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在第一天，我们还用手指指着我们自己的国家。在第三或第四天时，我们指向各大洲。到第五天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个地球。

苏尔坦·萨尔曼·阿勒沙特王子

(Sultan Bin Salmon Al-Saud)

沙特阿拉伯航天员

从一开始，智慧及制作工具就是我们的生存优势。我们利用这些天赋弥补我们先天的不足——跑不快、不能飞、没毒液、不能挖地洞，等等——这些都是其他动物与生俱来的本能，而我们却不具备这些本领。自我们能驯服火及打磨精巧的石器以来，我们就明白这些技能可以用在好的方面，也可以用在坏的方面。可是直到最近我们才知道，即使我们将我们的智慧及制造和应用工具的能力运用在良善的用途上，我们也会陷入危险的处境中，因为我们还不足以预知所有的后果。

现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有人类的足迹。我们在南极洲设立基地，潜进海洋的深处。我们一共有60亿之众，每隔10年，全球人口暴增的数字，相当于中国总人口数。我们已征服了人类之外的所有兽类(虽然我们尚未完全征服微生物)。我们驯服了许多的生物，使其听命于我们。以某些标准来看，我们变成了主宰地球的物种。

几乎我们的每一步，都强调地区性甚于全球性，强调目前利益甚于未来长期利益。我们毁灭森林、冲蚀表土、改变大气成分、破坏保护我们的臭氧层、改变气候、污染大气和河流海洋湖泊，使贫困的人从这些日益恶化的环境中承受最多的苦难。我们变成这个生物球中的掠夺者——目空一切，自私地认为一切应该都是属于我们的，一直只拿不给。现在，我们让我们自己及其他和我们共同居住在此行星上的生物，都陷入危险的境地。

科学与宗教必须负责

我们不能把全球环境恶化的责任一味地推诿给渴望赚钱的实业家或短视的贪婪政客。许许多多的人都要为此错误负责。

科学界要负起主要的责任。科学家中有许多人根本不关心我们的发明造成的长期后果。我们轻率地把具高度毁灭性的发明成果卖给出价最高的人或我们居住国的官员们。在许多例子中，我们缺乏一个道德伦理。套用笛卡尔的话来说，从一开始哲学和科学就一直热衷于“把我们变成自然界的主宰及所有者”。弗朗西斯·培根也曾说，用科学驯服自然界的一切，以“服务人类”。培根说的是“人要使用他拥有自然界的权利”。亚里士多德写道：“大自然为了人类创造出所有的动物。”伊曼努尔·康德强调：“如果没有人，创造出的世界就只是一片荒野，无用之物。”不久前，我们还常常听到“征服自然”及“征服太空”这些字眼——好像自然和宇宙都是该被击败的敌人似的。

宗教界也要负起主要的责任。西方的教义认为，人要屈服于上帝，自然界的一切都要听命于人。特别在现在这个时代，我们似乎更致力于实现第二点。在这个可触摸的真实世界里，如果只看我们做的而不去听我们说的冠冕堂皇的话，许多人似乎都渴望成为造物者——人们只是偶尔按他们的社会习俗，向最流行的神祇或上帝象征性地弯腰。例如，上述的笛卡尔和培根都是受宗教影响极深的人。“对抗自然界”是我们的宗教留给我们的祖传意识。《圣经·创世纪》中记载，上帝让人类成为“万物的主宰”，也“恐惧、害怕”一切巨兽，从而驱策人类去“征服”自然。《圣经》原文是希伯来文。《圣经·创世纪》中英文征服(subdue)译自希伯来文中一个极富军事行动意义的单词。《圣经》中还有许多类似的句子，存在于中古世纪基督教传统中——孕育现代科学的摇篮。

