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悲观者。在我看来，能感知到邪恶的存在，就是一种乐观。

罗伯托·罗塞里尼(Roberto Rossellini)

只有一种物种有这样的威力，能在短暂的一个世纪中，改变世界的性质。

蕾切尔·卡森(Rachel Carson)

摘自《寂静的春天》(Silent Spring， 1962年)

绪论

1988年，我得到了一个极为难得的机会。我受邀撰写一篇文章，讨论美国和苏联的关系。这篇文章会在两国最大的周刊上同时发表。当时，戈尔巴乔夫正在摸索如何给苏联人民自由发言的权利。同时，里根政府也开始慢慢改变其在“冷战”中的尖锐态度。我觉得这篇文章也许能做出一点贡献。尤其是，在一场当时才召开不久的“巨头会议”中，里根在发表谈话时曾说过，如果有一群外星人入侵地球，使地球陷于危境之中，美国和苏联也许可以更顺利地进行合作。似乎就是这句话给了我写作这篇文章的灵感。我打算“煽动”两国的群众，因此要求双方保证绝对不会检查篡改我的文章。美国的《行列》(Parade)周刊总编辑沃尔特·安德森(Walter Anderson)及苏联的《火花》(Ogonyok)周刊的编辑维塔利·科罗第(Vitaly Korotich)都立即同意了。这篇文章的标题是《公敌》(The Common Enemy)， 1988年2月刊登在《行列》周刊，于同年3月18日刊载于《火花》周刊。我因此在1989年获得了纽约大学颁发的“橄榄叶奖”(和平的象征)。

《行列》周刊全文刊登了文章中会引起争论的问题，未做任何删减润饰。在文章的前面，主编写了如下引言：

以下这篇文章将同时在苏联最畅销的《火花》周刊上刊登，本文探讨的是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因为作者挑战了两国各自历史上流行的观点，所以两国的公民也许会对卡尔·萨根的说法感到不太舒服，甚至感到愤怒。《行列》的编者希望这篇被美国及苏联读者读到的文章，是走向作者所描述的目标的第一步。

可是即使在1988年的解体过程中，事情也没有这么简单。科罗第奇买了一只装在袋中的猪[1]。当他看到我对苏联历史及政策的严厉批判时，他觉得应当向更高一级请求指示。《火花》的这篇文章似乎是由格奥尔基·阿尔巴托夫(Georgi Arbatov)博士最后审核的，他是当时附属于苏联科学院(Soviet Academy of Sciences)的美国和加拿大研究学院的院长。他也是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委员，而且是和戈尔巴乔夫很亲近的顾问。我和他有几次私人谈话的机会，彼此讨论一些政治上的议题。在谈话过程中，我很惊讶于他的坦诚及公允。我当然很高兴看到我的文章中有不少文字未被改动，可是我也注意到了某些被更改的地方。看哪些地方被更改了，由此观察哪些思想被他们视为会对一位普通的苏联公民产生不好的影响，这也是一种收获。因此在本文末尾，我列出了最有价值的更改处。

《公敌》正文

美国总统向苏联总理说过，如果有外星人入侵地球，两国就会联合起来对付这个公敌。的确，历史上有许多类似实例。几个世代以来互相以刀兵相见的死敌，为了共同对付一个更为紧急的威胁，可以抛开他们之间敌对的原因：希腊各城邦联合起来对付波斯人、俄罗斯人，美国和苏联也曾共同对付过纳粹。

当然，外星人入侵是不太可能的事。但我们确实有一个公敌——事实上，是有一大串的公敌，其中有些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威胁，每一种威胁都是我们这个时代独有的。这些公敌来自我们日增的科技威力，以及我们不愿为了我们物种的长期安全而放弃短期的利益。

