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什么体验？

五十岁那年，欧阳修受命担任科举考试的主考官。正是春寒料峭时，各地士子收拾行囊，满怀希望，进京赶考。

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金榜题名，是当时千万读书人的毕生所愿。

1057年，正是宋仁宗嘉祐二年，一个看似平凡、其实并不平凡的一年。

从正月初六，欧阳修权知贡举，到三月初五，他奏名进士，各科共录取八百九十九人，其中进士三百八十八人。

一甲三名：状元章衡、榜眼窦卞、探花罗恺。

都不认识？没关系。同年考中进士的还有：名列唐宋八大家的苏轼、苏辙、曾巩；宋明理学的引路人张载、程颢以及王安石变法的核心干将吕惠卿、曾布、章惇等。

这一年的科举，光辉熠熠，照耀了整个大宋。

01

苏轼与苏辙，是在父亲苏洵的陪同下进京的。

老苏很励志。他年少时读不进书，四处交游，快意任侠。等成了家，有了孩子，他才知道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自二十七岁始，他发奋求学，曾连续六七年宅在家里，除了学习就是学习，并立志学业未成，绝不提笔写作。

什么时候开始读书，都不算晚，大器晚成的苏洵终于成为远近闻名的大学者，开创蜀学。

嘉祐二年（1057年），二十岁的苏轼和十八岁的苏辙进京参加省试（相当于明清时的会试），一举成功。

以苏轼、苏辙的年纪，考中是什么概念呢？可说是天纵之才。

要知道，清代的才子蒲松龄一生考了许多次乡试，直到七十岁，连个举人都没考上，更别说进士了。当然，也正是因为屡试不第，蒲松龄才有机会为后世留下了一部名著。

苏轼与苏辙的成功，有一定原因是搭了当时古文运动的便车。

宋初曾一度流行西昆体和太学体等文体，其中，西昆体矫揉造作，太学体险怪艰涩，都是文坛毒瘤，却受到广泛推崇。

作为当时古文运动的领袖，欧阳修看不下去了，想趁这次试举好好整治不正文风。评策论的考卷时，欧阳修的好友，同时也是考官之一的梅尧臣，发现一篇《刑赏忠厚之至论》，观点新颖独到，行文不落俗套，让人叹为观止。

欧阳修一看，确实不得了，策论第一舍他其谁？他又转念一想，这该不会是老夫的弟子曾巩所作吧？为了避嫌，欧阳修将这篇文章评为第二，等到名次揭晓后，他才知道，这篇文章竟出自苏轼之手。

欧阳修心悦诚服。只是，苏轼文中有一句“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欧阳修实在想不起出自何处，对此耿耿于怀。

后来，欧阳修当面问起苏轼。苏轼说，那是我编的啊！

无才的人叫瞎编，有才的人那叫创作。欧阳修不住地给苏轼点赞，他在给梅尧臣的信中说：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

宋仁宗在读过苏轼兄弟俩的文章后，那叫一个激动，当即表示：“今又为吾子孙得太平宰相两人。”后世也都领会苏东坡的旷世才情，直至今天，中小学教材中要求“背诵并默写”的，除了李、杜的诗，最多的就是苏轼的词了。

02

欧阳修会错把苏轼的文章认成是曾巩的，是因为他对曾巩这位得意门生相当看重。在今人眼里，唐宋八大家中最没存在感的，曾巩要算第二，没人敢当第一。但在宋人眼中，曾巩可一点儿都不“打酱油”，他主张遵经明道，文道并重、文以经世，是古文运动的中流砥柱。

自打年轻时，曾巩就是欧阳修的追随者，常以欧阳修为表率，“言由公诲，行由公率”。年轻的曾巩鼓起勇气，给偶像写了一封自荐信，并附上自己写的《时务策》。

欧阳修毕竟是位善于发掘人才的伯乐，史书说他“奖引后进，如恐不及，赏识之下，率为闻人”。看到曾巩的文章，欧阳修十分赞赏。

可惜，曾巩这人时运不济，他擅长写文章，但应试能力不强，所以一直被埋没。于是，欧阳修撰文为他叫屈，写了篇《送曾巩秀才序》，赞扬了曾巩一番，还顺便把当时的选官制度批判了一下。