当然，科学和宗教都是错综复杂的多层次结构，包含了许多不同的，甚至互相矛盾的意见。科学家首先发现并是首先提醒世界要注意环境危机。也有科学家因为拒绝参与可能伤害人类的发明工作而付出极大的代价。宗教也最先提出尊重生物的声明。西方的宗教及科学都已偏离了他们原来的宗旨，断言自然界不过是布景，他们把自然界的神圣性贬抑到可以亵渎的程度。尽管如此，还是有一个明显的宗教上的反对意见：自然界是上帝的创造品。除了给予人类“荣耀”和对人类有用之外，自然界还有其他目的，因此应该也有被尊重及保护的权利。特别是最近，出现了一个令人沉痛的隐喻——管理员，认为人类是地球的管理员，把人放置在这里的目的是对“地主”(即上帝)负责。

当然，没有这个“管理员”，在过去40亿年中，地球上的生物也活得好好的。三叶虫和恐龙在地球上生存的时间都超过1亿年。它们如果有知，听到一个在地球上出现的时间不过是其历史千分之一的物种，竟自命为地球上所有生物的管理员，一定会觉得可笑至极。这个自大的物种就是让自己陷于危机的元凶。而需要人类管理员，是为了保护地球不为人类自己所侵害。

科学与宗教扩大彼此视野

科学和宗教无论是在方法还是在特征上皆有天壤之别。宗教经常叫我们毫无疑问地去相信，即使(特别是)没有任何确凿的证据。这就是信仰的核心意义。而科学叫我们不要轻信，要对我们自欺的倾向持谨慎小心的态度。科学把有深度的怀疑视为最重要的美德。宗教常常认为这种怀疑态度就是觉悟的最大障碍。因此，几个世纪以来，这两个领域之间存在不少冲突和矛盾——科学上的新发现向宗教教义发起挑战，宗教则尝试着不去理会或压制这些令他们不安的发现。

可是时代改变了。现在有许多宗教已接受地球绕日旋转、地球年龄是46亿年、生物进化等概念，以及其他科学上的新发现。教皇约翰·保罗二世(John Paul II)说过：“科学能把宗教从错误及迷信中拯救出来；宗教可以把科学从偶像崇拜和绝对错误中拯救出来。每一方都可以引领另一方到一个更宽广的世界，一个双方都能互惠的世界……要鼓励及培养这种互相沟通的桥梁。”

没有任何一个问题比目前的环境危机更清楚地摆在我们面前了。不论是谁要负起责任，如果不了解这危机的危险性和产生机制，以及长期缺乏对地球及其他物种福祉的热爱，就无法从危机中逃出——这种了解及热爱与宗教及科学的中心思想无关。

全球宗教及议会领袖齐聚一堂

我有幸参与了一个极不寻常的系列性世界集会：这个行星上的宗教领袖、来自许多国家的科学家及立法议员聚集在一起，试图去应付处于急速恶化中的世界环境危机。

将近100个国家的代表参加了这次“全球宗教及议会领袖论坛”(Global Forum of Spiritual and Parliamentary Leaders)。会议分别于1988年4月和1990年1月在英国牛津和莫斯科召开。我站在一张从外太空拍下的巨幅地球相片前，发觉我眼前是一片穿着各式种族服装的各国代表，他们构筑了我们这个物种的万种面貌：特雷莎修女、维也纳的红衣主教、坎特伯利大主教、罗马尼亚及英国的犹太教牧师长、叙利亚的大穆夫提、莫斯科的大主教、奥内达加(Onondaga，美国印第安人之一族)族的长老、多戈圣林(Sacred Forest of Togo，美国印第安人之一族)的大祭司、穿了华丽白袍的耆那教僧侣、头戴包头巾的锡克教教徒、印度教僧侣、神道教的僧侣、亚美尼亚教会总主教、斯德哥尔摩及哈拉雷的主教、东正教的大主教、易洛魁(Iroquois，美国印第安人之一族)联盟的六族首领——陪伴他们的有联合国秘书长、挪威首相、肯亚女性再植林运动的创办人、世界观察研究所主席、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领袖、人口问题基金会领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的领袖、苏联环保部部长，以及来自10多个国家的议员(包括美国众议院的参议员，及一位尚未上任的副总统)。会议的召集人是前联合国官员松村昭男(Akio Matsumura)。

