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朔二年（前127年），匈奴大军南下，侵略上谷、渔阳，杀边境吏民千余人。卫青率领汉军出击，将匈奴人痛揍一顿，俘虏数千人，控制了河套地区。此后，汉武帝设置朔方、五原二郡（在今内蒙古）。

朔方成为汉军与匈奴对峙的重镇，负责营造这座新城的是将领苏建，他也是西汉名臣苏武的父亲。在汉代，这是一项浩大的工程，急需大量的人力物力。

为此，汉武帝从内地迁徙十万人口到边境，派往朔方修筑新城，穿渠溉田，还顺便命人修缮了秦代蒙恬所筑的长城。为了供应这十万人的口粮及物资运载，中央政府耗费数以亿计，要勒紧裤腰带过日子。皇帝家也没有余粮啊。

天下之大，又何止一个朔方城？

汉武帝在位时开疆拓土，经略四方，北征匈奴，南服滇、越，招降羌族，定朝鲜四郡，通西南夷道。这一系列战争打下来，帝国财政难以支撑，只能说“我太难了”。

元朔六年（前123年），大将军卫青两次出击匈奴，歼敌过万，为大汉狠狠地出了一口恶气。

胜利的喜悦之后，是沉重的财政包袱。此战，汉武帝拿出黄金二十万斤犒赏三军，将士封赏、军械马匹、粮食衣甲、安抚降众，一个也不能少。

连年的战争耗尽了文景之治的国库储蓄，使大汉王朝陷入“藏钱经耗，赋税既竭，犹不足以奉战士”的财政困难。

这场赌局，刘彻可输不起，他决定改弦更张，找寻挽救帝国财政的良药。

01

元朔六年，卫青大胜的喜讯传到京师时，大农令上奏称，国家库存的钱财已经不足以应付巨额军费开支。文景之治留下的家底，不到二十年就快花光了。

为弥补财政缺口，汉武帝最初采用的是卖爵这是个饮鸩止渴的老办法。

当年他爷爷汉文帝抵御匈奴时，就曾采纳晁错的建议，沿用秦代二十等爵制，规定有人向边关输送粮食，就授予爵位，高等爵位的人享有免赋免役的特权。

钱穆先生曾说，朝廷卖爵，其性质亦略如近世国家之发行公债。

在财政危机下，汉武帝开始大规模卖爵，下诏设十一级武功爵，鼓励民众购买，明码标价，童叟无欺：一级曰造士，二级曰闲舆卫，三级曰良士，四级曰元戎士，五级曰官首，六级曰秉铎，七级曰千夫，八级曰乐卿，九级曰执戎，十级曰政戾庶长，十一级曰军卫。

买爵的人可以免罪，还有优先选任官吏的资格，“大者封侯卿大夫，小者郎吏”。汉代卖官鬻爵的歪风，正是从这个时期开始吹起的。

武功爵最高的可以一次赚黄金三十余万斤，足够前线的将士和匈奴战俘兄弟们吃几顿好的了。

但卖爵解得了近渴，却解不了远忧。随着买爵者日渐增多，国家也就失去了一部分赋税收入，而且这些人没有通过“公务员考试”就进入政府，带来的直接后果是官吏素质下降，官僚系统腐败，“吏道杂而多端，则官职秏废”，可谓顾此失彼，并不能给大汉带来长期稳定的财政收入。

卖爵现象在宋朝也很常见。

宋真宗年间，有一年山东遭遇灾荒，官员谎报灾情，导致天灾险些演变成人祸，让受灾群众陷入倒悬之急。

登州富商郑河听说此事，大手一挥，给朝廷捐了五千六百石粮食，没别的要求，就是想帮弟弟郑巽要个官职。宋真宗本不想答应，大臣却劝他给富豪树立个榜样，好让他们都愿意赞助朝廷，于是朝廷就给郑巽补了个官。