即使是燃烧煤炭及其他化石燃料这类本无恶意的人类活动，也增加了造成温室效应的二氧化碳含量，使地球温度升高了。按照某些估计，这样的温度上升可能在1个世纪内，使美国的中西部及苏联乌克兰区——现在的全球谷仓——变成类似荒野的沙漠。冰箱中的冷媒，是不起反应的惰性化合物，看上去似乎不具任何破坏力，可是它会破坏保护我们的臭氧层，增加照到地面上的致命紫外线的强度，导致大量未被保护的微生物灭绝。这些微生物处在我们不甚了解的食物链的最底层——食物链的最上层生物就是摇摇欲坠的我们。美国的工业污染毁灭了加拿大的森林。苏联核反应堆的失事也会危及拉普兰人的古代文化。由于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可怕的传染病在全世界传播。不可避免的是，因为我们经常犯错，且只注意短期利益，未来还会发生许多我们尚未发现的危机。

美国及苏联争做核武器竞赛的先锋，使我们这颗行星处于拥有6000万枚核弹的危险陷阱中——这些核武器的数量足以毁灭双方，让全球各种文明都处于危险中，甚至可以终结已有百万年历史的人类物种，或许还绰绰有余。尽管有为了和平而发出的愤怒抗议，及严肃的限武条例试图阻止双方的核武器竞赛，但美国和苏联还是有办法再制造出大量的新核武器，足以摧毁这颗行星上的每一座大城市。如果询问这么做的理由，一方就理直气壮地把手指向另一方。挑战者号失事及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泄漏后的余波[2]提醒我们，尽管我们做了最大的努力，仍无法遏止高科技导致的灾难性意外事故的发生。20世纪出现的希特勒，使我们认识到疯子也能在民主国家中获得绝对的统治权。高科技导致的灾难性意外事件的发生，只是时间上的问题，灾难发生的原因可能是：机器中有一些无法预测到的隐性错误，或紧要关头时的通信错误，或深受工作困扰的领导存在情绪方面的问题。为进行互相恐吓及战争的准备，人类每年总计投入1万亿美元(大部分是美国和苏联投入的)。这样想想，或许恶毒的外星人并没有侵略地球的打算；也许他们经初步调查后，会认为最有利的策略是耐心地等候一下，等我们毁灭掉自己。

我们身处危险中。不需要外星人入侵，我们自己已经制造了够多的危险。可是它们都是不可见的危险，似乎距离我们的日常生活十分遥远，要很仔细地思考后才能明白。这些危险牵涉透明的气体、不可见的辐射，还有几乎没有人真正见过的核武器——而不是一支故意来烧杀抢掠的外国军队。我们很难明确这些公敌的形象。比起历史上的公敌如古波斯王(Shahanshah)、希特勒等屠杀者，我们更难去恨这些公敌。要联合起来抵御这些新敌，我们必须鼓起勇气努力去了解自己，因为我们自己——所有在地球上的国家，特别是美国和苏联——必须为我们面临的危机负责。

我们两国都是由多种文化及民族交融而成的。在军事上，我们是地球上最强的两个国家。我们都赞成用科学和技术来提高我们的生活水平。我们共享一个明确的信念，即人民有自治的权利。我们的政府都诞生于历史上的革命，它们推翻了不义、专治、无能及迷信的暴政。革命家达成了似乎不可能完成的伟业，建立了我们的国家。现在，要怎样做才能把我们从自己挖掘的陷阱中拯救出来？

美国和苏联各有一张长长的清单，上面列出使一方深感不满的，另一方所做的不义之事——有些是幻想出来的，但绝大部分是事实，只是真实程度的大小不同。每次一方滥用了威权，另一方就一定会做出一些类似的事作为回应。两个国家都被伤害了自尊心，并有自我认可的道义正直。每一方都对另一方的错误知之甚详，连最小的错误也不放过，可对自己犯的错误及造成的痛苦则熟视无睹。当然，每一方都有善良诚实的人民，他们看出自己国家政策将造成的危险——这些人都能从基本的道义及寻求生存的观点出发，渴望纠正这些错误。可是每一方也有被他们国家恶意宣传所毒化的、被恐惧所征服的、怀有憎恨之心的人，认为对方是无可救药的、专门挑衅的恶人。双方的这些强硬派互相刺激对方采取更强硬的立场。他们的威信及权力来自另一方的强硬派。他们彼此纠结，陷入致命的相互拥抱。