欧阳修说，不是你的错，全是考官的责任。在他的鼓励下，曾巩锲而不舍，终于在嘉祐二年高中。

这一年试举，北宋古文运动旗开得胜。苏轼、苏辙、曾巩等人为文坛注入了新鲜血液。

03

嘉祐二年考中进士的，还有曾巩的弟弟曾布。

曾巩潜心治学，在政治上鲜有成就，而曾布就不一样，他踏入政坛就如鱼得水，日后成为叱咤风云的人物，是新党的得力干将。这人脾气犟，为人刚直，倒是和他上司王安石很像，被梁启超评价为“千古骨鲠之士”。

打虎亲兄弟。嘉祐二年，有好几对兄弟同科及第，除了苏轼兄弟、曾巩兄弟，还有林希、林旦兄弟，王回、王向兄弟等。

不过，在那个时代，对后世思想影响最深的，还属理学家“二程”兄弟，即程颢和程颐。其中，程颢也是嘉祐二年进士，而程颐虽然名声在外，但一生都没考中进士。

兄弟俩师承濂学开创者周敦颐，提出“理”是万物本原、“存天理，去人欲”等主张，开创洛学。后来与程朱理学齐名的陆王心学，实际上也肇始于程颢，兄弟俩可说是引导了以后几百年思想史的发展。

嘉祐二年，榜上有名者，还有另一位理学家张载。

张载是关学的开创者，主张“气本论”，他和二程算亲戚关系，是二程的表叔，叔侄关系很不错。

程颢常和张载在寺庙中坐而论道，谈天说地，无所顾忌。程颢豪言，古往今来，也就咱俩聊天可以聊到这个高度。

人生在世，总得给自己立个小目标。张载为后人留下了万古流芳的四句话：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这是历代读书人的崇高理想。可惜，宋代以后，作为官学的理学逐渐变得压抑变态，以至到了“以理杀人”的地步，“二程”和张载等人的理想彻底被曲解了。

04

科举说到底是选官制度，嘉祐二年涌现了这么多文化名人，自然也少不了政坛精英。

从神宗在位时（1067—1085年）的王安石变法，到哲宗在位时（1085—1100年）的元祐更化、绍圣绍述，这些政治改革中都有嘉祐二年进士们的身影，新党中有吕惠卿、章惇、曾布等，中间派及旧党中则有苏轼、苏辙、程颢等，双方在朝堂之上明争暗斗，甚至各自党派内部也矛盾重重。

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任参知政事，开始执掌政权，主持变法。吕惠卿是变法的二把手，在老王眼里，小吕是位好下属。

王安石比吕惠卿年长十一岁，常一起讨论经义，两人意气相投，结为莫逆之交。

王安石变法，事无巨细，都要与吕惠卿商量，大部分章奏出自吕惠卿之手，青苗、募役、保甲等法都是由他制定。在王安石看来，有我老王吃的，就有你小吕一份。可是，吕惠卿这人不厚道。王安石还在前线振臂高呼：“兄弟们，上啊！”回头一看，自家人却在内斗。

先是吕惠卿和曾布交恶。熙宁三年（1070年），吕惠卿因父丧离职，曾布暂代他改定募役法。等到吕惠卿回朝，发现曾布擅自改动了自己拟定的新法，丝毫不念及自己的劳动成果，吕惠卿一向小家子气，由此和曾布结怨。

熙宁七年（1074年），曾布被卷入市易务案。市易务是市易法的执行机构，而所谓市易法是为抑制兼并、增加财政收入实行的新法之一。市易法的原则就是由市易务出钱，收购滞销货物，等市场短缺时再卖出，以此限制豪商大贾对市场的控制。曾布不得要领，指派市易务的判官吕嘉问派官吏到各地购买货物，禁止商人先交易，这是与民争利，剥削百姓。

