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西医往事——康熙为它点赞，孙中山靠它创业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康熙皇帝病了。经过御医诊治，仍高热不退，情况不容乐观。

康熙正值壮年，如果此时病逝，历史恐怕就要改写。

太医院一筹莫展，朝廷只好遍访名医。这时，医师洪若翰、刘应求见，这两人用的是汉名，其实都是从法国远道而来的传教士。

他们得知康熙得的是疟疾，表态说：问题不大，我们能治。

01

疟疾一般是通过蚊虫叮咬传染，在医疗条件落后的古代常形成疟疾瘟疫，后来，西医发明了医治这种病的特效药——金鸡纳霜（奎宁）。

金鸡纳霜用产于南美洲秘鲁的金鸡纳树树皮研磨制成，被传教的耶稣会士发现，并带到世界各地。洪、刘二人，此时正好收到一包从印度寄来的金鸡纳霜。

自从康熙生病后，和尚、道士等各路神仙大显身手，但都没医好皇上。这时突然来了两个金发碧眼的洋人，朝廷自然信不过，但情势逼人，只得冒险一试。

四名大臣自告奋勇，亲自尝药，为以防万一，他们还找来一些患疟疾的病人服用。患者用药后，果然康复，四名大臣也没有出现不良反应。

康熙这才服下金鸡纳霜，没过多久病就好了。他龙颜大悦，赏赐传教士一间豪宅，允许他们在京传教，还将金鸡纳霜称为“圣药”，亲自做药品首席代言人。

这已经不是康熙第一次为西医点赞了。

康熙年间，鲍仲义、罗德先、罗怀忠等西方传教士曾任职于太医院，他们除了为皇帝、王公大臣看病外，还在民间为穷人行医治病。

其中，德国人罗德先医术最为精湛，“精外科，尤善配药，并谙脉理。尝以不治之症验之，无不立愈”。

罗德先曾两次挽救康熙的性命。一次是康熙废太子后，心脏病发作，罗德先为其诊治；一次是康熙上唇生疮，罗德先为他进行手术。

康熙十次出巡，罗德先都随侍左右，康熙还赏赐他价值二十万法郎的金锭，作为酬谢。不过，康熙对西医，只是一种玩乐的心态。从近代西医传入中国，到被老百姓普遍接受，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02

康熙被称为最懂科学的皇帝。在多次得到西医治疗后，他对西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下令在宫中开设一间化学实验室，命传教士进行研究。相传，他在听说西方的人体解剖学后，还在传教士的指导下，亲自解剖过一头冬眠的熊。

一个皇帝，整天捣鼓这些玩意儿，是因为明白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吗？

恰恰相反，康熙学习科技，只是为了炫耀，为了满足私欲。

正因为他垄断新知，严重阻碍了先进文明传入中国，才使得西医没有得到广泛传播。

传教士用满文翻译的人体解剖学著作被束之高阁，他分抄三部藏在北京文渊阁、畅春园和承德避暑山庄，近代以后流失海外。

康熙认为，自己有责任让其臣民免受“精神污染”，他传谕：“此书不可示诸青年，故书中图形除尔等分任诸员外，不可示诸他人。”意思就是，这部书只有朕能看，小青年别玩这些高端的东西。

康熙也不尊医重卫，相反，他对待这些“洋御医”，仍是一种天朝上国的傲慢态度。

有一次，康熙还取笑跟随传教士入华的医生乌尔达：“你治死了多少人？想是尔治死的人，比我杀的人还多了。”说完，康熙自己“大笑甚欢”。

这也不怪康熙对西医有偏见，西医也曾有过野蛮落后的面貌。

中世纪以来，在外科手术还没有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时，诸如放血、截肢、伤口包扎等手术，都是理发师做的。他们所用的工具还都是刀、锯、烙铁等，着实让人胆战心惊。

西方医学史上，有一个著名的“死亡率300%的手术”，犯下这一失误的是苏格兰外科手术的先驱——罗伯特·李斯顿。

在科技落后的时代，评价手术的好坏，最重要的标准是“快”。罗伯特·李斯顿，人称“飞刀”，天生一副急性子，据说截一条腿只要二十八秒。

有一次，李斯顿做手术，下手速度太快，失手切断了助手的两根手指，导致对方感染死去，而他的患者也因当时手术消毒尚未普及，在翌日感染去世。更想不到的是，在场观摩的一个同行，因为受到惊吓，也给吓死了。