到了北宋末年，卖官鬻爵的现象就更严重了。

02

真正为汉武帝解决财政危机，并深刻影响后世的是几场大刀阔斧的经济改革。

年轻的汉武帝先是将目光投向了货币制度。

汉初，政府允许民间和诸侯国铸造货币，采取货币自由竞争的制度。货币史专家彭信威认为，汉初统治集团是将货币看作普通财富，认为它的购买力不变，国穷民困只是因为没有钱，铸币就是生产，有了货币，就可以购置各种各样的消费品。

开放铸币权，确实使投入流通的货币量大大增加，但其中必然掺杂一些偷工减料的不足值货币，即“劣币”，而物资并没有随之增加。这就导致货币贬值，物价飞涨，甚至出现米石万钱、马匹百金的局面。

汉文帝在位时，贾谊就曾建议文帝收回铸币权，甚至要从源头禁止，不许民间开采铜矿。他认为任民自由铸钱有四害：1.有人偷偷掺用铅、铁，铸造不合规格的“劣币”；2.劣币日多，良币减少，二者异用，市场混乱；3.农民弃耕作而争相采铜铸钱，背本趋末，田园荒废；4.官吏到处追捕盗铸者，“榜笞奔走者甚众”，社会动**不安。

这是汉代第一次提出铸币权收归国有的理论。但汉文帝是一个较为民主的皇帝，不愿与民争利，未予采纳。到后来，一些掌握铸币权的豪强地主权力日盛，甚至威胁中央。

汉景帝在位时发生七国之乱，吴王刘濞之所以敢带头造反，其中一个原因就在于他依靠其封地的铜矿开矿铸钱，掌握了大量货币。他在给诸侯王的信中说：寡人金钱在天下者，往往而有，非必取於吴，诸王日夜用之弗能尽。有当赐者，告寡人，寡人且往遗之。

七国之乱后，朝廷就开始收拢铸币权，但仍有不少人为了牟取暴利，以身试法。到了汉武帝时期，战争频繁，朝廷需要更多钱来填补财政漏洞。通过垄断铸币权来达到敛财目的不失为一个好办法，中央如果收回货币话语权，控制金融市场，朝廷不就有钱了吗？

元狩四年（前119年），经过一番争论，汉武帝采纳大臣张汤的建议，进行第一次币制改革，推出了“白鹿皮币”和“白金币”。

所谓“皮币”，主要材料就是一张方尺宽的白鹿皮，饰以紫色花纹，价值四十万钱。

这种用禁苑的白鹿皮制成的超级货币，只有汉武帝才有权力制造，他可以利用皇权，人为地操控其价值，将地方的大量货币无条件地收归国库。

皮币发行后，汉武帝就下了诏令，以后诸侯朝觐皇帝或祭祀祖先使用的玉璧，必须花钱换皮币作为垫子。一个玉璧价值几千钱，一张皮币却要卖四十万。

皮币主要是针对王侯的经济掠夺，而“白金币”则面向民间市场。所谓“白金币”，是以银、锡熔铸而成的合金货币，其本身价值不高。当时银价每两不过五十钱，而官方对白金币定价却远远高过其实际价值，已接近黄金的三分之二。

与皮币类似，白金币是汉武帝政府意欲用价值虚高的货币，来购取商人物资而采取的措施。此令一出，朝野上下一片哗然。

大农令颜异以廉洁正直著称，敢于说真话，对新币制的推行表示强烈反对：王侯朝贺的玉璧一个价值才几千钱，而作为垫子的皮币却值四十万钱，这不是本末倒置吗？

汉武帝听到这话后很生气，后果很严重。张汤顺着皇帝的意思，找人告发颜异，以腹诽罪将颜异给处死了。

“白金币”本身兑换率极不合理，一入市场就遭到抵制，同时民间又大量盗铸，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用仿铸的白金币来套取政府、百姓的合法货币与物资。

囤积商人只入不出，偷铸之风屡禁不止，市场混乱不堪，白金币顿失信用，只用了五年就支撑不下去了。到元鼎二年（前115年），汉武帝只好下令废止白金币，并赦免了一些犯偷铸罪的死刑犯。

除了皮币和白金币，一直到元鼎年间，汉武帝都在雷厉风行地推行币制改革，不断更铸新钱，先后推出了三铢钱、郡国五铢、赤仄五铢等货币，但这些货币都没能从根本上解决私人铸币、货币贬值等问题。