吕惠卿趁机打压曾布，诬告他背叛新法，王安石居然信了。

此案导致曾布被罢官，这是新党内部第一次分裂。

同年，王安石因朝野舆论，第一次罢相。

吕惠卿接任参知政事，瞬间自我膨胀，完全忘了自己是王安石一手提拔的。执掌朝政后，吕惠卿任人唯亲，专横跋扈，借机收拾政敌。

王安石的弟弟王安国跟吕惠卿早有过节。王安国热衷于吹笛，王安石曾劝他少沉迷玩乐，王安国却反要老哥远离小人，他所指的小人就包括吕惠卿。

吕惠卿上台后，将王安国削职放归乡里，没过多久，王安国就病死了。

这可是恩人的亲弟弟。

吕惠卿垂涎新党领袖之位，不肯让老上司王安石回朝，借用祭祀赦免的旧例，向宋神宗推荐任王安石为节度使。

那点儿小心思，宋神宗当然知道，立刻质问他：“老王又不是因罪被罢免，为何要以赦免的方式复官？”

第二年，王安石东山再起，回朝执政，搞了这么多小动作的吕惠卿慌了。王安石很生气，很快将吕惠卿排挤出朝。吕惠卿从此屡遭贬谪，疲于奔命。

尽管吕惠卿是变法的先驱，在边境也忠于职守，却再也难以进入政治中心，被新、旧党共同嫌弃。

05

与此同时，旧党反对新法的火力一点儿也不小，以司马光为首的旧党从熙宁年间就对新党连续炮轰。朝堂之外，至交好友饮酒赋诗；朝堂之上，新旧两派党同伐异。有时候，同样一拨人，在生活中是朋友，到了朝廷，就成为政敌。

苏轼与章惇的恩怨就极具代表性。

章惇是苏轼多年的好友，二人感情深厚。据说有一次，苏轼和章惇一起出游，路过一处独木桥，桥边景色宜人，桥下是万丈深渊。

章惇跟苏轼提议：“要不咱俩一起过去，到对面石壁上题个字？”豪放的苏轼难得冷静一回，觉得没必要冒这个险。章惇却不怕，大笑一声，快步走过，在石壁上写下“苏轼、章惇来游”，然后从容不迫地走回来。

苏轼对章惇说：“子厚兄以后能杀人。”

章惇问，何出此言。

苏轼笑道：“你连自己的命都不顾了，还会顾惜别人的生命吗？”

他一语成谶，多年以后，章惇确实差点儿要了苏轼的命。

章惇的科举生涯也有几分传奇色彩。

嘉祐二年，章惇进京，高中进士。可章惇一看，状元居然是自己的族侄章衡，他当场就不高兴了，拒不受敕，打道回府。两年后，重头再来，又一次考中。

章惇就是这么自信。

王安石变法期间，章惇和吕惠卿等人一样，是草拟和制定新法的骨干，而作为旧党的苏轼一向心直口快，好议时政。

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身陷乌台诗案，被政敌群起而攻之，命悬一线。

章惇不惧被新党同僚排挤，仗义相助。他撰文劝慰苏轼，并上书神宗：“苏轼弱冠之年就擢进士第，二十三岁应直言极谏科，评为第一。仁宗皇帝见过苏轼，将他视为一代之宝。如今反而将他置于牢狱，臣实在担心，后世会借此事说陛下听谀言而恶讦直啊。”

在章惇等人的援助下，宋神宗网开一面，将苏轼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同时受牵连的还有他弟弟苏辙，被贬为了筠州盐酒税监。

这一年，作为朝臣的苏轼“死”了，作为文人的苏东坡却“活”了。

谪居黄州期间，苏轼过着清贫的日子，能用以度日的，不过是几亩薄田、几壶浊酒。他咏古抒怀，“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他豪放洒脱，“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他乐观旷达，“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他慨然长叹，“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

同时，苏东坡也有哀伤的一面。在黄州的第三年寒食节，苏轼作了两首五言诗，挥笔写下有“天下第三行书”之称的《寒食诗帖》。“何殊病少年，病起须已白”，郁郁不得志的惆怅之情溢于纸上。

06

风水轮流转。宋哲宗即位后，改元为元祐。皇帝年纪尚幼，旧党领袖司马光在宣仁太后的支持下上台执政，力主废除新法，打击新党，史称“元祐更化”。

苏轼被召回朝，这会儿轮到章惇倒霉了。

元祐元年（1086年），司马光等旧党上书要求废除募役法。章惇据理力争，立刻遭到旧党攻击，其中还包括苏辙写的论状。一向自视甚高的章惇心都凉了，不久就被贬知汝州，后来又被贬到岭南，比苏轼当年还惨。

