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言之，没有人会畏惧一个盲目乐观者……只有那些杞人忧天者才会感到恐惧……不相信这些话的人，当他们(或他们自以为)成功或得志的时候，就会变得侮慢，藐视一切，做事也会不顾一切……可是，一旦他们感受到世界无常的身心痛苦时，就有一线出逃的希望。
亚里士多德(Aristotle)
摘自《修辞》(Rhetoric, 1382b29)
我们该怎么办？因为我们今日放出的二氧化碳会在大气中停留数十年，即使我们在科技应用方面极力自制，也要经过1个世纪才会见效。虽然有方法可以更快地减少某些温室气体，但无论是过渡性缓和温室效应的短期解决方案，还是长期的解决方法，都是必需的。我们应区分清楚两者，不可混淆。看来我们必须尽快引进一种新的全球性能源经济，这种新的能源不会产生这么多的温室气体及其他污染物。可是，即使“尽快”，也要数十年才能完成，而在此期间我们不仅要继续减小对环境的损害，也要注意在过渡时期中尽量减小对世界政治、经济及社会等构成的错综网络的破坏，同时也不能因此降低生活水平。关键问题是我们要控制危机，还是听任危机的摆布。
因循苟且自毁长城
根据1995年的盖洛普民意测验，差不多每3个美国人中就有2个自称是环境保护主义者，认为环保优先于经济增长。而且如果可以保证额外增加的税收专用在环保上面，大多数人都愿意接受增加税赋。可是截至目前，恐怕无法做到这点，因为既得利益工业集团的势力强大，而消费者的反抗力很薄弱，所有行业会一直墨守成规，不会做重大的改变，或者等到危机临头再做改变。可是届时一切都太迟了。也许从化石燃料经济转换到非化石燃料经济，会使原来就脆弱的世界经济雪上加霜，造成经济上的混乱。所以，我们应当小心谨慎地做出选择。人类有一种因循迁延的倾向：这是一个我们至今仍然陌生的领域，我们是不是该慢慢做出改变？可是，如果我们看一眼推算气候变化的地图，就知道我们不能毫无作为了，缓慢进行是无谋之策。
最大的二氧化碳产生者是美国。其次是俄罗斯及其他从苏联独立出来的共和国。再次是全体发展中国家。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实：这不是一个高度工业化国家的问题——从刀耕火种式[19]的农业、烧柴等行动中，发展中国家也对全球变暖有重要影响。发展中国家有全球最高的人口增长率。即使它们不能达到像日本、太平洋沿岸国家，及西方国家一般的生活水平，但它们在环境方面的影响力只会有增无减。我要再次强调，一如全球变暖是全球造成的一样，任何解决方法都必须是全球性的。
为解决核心问题，我们必须做出改变，改变规模之大令人惊诧——特别是对那些决策者而言，因为他们只关心任期内对自己有益的事。如果改善方案可以做成2年、4年、6年起效的计划，那么也许会获得政客们更多的关心，因为在他们任期届满重选之际，这些计划的成就对他们而言是有益的。可是如果等10年、40年、60年才能见到计划成果，那么他们早已不在位，或已经去世。这些计划对他们来说，缺乏政治上的吸引力。
温室效应警告：燃烧煤、石油和天然气可能危害全球环境
当然，我们不能像克里萨斯一样，时机尚未成熟就匆忙行事，结果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做些不该做的事，或愚蠢的事，或危险的事。可是更不负责任的做法是，完全无视大难临头，并天真地幻想，问题会自行解决。我们能不能找到一条中庸之道，既能应付这问题，又不会自毁长城——例如，一个效果奇佳的负反馈之类的解危方法——万一我们高估了问题的严重性呢？