如果没有人或外星人能把我们从这种致命的互相拥抱中解救出来，那么不论多么痛苦，我们都只剩自救一途。我们应该用对方的眼光来审视历史的事实——或者让后人来审视，前提是还有后人。首先，我们假想有一位苏联的观察家正在思索美国的历史。号称以自由人权为建立基础的美国，是世界上最后一个废除奴隶制度的国家。许多开国元勋，比如乔治·华盛顿、托马斯·杰斐逊，都拥有奴隶。即使在奴隶制度被废除后的1个世纪内，种族歧视仍受到法律的保障。美国有意地不遵守和原住民(印第安人)订的300多项条约，这些条约是为保障这些居民的某些权利。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总统于即位前两年，在一次广获好评的演说中，还公开拥护“正义的战争”是唯一实现“国家强大”的方法。美国在1918年入侵苏联，想要推翻布尔什维克革命，却遭失败。美国发明了核武器(原子弹)，也是第一个用它来对付平民的国家。在苏联拥有核武器之前，美国就制定了用核武器彻底摧毁苏联的军事方针。里根政府以极为震怒的口吻警告盟国，不得贩卖军火给伊朗，可是美国却在暗地里贩卖。美国在民主的招牌下向全球各地进行半掩蔽的战争，却不赞成对一个南非国家执行经济禁运[3]的制裁，在这个南非国家中大多数的居民都没有政治上的权利。美国对伊朗在波斯湾布雷大为震怒，可是自己在尼加拉瓜的港口布雷，甚至逃避了世界法庭的裁决。美国斥责利比亚滥杀孩童，可是美国也采取了报复杀死了孩童。[4]美国指责苏联对其少数民族不公，可是在美国，进监牢的年轻黑人人数比在大学中读书的还要多。这并非苏联的恶意宣传。即使是关注美国的普通人，也对这些事感到不安，更何况，美国人还不愿意承认他们历史中那些让他们感到不舒服的事迹。

现在，想象有一位西方观察家正在思索苏联的历史。米哈伊尔·图哈切夫斯基(Marshal Tukhachevsky)元帅在1920年7月2日下达进军命令：“利用你们的刺刀，我们要为苦难中的人民带来和平与快乐。向西方进军!”

“一个欺压其他国家的国家，称不上自由的国家。”弗雷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如此写道。1903年在伦敦召开的会议中，列宁主张“所有国家有完全自决的权利”。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和许多政治家用几乎同样的语言表达了同样的宗旨。可是对这两个国家而言，它们做的却是另外一回事。苏联动用武力强行吞并拉脱维亚、立陶宛、爱沙尼亚、芬兰的一部分、波兰，以及罗马尼亚；占领统治了波兰、匈牙利、蒙古、保加利亚、捷克、民主德国和阿富汗；镇压了1953年的工人叛乱、1956年的匈牙利革命，及干涉了1968年捷克的开放(Glasnost)和改革(perestroika)运动。[5]除了世界大战、阻止海盗行为和贩卖奴隶以外，美国前前后后一共参与了大小130次战役[6]，包括同中国(18次)，墨西哥(13次)，尼加拉瓜和巴拿马(各9次)，洪都拉斯(7次)，哥伦比亚和土耳其(各6次)，多米尼加共和国、韩国和日本(各5次)，阿根廷、古巴、海地、夏威夷和萨摩亚国(各4次)，乌拉圭和斐济(各3次)，危地马拉、黎巴嫩、苏联和苏门答腊(各2次)，格林那达、波多黎各、巴西、智利、摩洛哥、埃及、科特迪瓦、叙利亚、伊拉克、秘鲁、菲律宾、柬埔寨、老挝和越南(各1次)。大多数战役都是为了保护美国人的产业和商业利益而进行的小型战役，也有些是规模较大的、更持久的，死伤也更多的战争。