元鼎二年（前115年），赤仄五铢流通时，汉武帝已经将这种货币的发行权收归中央，规定只能在京城铸造，并以红铜镶边作为辨识，一个赤仄五铢要顶五个郡国五铢。

看到赤仄五铢使其他钱币贬值后，民间纷纷仿造赤仄五铢，使货币流通更为混乱。赤仄五铢只通用了两年就退出市场，成为汉武帝币制改革的最后一次过渡。

由于主持币制改革的酷吏张汤遭人诬陷，自杀身死，货币改革的重任落在了桑弘羊等一批新锐财政官员身上。

在接受之前几次的教训后，桑弘羊认为，只有将铸币权彻底收归中央，严禁任何形式的私铸、盗铸，才能缓解财政危机。

元鼎四年（前113年），武帝下令“悉禁郡国毋铸钱”，一概禁止郡国和私人铸钱，将之前的铸钱统统销毁。同时，国家垄断铜矿的所有权和铸钱权，天下钱币全由上林苑铸造，命水衡都尉所属的钟官、辨铜、均输三官负责，史称“上林三官五铢”。

新的五铢钱法定面值与实际价值相符，民间难以仿造，且铜矿被国家垄断，民间私铸已经无利可图，之前的各种钱币也全部退出流通。

至此，中央政府直接控制铸币材料、货币铸造权和发行权，币制从短暂的自由铸币时期过渡到了国有垄断阶段。五铢钱也成为中国历史上行用最久的铜币，直到唐初才废除，改用开元通宝，共历时七百多年。

实际上，官方垄断货币，也就掌握了另一种获取财政收入的直接方式。上林三官五铢刚流通时量足质优，从汉武帝到汉平帝元始年间，西汉共铸造二百八十亿万枚，到后期，难免出现偷工减料的情况。

如果皇帝在铸币中掺入一半的假，就可以多铸造一倍的货币。这些货币可以买多一倍的物资，劣币驱逐良币，最后货币也就贬值一半，政府相当于多收了五成的通胀税。

当市场发现汉武帝“阴谋”的时候，为时已晚。

03

垄断铸币权的同时，汉武帝还将国有化改革延伸到当时利益最为丰厚的几大制造业——盐、铁、酒，进而掌握国家经济命脉。

在汉武帝建设“国企”之前，统治者以黄老之学治国，实行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经济发展十分自由。有学者评价：“汉初实为中国商人第一次获得自由发展之安定时期也。”

汉高祖刘邦建国那会儿，出行还配不齐颜色一样的骏马拉车，一些诸侯和官员只能以牛车代替。

在满目疮痍、百废待兴的情况下，政府只好“开关梁，驰山泽之禁”，也就是不再设关征税，并将包括盐、铁等在内的山林矿藏资源向民间开放。这两项便民政策一下子激活了工商业，从此“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正所谓“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

经过多年的自由发展，举国上下形成一幅和平安宁、经济繁荣的景象，史称“文景之治”。对当时的盛世气象，司马迁有这样一段经典描述：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 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

不过，对盐、铁等工商业放任自流，也造成了地方膨胀的经济势力。一些豪商巨贾“上争王者之利，下锢齐民之业”，如临邛卓氏、南阳孔氏、鲁地曹邴氏、洛阳师氏等富甲一方，横行天下。

司马迁将富商大贾称为“素封”，他们没有官爵和封地，却富比王侯，实际上是对中央政府的威胁。一些商人与权贵勾结，败坏吏治，如南阳孔氏“连车骑，交守相”；一些商人积累的财富没地方投资，便大量收购土地，于是“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土地兼并严重。

打仗太烧钱，汉武帝很是头疼。

为了补贴国家财政，他以身作则，将山泽税中数目庞大的盐铁税，从少府划归大农令管理。少府负责管理皇帝的私财，而大农令主管全国财政经济，汉武帝把自己的钱包都交给国家了，可还是拆东墙补西墙。