我记得有1300位代表在克里姆林宫的圣乔治堂聆听戈尔巴乔夫发表演讲。一位吠陀教(印度教之别称)僧侣主持了开幕式，该教代表世界上最古老的宗教传统之一，他邀请所有与会者诵念“Om”这个圣字。据我所知，当时苏联的外交部部长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Eduard Shevardnadze)也跟着念了，可是戈尔巴乔夫没有。(一个硕大无比，手向外伸的乳白色列宁石像就在附近)

当天是星期五，夕阳西沉之际，10位犹太代表就在克里姆林宫举行了他们的宗教仪式。这是第一次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犹太教仪式。我记得叙利亚的大穆夫提语惊四座，因为他强调，在伊斯兰教中“生育控制是为了全球福祉，而不是让一个国家损害另一个国家的利益”的重要性。许多人引用美国原住民印第安人的一句话：“我们并没有从我们的祖先那里继承地球，我们是从我们的子孙那里借来的。”

会议中再三强调的一个中心议题就是：全体人类的联结关系。我们听了一则非宗教性寓言，要我们想象人类这物种只由100户家庭组成，其中65户是文盲，90户不讲英文，70户家中没有可饮用的自来水，80户家中没有一个人乘过飞机。其中7户拥有60%的土地，并消耗了80%的可用能源，他们有种种奢侈的享受，而大气、气候，及酷热的阳光越来越糟。在此情况下，我们的共同责任是什么？

宗教团体积极回应

在莫斯科会议期间，一份由许多知名科学家署名的呼吁信，被传给了世界宗教领袖们。得到的回应让人惊异，几乎得到全面支持。会议结束时，产生了一项行动计划，其中包括了下面几句话：

这次的集会不仅是一个聚会，也是某一进程中的一步，我们已不可能从此进程中退出了。因此，现在就让我们回到各自的国土上去，誓言奉献己身，积极投身参与这一进程，没有比担任使者传达需要改变我们的态度及行为更重要的事了，因为这些态度及行为已经把我们的世界推到危险的边缘上。

许多国家的宗教领袖已经开始行动了。美国的天主教会议、圣公会、基督联合教会、基督教福音派、犹太教区的领袖们，及其他许多团体都已经开始展开大规模行动。其中一项是，成立了宗教和科学联合环境呼吁组织(Joint Appeal of Science and Religion for the Environment)，作为此过程的推动组织。圣约翰大教堂的枢机主教长詹姆斯·帕克斯·莫顿(James Parks Morton)和我共同担任主席。当时还是参议员的副总统戈尔在促成此事上扮演了关键角色。1991年6月在纽约召开的一项试探性会议，科学家及美国的主流宗教领袖们共聚一堂。会议期间，许多共识逐渐明朗：

有不少人劝诱我们不要相信或撇开全球环境的危机，甚至拒绝承认人类必须做出根本的改变来应对问题。可是我们这些宗教领袖，接受了来自天启的责任，矢志要使我们接触到的、启发过的、教导过的数以百万计人们，知道这项挑战的全部面貌，以及如何应对问题。

我们愿意成为有备而来的参与者，参与这些问题的讨论，并提供在道德伦理上建立国家级及世界级的对策的意见。我们在这里宣布，一定要在下列事项中采取行动：加速淘汰破坏臭氧层的化学物；更有效率地应用化石燃料及发展非化石燃料的能源经济；保存热带森林及采取行动保护生物界的多样性；团结致力于使男女双方都享有权利以减缓世界人口的激增；鼓励经济独立；在绝对自愿的前提下，让自愿者都能参与家庭教育计划。

我们相信，在各大不同宗教的传统下，最高宗教领袖们已经取得了一个共识，即有信仰的人们一定要将保护环境视为最优先事项。要应对这问题，我们一定要跨过宗教及政治的分界线，使宗教生活得以再生和合一。