假设你正在设计一座桥或一座摩天高楼。工业上的习惯及要求是，把建筑强化到能承受得起想象中最严重的灾难。为什么？因为一座桥或摩天高楼崩塌的后果是极为严重的，你必须十分确定它不会垮掉，你需要有非常可靠的保证。我想应当把同样的做法应用在地方性、区域性，及全球性的环境问题上。我刚说过，在改变环境的问题上存在很大的阻力，部分原因就是政府和工业界都要付出巨大的金钱和其他代价。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看到越来越多的人试图证明全球的暖化危机是危言耸听，不足采信。可是，强化桥梁和摩天高楼一样要花钱，但人们认为这些成本是建筑费用中必要的一部分。想在这里省钱、偷工减料，或疏忽这些问题的设计师及建筑商，会因他们不愿在不可测的意外事件上花钱，而被人们视为轻率的资本家。我们把他们看成罪犯。我们有建筑法，来保证桥梁及摩天高楼不会轻易倒塌。因此，我们在对付这些很可能发生的更严重环境问题上，是否也应该有同样的法律及道义上的约束呢？
拒绝“等着瞧”
我现在要提出些比较实际的建议，以应对气候的变迁。虽然这些建议并非毫无争议，但是我相信它们代表了许多专家的一致看法。这些建议只是一个开端，一个过渡时期缓和问题的方法，而且这些建议都是根据问题的严重性而提出的。要把全球温度降低到某一程度，例如1960年的程度，是件更困难的工作。从另一方面来说，这些建议是很保守的——不论有没有全球变暖这回事，都有许多极好的理由将其付诸实行。
如果有一个系统化的方法，如从太空中、飞机上、船只上和地面上，利用许多不同的探测器或系统去监测太阳、大气、云层、陆地及海洋，我们应该可以减少全球变暖是否进一步恶化的不确定性，还可以确定气候的反馈回路，观察地区性的污染模式及其后果，追踪森林的成长及死枯，监测南北极圈的冰盖、山上冰河及海平面的变化情况，检测臭氧层的化学性质，观测火山灰的扩散和其对气候的影响，细察有多少太阳光照到地面及其变化。我们现在拥有有史以来最强大的利器用来研究和保护全球的环境。许多国家都将送出宇宙飞船执行这项任务，现在最先进的工具是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地球观测系统”(Earth Observing System)，它是国家航空航天局“地球任务”中的一部分，由机器人负责操作。
温室气体进入大气后，地球的气候系统并不会立刻产生反应。似乎要到1个世纪后才会显现2/3的效应。因此，如果我们现在立刻停止释放二氧化碳及其他温室气体，到21世纪末，温室效应仍会使地球的温度继续升高。这是一个很有力的理由，让我们拒绝以“等着瞧”的态度去面对问题——这种态度很可能是极为危险的。
提高汽车燃油效率
1973—1979年，发生了一次石油危机。为了减少消费，我们增加石油税、开始制造小型汽车、限制车速。现在石油过剩，于是我们降低石油税、制造大型汽车、放宽车速限制。我们没看到任何蛛丝马迹显示这些措施有何长期益处。
要防止温室效应恶化，全球一定要把化石燃料的消耗量减半。目前，当我们不得不用化石燃料时，我们可以设法提高化石燃料的使用效率。美国人口只占世界人口的5%，可是消耗了全球25%的能源。汽车排放了全美1/3的二氧化碳。每年，你的汽车放出的二氧化碳总重超过你汽车本身的重量。显然，如果我们可以提升汽车效率(提升每升燃料的可行驶距离)，我们就能少排放一些二氧化碳。几乎所有的专家都同意，汽车使用燃油的效率可以大幅提高。为什么我们——自称是环保主义者——对每升燃料只可行8千米感到满意？如果我们的汽车燃油效率可达每升16千米，我们排放至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就可减半，如果燃油效率可达每升32千米，二氧化碳的产生量就可减少到1/4。这就是典型的短期获利和长期缓和环境破坏之间的矛盾。