近代以后，西医通过不断改进，逐渐居于世界领先地位。

麻醉学、消毒学等学科迅速发展，外科手术在十九世纪突破了疼痛、感染、失血三大难题，孕妇如果难产，还能安全地进行剖腹产。

医学家刻苦专研，发明了治疗各种疑难杂症的西药与技术，有了缓解破伤风的石碳酸法、解热镇痛的阿司匹林，以及治疗各种皮肤病的碘化钾溶液。中国却未能及时掌握这些先进技术，医学水平仍止步不前。

03

十八世纪末，广州有天花流行，洋商来华贸易，颇感不便。

1803年，在中国贩卖鸦片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发出一份急电，希望公司送一份牛痘苗到中国。羊城悄悄为西医打开窗口，来华洋商的专聘医生往来于澳门、广州，为中国带来了牛痘接种法。

当时，牛痘接种法已经在西方逐渐普及，天花这一人类史上的噩梦即将走向终结。而牛痘的发明，其实曾从中国的人痘接种法得到启发。

英国医生皮尔逊和葡萄牙医生巴尔米斯到华种痘，在广州大受欢迎。东印度公司的船员发现：“中国之人民，平常皆恨我等……只有医学乃系中国之人颇肯信。……中国人亦颇信欧罗巴医道之妙手，即已稍肯就医。”

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广东人邱熺作《引痘略》，详细介绍皮尔逊等人所传牛痘法，并亲自为数万人接种。

此后，学种痘术的中国人与日俱增，在两广与福建、湖南等省传播，就连力主禁烟的两广总督阮元也对西医颇感兴趣，请邱熺为自己的孙子种痘。

西风呼啸着吹向古老的东方，西方近代医学随风而来。

04

1834年，一个叫伯驾（Peter Parker）的美国传教医师到达广州。伯驾出生于马萨诸塞州一个贫农家庭，在来华那一年取得耶鲁大学医学博士学位。

他来中国，纯粹是因为内心的宗教狂热，可万万没想到，来到中国后他的生活只剩下医学。

伯驾是近代第一名来华的传教医师，他雇用的助手关韬在其指导下，成为第一位掌握西医外科技术的中国人，甚至能独立做肿瘤的临床切除手术。

伯驾不是一个称职的传教士，却是一个优秀的医生，整日被医院繁忙的事务所淹没，乐此不疲。

1839年，伯驾接待过一个特殊的病人——正在广东禁烟的林则徐，病历卡编号6565。

林则徐看一次西医可不容易。

第一次，林则徐托人拜访伯驾，是为了请他帮忙翻译《各国律例》中的若干段落，同时也是为了索取治疗疝气的绑疝带。绑疝带需要外科医生亲自为病人操作，林则徐正在广州焚烧鸦片，不愿意与外国人私自接触，就没有亲自上门，出于医生的职责，伯驾也就没有应命。

第二次，林则徐的病情拖到秋季，越发严重，只好通过一位北京的老朋友，再次向伯驾要一副绑疝带，伯驾还是没有同意。

第三次，一位自称是林则徐弟弟的人登门拜访伯驾，询问医院的情况。据伯驾回忆，此人身材、样貌与林则徐一模一样，还说：“凡他适合的托带，必然适合其兄。”伯驾不知来者是不是林则徐本人，但还是将疝气带奉上了。

据说，疝气带送给林则徐后，他身体状况好转，还为伯驾送去水果表示感谢。在鸦片战争前夕，他还曾转托伯驾寻找戒烟之法，帮助中国烟民戒除鸦片瘾。

林则徐对西医的青睐，让伯驾倍感自信，他几次请求登门拜见林则徐，希望能同这位特殊的患者深入交流，却都遭到拒绝。

这对传奇医患究竟是否见过面，成了一个永远的谜。

05

两次鸦片战争后，商人、传教士接踵而至，踏上通商口岸。

与之同时到来的，还有医生。西医学作为一门完整的科学在华传播，一间间近现代医院和诊所在中国拔地而起。

鸦片让中国陷入战争的泥潭和近代百年的屈辱，给中国带来了无穷的灾难。来到中国的西医，却始终没有忘记医学的本质，将社会的医疗保健视为第一责任。

鸦片战争后，流毒还在中国弥漫，中外西医师致力于帮助中国百姓戒烟，在各地设立鸦片治疗所，寻求根治鸦片烟瘾的方法。

十九世纪七十至八十年代，在华传教医师掀起一场“鸦片烟之罪”的讨论，英籍医生向英国政府提出中止鸦片贸易的建议，并就鸦片烟给中国社会带来的灾害进行讨论，从生理、病理和药物学等角度痛斥鸦片贸易的毒害。

