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1 / 1)

我在上海光华大学,讲过十几年的本国史。其初系讲通史。后来文学院院长钱子泉先生说:讲通史易与中学以下的本国史重复,不如讲文化史。于是改讲文化史。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教育部颁行大学课程;其初以中国文化史为各院系一年级必修科,后改为通史,而注明须注重于文化。大约因政治方面,亦不可缺,怕定名为文化史,则此方面太被忽略之故。用意诚甚周详。然通史讲授,共只一百二十小时,若编制仍与中学以下之书相同,恐终不免于重复。所以我现在讲授,把它分为两部分:上部以文化现象为题目,下部乃依时代加以联结,以便两面兼顾。此意在本书绪论中,业已述及了。

此部系居孤岛上所编,参考书籍,十不备一;而时间甚为匆促。其不能完善,自无待言。但就文化的各方面加以探讨,以说明其变迁之故,而推求现状之所由来;此等书籍,现在似尚不多,或亦足供参考。故上部写成,即付排印,以代抄写。不完不备之处,当于将来大加订补。此书之意,欲求中国人于现状之所由来,多所了解。故叙述力求扼要,行文亦力求浅显。又多引各种社会科学成说,以资说明。亦颇可作一般读物。单取上部,又可供文化史教科或参考之用。其浅陋误谬之处,务望当代通人,加以教正。

民国二十八年九月二十八日(1939年)

吕思勉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