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说起来，那也已经是十多年前的事了。那年春天，我应邀去岐阜县的大垣町教授实践伦理学，在那儿前后待了一个礼拜左右。对于当地贤达的热情款待，我向来是不堪其扰的，故而事先给邀请我的教育家团体写了信，表示对于欢迎、宴会以及游览名胜古迹等各种惯常的讲课时所附带的消遣活动，一概敬谢不敏。幸而许是我那“怪人”的名声早已传到了彼处的缘故吧，所以在我于不久之后到达那儿时，在身兼该教育家团体会长的大垣町长的斡旋下，不仅万事皆如我所愿，就连住处，也有意避开普通的旅馆，安排在了当地望族N氏的别墅里。我下面要讲的事情，就是我逗留此别墅期间偶然听到的一则悲惨的故事。

这栋别墅，位于郭町[1]中最远离俗尘的一个街区，离巨鹿城不远。尤其是我休息起居的那个八铺席[2]大小的书院式[3]房间，虽说略有日照不足之憾，但移门、隔扇都颇为古雅，是个宁静、安逸的住所。照料我日常生活的，是一对别墅看门人夫妇，平时只要没什么特别的事情，他们总是待在厨房里。因此，这个略微幽暗的八铺席房间，基本上没什么人气，显得十分冷清。屋外有一棵木莲，枝条伸到了花岗岩洗手钵的上方。由于四周过于静谧，就连木莲那白色花朵不时掉落的声响也清晰可闻。

我每天上午出去上课，下午和晚上就待在这屋子里，日子过得极为安泰。但与此同时，除了一只装了参考书和替换衣物的皮包之外一无所有的我，也时常在此料峭的春寒中倍感孤寂。

下午时而有客来访，我的心绪得以分散，倒还不觉得怎么寂寥。可一到了晚上，点上了那盏古色古香的竹筒油灯之后，就觉得有人气的世界一下子就缩小到我身边那一圈灯光所及的范围了。而且甚至连周围的环境，也难以令我心安。我身后的佛龛中放着一个肃穆凝重的青铜瓶，瓶里并无插花。其上方挂着一幅像是“杨柳观音”的画轴。装裱部分的锦缎已被油灯熏得黝黑，画面上墨色朦胧，依稀可辨。每当我将目光从书上抬起，扭头去看那幅陈旧的菩萨画像时，总会闻到一股线香味——可我又确实没点线香。如此这般，房间被笼罩在寺院一般的闲寂氛围之中。因此，我通常睡得很早，只是躺下后也很难睡着。因为防雨套窗外远近莫辨的夜鸟声，常令我胆战心惊。这些鸟叫声让我在心中勾勒出俯瞰着该别墅的天守阁[4]来。白天看时，那天守阁总是将三层白壁重叠于蓊郁的松林之间，并将无数的乌鸦撒向反翘着的屋顶上方的天空中。——就这样，我总是于不知不觉间迷糊起来，可即便如此，仍觉得心底**漾着水一般的春寒。

却说有天晚上——正是预定的授课日数将尽的当儿，我与往常一样，盘腿坐在灯下，正漫不经心地看着书。突然，与外间相隔的移门被轻轻地拉开了——轻得令人发怵。我原本就等着别墅看门人前来呢，所以发觉移门被拉开后，心想正好托他将刚才写好的明信片给寄出去，于是便不经意地朝那儿瞥了一眼。出乎预料的是，端坐在昏暗的移门旁的，竟是一个从未见过的陌生男子。说实话，那一瞬间，我与其说是惊愕，倒不如说是感到了一种带有迷信色彩的恐惧更恰当一些。事实上这个男人那沐浴在朦胧灯光下幽灵般的模样，也确实能令人惊骇万分。而在我们面面相觑之后，他便按照旧礼，高高地撑起双肘，恭恭敬敬地低下了头，机械刻板地跟我打了招呼：

“百忙之中，深夜打扰，真是万分抱歉。只因在下有一事相求，故而冒昧造访，还望见谅。”

