的小公务员，也都对自己的福利待遇很满意，所以一干就是大半辈子，连子孙都已长大成人也无意升迁；至于那些大一点儿的官，就更加热爱自己的本职岗位了，有些人爱到连自己本来的姓都不要了——比如粮食局长就改姓“仓”，财政局长就改姓“库”（参见《汉书·货殖传》）。在这样一个繁荣富庶、安定团结的社会里，人人都很自爱，很少犯法，凡事都以仁义为先，不屑去干耻辱的勾当。

这就是汉武帝即位之初，大汉天下呈现出的太平景象。

然而，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不论一个时代看上去多么光明，它肯定会有阴暗面。所以，司马迁在赞颂这个时代的繁荣与富足时，并没有忘记揭露它的问题和隐患。于是，就在写完上面那段话后，他便笔锋一转，接着写道：

当此之时，网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兼并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室庐舆服僭于上，无限度。物盛而衰，固其变也。

正当汉家天下在经济上一派繁荣的时候，法律制度却逐渐变得宽松和废弛。社会上先富起来的那些人，大都挥金如土、骄奢**逸；而最严重的问题是，财富和土地都集中到了少数人手里。于是，既得利益阶层倚仗手中的权势和财富，与黑恶势力勾结，在社会上横行霸道，肆意欺压弱势群体。由于皇族和宗室成员都享有分封的土地，而那些朝廷高官，如公、卿、大夫们，也都享有制度赋予的特权，所以就在财富积累和生活享受方面竞相攀比，奢侈无度。很多皇亲国戚和政府高官住的房子、坐的车子、穿的衣服等，都大大超过了其身份和等级规定的限度。有道是盛极而衰、物极必反，当一个社会的上层普遍陷入奢靡腐败之时，巨变的时刻也就悄然到来了。

刘彻登基之时，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个历史格局：一方面，他继承了历任汉家天子积累下的雄厚国力；另一方面，他又面对着社会发展所带来的种种问题和弊端。

因此，刚一登上天子大位，刘彻便强烈地意识到——清静无为、缺乏进取精神的黄老之学，已经不足以应对新时代的新问题了，因而也就不再适合作为汉家天下的统治思想，改弦更张势在必行。

这个帝国，急需一种新的意识形态，急需一场灵魂上的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