没有人要买燃油效率高的汽车，这是底特律过去的一贯说辞。燃油效率高的汽车将更小、更危险、加速不够(虽然它们确实可以跑得比公路的限制时速要快)，以及更昂贵。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一个事实是，美国人开始购买耗油量极大的汽车——部分原因是汽油便宜。因此，美国汽车工业反对限制燃油效率，并间接反对做出任何有意义的改变。例如，在1990年，参议院(以极少票之差)否决了一个大幅提升美国制汽车燃油效率的方案。在1995—1996年，许多州开始放宽已经立法确认的最低燃油效率的标准。
可是，我们有方法把小型车造得更安全些——例如使一种新的减震器、可以承受撞击的弹性元件，以及在所有座位上安装安全气囊。撇开那些因睾丸激素分泌旺盛而极富侵略性的年轻男子不谈，和提升燃油效率的益处相比，我们超速行驶节省的几秒钟时间，能为我们带来什么好处？也有燃油效率已达到或超过每升20千米的汽车在公路上疾速奔驰。这些车也许会比较昂贵，可是能节省使用的燃油。按照美国政府的估计，因提高燃油效率而增加的费用在3年内就可以收回。至于无人购买的说法，显然低估了美国人的智商及他们对环保问题的关心程度，而且我们可以用广告的宣传力量去促进一个有价值目标的实现。
为了保障驾驶人及乘客的生命安全，我们立法定下时速限制、要求考驾照，并制定许多对驾驶人的限制。一般认为汽车具有高度危险性，因此政府有责任限制和管理它们的制造、保养维修及操作。如果我们了解全球变暖的严重性，我们更应采取相同的措施。我们从全球的文明中获益，是不是也应该对我们的行为稍做修正以维护全球的文明？
设计出一种新的、安全的、快速的、使用干净的高效率燃油，及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汽车，可以促进许多新科技的发明，为高科技界带来庞大商机。美国汽车工业的危机是，如果他们持续延长反对的时间，外国的竞争者就会捷足先登，先发展出(也先得到专利)必需的科技。底特律有一种“自私”的动机去发展新的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汽车——它自己本身的生存问题。这不涉及意识形态或政治意识。我认为这种“自私”的意图是温室效应产生的一种后果。
汽车工业态度软化
底特律三大汽车制造商——被政府逼迫，也接受了政府的钱——虽不情不愿，可仍在共同合作，尝试研发一辆燃油效率为每升可行驶32千米的汽车，或者使用其他燃料但具同等效率的汽车。提高汽油税，会为汽车制造商带来更大的压力，以促使其研发燃油效率更高的汽车。
最近一些公司的态度有了改变。通用汽车(General Motors)在研发一种电动汽车。“你一定要把企业的环保方针与企业相结合，”公司事务副总经理，丹尼斯·米南诺(Dennis Minano)在1996年说道，“美国大企业公司开始明白，此举确实有利于企业……现在市场的消费者越来越机智及富于知识。当你主动出击，采取相应的环保措施，并采取配套的商业行为得到一些收获时，人们会据此来评估你。他们说：‘我们不会称呼你为环保英雄，但我们会说你售卖的是低污染商品，或者有一个很好的再生循环计划。我们还会说你对环境是有责任心的。’”这些话至少让人耳目一新，不会觉得是陈词滥调。我还在等通用汽车制造出每升燃油可行驶32千米的汽车，并且人人买得起。
电动汽车是什么？你只要给它接通电源，把电池充好电，它就可以开动了。最好的电动汽车，车身是用人工合成的材料打造的，每次充电后可行驶数百千米，并通过了撞毁测试。如果它们要有益于环保，则不能用铅酸电池(即普通汽车用来启动的那种电池)，而要改用其他替代品，因为铅是一种有毒的化学物。当然要给汽车充电，这电一定来自某处。如果使用靠燃煤发电的火力发电厂供电，则将无助于减轻城市或公路上的污染，因为没有解决全球的温室效应的任何问题。