豪强富商如此不差钱，汉武帝又缺钱，那么，从这些工商业主手中夺回“山海之利”，实行“盐铁官营”，将利润最为丰厚的两大支柱产业收归国有，岂不美哉？

最初负责推行盐铁专卖制度的，是大商人出身的大农丞孔仅和东郭咸阳。

在盐业官营方面，汉武帝采纳孔仅、东郭咸阳的建议，实行盐户出资煮盐、政府统购统销的方式。由政府招募民众组成盐户，煮盐费用由盐户自己承担，国家提供煮盐的牢盆等器具，还在全国各地设立盐官，煮成的盐由盐官收取，垄断专卖。

在铁业官营方面，汉武帝在各地设置铁官，铁的冶炼和铁器的制作、销售，全部由铁官负责，这是从源头垄断了铁器生产。

汉武帝颁布严格的法律，任何人不得私自煮盐﹑冶铁，或者擅自转运销卖，违犯者要在左脚戴上铁镣，沦为“刑徒”，或罚去戍边并剥夺其政治权利，官府还要没收其生产工具。

盐、铁是老百姓生活必需品，拥有庞大而稳定的市场，实行官营后为帝国财政带来了显著变化。《管子》曰：“十口之家，十人食盐；百口之家，百人食盐。”胡三省曾统计，盐业官营一度为汉武帝贡献了财政收入的一半，“其利居天下税入之半。”

冶铁技术也因规模化生产而得到发展，对汉朝军队的军备大有助益。时人认为匈奴与汉军交战，到后来需要用五个人才能抵挡一个汉军，就是因为汉军装备精良，“夫胡兵五而当汉兵一，何者？兵刃朴钝，弓弩不利”。

元封元年（前110年），汉武帝罢免了孔仅的职务，任命曾在宫中担任侍中多年的商人之子桑弘羊为大农令，主管盐铁专卖。

汉武帝曾在十年内罢免或处死六任大农令，但桑弘羊领大农令后，直到汉武帝去世，竟主管帝国财政长达二十三年。

汉武帝终于找到一个能够为其敛财充当左膀右臂的聚敛之臣。

据史书记载，桑弘羊上任一年后，盐铁专卖就取得显著效果，“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这个“天下用饶”指的是政府解决了财政危机，汉武帝终于不用哀叹“用度不足”，有钱去应付各项经费，缔造自己的丰功伟业了。

在对羌、南越的战争中，也全靠桑弘羊主持的专营改革搞钱，战争经费“皆仰给大农”。时人说，汉武帝对桑弘羊言听计从，好比当年越王勾践重用谋臣文种、范蠡。后来，在盐铁专营之外，桑弘羊又增设酒类专营制度，与盐、铁并称为“三榷”。

04

桑弘羊为了扩大盐铁专营、整顿市场秩序，还推出了均输、平准制度。

“均输”，就是“调剂运输”，办法是将各郡国缴纳的贡物，按当地市价折换成丰饶而廉价的土特产品，上缴各地均输官，然后再将这些商品运往价格较高的地区出售。

在“就近去远，就贱去贵”的原则下，政府经过辗转贸易，吃买卖的差价。

与均输互为补充的是“平准”，规定在京师设置平准令，通过各地均输官“尽笼天下之货物，贵则卖之，贱则买之”，在为皇帝创收的同时又起到平抑物价的作用。

均输平准的出发点是好的，但实际推行却弊病颇多。

汉武帝的经济政策，实际上在地方培植出了商人、地主、官僚三位一体的统治集团，他们相互勾结，强买强卖，依靠政府资源大发横财，赚起钱来比私人工商业主还要凶狠。

有些地方，“未见输之均也”：官吏索取百姓不生产的东西，迫使他们贱卖自己生产的货物，而买进官府所要的东西来缴纳，甚至违背生产规律，在齐地征收丝绸，在蜀地征收麻布，还要不产丝、麻的地区也制作这些商品，然后低价收购，如此农民加倍受苦，女工双重纳税（《盐铁论·本议》）。

有些地方，“未见准之平也”：官吏与奸商狼狈为奸，关起城门垄断市场，乘机囤积居奇，贱买贵卖。百姓嫌官铸铁器太贵而不愿购买，官吏还要强卖，“县官作盐铁，器苦恶，贾贵，或强令民买之”。