美国的军队干涉拉丁美洲各国的行为，不仅开始于布尔什维克革命之前，还远在马克思等人写下著名的《共产主义宣言》(Communist Manifesto)之前——如果美国的借口是反共，这借口有些令人难以置信，毕竟干涉尼加拉瓜发生于这宣言写下之前。如果苏联没有吞并其他国家的习惯，那么这个借口的破绽就更明显。美国对东南亚(这些国家从未伤害过或侵略过美国)的战争行动中，美国的死亡人数为5.8万名，而亚洲的死亡数字更在百万以上。美国丢下了7500万吨的高爆炸性炸药，造成该地区生态及经济上的破坏与混乱，至今尚未复原。苏联军队自1979年以来占领了阿富汗(一个平均国民所得低于海地的国家)，他们在那里的暴行至今大都尚未公之于世(因为苏联比美国更成功地将记者从战区中隔离开来)。

习惯性的敌对思想虽然在衰败当中，但又能不断地自我延续。如果这种敌对思想开始衰退，只要提醒一下发生过的不幸事件，或制造一些暴行或军事意外事件，或宣布对方部署了一种危险的新武器，或当国内的政治意见变成令人不安的“公正无私”时，肤浅的滥骂或说人不爱国就可以激发敌对思想的复苏。对许多美国人来说，共产主义就意味着贫困、落后，用古拉格岛[7]来对付说真话的人，碾轧人类精神，想要征服全世界。对许多苏联人来说，资本主义意味着心肠恶毒、贪婪无度、种族歧视、战争、经济不稳定，以及全球富人欺骗穷人的阴谋。这些都是低劣的虚假描述，然而多年来苏联和美国的行为给这些低劣的描述添加了一些可信度。

这些低劣的描述之所以能延续下去，部分原因是它们有一部分是真的，部分原因是它们很有用。如果存在一个难以和解的敌人，那么官僚就有一个方便的借口去解释，为什么价格上涨了，为什么市场上买不到消费性产品，为什么国家在世界市场上受挫，为什么有这么多失业者及无家可归的流浪者，为什么对领导的批评是不爱国的行为需要被禁止，特别是这些描述可以作为部署成千上万的核武器的借口。如果这个敌人不够坏，我们就不会轻易忽略政府官员的无能和无远见。官僚们有动机去发明一个假想敌并夸大他们的恶行。

每一个国家都有其军事及情报机关，以评估对手带给自己的危险。这些机关都想被分配一笔庞大的军事和情报方面的经费，以保有他们的既得利益。因此，他们一定要抓住一个长期延续的危机心理。当他们错了，他们称他们只是谨慎行事。可是，不管他们以什么名义在做事，其结果都是推动了武器竞赛。有没有独立的大众来评估这些情报呢？没有。为什么没有？因为这些情报是保密的。如此一来，我们就有了一个不受外力影响、进行暗箱操作的机构。事实上，这是一种阴谋，不让时局松弛到低于认可这批官僚的限度。

毫无疑问，许多国家的国家组织和执政信条，不论以前它们多么有效，现在已经到了必须改弦易辙的时候。至今，还没有一个国家进步到可以称得上已经进入21世纪。这个挑战不是把过去的荣耀再做一次选择性的称颂，或者替自己的国家辩解，而是能替全人类寻找一条出路，带领我们渡过这次严重的共同危机。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找到所有可以找得到的助力。

科学的一个核心观念是，如果要了解一个复杂的(或简单的)问题，我们应当把我们脑中的教条都先清理干净，保证我们可以发表、提出反对意见，能自由做实验，且不接受权威的干涉。我们都会犯错，即使是领导们也会。可是，即使事实摆在我们眼前，要进步就需要批评，政府也会倾向于反对批评。最极端的例子就是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以下是一段摘自纳粹党魁鲁道夫·赫斯(Rudolf Hess)[8]在1934年6月30日的演讲词：“有一个人是不能批评的，他就是领袖。每一个人都感知到，他总是对的，将来也是。国家社会主义要我们全都扎根于不可置疑的忠诚之上，无条件地臣服在领袖之下。”