上述文字第二段的最后几句话，对参会的天主教代表来说，是极为苦恼的妥协表现，因为天主教非但反对描述避孕的方法，连“生育控制”这几个字都是不能说出口的。

环保与信仰结合

1993年，宗教和科学联合环境呼吁组织演变成全国宗教环境联盟(The National Religious Partnership for the Environment)，结合了天主教、犹太教、主流的基督教新教、东正教、历史上重要的黑人教会，及基督教福音派等宗教组织。该联盟的科学办事处负责准备材料，供这些参与团体使用。该联盟已经展现出很大的影响力。许多以前没有国家级环保计划的宗教组织，现在纷纷宣称“完全投入这项运动”。环保教育及行动手册已经送达10万个以上的宗教教堂，这些教堂代表了数千万的美国教友。已有数千名圣职人员及“居士”领袖已经参加过地区级的培训，登记在案的教堂环保自发运动也有数千个。联盟的成员同时也对州级及国家级的立法者说明环保的重要性，并向传播媒体做简报，主持公开演讲，也在教堂的布道中提及相关内容。随便举个例子来说，1996年1月，福音派教会环保网(Evangelical Environmental Network)——福音派基督徒团体组成的一个全国宗教环境联盟子组织——就游说国会支持《保护濒临绝种生物法案》(Endangered Species Act，这个立法本身岌岌可危)。如何游说呢？一位发言人说，传教士不是“科学家”，可是他们可以从神学理论中“找出理由来”：保护濒临绝种生物的立法可以看成一种“现代版的诺亚方舟”。看来全国宗教环境联盟的基本信条“保护环境一定要成为信仰生活的基本中心”已被广泛采用接纳。联盟还有一个重要的自发运动尚未展开，就是去接触那些居住在教区的居民，尤其是会影响环境的重要产业的高级主管。我非常希望去尝试这一做法。

现在的全世界环境危机尚未酿成大灾祸。可是，和其他的危机一样，这种危机可以催生以往没有过的甚至见证想象不到的合作、才智和承诺的力量。科学和宗教可能在地球的形成理念上有不同的见解，可是我们都同意，保护地球值得我们付出大量的精力和爱。

呼吁

以下是1990年1月，科学家送交给宗教领袖的一篇文章，标题是《保全及爱护地球：一份寻求科学和宗教共同承诺的呼吁》。

地球是我们物种的出生地，就目前所知，它是我们唯一的家。当我们人数还少，科技能力也不发达的时候，我们无力去影响我们世界的环境。可是今日，突然地，在几乎没有人注意到的情况下，我们的人数暴增，我们的科技变得威力十足，甚至让人惧怕。无论是有意或无意，我们现在已有能力去破坏环境，改变环境——而这个环境是我们与其他生物共同拥有的，是我们极为战战兢兢才完全适应了的。

我们自己造成的环境急遽改变，现在已威胁到我们。然而我们对其所造成的生物及生态方面的长期后果，还是非常无知——保护生物的臭氧层被破坏；一次在过去15万年来从未有过的全球性变暖；每秒销毁约4000平方米的森林；生物接连灭绝；能使全球多数人口遭殃的全球性核战争的威胁。还有许多其他类似的危险，但我们因为漠视，至今还不知道它们的存在。这些危险，无论对个体或整体而言，已经变成一种人类落入的陷阱，而这陷阱正是我们自己设下的。不论这些危险的起因有多么高尚(或者可以说是多么短视，多么天真)，它们个别或全体都已经使我们及其他物种处于危险中。我们已经快要犯下——有人认为我们已经犯下了——用宗教的语言来说，“对创世的罪行”了。

可是，这不是任何一个政治集团或世代犯下的。就这些危险的本质而言，它们的形成是超国家、超世代、超意识形态的。因此，这也适用于所有我们能想得到的解决之道。要从这些陷阱中逃出，我们需要一种能站在全地球人类和未来世代的立场出发的见解。