其他的化石燃料相关行业，也可以引进相同的改善措施：提高燃煤电厂的效率，将大型旋转机械设计成适应各式速度的产品，用日光灯代替白炽灯。在许多方面，新的构想可以为我们带来长期的费用节省，帮助我们摆脱对进口燃油的过分依赖。除了全球变暖问题，我们还有不少其他理由去提高燃油的效率。
安全性：核电厂的首要考虑
长期来看，单是提高化石燃料的利用效率仍嫌不够。随着时间流逝，世界人口会不断增加，能量需求也会不断增加。我们能找到化石燃料的替代品吗？能找到一种新的能产生能量而不会产生温室气体的方法吗？有一种方法是大家都知道的——核裂变。核裂变时产生的能量不像储藏在化石燃料中的化学能，而是物质核心的核能。目前，还没有核能推动的飞机及汽车，不过已经有核能推动的船了，当然，也有核能发电厂。在理想的情形下，核能发电的成本和燃煤或石油发电厂的相当，而且这些电厂丝毫不会放出任何温室气体，一点都没有。但……
就如三里岛(Three Miles Island)和切尔诺贝利(Chernobyl)核电站的教训所提醒我们的，核电站可以放出极危险的辐射性物质，或者自熔[20]。它们制造出有待妥善处理的具长期辐射性的“毒药”。“长期”的意思是真正的长期：许多放射性同位素的半衰期(见第二章)达数世纪到数千年之久。如果我们要把废料都埋在地下，一定要很确定这些辐射性物质不会外泄，渗透到地下水中去，或在其他方面出其不意地袭击我们。而且不仅只是一段时间不会外泄，还要考虑远超我们过去所能把握的时间，否则我们无异于向我们的后代宣称，这些辐射物是我们留给他们的“遗产”，是他们的责任，是他们要谨防的危险，究其原因，是我们不能找到一个更安全的方法来产生能量(实际上，这正是我们使用化石燃料正在做的事)。还有一个问题：大多数的核电站都在使用或产生可以用来制造核武器的铀或镨。这引起了流氓恶棍级的国家及恐怖分子集团的兴趣。
如果这些操作上的安全问题、辐射物质的处理方法及核武器的误用等问题得到解决，核电站很可能就是替代化石燃料的方法——或是一个重要的过渡技术，直到我们能找出另一个解决方法为止。可是，对这些问题我们并无信心十足的解决方法，也不能预计这些问题何时可以获得解决。核工业不断违反行业安全标准，美国原子能管理委员会(U.S. Nuclear Regulatory Commission)也经常有意掩饰违规行为，这都无益于巩固大众信心。
因为大众普遍对核能感到不安，美国在1973年后建造新核电站的所有订单都被取消了，自1978年后就未再见到任何新的核电站订单。所有新的核废料储存法和建造埋藏核废料地区的建议，都被当地社区居民否决了。可是“毒药”仍持续不断地累积着。
核聚变发展前途未卜
有另一种核能——不是来自原子分裂放出的能量，而是来自核聚变的。这是合成原子核时放出的能量。理论上来说，海水可作为核聚变反应的燃料，而且其供应量几乎是无限的。[21]理论上，这种反应器不放出任何的温室气体，没有核废料的问题，也完全和铀或镨这类物质无关。可是，“理论上”不算数。我们现在有一个迫切的需要。在付出了大量心血，并在高科技技术的帮助下，现在我们才勉强实现可以称为第一步的核聚变反应，即从核聚变中放出的能量稍多于供应核聚变反应器工作的能量。而获得这一成就用到了极大、极昂贵的极高度科技系统。对核聚变反应产能器的期待，可以说还是一种假想。连核聚变最热心的拥护者也承认，他们无法想象这种反应器可能在未来几十年中商业化。我们没有几十年的时间了。而且，早期的这类反应器可能也会产生出超乎我们想象的核废料。不管怎样，很难想象，这类反应器可以解决发展中国家的能源问题。