他的声音倒也比我预想的要年轻许多。

在他如此致辞的当儿，好不容易才从最初的震惊中恢复过来的我，这才有机会定下神来仔细观察来人。

只见他额头宽阔，脸颊消瘦，眼神与年龄不甚相符却甚为灵动，头发斑白。总体而言，倒是个颇有品位的人。身上虽没穿带族徽的礼服，但外褂和裙裤也很挺括，并且靠近膝盖处还端端正正地放着一把折扇。只有一样，于刹那间刺激了我的神经，那就是：他的左手少了一根手指。我忽然注意到这一点后，便不由自主地将视线从他那只手上移开了。

“有何贵干？”

我合上了读到一半的书，冷冰冰地问道。自不必说，对于此人的突然造访，我不仅感到意外，同时也是深感不悦的。而别墅看门人不替他事先转达一声，也令我十分纳闷儿。但是，那人却并未因我的冷淡而气馁，他再次将脑袋贴到了榻榻米上，用读书一般的声调说道：

“未及自我介绍，还望见谅。我叫中村玄道，每天都聆听先生的讲义。当然了，课堂里学生众多，想必先生不会记得我。我想借此机缘，今后也能继续得到先生的指教。”

直到此时，我才觉得自己终于领会了此人的来意。然而，夜读的清兴被扰，我依然感到十分不快。

“如此说来，你是对我的讲授有所质疑了？”

我嘴上这么说，心里已预备了一句得体的回绝之词：“若是质疑，请留待明天课堂上再提吧。”可对方脸上的表情纹丝未动，只将视线稳稳地落在裙裤的膝盖处，说道：

“我非为质疑而来。只是想就自身的处世安身之方，聆听一下先生的指教。此事说来话长，约在二十年前，我遭遇了一件意外之事，其结果导致我全然不能理解我自己。我想，若能得到像先生这样的伦理学大师的指点，自然便能拨云见日、明辨是非了。故而今晚不揣冒昧，深夜前来打扰。我的遭遇说出来或许会让您感到乏味，不知先生能否拨冗听我一叙？”

我一时倒不知该如何回答了。就专业而言，我的确是一名伦理学家。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可遗憾的是，我并不拥有一颗能灵活运用专业知识来干练地解决现实问题的、足以令自己沾沾自喜的机灵脑袋。此时，对方似乎已察觉到了我内心的犹豫不决，于是便抬起了之前一直落在膝盖上的视线，怯生生地，半恳求似的望着我的脸，用比刚才更为自然的声调，恭恭敬敬地继续说道：

“其实，话虽如此，我也并非一定要先生做出是非曲直的判断。只是直到今天，这个问题一直令我苦恼不已，因此我以为只要将此间的烦恼说给先生这样的大师听听，多少就能让自己的内心获得些许安慰了。”

话说到这份儿上，于情于理，我都不能不听一听这个素不相识的男子的叙述了。可与此同时，我也隐隐约约地产生了某种不祥的预感，并感到某种不甚分明的责任感，已沉甸甸地压在了我的心上。于是，只为了拂去心头的不安，我故意装出轻松的样子来，并请对方上前来，坐在朦胧的油灯对面。

“好吧，我就听上一听吧。只不过，听完之后是否能给出有价值的参考意见，是不敢保证的哦。”

“哪里，只要先生肯听我一叙，我就已经如愿以偿了。”

于是，这位自称是中村玄道的男子，用少了一根手指的手拾起扇子来，时不时地抬眼看看我——莫如说是偷看一眼我背后佛龛里的“杨柳观音”更确切吧，依旧用他那缺乏抑扬顿挫的阴沉语调，时断时续地叙述了起来。

事情恰好发生在明治二十四年。正如您所知，二十四年正是发生浓尾大地震[5]的年份。自那以后，大垣的面貌也发生了巨大改变。当时，这个镇上有两所小学，一所为原藩主所建，另一所是镇上建的。我那时奉职于原藩主所建的K小学。由于我是于两三年前在县师范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的，之后也一直为校长所器重，所以获得了十五日元的月俸。这在同辈人中可是高薪啊。若在今天，这每月十五日元的工资，自然是难以糊口的。可二十年前，虽说不算如何丰厚，却也堪称衣食无忧了。因此在同僚之间，我甚至成了被羡慕的对象。