这样大的问题及其解决方法，必须具备宽广的视野。从一开始，我们就必须认识到要解决问题，一定要兼具宗教和科学的观点。我们知道我们的共同职责，科学家——其中有许多已经同环境危机奋战多年——焦急地向世界的宗教团体紧急呼吁，寻求他们承诺，要大胆、勇敢地参与保护地球环境的安全。

有缓和这些危险的短期解决方法，如提高燃料效率、迅速禁止氟氯碳化合物的制造及应用、适度地减少核武器数量——这些方法是比较容易的，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已经在进行了。可是，其他影响范围更大、更长期，也更有效的决策会遇到广泛的阻力，如惰性、否认和抗拒等。这些长期的决策是：从化石燃料的能源经济转换到不会产生污染的能源经济，继续进行逆向核武器竞赛，自发地停止人口增长——不停止人口增长，其他保护环境方面的努力都将徒劳无功。

在和平、人权、社会公平等方面，宗教团体始终是一股强大的力量。在这个问题上，宗教也可以发挥它的强大力量，鼓励国家与国际社会在私人和公共部门，以及在商业、教育、文化和大众传播等方面，主动出击。

要解决环境危机问题不仅公共政策要做根本的改变，个人的行为也必须做彻底改变。历史记录证明宗教训诲、楷模及领导的力量，强大到可以影响个人的行为及承诺。

身为科学家，我们当中有许多人都有这样的经验：在面对浩瀚宇宙时，心中会不自主地生出一股敬畏之情。越了解被人们视为神圣的事物，越可能受到人们的喜爱及尊敬。因此，我们要把保护及珍爱环境也引入神圣的视野中。同时，还需要对科学和科技有更深刻及更广泛的了解。如果我们不了解问题，我们就无法解决它。因此，宗教和科学在此都将扮演极为重要的角色。

我们知道各委员会及教会，对我们行星环境的安危已经有深刻的关心。我们希望这份呼吁可以激发大家同舟共济的精神，共同携手保护地球的安危。

来自83个国家的数百位宗教领袖签了名，包括37位国家级及世界级的宗教团体领袖，以回应这份科学家对环保的呼吁。这些领袖包括，世界穆斯林联盟及世界基督协会的秘书长、世界犹太协会副主席、亚美尼亚教会的大主教和叙利亚大穆夫提。美国路德会、卫理公会、门诺派教会的代表，以及来自世界各大城市的50位红衣主教、总主教、犹太教牧师长、教长、伊斯兰教毛拉等等都参与了这次活动。他们说：这份呼吁的精神感动了我们。它的内容在向我们挑战，也在邀请我们合作。我们同意它说的急迫性。在科学与宗教的关系中，这个邀请标记了一个独一无二的时代和机会。

许多宗教界的人士都在密切关注，如这份呼吁中所说的，不断增加的关于我们行星的安危受到威胁的报告。科学家把这些危机的证据拿给我们看。在这件事上，科学家替人类做了一件好事。我们鼓励他们继续进行这些小心谨慎的研究。我们对人类的安危状态所做的讨论及宣言，一定要考虑到这些研究的结果。

我们相信对环境危机的关怀包含于宗教中。所有宗教信仰及教诲都很坚定地教导我们要尊重及爱护自然的世界。可是由于人类长期以来的行为，这个神圣的教导已被侵害了，并且十分危急。要扭转人类长期对环境的忽略及剥削，宗教的回应是必需的。

基于这些理由，我们赞同科学家的呼吁，我们热切地寻找一个具体的、明确的合作及行动的形式。地球呼唤我们走向新的合作。

[1]作者指的是生态球(Ecosphere，“ecology sphere”的简称)。这是一个密封的玻璃球，其中一半是水，一半是空气，水中有小动物(通常是一种极小的小虾及其他生物，一般是微生物)，有绿藻。绿藻利用射入的阳光把小动物排放出的二氧化碳，进行光合作用，本身成长及制造氧气，小动物呼吸氧，把绿藻当成食品。小动物间有共生的关系，即有其他的生物(微生物)把小虾排泄出的废物当作食物。如果一切都配合良好，这个小球可以独立存在，小虾、绿藻、微生物等可以靠阳光共同生存。这种生态球被用来例证生物中的共存关系。这种生态球可以在科学及教育玩具店中买到。