这种教条对国家领导的**可从希特勒的评论看出：“对掌权的人来说，人民从来不用大脑思考是一种多么大的幸运呀!”短期而言，人民在知识和道德上完全的臣服，对领导者来说也许是一种便利，可是，长期来说，就是自取灭亡。因此，对一国领导层的要求应该是有能力去了解、鼓励，以及建设性地善用批评。

那些遭到国家白色恐怖迫害而噤声不语者，现在可以发声了，呼吁人民自由的人要展翅了，他们自是兴奋极了，任何目睹到这场变革的自由爱好者，受了他们的鼓舞，亦是莫名兴奋。这些是经济得以健全发展的必要因素。开放和改革对苏联和美国来说都是好的。

当然，在苏联还是有反对开放和改革的人，包括那些证明他们有竞争能力，而非梦游在终身公职中的人；那些不能适应民主的人；那些数十年来一直盲从纪律，不想改变从前作为的人。在美国也有反对开放和改革的人：他们说这是苏联的诡计，目的是诱使西方松懈下来，苏联则趁此时期休养生息，聚积力量以变成一个更可怕的敌人。有些人宁愿苏联不做改变——一个因缺乏改革而虚弱的苏联，一个容易把它魔鬼化用低劣方法去描述的苏联(长久自满于自己民主形式的美国人，也能从开放和改革中学到些东西)。有这么大的力量反对改革，却没有人知道后果会如何。

仔细看一下两国的公众辩论，我们会发现，它们大部分是在重复国家口号、诉诸偏见、间接诽谤、自我解脱、步入歧途；在需要证据的时候，它们开始说些意味不明的东西，并且对公民智力全然蔑视。我们需要的是，承认我们真的还不清楚如何安全地度过下个数十年，及鼓起勇气去审查其他的可选择方案，而最重要的是，致力于解决问题而非坚守教条。要找到一个解决的方法已经够难的了，更别说要找到完全符合18世纪或19世纪政治教条的解答。

我们这两个国家一定要互相帮助，做出必要的改变，且改变要使双方受益。我们的目光要延伸到下届总统任期之后或下一个五年计划以后的未来。我们必须减少军事预算，提升生活水平，支持科学、教育、发明及工业，提倡自由探索，减少国内的高压政治，让工人也能参与经营管理上的决策，认识我们之间的共同人文关系及共同危机，以增进彼此之间的尊重和了解。

虽然我们双方的合作程度已经达到史无前例的水平，但我并不反对良性竞争。不过，让我们在阻止核武器竞赛和大量裁减传统军备上做竞争；在消除政府的腐败上竞争；在使大多数的世界地区实现粮食自给自足上竞争；在减少病痛和增加对疾病的了解上竞争；在尊重世界国家独立地位上竞争；在设立及执行负责任的地球管理伦理上竞争。

让我们彼此学习。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方法及信条在过去1个世纪中，已经在互不承认的抄袭中互相效仿。美国及苏联都不能声称独占真理及道德。我想看见我们在合作中竞争。在20世纪70年代，除了限制核武器竞赛的条约，我们还有些值得纪念的合作——从地球上消除天花、防止南非发展核武器、美国阿波罗和苏联联盟号宇宙飞船的联合航天员航行[9]。我们现在可以做得更好。让我们开始展开一些范围更大、视野更开阔的计划——消除饥饿，特别是埃塞俄比亚的国内饥荒，这个国家是超级强权斗争下的牺牲品；找出并解决长期由我们的科技发展带来的环境灾祸；在发展核聚变能源物理上努力，找出一种安全的未来能源；合作去火星探险，以人类第一次登陆火星为终极目标。