我家中上无老下无小，只有妻子一人。我们结婚也才两年。妻子是校长的远房亲戚，小小年纪就与父母分别，直到嫁给我之前，一直由校长夫妇照顾着。他们对她爱如己出。她名叫小夜，人品嘛由我来说或许不太合适，但确实是十分淳朴、腼腆的，甚至有点过于沉默寡言，可谓是天生幽寂，淡如阴影。不过与我还是挺般配的，因为我的性格与她也相差不远。所以说结婚之后，虽说没什么轰轰烈烈的狂欢大喜，这日子一天天地倒也过得十分安稳。

不料在那场大地震中——那个让人难以忘怀的十月二十八日，应该是在上午七点钟左右吧。当时我正在井边刷牙，妻子正在将锅里的饭盛到饭桶里。正在此时，房塌了。也就是一两分钟之间的事情，一阵狂风般吓人的鸣响之后，房屋立刻就倾塌了，之后就只看到瓦片在空中乱飞。没容我啊地惊叫一声，我就被掉下的屋檐压在了底下，我没头没脑地挣扎了一会儿，在不知从何而来的地震波的摇晃下，最后终于从屋檐下爬到了四处飞扬的尘土之中。抬眼一看，眼前就是我家的屋顶，已经完全摊平在地面上了，瓦片之间的缝隙里甚至冒出了地上的青草。

我当时的心情，真不知说是震惊好呢，还是说慌乱好，只跟掉了魂儿似的，一屁股瘫坐在了地上，茫然地看着左右那一大片如同海中巨浪一般掉落的屋顶。耳边则是地鸣声、房梁掉落声、树木折断声、墙壁坍塌声，还有数千人仓皇逃命时发出的、无法听清的各种嘈杂之声。不过，这也仅仅是刹那之间的事情，当我发现屋檐下有什么东西在动之后，我就猛地跳起身来，仿佛刚从噩梦中醒来似的大叫着，冲了过去。因为，那被压在房檐下的，正是我的妻子小夜！她的下半身被房梁压住了，正在痛苦地挣扎着。

我抓住妻子的手往外拽，又推着她的肩膀想将她扶起来。可是，压在她身上的房梁纹丝不动，似乎连一只小虫子都不允许爬出来。我惊慌失措，一块块地扯掉屋檐上的木板条。一边扯，一边不住朝妻子高喊：

“挺住！你要挺住！”

我这是在给妻子打气吗？不，或许是在给我自己打气亦未可知。妻子小夜则说：

“我受不了了。快想办法救我。”

用不着我给她打气，她就拼着命想要抬起房梁。此刻她已经脸色大变，简直跟换了一个人似的，而她那双血肉模糊、连指甲都看不清了的、颤颤巍巍地去摸索房梁的手，至今仍清晰地留在我痛苦的记忆之中。

过了好长一会儿。当我突然回过神来的时候，发现不知从哪儿涌过来一片滚滚黑烟，漫过屋顶，呼地朝我迎面扑来，熏得我透不过气来。随即，浓烟后面响起了猛烈的爆裂声，稀疏的火星如同金粉一般闪烁着飞上了天空。我发疯似的紧紧地抱着妻子，再次不顾一切地想把她从房梁下拽出来。可妻子那被压在房梁之下的下半身依旧纹丝未动。我冒着再次涌来的黑烟，单腿跪在房檐上，吵架似的对她说着什么。说了些什么？您或许会问吧？不，您一定想问的。可是，当时我说了些什么，连我自己都不记得了。我只记得，妻子当时用血肉模糊的手抓住我的胳膊，叫了一声：

“夫君！”

我紧盯着妻子的脸。这是一张失去了所有表情的、徒然睁大了眼睛的、可怕的脸。紧接着扑面而来的就不光是浓烟了，而是扇动火星的一股热浪。我心想：完了！妻子要被活活烧死了！活活烧死？我握住妻子那双血肉模糊的手，又叫喊了句什么。妻子则又喊了一声：