[2]在6500万年前(白垩纪末期)恐龙突然灭绝，昆虫类及哺乳类兴起。现在人们认为恐龙灭绝的原因是有一颗直径10千米的小行星体撞到地球并爆炸，造成全球性大火。大火制造的尘埃遮盖地球数年，天气转寒，夏天也像严冬，草木不生，恐龙因而灭绝。该陨石坑在现在的墨西哥南部，为墨西哥湾的一部分，直径约300千米。平均说来，每隔数百年地球就会被一颗约70米大小的小行星体撞上。被撞时放出的能量和最大的原核子弹爆炸时放出的能量相当。每隔1万年，就可能有一颗大小约为200米的小行星体撞上地球。这么大的行星体撞来，就可能造成很严重的区域性气候问题。每隔100万年，就可能有一枚2千米大小的小行星体撞上地球，撞上时放出的能量相当于100万枚100万吨三硝基甲苯(TNT)级的氢原子弹。这样的大爆炸就会造成全球性的大灾劫，把很大比例的人类都杀死。每1亿年间就可能有类似造成地质纪代白垩纪和第三代间大灾祸级的，大小约为10千米的小行星体撞上地球。

[3]波丽安娜是美国儿童文学《波丽安娜》的女主角，她是一个充满乐观思想的女孩，以乐观思想感染着身边的人。美国心理学家据此提出波丽安娜效应，用以描述人们普遍倾向于认同别人对自己的正面描述。

[4]四眼天鸡是美国的一个卡通人物。这部卡通片讲述有一天一样小物体从空中掉下，打到四眼天鸡头上，它就到处警告别人，天要塌了。所以“四眼天鸡”用来比喻大惊小怪，恐惧一切的人，类似杞人忧天。

[5]华盛顿环城大道边上的小公司多如牛毛，大都是替美国政府的机关内接些小工作，如管理计算机、撰写计算机程序等。

[6]原句(denial ain't just a river in Egypt)是关于语音双关的笑话，denial“否认”和Nile“尼罗河”发音类似，用来幽默地表达某人处于“否认”的心理状态。

[7]20世纪20年代甚至到20世纪40年代，在美国，有些冰箱还是用大冰块做制冷剂的，每日有人来送冰。

[8]并非所有制冷剂都被叫作氟利昂，只有杜邦化学公司制造的R-12、R-13B1、R-22、R-502、R-503才被标记为氟利昂。目前“氟利昂”已成为一种常见的用语，就如“可乐”等词一样，通常泛指任何碳氟化合物制冷剂。现在氟利昂大致分为3类，包括氯氟烃类(CFC，也被称为氯氟碳化合物)、氢氯氟烃类(HCFC，也被称为氢氯氟碳化合物)、氢氟烃类(HFC)，其中，CFC和HCFC是被《蒙特利尔议定书》定为全面禁止使用的对象，而HFC不在其列。CFC对臭氧层最大，HCFC的臭氧层破坏系数比CFC类小很多，因此，目前HCFC类物质被视为CFC类物质的最重要过渡性替代物质。

[9]阳光中的紫外线可以引起白内障，因此现在的太阳镜都注重吸收紫外线，阻止其射入眼中。

[10]原文是“from hand to mouth”，即用手做工，所得仅足以糊口。这里指的是这些植物性浮游物仅能抵抗现有紫外线强度，只要紫外线增加一些，它们就会被紫外线弄伤。

[11]原文是“The cure could kill the patient”，意思是对某问题采取一种太强烈的对策，被这些问题侵害的人反会受到损害。例如，如果一座房子都是老鼠及蟑螂，放火把这房子烧了，固然所有的问题都可以解决，可是房子也没有了。

