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明清巨富家族往事——财富来得快,去得也快(1 / 1)

洪武二十六年(1393),蓝玉党案发。作为巨富之家,沈万三的儿子、女婿、姻亲等人都被牵连进去,要么抄家,要么流放,要么被诛。

这次打击对沈家是致命的,曾经的首富之家,急剧衰落。

对于一个家族来说,财富或许来得快,但往往去得更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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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万三是一个传奇人物,迄今在一些地方被供奉为财神,但关于他生活的年代,却仍有争议。我们只能根据部分史料,相信他是一个生活在元末明初的富商。

沈万三的财富来源很神秘。他的父亲擅长施肥灌溉,置地种田,干得不错,积累了一些家产。沈万三及其弟弟沈万四子承父业,但充其量只是个富农,最多是个小地主。这样的富农或小地主在江南地区,一抓一把,凭什么沈万三就能一夜暴富?没有人能弄懂他的财富从哪儿来,只能神秘化地解释。

这些解释包括:沈万三挖地挖到了金矿;学会了点金术;行善救了一批青蛙,得到了聚宝盆……总之人们猜测他的财富不是降自天上就是涌自地下。

还有一种说法,他的财富来自元末富豪陆道原。陆道原晚年散财避祸,把巨额家产分给了沈万三,自己做道士去了,深藏功与名。时值元末乱世,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富豪们很容易因财招祸。有些富豪看透历史大势,散尽家财求平安。当时的大画家倪云林就放弃了家财,漂泊江湖。所以人们猜测,陆道原甘愿放弃财富,拱手送给外人,也并非没有可能。

总之,沈万三得到神秘的第一桶金后,就开始钱生钱了。明人笔记《云蕉馆纪谈》记载,沈万三“变为海贾,奔走徽、池、宁、太、常、镇豪富间,辗转贸易,致金数百万,因以显富”。可以看出,沈万三积累财富,最主要的还是靠海外贸易。

元朝鼓励海外贸易,沈万三踩到政策的关键点,从而享受了政策红利。1356年,张士诚攻占苏州。这个私盐贩子出身的新霸主,知道外贸的重要性,设立市舶司,继续元朝的开放政策。

沈万三家族从财力上支持张士诚,换取政治上的靠山。这名老资格的“海贾”在张士诚统治苏州的十余年间,稳坐富豪榜首席。

但这也为朱元璋上台后沈万三家族遭受打击埋下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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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开国后,沈万三必须马上重新站队,向新主表示诚意。

他认为,只有得到新建皇权的承认,他的事业才能做得更大,财富才能在家族中被继承。

多种史籍记载,进入明朝,沈万三曾组织两浙大户主动纳税献金,用于新王朝的日常开支。朱元璋修筑南京城,沈万三以一家的财力承担了三分之一的筑城任务。

为了进一步表达诚意,这个富可敌国的首富主动提出要给朱元璋的军队发饷。朱元璋反问他,我有百万军队,你发得过来吗?沈万三回答,每人发一金,没问题。

就在犒军这件事上,沈万三犯了政治大忌。天子的军队岂是什么人都有资格劳军发饷的?

萧何当年拿出自己家里所有的财产资助军用,刘邦很不高兴。萧何不得不多买田地、贪小便宜,引得沿路都是告状的老百姓,刘邦才放下心来。沈万三要是多读点儿历史,就不会犯这种低级错误了。

犯忌的结果便是,朱元璋暴怒,说沈万三是乱民,要把他拉出去砍了。

马皇后赶紧劝谏,说这个社会仇富的人多了去了,上天自然会灭掉他的,不用你亲自动手。

朱元璋听了马皇后的话,没杀沈万三,将他流放到了云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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诡异的是,沈万三出事后,沈家的财富传承似乎没受到多大的影响。其中的原因,可能是俗话所说的“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即便他本人遭流放,但他积累下来的财富仍足以荫庇沈家三代人的荣华富贵。

到了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沈万三已过世多年,沈家姻亲、官居正三品的莫礼过访沈家,结果惊呆了。

一般暴发户用金银器皿,沈家做宴席用缂丝(丝绸中的精品)、紫定器(定窑中的至尊),连筷搁都是羊脂玉做的。

莫礼也是见过大场面的人,但还是被沈家的奢华震住了。他随即想到,沈家人真是富贵惯了,一点儿都不知收敛,恐怕很快又要惹祸上身了!

与沈家不同,明朝一些有远见的富豪跟元末乱世一样,散财避祸。

当时有个段子说,嘉定一个富户,问刚从京城返乡者的见闻,那人对他说,皇帝作了首诗:“百僚未起朕先起,百僚已睡朕未睡。不如江南富足翁,日高丈五犹拥被。”富户一听,马上警觉起来,随即把家产托付给仆人,自己买舟带着妻儿漂浮别处去了。不到一年,江南的富家大族几乎都难逃厄运,这个嗅觉敏锐的富户却获得善终。

朱元璋对江南富族的打击是逐步推行的,先是课以重赋,再到没收其田地作为官田,然后是强制迁徙、流放,最后放大招,利用“胡党”“蓝党”“空印案”等案件,借通党之名,全力打击江南地主富绅势力。每一次大案,被牵连的富商大户都达数万人。

就在莫礼过访沈家五年后,蓝玉党案爆发,沈万三家族牵连其中。至此,一个富豪家族完全沦为普通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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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万三家族衰落四百年后,十八世纪晚期的中国,又出现了一个传奇的财富家族——伍秉鉴家族。