汉武帝在位时，董仲舒、卜式、司马迁等支持经济自由的知识分子，都对如此高度专制的经济政策表达过不满，甚至发表过一些违抗圣命的言论。

为汉武帝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董仲舒上书，要求“盐铁皆归于民”，认为政府不该与民争利；御史大夫卜式是商人出身，曾上书为富商鸣不平，请求罢盐铁专卖，还因此被贬官；《史记》中的《平准书》和《货殖列传》，也被不少史学家看作是司马迁为反对官营工商业而写的两篇学术论文。

理想很丰满，三十年后，当来自全国各地的六十多名儒生与年逾古稀的桑弘羊在盐铁会议上辩论时，儒生们强烈抨击盐铁官营的政策，却提不出任何有建设性的建议，只剩下满口仁义道德。

桑弘羊如被告一般接受儒生们的口诛笔伐，桓宽在《盐铁论》中真实地记录了这位老人舌战群儒的情形，“大夫默然”“悒悒而不言”“怃然内惭，四据而不言”……可是当桑弘羊发问时，言语中却暗藏刀剑，且刀刀致命。

在这场关于官营政策存废与否的讨论中，他提出了至今难解的“桑弘羊之问”：如果没有国有经济，帝国如何解决财政收入？我们拿什么打仗？地方割据势力膨胀怎么办？

国进民退，还是国退民进，这始终是一个千古难题。

05

汉武帝为剥夺民间资产，增加财政收入，还实行了算缗、告缗。

缗，是穿铜钱用的绳子。算缗，顾名思义就是通过计算商人手中的财产，按实际数目征收财产税，以充盈国库。有一种说法是两千钱而一算，即每二千钱课税一百二十钱，也就是抽取6%的财产税。

另外，除了官吏、三老和北边骑士等特殊人群外，普通百姓有轺车（一马所驾的轻便车）者，每辆征税一算，即征一百二十钱；商人的车加倍征税，多买几辆豪车，每一辆就抽税二百四十钱。同时，田宅、货物和船只等财产也被归入算缗课税范围。

当年制作白鹿皮币是明目张胆地向诸侯索取财物，算缗令则是向全国中产阶级以上的人民直接要钱，手段更具强制性。老百姓有多少钱，就得照规矩拿出一部分来做贡献，帮助国家打匈奴。

算缗令颁行后，天下富商却跟汉武帝玩起了捉迷藏，争先恐后地隐匿财产。汉武帝在前面喊口号，身后却无人理睬，这就尴尬了。一场针对豪商大户的清算就此展开。

汉武帝命杨可主持，颁布了告缗令。

告缗令针对豪商大户隐匿财产的情况，放手发动群众，鼓励全民举报，凡是被告发隐瞒不报或所报不实者，将抄没其全部财产，并将一半财产奖予告发之人。

告缗令是国家对豪强富商的一次残酷打击，一经颁发，官府不断接到告缗举报，民间形成一股告密热潮。一些市井之徒、无赖游民在金钱的**下，为了那一半财产而将贪婪的目光投向富商大户的豪宅。而那些积财巨万的豪强富商，还没算清自己到底有多少钱就惨遭告发，被戴上刑具打入监牢、押往边地，财产全部被没收。

随着告缗遍天下，不仅富商和高利贷者受到整治，全国中产以上的家庭几乎都被卷入其中，面临破产的命运。朝廷没收的财物却堆满了上林苑，史书记载：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得民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书；田大县数百倾，小县百余顷，宅亦如之。

汉武帝特意安排一帮酷吏审理相关案件，被投诉立案的人，很少会有翻案的机会，有的案件甚至拖延十几年还未结案，监狱里关押着十余万人。

其中有一个叫杜周的酷吏，当官前穷得叮当响，只有一匹马。出任廷尉后，他为皇帝敛财审理各种案件，多年以后“家资累巨万矣”，成为富豪，安然善终，其子孙相继为官，终西汉一代，簪缨不绝。