“夫君！”

我从那一声“夫君”之中，感受到了无穷的含义，无穷的感情。活活烧死？活活烧死？这时我又第三次叫喊了起来。我记得我喊的好像是：

“去死吧！”

还记得也喊过：

“我也一起死！”

就在如此恍恍惚惚、连自己都不知道喊了些什么的当儿，我随手操起手边的瓦块，接二连三地朝妻子的头上砍去。

之后的事情，只能任由先生明察了。总之，我独自存活了下来。我在几乎将整个镇子烧了个精光的浓烟烈火的驱赶下，穿过堵塞了道路的，跟小山似的一家家的屋顶，经历了九死一生之后，总算是捡回了一条小命。这算是幸运呢还是不幸呢？我自己也不知道。我们的学校也在地震的一击之下化为瓦砾了。当天晚上，我与一两位同事待在校外的临时窝棚里，手里捏着从赈灾点领来的饭团，两眼望着夜空中仍在燃烧着的火，泪流不止。——这一场景是我无论如何也忘不了的。

说到这里，中村玄道暂时收住了话头。他像是十分胆怯似的将目光落到了榻榻米上。而我呢，突然听到这样的故事，觉得弥漫于空旷房间里的春寒，一下子涌到了衣领处，连敷衍一声“原来如此”的底气都没有了。

房间里只听得到煤油灯的灯芯在往上吸油的声音，以及我那只放在桌上的怀表所发出的窸窣之声。就在此时，我听到了一声微弱的叹息，仿佛壁龛里的“杨柳观音”动了一下身子。

我抬起有些发怵的眼睛，望着眼前这个颓然而坐的男子。刚才是他在叹息吗？还是我在叹息？然而，这个疑问尚未解开，中村玄道又以他那低沉的声调，缓缓地叙述起来了。

自不必说，妻子的去世，令我悲痛万分。不仅如此，有时听到校长、同僚们安慰、同情的话语，我也会不顾羞耻地当众落泪。唯有在地震中杀死了妻子这件事，我却怎么也说不出口。

“我想到与其看着她被活活烧死，还不如自己动手杀了她，所以……”——即便说出了这样的话，想必也不会被送入监狱的吧。不，非但如此，我要是真这么说了，世人一定会更加同情我的。但不知为何，每当我要这么说的时候，话就在喉咙口哽住了，舌头也调转不灵了。

当时我将其原因完全归结于自己的怯懦。可实际上与其说是单纯的怯懦，倒不如说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只是这个原因，在有人建议我再婚，并即将开始新生活之前，我自己毫无察觉罢了。而明白了之后，我就意识到自己只是个可怜的精神失败者，是没资格再次过上正常人的生活的。

建议我再婚的不是别人，正是小夜的娘家人——校长。我很清楚，他纯粹是为了我好。当时，大地震已过去一年了，而且，事实上在校长亲自开口之前，已有人不止一次地在私底下探过我的口风了。不过，听了校长的介绍后令我大感意外的是，女方竟然就是眼下先生您下榻的这个N家的二小姐。当时，我除了在学校里上课，也时常上门去做学习辅导，而这位二小姐，正是受我辅导的寻常[6]四年级学生，N家长子的姐姐。于是我理所当然地婉言拒绝了。因为，首先作为教员的我与作为资产家的N家，门第、身份相差太远。再说，我本是他家的家庭教师，要是被人胡乱猜测，以为我们在婚前就有过什么不清不白的关系，可就没意思了。其实，我之所以提不起劲儿来，还有另一个原因。那就是，虽说“去者日以疏”[7]，对于前妻的记忆也不那么刻骨铭心了，可被我亲手杀死的小夜的面容，却一直如扫帚星的尾巴似的，若隐若现地缠绕着我。