我上面说到的是热核聚变——这名字很形象：你要把这些燃料的温度提升到百万摄氏度以上或更高，几乎要到太阳中心的温度，反应才会进行。1989年，有科学家声称发现了所谓的冷核聚变。此类反应器简单到可以在你的桌上进行：把一些氢的同位素氘和氚放在金属钯中，通过一些电流，就可以放出比通电的能量更多的能量，他们还说测到了中子。如果这项发现确实属实，可能就是解决地球变暖的理想答案了。世界上许多的研究集团都在研究这项发现。如果这项发现能被证实，当然，它的回报是不可想象的。但全世界物理学家的多数意见是，这种冷核聚变仅是一种幻象、一个测量及实验错误拼成的大杂烩，没有妥善控制的实验流程，同时把化学反应同核反应混淆在一起。可是，各国仍有几位科学家始终不放弃，继续埋头研究是否真有冷核聚变的可能——比如日本政府还在小规模支持这项实验。我们应该独立评估这方面的任何新发现，而非一同否决。
也许有些目前根本无法预料到的精妙科技即将来临，为我们提供明日的能源，以前就有过此类意外发现。可是，我们不能鲁莽地将赌注下在这种可能上。
有不少理由认为，发展中国家特别容易受到全球变暖之害。它们不易适应新气候、不易栽种新种的谷物、森林不易再生、无法建造海堤、很难抵御旱灾及应付洪水。同时，它们对化石燃料的依赖性也特别高。中国拥有世界上第二大的煤储藏量，他们为什么不使用煤呢？如果日本、西欧国家、美国都派遣使者去北京，要求中国限制燃烧煤及石油，中国难道就不会指出，这些国家在他们工业化的过程中，也没有限制燃烧煤及石油〔无论如何，1992年在巴西里约城召开的全球气候变化大会上(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150个国家都签约了，同意由发达国家支付发展中国家因限制排放温室气体而产生的费用〕？发展中国家需要一个便宜的、技术要求不高的产能技术来替代化石燃料。
核能不会产生温室效应，但会带来其他危险
发展支持太阳能科技
这样说来，不能用化石燃料、核裂变、核聚变，也没有新的世外能源，怎么办？美国在卡特总统时代，白宫屋顶上安装了一个能把太阳能转换成热能的转换器。水就在转换器中循环，有太阳的日子，阳光就会加热水。这样的“热水法”可以为白宫供应一些能源——也许占总供应量的20%之多——甚至用作总统淋浴的热水呢!越多利用太阳能，就可以节约越多电厂发的电，因此，在波托马克河(Potomac River)附近的电厂就可以少燃烧些煤或油来发电。太阳能转换器虽然不能供应所有能源的需求，碰上阴天也不中用，可是它为我们带来了一个充满希望的象征，告诉我们所需为何。
而里根总统时代的“德政”之一就是下令将此转换器拆掉。这是意识形态上的一种侮辱。不仅要再花些钱来装修白宫的屋顶，也要多花些钱支付电费。可是发布这些命令的人认为，这些费用是值得的。值得些什么？对谁是值得的？
在同一时期内，联邦政府又大幅缩减研究石油及燃煤替代品能源的经费，幅度高达90%。在里根—布什总统任内，政府对石油及核工业的补贴(包括大幅减免税额)仍旧很高。我认为海湾战争的费用也应当列入这些补贴名单。虽然在这段时期，替代能源研究这方面有些进展——可以稍微感谢美国政府对这些进展的贡献——实质上，我们损失了12年的时间。由于温室气体在大气中聚集之快，及其影响时间之长，我们没有多少12年可以损失。政府对替代能源的支持终于增加了，可是增加得很吝啬。我还在等一位在白宫屋顶上再装一个太阳能热转换器的总统。
20世纪70年代末，美国联邦政府曾颁布了一条安装太阳能加热器后可减少联邦税的立法。即使在长年阴霾多云的地区，个人屋主也能享受此减税条例，而且在利用加热器供给的热水时，也不必付费给电力或煤气公司。安装这些设备的费用在5年内就全部回收了。但里根政权取消了这条立法。