也许我们会毁灭自己。也许我们内部的公敌会强到我们无法辨认出它们，进而无法消除它们。也许这世界又会回到中古时期，甚或更糟。

可是我并不会因此而气馁，我仍怀抱着希望。最近有改变的迹象——虽然只是暂时性的，但是已走在正确的方向上，而且比起过去的国家反应来说，已经够快了。这是不是代表我们——我们美国人，我们苏联人，我们全人类——终于恢复了理智，开始为了我们的物种及这个行星而合作了？

未来仍有改变的可能。历史将这项责任放在我们的肩膀上。创造一个对我们子孙有价值的未来，都掌握在我们手上。

检查改动

《火花》周刊更改了我的文章，以下是按文章顺序排列，以段落为索引的一些更动较大或较有趣的部分。被删的文字以加粗表示，正常文字表示原文内容，括号中的文字是我的评语。

§3　不甚了解的食物链的最底层——食物链的最上层生物就是摇摇欲坠的我们。(没有这句，臭氧的危险好像就少了许多。)

§4　但美国和苏联还是有办法再制造出大量的新核武器，足以摧毁这行星上的每一个大城市。(把每一个大城市改成“任何城市”。这么一改，记者的焦点将从每年生产的炮弹数，转移到一颗炮弹的威力，而减少了核武器的威胁。)

§4　……或深受工作困扰的领导存在情绪方面的问题(如果领导们困扰太多，是否人民对这政府的信心就会减少？)

§4　……为进行互相恐吓及战争的准备。

§7　……被伤害了自尊心，并有自我认可的道义正直。

§7　……也有被他们国家恶意宣传所毒化的、被恐惧所征服的、怀有憎恨之心的人……

§8　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总统于即位前2年……(这一段删得最可恶，因为被删后可能使99%对美国历史不了解的人都以为这是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说的话，实际上，富兰克林是西奥多的侄子，两人相差30余年。)

§8　这并非苏联的恶意宣传。

§9　……7月2日……

§9　……秘密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

§9　……有数百万人因而死亡。

§11　如果苏联没有吞并其他国家的习惯，那么这个借口的破绽就更明显。

§18　那些遭到国家白色恐怖迫害而噤声不语者，现在可以发声了，呼吁人民自由的人要展翅了，他们自是兴奋极了，任何目睹到这场变革的自由爱好者，受了他们的鼓舞，亦是莫名兴奋。

§19　……用低劣方法去描述的苏联。

§20　仔细看一下两国的公众辩论，我们会发现，它们大部分还是在重复国家口号、诉诸偏见、间接诽谤、自我解脱、走向错误的方向，在需要证据的时候，说些意味不明的东西，以及对公民智力的全然蔑视。

§20　……要找到一个解决的方法已经够难的了，更别说要找到完全符合18世纪或19世纪政治教条的解答。

§23　……在过去1个世纪中，已经在互不承认的抄袭中互相效仿。美国及苏联都不能声称独占真理及道德。

§26　未来仍有改变的可能。

苏联的检查人员最关心的是第9段内列宁的演讲摘录(及提到图哈切夫斯基元帅的部分)。他们不断要求我去掉这些摘录，而我则不断回绝了。最后，《火花》的编辑在这篇文章上加了一个附注：“《火花》的编辑部找遍了有关的文件档案，可是找不到列宁说过这段话或类似的谈话记录。我们向数百万读者表示歉意，因为读者可能会被这段摘要误导，而卡尔·萨根就是根据这摘要得出他的结论的。”这段话对我来说，是一种刺耳的反馈。

时间过得很快，文档被解封了，修订后的历史可被看到，也被接受了。列宁的神秘性开始消失，这事件也自动解决了。在阿尔巴托夫的自传中，他写了以下一段友善而温和的话：

我要在这里道歉。1988年，我在《火花》上写的关于卡尔·萨根文章的注解中，把他关于图哈切夫斯基元帅的波兰战役当作不实言论置之不理。这是我们经常有的防御态度，这态度已经成为一种被训练出来的反射机能，是我们多年来的习性(最后变成了我们的第二天性)，把所有对我们是“麻烦”的事实都扫到地毯下面。例如，我最近才开始仔细审阅我们这方面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