然而，校长在充分体谅我的心情的同时，又列举了种种理由，十分耐心地说服我，例如：我这么个年龄的人，今后一直过独身生活是非常困难的；这门婚事可是对方首先提出来的；有校长做媒，外界就不会说什么闲话了；对于我一直向往着的去东京游学，这门亲事也是大有裨益的；等等。听他这么一说，我倒也不好拒人于千里之外了。再说，这个结婚对象，是个出了名的美人。还有，说来惭愧，N家的财产也让我有些利令智昏。于是，随着校长锲而不舍的劝说，我的态度也逐渐软化，不知不觉间，从“容我三思”变成了“那就等过了年吧……”到了第二年，也即明治二十六年的初夏，事情终于进展到秋天里举行婚礼的地步。

奇怪的是，自从婚事定下来之后，我就变得异常抑郁，连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无论做什么都提不起过去的那股子劲头来了。到了学校，也只是坐在教员室的椅子上发呆，好多次连通知上课的云板声都听漏了。可要说究竟在想什么心事，却连我自己都搞不清楚。只觉得头脑中的齿轮有什么地方咬合不上——而这没咬合处的背后，似乎还隐藏着一个超越了自我认知的秘密，令我心里发毛。

这样的情形大概持续了有两个来月吧。有一天傍晚，正好是刚放了暑假那会儿，我外出散步时去本愿寺[8]分院后面的一家书店逛了逛，看到有五六本当时颇受好评的杂志《风俗画报》，与《夜窗鬼谈》《月耕漫画》摆放在一起。这些杂志的封面都是石印的。我在书店门口站定身躯，漫不经心地拿起一本《风俗画报》翻看了起来。封面上画着房屋倒塌、发生火灾的场景，还印着两行大字——“明治廿四年十一月三十日发行、十月廿八日震灾记闻”。看到了这一标题，我的心就不由得怦怦乱跳了起来。我甚至觉得有人在我耳边一边兴奋地嘲笑着，一边对我低语：

“就是这本。就是这本。”

当时尚未点灯，我借着店门口微弱的日光，慌忙翻过封面，匆匆地看了下去。率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家老小都被掉落的房梁压在底下而惨死的画面。接着是土地裂成两半，将正好路过那儿的一个女孩吞了下去。接着——也不用一一列举了。总之，那本《风俗画报》在那一刻，将两年前那次大地震的惨状再次展现在了我的眼前。长良川[9]大铁桥被震落的画面；尾张纺织厂坍塌的画面；第三师团的士兵在挖掘尸体的画面；爱知医院抢救伤员的画面——凄惨的画面接连不断，将我拖入了当时那可怕的被诅咒的记忆之中。看着看着，我的眼睛开始湿润了，我的身体开始颤抖了。一种分不清是痛苦还是欢喜的情感，不由分说地将我的精神世界搅得乱七八糟。而当最后一幅画面展现在我的眼前时，我所感到的震惊，是至今难忘的。那上面画的是：一个被掉落的房梁砸中腰部的女人，正在苦苦挣扎着。而房梁的后方，黑色的浓烟正滚滚涌来，通红的火星正在四处飞溅。这个女人，不是我的妻子，还会是谁呢？这幅画，画的不是我妻子的临终时刻，还能是什么呢？我差点儿失手将《风俗画报》掉在地上。我险些尖声大叫起来。更令我惊恐不已的是，四周突然亮起了红红的火光，与此同时，一股火灾时特有的烟味也扑鼻而来了。我强作镇静，放下了《风俗画报》，惊恐不安地四下张望了起来。原来，是书店里的小伙计将店门口的油灯点燃了，这会儿，他正将还冒着烟的火柴往马路上扔呢。

自那以后，我就比以前更加忧郁了。在那之前，威胁我的只是不可名状的不安；可在那以后，一个巨大的疑惑就盘踞在我的头脑之中，并开始不分昼夜地折磨我了。所谓“疑惑”，那就是：我在大地震时杀死妻子，果真是迫不得已的吗？说得更露骨一点儿，那就是：难道不是我早就起了杀心，才在大地震时杀死妻子的吗？或者说，难道大地震仅仅是给了我一个杀妻的机会？面对如此疑惑，我不知多少次斩钉截铁地回答道：