还有许多更精良的替代能源科技。意大利、美国的爱达荷州，以及新西兰用地热发电。加州的阿尔塔曼特山口(Altamont Pass)利用7500台风力发动的涡轮发电，并将之卖给太平洋煤气电力公司(Pacific Gas and Electric Company)。密歇根州的特拉弗斯城(Traverse City)的消费者，为了避免化石燃料电厂带来的污染，愿意支付更昂贵的使用风力涡轮发电的电费。还有不少其他地区的居民等着参加风力发电计划。在环境成本许可下，现在风力发电较燃煤发电更便宜。据估计，全美风力最强的前10%的地区，借风力涡轮发电机可供应全美所需电力。这些风力最强的地区大多为牧场或农业用地。从绿色植物中提炼出的燃料〔叫作“生物质转换”(biomass conversion)〕也可能用来替代石油。这种替代石油来自植物，这些植物吸收了大气中的二氧化碳，然后再被燃烧，因此不会增加大气中温室气体含量。
可是，在多方考量下，我认为，我们应当发展及支持直接或间接转换太阳照射的能量。阳光是用之不竭的能源，而且涵盖地区广泛(我居住的纽约州北部是例外，那里几乎长年被云雾笼罩)。它所需的设备元件十分简单，保养维修也很少。而且太阳能既不会产生温室气体，也不会产生核废料。
一个使用太阳能的技术是水力发电。太阳光的热能使水蒸发，水变成雨落在高原区，雨水沿河顺流而下，进入水坝，水坝则带动一个旋转的机械发电。可是在我们的行星上只有这么多的急流，且在许多国家中，水力资源尚不足以供应其能源需求。
太阳能可转换成电力，是一个安全、前景良好的全球能源困境解决方案
太阳能汽车也可以进行长距离行驶。太阳能可以用水生产氢气燃料，而燃烧氢气，就会得到水。广布于世界的沙漠，只要符合环保要求，都可能用来收集太阳能。数十年来，利用太阳电池(光电池)将光变成的电能用来供应附近及太阳系内宇宙飞船的用电已非罕见。其原理是光子射到光电池的表面后，释放出电子，它们不断累积就形成了电流。这一技术不仅实用，也是现阶段技术可以达成的。
太阳能物美价廉
可是，何时太阳能发电或太阳生热的技术才能便宜到可以替代化石燃料，以供应家庭及办公室用电呢？根据目前的估计，包括美国能源部的预测，在21世纪的前10年里，太阳能技术可以追上化石燃料。情况似乎很快就可以改变。
其实，情况远比我们想象中的好。我们的会计师在计算所有费用时会有两本账簿，一本是给大众看的，另一本是真正的。现在，石油的价格是每桶20美元。现在，美国派军队保护外国的油源，同时拨大笔金额援助一些国家，其目的都是一样，石油。为什么我们不把这些费用都算进石油的成本呢？我们之所以忍受石油外漏到海面上的意外事件(例如埃克森·瓦尔迪兹号的油船事故)对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破坏，原因就是我们在使用石油。为什么不把这些意外的代价算入石油的成本？如果我们将这些额外费用都包括进去，石油的真正价格大概在80美元一桶。如果我们再把因为使用石油而造成的局部或全球性环境破坏都计算进去，真正的石油价格就可能跃升为数百美元一桶。如果算入为了保护石油而启动战争的账，例如海湾战争，则石油的成本将更高了，而且还不仅限于金钱。
把所有该算进去的账都算入后，我们就可以看出，在许多方面，太阳能(及风能或其他可以再生能源)比煤、石油或天然气便宜许多。美国及其他发达国家应该开始进行大规模投资，以改良提升这方面的科技，并安装大型的太阳能转换器。可是整个能源部在这方面的科技研究预算，只和一两架驻防在国外、专门用来保护石油来源的战斗机的成本相当。
现在用于提高化石燃料的效率或寻找替代能源的投资，要在许多年后才能收回成本，开始获利。可是如我先前所提及的，资本家、消费者及政治家，通常都把眼光集中在当下和眼前的问题上。与此同时，那些率先使用太阳能的美国公司都相继被国外公司并购。即使美国最大的太阳能发电厂，位于南加州莫哈韦沙漠(Mojave Desert)的爱迪生厂，它的发电量也只有数千万瓦。因此，全世界的电厂都避免在风力涡轮及太阳能发电厂的设备上投资。