告缗运动中，有人妻离子散，有人幸灾乐祸，只有那些官僚、商人、高利贷者三位一体的贵族仍然逍遥法外。这种“乱民”恶政在几年后就宣告废止。汉武帝实现了自己的目的，百姓们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只能勒紧裤腰带过日子，劳动积极性一落千丈，“甘食好衣，不事畜臧之业”。

最大的赢家只有汉武帝一人，他继续挥霍大量钱财，去实现帝国的宏图霸业。

汉武帝兴师动众打了那么多年仗，匈奴溃败，四方安定，卫青、霍去病将星闪耀，可老百姓的日子却不好过。这首汉代乐府诗《战城南》，道出了人民心中的哀怨：战城南，死郭北，野死不葬乌可食。

为我谓乌：且为客豪！

野死谅不葬，腐肉安能去子逃？

汉武帝后期，民生凋敝，哀鸿遍野，文景之治积累的财富几乎消耗殆尽，过度集中的经济大权和官僚机构带来膨胀腐败。各种与民争利的措施，在为中央政府敛财的同时，也严重扰乱了社会秩序，以致“海内之士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织不足衣服”。

宋代司马光说，汉武帝“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晚年的汉武帝在缔造伟业后也意识到自己的过失，并为之由衷忏悔。

06

在汉武帝之后，皇帝赚钱的手段更加五花八门。

西汉王莽之乱后，汉光武帝刘秀在群雄逐鹿中胜出，建立了东汉政权，摆在他面前的是一个经济残破的烂摊：天下“饥寒并臻，父子流亡，夫妇离散”。

为挽救凋敝的中央财政，刘秀从土地着手，颁布了“度田令”，要求清丈土地，核实户口。

东汉时期，豪强地主拥有大量土地和政治特权，如刘秀册封的开国元勋耿弇，一家出了两个大将军、十九个列侯，拥有成千上万家的食邑；刘秀之子济南王刘康，拥有“奴婢至千四百人，厩马千二百匹，私田八百顷”。

无数农民庇荫在大地主名下，朝廷无法对他们直接课税。

刘秀颁布度田令，就是为了核实登记农民的土地和户口，以作为征发赋税的证据，增加国家财政收入。但在度田的过程中，由于郡县官吏多为豪强地主出身，他们不愿如实丈量土地、呈报户口，不愿损害自己的利益。尤其是都城洛阳周边地区，度田官深知这些土地不是在皇帝近臣手里，就是属于皇亲国戚，更是不敢如实丈量。

尽管刘秀对徇私舞弊的官员严厉惩处，将大司徒欧阳歙、河南尹张伋与郡守十余人下狱处死，可度田还是受到豪强地主的抵制，最后不了了之。

汉末，三国乱世之后，晋武帝统一天下。这位西晋开国皇帝虽留下了“羊车望幸”的荒唐故事，但在振兴国家财政方面也挺有一手。

在经过长期战乱、地多人少的情况下，为了补充人口、劝课农桑，司马炎在曹魏屯田制的基础上实行“占田制”，这是一种既保证政府收入，又保护士族特权的制度。

这一制度让农民占有一定数量的土地，同时国家要求他们必须缴纳田租、户调和负担力役等义务。占田制又是一种限田制，它规定男子一人占田七十亩，女子三十亩，既可抑制兼并，也可保证税收。如此一来，从战乱中解脱的农民不愁吃穿，纷纷积极劳作，国家的财政收入也飞速增长，这才有了西晋初年的“太康之治”。

繁华盛世转瞬即逝。西晋短暂统一后，再度走向大分裂，又在历经两百多年的乱世后，实现新的统一。

终结南北朝乱世的隋朝开国皇帝杨坚，与历代皇帝一样，对土地、货币、户籍、赋税等进行改革，同时还提倡“崇俭禁贪”“精简机构”，既要开源，也要节流。

在自己省钱方面，隋文帝杨坚可是认真的。他带头实行节俭，六宫经常穿着反复换洗的衣服，不做新衣；皇帝乘坐的车舆如有破旧，也只是让人进行修补，之后接着用；平时除了宴会，杨坚的饭菜只有一道肉菜。