“不！不是的！”

可是，每当此时，那个在书店门口对我低语“就是这本。就是这本”的虚无缥缈的家伙，都会再次嘲笑我，并诘问我道：

“既然如此，你又为何不敢将杀妻之事讲出来呢？”

每当我想到这一事实，我都会怵然惊心。是啊，既然杀了，为什么不敢讲出来呢？为什么要对如此可怕的行为讳莫如深，一直隐藏到今天呢？

并且就在那时，一个叫人糟心的事实从我的记忆中清晰地复苏了，那就是：我当时在内心是厌弃我的妻子小夜的。如果我不把这件令人羞愧的事情说出来，或许您就难以理解了。事实上我妻子非常不幸，她是个肉体上有缺陷的女人。（以下省略八十二行）……在那之前，虽说也不够坚定，但我相信，我的道德情感还是占据上风的。然而，发生了像大地震这样的灾变，当所有社会性的束缚都从世上隐去之际，我的这种道德情感怎会不随之而出现裂缝呢？我的利己之心怎会不随之熊熊燃起呢？事到如今，我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疑惑，那就是：我的杀妻行为，难道不是仅仅为了杀死她吗？我之所以变得越来越忧郁，毋宁说是一种必然的结果更为合理吧。

然而，我仍有一条可用以“逃生”的“血路”，那就是：“在当时那种情况下，我不杀死妻子，妻子就定会被活活烧死。因此，杀死妻子并不能说是我的罪恶。”

可是，在季节已由盛夏转入残暑，学校刚开始上课的某一天，我们这些老师正在教员室里围着桌子一边喝茶一边闲聊。不知怎的，话题又落在了两年前的那场大地震上了。当时，只有我一人闭口不语，毫不经意地听着同事们的话语。什么本愿寺分院的屋顶都掉下来了；船町河堤垮塌了；俵町的马路裂开来了——左一件，右一件，他们说得十分起劲儿。随后，一位老师又说了这么一件事：在中町还是在什么地方，一家名叫“备后屋”的酒馆的老板娘，一开始被房梁压住了，动弹不得，可在随后发生的火灾之中，幸好房梁被烧断了，她也就捡回了一条命。我听到这时，眼前突然发黑，觉得一时间连呼吸都停止了。事实上我当时的情形，应该是与突然失去知觉差不多的吧。好不容易回过神来一看，发现同事们围着我忙作了一团。有的在给我喝水，有的在给我喂药。原来，他们见我突然脸色大变，快要连带椅子一起倒下了，全都吓坏了。可是，我甚至都顾不上向同事们道谢。因为，那个可怕的疑惑已经将我的脑袋占得满满的了。看来，我还是仅仅为了杀死妻子，才将她杀死的，难道不是吗？即便她被压在房梁底下动弹不得了，可我还是因为怕她万一获救，才将她杀死的，难道不是吗？要是当时不杀死她，那么就像那个备后屋的老板娘似的，难保她就没有九死一生的机会。可我却毫不留情地用瓦块将她砍死了。——想到此时，我内心痛苦万分。这种感觉无法用语言来表达，只能有劳先生自己来体察了。在如此痛苦之中，我拿定了主意，为了多少让自己纯洁些，至少也该回绝与N家的亲事。

可到了要将此决心付诸行动的时候，我又瞻前顾后、拖泥带水起来了。毕竟已是婚礼在即了，突然要将其全盘推翻，势必要有充分申诉理由的。大地震中的杀妻过程自不必说，就连之前所有的内心苦痛也非和盘托出不可。生性懦弱的我，一旦到了那样的场合，想必是无论怎样自我鞭挞也鼓不起那种毅然决然的勇气的。对于自己的这种窝囊劲儿，我已经不知道自责过多少次了。可自责归自责，却没有采取任何应有的措施。一来二去的，季节已从夏末的残暑转入了秋季的晨寒，而所谓“花烛之礼”，也终于近在眼前了。