虽然如此，还是有些鼓舞人心的现象出现。美国制的小型太阳能发电用品开始进入全球市场了(最大的三家公司中，前两家由德国及日本掌控，第三家则是美国的化石燃料公司)。中国西藏的牧民用太阳电池板收集太阳能为电灯和收音机供电；索马里的医生把太阳电池板安装在骆驼身上，在横渡沙漠的旅程中，靠其发出的电力冷却疫苗；在印度，5万间小屋正在改装，以便装上太阳电池板满足家庭供电的需要。发展中国家的中下阶级也能买得起这些设备，它们也几乎不需要保养，由此看出，这些在乡村盛行的太阳电力系统，市场潜力将十分惊人。
政府不能置身事外
我们能，也应该做得更好。联邦政府当大方允诺协助提高这方面的技术，并提供激励机制鼓励科学家和发明家投身此冷门研究。“能源独立”这句话会响彻云霄，原因就是它能为那些对环境极具危险性的核电站，或沿海钻油行动辩护——然而，为什么鲜少有人支持增加屋子的热绝缘(有助于少用些能量)，或者发展效率更高的汽车，或者发展风力能或太阳能的应用呢？这类科技大都可以在发展中国家应用，这不仅可以提升他们的生活水平，也不会让他们再犯工业国家在环境方面的错误。如果美国希望在某一新兴的基础工业上占据领导地位，这就是一个即将起飞的工业。
也许在一个自由市场经济中，这些替代化石燃料的方法都可以迅速发展。另一个方法是，各国也许可以考虑征收少许化石燃料税，用来发展替代能源的科技。自1991年起，英国开始针对购买使用化石燃料的人征收“非化石燃料义务税”，税额是定价的11%。美国一旦开始实施，每年就可以增加数十亿美元的税收。可是克林顿总统在1993—1996年间，连每加仑(约3.8升)征收5美分的石油税都无法说服国会立法通过。也许未来的政府会做得更好。
我衷心期盼这些事项都能成真，太阳能发电、风力发电、生物质转换及氢燃料等技术，都能被快速引进，而在此期间，我们也可以大幅提升我们使用化石燃料的效率。没有人说要完全废除化石燃料。某些需要大量能源的工业——如炼钢铁熔炉厂及制铝业——就不太可能以太阳能或风能代替传统的化石燃料。可是，如果我们对化石燃料的依赖能减少一半或更多，就已经很了不起了。目前还不可能研发出一项崭新的科技，可以赶上全球变暖的速度。很可能在21世纪的某个时刻，新的技术会出现——便宜、干净、不产生温室气体，哪怕世界上收入低的小国也能负担得起。
种树消除二氧化碳
可是，是否有方法把二氧化碳从大气中消除以消除我们已造成的损害？唯一可以减少温室效应的安全、可靠方法就是种树。成长中的树木可以消除大气中的二氧化碳。但如果待其完全长成后，就烧了它们，就失去了种树的原意。这样一烧，就把之前清除的二氧化碳又送回大气中了。我们应该做的是，不断栽种新树，让森林生生不息，而当这些树长成后，把它们砍下用在建筑上或做成家具或把它们埋在地下。可是如此一来，要增加的林区面积势必很大，大约和全美面积一样大。只有全人类携手合作，才能做到这点。
然而现在人类做的是，每秒钟毁灭约4000平方米的森林。人人都能种树——个人、国家、工业，等等，尤其是工业界。弗吉尼亚州阿林顿城的应用能源服务公司(Applied Energy Service)建造了一座燃煤的火力发电厂，同时也在危地马拉种树，而且这些树可以消除的二氧化碳量远高于新厂在营运期间释放至大气中的量。工业是不是应当种植比它们砍下的更多的树呢？而且种植易生长、多叶的树种以缓和温室效应。是不是任何一家产生二氧化碳的公司也应向此看齐，消除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呢？是不是每一个公民都要种树？有没有想到在圣诞前后的假期间种些树呢？或者在生日、婚礼、结婚周年日种树？我们的祖先从树上下来，自然对树有种亲切感。对我们而言，多种树绝对是一种再恰当不过的行为了。