[12]许多数学的问题都是没有答案，例如中学的几何中提到，用圆规及直尺去三等分一个角是不可能的，这个问题就没有答案(这问题存在了2000年之久，许多数学家为了这问题不知浪费了多少时间)。现代的数学家一想到一个问题，就要先问，这个问题有没有解。如果没有解，就不必浪费时间了。证明问题存在解的定理就叫作存在定理。

[13]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和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National Oceanic and Atmospheric)在取得臭氧层的枯竭数据及研究其出现原因上表现突出〔例如，雨云七号(Nimbus-7)人造卫星发现在地球上紫外线照射增强最强的地方——南智利及阿根廷二区，其强度每10年增强10%，在大多数人居住的北半球，增加率约为一半〕。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一项新的人造卫星计划——“地球任务”(Mission to Planet Earth)，将继续大范围监测臭氧及相关的大气现象，时间达10年(或更长)。同时，俄罗斯、日本及欧洲空间局(European Space Agency)的会员国及其他国家都在考虑建立自己的研究计划并发射卫星。由这些计划看来，人类的确在认真面对臭氧层枯竭的威胁。

[14]工业革命除了引发了空气污染，还导致失业率一时大增，首当其冲的是纺织业，因此有人把纺织工厂(英文中“纺织厂”同“磨坊”是同一字，都是“mill”)叫作“魔鬼磨坊”。

[15]这两个城市因为地理位置的关系，缺少空气对流，特别容易形成人为的雾霾。

[16]因为氟氯碳化合物既能造成臭氧层的枯竭，又能造成全球变暖，因此人们会混淆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对环境的影响。

[17]太阳表面有温度较低的小地区，看上去是黑的，叫作黑子(sun spot)，中国的甲骨文中就已提到过。黑子中的磁场特别强。黑子数目的变化存在11年的周期。我们现在还不知道为什么太阳会有黑子，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有11年的周期。

[18]这听上去很玄，怎么去度量数百万年前的温度？在极北的人烟稀少地方，许多冰面始终人烟未至。这些冰面是每年下的雪堆起来的，因此，如果挖出一条垂直的冰柱，其截面某处的冰就对应过去某年的积雪，通过这种方式回溯历史可至数百万年前，这和树的年轮类似。以前有科学家发现，雨水或雪中氧的同位素含量和它们被阳光蒸发时的气温有关。因此，对这些“化石”冰加以分析，研究人员就可以知道过去的气温。这种测量方法得到的结果是很精确的。

[19]指的是许多发展中国家烧毁原有植物(通常是森林)，清出土地作为农地。这种刀耕火种式的农业在巴西热带林中最盛行。

[20]自熔(melt down)是一种理论上推导出的核反应堆的可能事故模式。核反应堆中有许多的铀或镨柱，利用链式核反应(见第二章)产生能量，控制反应的方法是将极强的中子吸收柱(通常用金属镉，cadmium)抽入抽出到反应稳定为止。如果一旦出事，吸收柱被毁，整个核反应核心就会熔化成**，不再受吸收柱控制，因为所发出的能量很高，可以把所有混凝土、土壤、岩石在掉下的途中都熔化，最终落向地心。这种事从未发生过，只存在理论上的可能性。切诺贝利核电站的事故是最接近自熔现象的一次事故。

[21]核聚变(fusion)的原理是，把氢的同位素氘2H(原子数为2)，和氢的另一种同位素氚3H(原子数为3)，在高温下聚合，反应为：2H + 3H → 4He + n + 能量。4(He是普通的氦，n是一个中子)海水的氘的含量约在0.1%，因此说，海水可以当作燃料。可是，要这反应进行，要用到的1亿摄氏度左右的高温。没有一种材料可以承受这么高的温度。以前想用强磁场把氘和氚的离子限制在磁场中。可是，这种磁场存在很严重的稳定性问题，现在用的方法结合了许多物理方法，包括磁场在内。研究计划已进行了40余年，耗资不少于数百亿美元，最近才做到本书讲到的结果。如果要进行商业化，其放出的能量要远高于输入能量的100倍以上，因此要付诸实用还早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