其实在那时，我已成了异常消沉的人了，几乎不与人说话。提醒我推迟婚期的同事，已不止一两个了。校长也曾三次对我提出忠告，要我去看医生。然而，面对众人的如此关心，当时的我已经连口头敷衍一下“我会注意健康的”之类的心思都没有了。同时也觉得，事到如今，再利用同事的担心，以疾病为借口去推迟婚期，也不过是得过且过的懦夫行为罢了。而另一方面，N家的主人似乎以为我的抑郁之症，是由独身生活导致的，故而反倒一味地催促“快点结婚！”于是最终决定于两年前发生大地震的十月——日期有所不同，在N家的本宅举行婚礼。

到了那天，因连日的内心煎熬而憔悴不堪的我，穿上了新郎的礼服。但在别人的引导下进入那间围着金器屏风的大厅时，我为当下的自己感到无比羞愧。我觉得自己简直就是个要避开他人耳目去干大坏事的恶棍。不，不是觉得。事实上我就是个隐瞒了凶杀的罪恶，并企图同时偷走N家的小姐与财产的畜生。我的脸，发烫了。我的胸，苦闷难当。可能的话，我真想在当场将杀妻的过程一一坦白清楚。——这样的念头如同暴风骤雨一般在我头脑中回旋着。而就在此刻，我的座位前却梦幻一般出现了一双白纺绸地袜。紧接着又看到了和服下摆上微波**漾的上空松鹤隐隐可见的图案。然后是嵌金线锦缎的腰带、洁白的衣领。当我看到插着玳瑁梳子的沉甸甸、光闪闪的高岛田[10]时，我被几乎令人窒息的、已突破临界点的恐惧压垮了。我不由自主地双手伏地，声嘶力竭地高喊道：

“我是个杀人犯！我罪该万死！”

中村玄道说完之后，怔怔地盯着我的脸看了好一会儿，然后在嘴角勉强挤出一丝微笑，继续说道：

“以后的事情，就毋庸赘言了。只有一件事想告诉先生，那就是：我当天就背上了‘疯子’之恶名，今后也注定只能在此恶名下度过可悲的余生了。我果真是疯子吗？这就任由先生来判断了。然而，即便是疯子，将我逼疯的，难道不就是潜伏于我们心中的怪物吗？那么今天嘲笑我为疯子的人，明天难保不变成与我一样的疯子。——我是这么认为，先生以为如何？”

油灯依旧在我与这位可怕的客人之间，于春寒料峭的长夜之中，摇曳着惨淡的火苗。我也依旧背对着“杨柳观音”默默地坐着，根本没勇气去问对方怎么会少一根手指了。

大正八年（1919）六月

[1]　岐阜县大垣町的地名。

[2]　日本的和式房间一般都以铺席，也即榻榻米的张数来表示大小。一张榻榻米的面积通常为1.62平方米，八铺席就是12.96平方米。

[3]　带有壁龛、博古架的日式房间。

[4]　耸立于日式城堡中央的瞭望楼，一般有三层至五层。此指巨鹿城的天守阁。

[5]　1891年发生在日本岐阜、爱知县的大地震。因这两地旧称美浓、尾张，故称。浓尾大地震在日本政界和学术界引起强烈震动，并促成在日本成立了世界上最早的震害预防研究机构。

[6]　寻常小学校的简称。日本于明治十九年（1886）根据小学校令设置的小学，对满6岁以上的儿童实施义务制初等普通教育，学制初为四年，明治四十年（1907）起改为六年。昭和十六年（1941）改称“国民学校初等科”。

[7]　语出中国古诗《古诗十九首·去者日以疏》。意谓死去的人隔得时间久了，印象就淡漠了。

[8]　日本佛教净土真宗的寺院。总寺在京都市下京区，各地都有其分院。

[9]　发源于日本岐阜县西北部的大日岳，往南流经岐阜县中部，经浓尾平原注入伊势湾的河流。以养鸬鹚而闻名。

[10]　日本未婚女子梳的一种传统发髻。是相传日本东海道岛田驿艺伎首创之岛田髻的一种变化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