伍秉鉴的祖上在清朝初期移居到了广州,到伍秉鉴这一代已是移民的第六代。此前,伍秉鉴的祖上一直默默无闻,自伍秉鉴的父亲伍国莹开始,伍家开始参与对外贸易。是的,跟沈万三家族一样,伍家的发迹也是源于外贸。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廷宣布仅保留粤海关一口对外通商,并且这种对外贸易的特权,还被清廷所特许经营的少数商行所垄断把持,这就是后来俗称的广州十三行。

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伍国莹的儿子伍秉钧(伍秉鉴二哥)创办了怡和洋行。然而不到十年,伍秉钧壮年去世,伍秉鉴从哥哥伍秉钧手中,接过了怡和洋行的家业。尽管父亲和哥哥为伍秉鉴留下了商业基础,但伍家在世界商业史上的真正起步,却是源自伍秉鉴的创造。

在联合官府进行垄断经营多年后,伍秉鉴的生意扩张到了世界范围。通过代理人,他甚至投资了美国的铁路生意,并广泛参与美国的证券交易和保险业务。他还是当时在世界范围内赫赫有名的英国东印度公司最大的债权人。可以说,在清朝中期,伍秉鉴是大清帝国绝无仅有的具有世界意识的大商人。

美国学者称,“到1834年,伍浩官(伍秉鉴)不仅是广州行商最重要的成员,而且可能是那个时候的世界首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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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1834年,伍秉鉴已经退休多年了。

早在1826年,道光六年,五十八岁的伍秉鉴就宣布退休,将家族生意交给了下一代。

但在伍秉鉴宣布退休后的第五年,即1831年,作为怡和洋行的接班人,伍秉鉴的儿子伍受昌受了英国人的委托,请求朝廷允许英国商馆在珠江边搭建一个码头。没想到的是,时任广东巡抚在获悉此事后勃然大怒,并表示要将伍受昌处死。伍受昌吓得浑身哆嗦,当场就下跪磕头求饶。当时在场的粤海关监督,平时收了伍家不少好处,也帮着一起求饶,伍受昌这才逃过一劫。

或许是在商海和政治的博弈中并不如意,两年后,伍受昌不幸去世,死因不得而知。

伍秉鉴在六十五岁这一年,饱经了丧子之痛,只得重新选用了自己的第五个儿子伍崇曜作为接班人。而他自己在宣布退休后,也仍然不得不经常为家族的生意站岗、撑腰。

在伍秉鉴、伍崇曜父子的经营开拓下,伍家的财富逐渐达到巅峰。在伍秉鉴被西方人称为“天下第一大富翁”的1834年,伍秉鉴计算了他在国内的田地、房产、商铺、钱庄、货物和现金,以及在世界范围内的投资后说,他拥有多达两千六百多万白银的资产。作为对比,当时整个大清帝国一整年的财政收入,不过才四千万两白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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巅峰之后,即是漫长的下坡路。鸦片战争爆发在即,伍家的生意版图日渐衰退。

当时,与广州十三行做生意的外国商人,夹带大量鸦片入华售卖,这已经成了公开的秘密。在此情况下,由林则徐发起的虎门销烟运动,即将拉开帷幕。

奉命到广东查禁鸦片的钦差大臣林则徐,自然拿广州十三行的行商代表、怡和洋行接班人伍崇曜开刀问责,并要求伍崇曜必须勒令洋商们交出鸦片进行销毁。

洋商们哪里肯?无奈之下,伍崇曜只得求爷爷告奶奶,让洋商们交出一些鸦片做做样子,加上自己又从洋商手里买了一些,这才凑了一千零三十七箱鸦片上交给清廷,希望能结案了事。

林则徐勃然大怒,认为这是十三行的行商,与英国商人串通一气欺诈朝廷。

1839年,林则徐下令将伍崇曜收捕入狱。同年,林则徐在广东虎门强势进行销烟。经此变故,尽管伍崇曜随后获释,但怡和洋行在洋商中的地位,从此一落千丈。

一年后,鸦片战争爆发,英国海军封锁了珠江口。一位美国商人记载道,在听闻鸦片战争爆发后,已经七十二岁的伍秉鉴“吓得瘫倒在地”。战争过程中,伍崇曜曾代表清廷当局与英军谈判议和,从此伍氏父子被戴上“汉奸”的帽子。

随着清廷的战败和《南京条约》的签订,广州一口通商的垄断地位被废除。在英国人的要求下,清廷又新增了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作为通商口岸。五口通商局面的出现,加上《南京条约》取消了外商在华做生意必须经过十三行行商代理中介的规定,各种垄断特权的消失,使得伍秉鉴家族等十三行行商的垄断贸易地位一去不返。

伍秉鉴家族,迅速走下神坛。就在《南京条约》签订后几个月,1842年12月,伍秉鉴在写给他的美国朋友罗伯特·福布斯的信中说:“如果我现在是青年,我将认真地考虑乘船前往美国,在你附近的某处定居。”

这封信发出半年多后,七十五岁的伍秉鉴病逝,由他的家族建立和掌控的商业帝国,亦逐渐崩溃瓦解。

古人常说“富不过三代”,纵观明清两大巨富家族的兴衰起落,不得不由衷得感慨一句:古人诚不我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