英籍传教医师德贞深入中国社会进行研究，发表了长达三万字的论文《论使用鸦片的危害》，他指出：“近代中国人吸鸦片，是欧洲人为了与印度、马六甲及中国进行贸易，而将鸦片作为药物介绍到中国，它导致了吸烟罪恶的扩散……但这一责任是在英国，毋庸置疑，我们是有责任的。”

后来，德贞在北京创办了第一所近代化医院——双旗杆医院，即今天协和医院的前身。

1846年，容闳、黄宽等中国少年成为近代第一批出洋留学的学生。

容闳被誉为“中国留学生之父”，活跃于近代中国的政治舞台。而与他同时出国的黄宽却鲜为人知，甚至几无著述遗世，二人境遇截然不同。

实际上，这与二人学习的专业不无关系。容闳学的是法律，而黄宽是一名精通病理学和解剖学的医学博士，曾就读于爱丁堡大学。

留学十三年后，黄宽回到中国，以精湛的医术服务国人。容闳在谈到他这位同学时曾说：“以黄宽之才之学，遂成为好望角以东最负盛名之良外科。”

作为第一位全面掌握西医学科的中国人，黄宽倾尽全力于医疗事业，开设诊所，建设医院，沉浸于繁忙的诊疗、教学和研究之中，在广州、天津等地留下足迹，终日默默无闻。

经过长年累月的工作，黄宽积劳成疾，颈项患有痈疽。

一个孕妇难产，请黄宽出急诊，家人再三劝阻，让他为自己身体着想，黄宽却坚持出诊。他对家人说：“吾疽纵剧，只损一命；妇人难产，必戕二命。讵能以爱惜一命而弃二命于不顾耶？”

孕妇产后平安，黄宽回家后项疽恶化，不久就病故了，年仅四十九岁。

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尽管中国医学的先驱黄宽被历史遗忘了，但近代医学的精神却从此不断流传，直至今日。

据统计，1859年中国仅有西医师二十八人，到1876年，已有教会医院六所、诊所二十四所。1897年有教会医院五十所，到1905年更是发展到有教会医院一百六十六所、诊所二百四十一所、医师三百零一人，分布全国二十余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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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9年，李鸿章的夫人患病，他遍访天津名医，请来十七个医生，都毫无把握，不能对症下药，导致夫人病情加重。

李鸿章一度以为，只能尽人事、听天命了。这时，美国驻津副领事建议李鸿章请西医诊治，于是他请来了当地一个英国医生。

这个英国医生“只先用犀利银刀，就夫人臂上剔皮挖肉，穴一小孔，视种洋豆略为深钜，穴上插一玻璃管，灌以药水，水性下注如泉，未几已挟髓沦肌，药性由外达内”。

之后，医生为她开药方，“用西国平肝散气之剂，药水每用不过一两匙，药末不过一刀圭三两”。经过治疗，李夫人转危为安，一天后饮食如常，身体迅速康复。整个过程其实一点儿都不复杂，就是现在西医常见的治疗方式，只不过中西医各有所长，这名医生找对了诊治李夫人的方法。

李鸿章信任西医，可当1894年，一个学医的青年向其提出救国之法时，他却视而不见。

这名青年在《上李鸿章书》中，建议清政府仿照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指出：“欧洲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垒固兵强，而在于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此四事者，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也。”

遗憾的是，当时正值甲午战争前夕，李鸿章忙于军务，并没有时间接见这个小医生。这个青年医生此后走上了另一条救国之路，他就是孙中山。

1886年，孙中山进入博济医院附设的南华医学堂学西医，后来还曾在澳门开设医馆。在1893年7月的《镜海丛报》上，还曾刊载有孙中山行医的六个病例，可见他也算是当地小有名气的医生。

一个叫武泌的牙患病人，四处求医皆无果，经过孙中山医治后药到病除，且孙医生还不收费用，拒受礼物，可谓医德高尚。这位患者为了报恩，就在广州《中西日报》上登了一则鸣谢启事：

复荷先生济世为怀，轻财重义，药金不受，礼物仍辞，耿耿私心，无以图报。谨将颠末，爰录报端，永志不忘，聊摅微悃，不特见先生医学之良，亦以表先生人品之雅云耳。

如此看来，孙中山就是不干革命，当医生也是个好医生，真离不开那条定律：优秀的人做什么都优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