政府与民间企业的觉醒
我们系统地把太古代生物的遗体从地下掘出烧掉，为我们招致了危险。提升燃料效率；投资替代能源科技(如生物质转换、风能及太阳能)；使形成现在烧的化石燃料的古老生物遗体再生——种树，我们就可以缓和这种危险。这些行动会产生一些附带的好处：清洁空气；延缓热带林物种的灭绝；减少或消除石油在海上外溢的危险；创造新科技、制造工作机会，以及新的获利机会；在能源上不依赖外国；不必送我们的儿女去冒险；把军事预算转用在有益的民间用途上。
虽然化石燃料工业继续忽视温室效应，但保险业已经转向认真看待全球温室效应。全球变暖引起的暴风雨、洪水、干旱，等等，可能导致“保险业破产”，一位保险协会的主席如此说。1996年5月，保险业集团联合支持研究，美国有史以来10个最严重的暴风雨中的6个都发生在前10年的事实，是不是全球变暖导致的。德国及瑞士的保险公司已经展开游说行动，要求减少温室气体的产生。小岛国家联盟已经要求工业国家降低温室气体的产生率，至2005年，温室气体的产生比1990年的减少20%。(1990—1995年，全球的二氧化碳产生率又增加了12%)
“全球变暖是一件严重的事。它可能威胁动摇人类生命的基础。”这是日本宣布它要在2000年前，稳定其温室气体的产生率时的宣言。瑞典宣布在2010年前要把核电厂减半，同时要把二氧化碳产生率降低30%——其方法是提高效率和引进可再生的能源，希望这样做可以省钱。英国的环保部部长约翰·塞尔温·古莫(John Selwyn Gummer)于1996年宣布：“我们是世界的一部分，我们接受世界的法规。”但还是有巨大阻力横亘在前。石油输出组织(OPEC)国家宣称反对降低二氧化碳的产生率，因为这会降低它们输出石油的收入。俄罗斯和许多发展中国家也反对，因为这样做会严重阻碍它们工业化的进程。美国是唯一不采取任何有意义行动的工业大国。当其他国家行动时，它只指派了相关委员会，并要求受影响的产业自愿放弃短期利润，采取适当行动。自愿去做当然比执行《蒙特利尔议定书》禁用氟氯碳化物事项及其条例更难实施。因为受影响的企业大都是财力雄厚的权贵企业，加上改变的成本十分巨大，且在全球变暖方面，也没有出现像南极臭氧层上方的空洞之类戏剧性的变化。此时，就需要公民来“教育”产业及政府。
命运共同体
没有头脑的二氧化碳分子不会了解深奥的国家主权的概念。它们只随风走。在某处产生的二氧化碳可以被吹到任何地方。我们的行星是一个命运共同体。不论在意识形态上或文化上有多大的不同，世界各国一定要共同携手合作；否则无法解决温室效应及其他全球性环境问题。我们都住在同一个温室中。
1993年4月，克林顿总统终于做了布什总统不肯做的事，承诺美国加入150个国家签字的1992年巴西里约热内卢地球峰会的协定。美国特别承诺将于2000年将其二氧化碳及其他温室气体的产生率降低到1990年的标准(虽然该年的产生率也很糟糕，但这至少是迈出正确的一步)。要做到这项承诺不是件容易的事。美国也承诺了要采取行动以保护不同生态环境中的各物种。
我们不能不顾安全，没头没脑地继续发展科技，却全然忽略了科技带来的后果。我们绝对有能力引导科技发展走向，使每个地球人都能从中受益。也许这些全球性的环境问题，促成了我们的成长，不管我们愿不愿意，这些问题迫使我们思索一项新课题——人类种族的安危远甚于任何一个国家或公司的利益。当沉重的压力排山倒海而来时，我们人类会变成一个能随机应变想出应对之道的物种。我们知道该做些什么。除非人类比我想象的要笨，否则从这些环境问题的危机中，应会出现一种国家和世代间的团结，甚至会带领我们离开这段人类童稚无知的幼稚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