在他的影响教化下，当时的贵族男子多穿绢布衣服，不穿绫罗绸缎，装饰用品也只用铜铁骨角，不用金玉之器。

太子杨勇就是因为骄奢**逸，才被废黜。而次子杨广装作一副清心寡欲的样子，车马侍从都俭约朴素，反而得到隋文帝夫妇的信任。可后来当上皇帝的杨广挥霍无度，使隋朝财政遭受重创，自己也丢了江山。

唐初，唐太宗李世民开创了著名的“贞观之治”。他治国理财时，仍然把农业作为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贞观初年，关中、关东连续发生水旱灾害，百姓饥荒，卖儿鬻女，唐太宗听说后，赶紧命人把皇宫府库中的金银布帛拿出来，帮灾民赎回被卖掉的儿女，这是为了确保国家财政的来源不受损。

唐高祖在位时，已下令推行均田制与租庸调制。初唐实行的租庸调制，实际上是一种实物税，每年向农民收取田租、谷物、布匹，或者命其为政府服役。征收实物更能避免汉魏以来货币经济长期破坏带来的结果，保证财政收入的稳定。

这一政策卓有成效。从唐太宗到唐玄宗的一百多年间，唐朝财政收入经年增长，粮食价格渐趋下降，国库得以充实，封建经济蒸蒸日上，将大唐推向了顶峰。

到了宋元时期，社会经济迅速发展，城镇打破坊市界限，产生了最早的纸币“交子”，海外贸易远通西洋。与此同时，财政上却呈现出高度中央集权的特点，处处充满皇帝搞钱的套路。

宋朝为了避免唐朝安史之乱以来藩镇割据的局面，实行“强干弱枝”的策略，废除武官藩镇，地方改置文官，将财政兵马之权移交中央，即“外州无留财，天下支用，悉出三司”。

此举没有加强两宋的国防实力，却满足了一部分权贵奢侈享乐的腐朽生活。

元朝统治者为满足日益浩繁的财政支出，不断增加赋税收入，自元世祖忽必烈至元文宗天历年，在七十年时间里，盐课增加二十余倍，茶课增加两百多倍，商税增加近十倍。

明清时，皇室支出繁多，在财政上也实行了高度的集中和统一，由皇帝亲掌财政大权。

明朝的万历皇帝为了敛财，让宫里太监倾巢出动，到各地征税、开银矿。他们出任矿监、税监，为皇帝搜罗钱财，所到之处极尽吸髓饮血之能事，导致民不聊生。

清朝的乾隆皇帝六下江南，花钱大手大脚，管理皇家事务的内务府出现亏空。此时，乾隆的心腹大臣和珅给他提出了一个理财办法，即以钱抵罪的“议罪银”。

乾隆依照和珅所说，让一些犯罪的官员把钱交到内务府，依据犯罪情节的轻重交银子来免除刑罚。如此一来，贪官污吏的钱就到了乾隆的私人小金库中，既增加收入，也可满足乾隆六次南巡、修建行宫的开支。

在本文开头说到的故事里，汉武帝曾为营建朔方城调动十万人力和上亿物资。时过境迁，到了征和四年（前89年），汉军出兵西域，桑弘羊建议扩大轮台（今新疆轮台县）屯田的规模，汉武帝却否决了。

汉武帝颁发了“轮台罪己诏”，与当年雷厉风行的态度截然相反。

在《轮台诏》中，汉武帝提到：曾经有人奏请百姓每口增收赋税三十钱，作为边防军费，这会使老弱孤独者困苦不堪；这次派人去遥远的轮台开荒，更会使天下人劳累，朕不忍心这么做；如今应该致力于禁止苛刻暴虐的政策，减轻对民间的剥削，使天下安定。

波澜壮阔的人生即将走到尽头，在生命的最后两年，年迈的汉武帝终于放下了执念。然而，他开启的财政政策，已成燎原之势不可逆转，国家垄断、政府干预的“蛋糕”从此被历朝政府紧紧握在手中。

这一“必要的恶”，在此后的两千年中不断地循环往复，是非功过，自有定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