狂傲的人一旦自尊心受到打击，难免会性情大变，章惇正是如此。

元祐八年（1093年），宋哲宗亲政，次年改元绍圣，再次起用章惇、曾布等新党旧臣，恢复变法，史称“绍圣绍述”。

章惇的命运再一次发生转折，而他重新得势之后，便对旧党进行报复，对老友苏轼的最后一丝仁慈也消耗殆尽。

绍圣元年（1094年），苏轼作为旧党分子，遭到清算，被贬至惠阳（今广东惠州）。苏轼继续发扬乐观主义精神，写下诗句“为报诗人春睡足，道人轻打五更钟”，好不逍遥自在。

章惇可没有苏轼的气度，经过大起大落的他，内心早已扭曲，他看不惯苏轼的潇洒，心里满是愤恨。章惇又将苏轼贬到最偏远的儋州（今海南儋州）。

此时，苏轼已年近六十，去了，恐怕就再也回不来了。

元符三年（1100年），年仅二十四岁的哲宗英年早逝，没有子嗣，风头正劲的新党再次诠释了什么叫“生命不息，内斗不止”。

章惇和曾布在立储一事上起了分歧。曾布等人认为，应立哲宗的弟弟端王赵佶，而孤傲的章惇站在众臣对立面，认为赵佶“轻佻无行”，不宜继承大统。

这一回，章惇站错队了。众所周知，赵佶即位称帝，便是宋徽宗。

徽宗即位后，章惇被罢相，贬出京。五年后，病死于湖州团练副使任上。

就在章惇被贬的这一年，远在海南的苏轼遇赦北归。

第二年六月，苏轼途经京口，偶遇章惇之子章援。章援是元祐年间苏轼知贡举时考中的进士，与苏轼有师生之谊。

章援担心，一旦苏轼被起用，会报复章家，因此惴惴不安地与苏轼通信，请他看在往日的情分上，对章惇一家多多关照。

苏轼当即表态：“某与丞相定交四十余年，虽中间出处稍异，交情固无增损也。”

当初，章惇欲置苏轼于死地；如今，苏轼不仅没有怨恨章惇，反而发自内心地表达对友人的关爱。在乌烟瘴气的朝廷，有这样的博大胸襟真是难能可贵，与章惇的心狠手辣形成了鲜明对照。

遗憾的是，苏轼等不到施展抱负的那一天，也等不到与章惇的和解，六十四岁的他，在北归途中病逝于常州。

章惇离京后，曾布本有机会一家独大，偏偏宋徽宗信任的是另一位权臣蔡京。

蔡京先是揪住了曾布的把柄。曾布有意提拔自己的亲家陈佑甫为户部侍郎，蔡京上奏说：“官爵是陛下的赏赐，宰相哪来的权力私自授人呢？”

曾布在朝堂之上与蔡京争辩，没想到越说越激动。

蔡京的亲信尚书右丞温益当面呵斥，甚至直呼其名：“曾布，你怎敢在皇上面前如此失礼？”

宋徽宗对曾布开始有些不耐烦。随后，蔡京又想给曾布加以贪污之罪，命开封知府吕嘉问逮捕曾布诸子，进行威逼利诱，以此来给曾布罗列罪名。这个吕嘉问，正是当年市易务案中被曾布弹劾的那位。曾布这辈子倒了两次霉，都跟他有关。

失去了宋徽宗的信任，曾布被一贬再贬。

大观元年（1107年），七十二岁的曾布在润州知州任上去世，嘉祐二年进士中的最后一位权臣黯然落幕。

在政坛上几经浮沉的曾布，功勋卓著，日后却与章惇、吕惠卿等一起被史官列入《奸臣传》。而他哥哥曾巩一生为官廉洁，一心钻研学问，在《宋史》中被给予了很高评价，其文章与王安石、欧阳修齐名，“卓然自成一家”。

同年考中进士的兄弟俩，评价如此不同。

章惇和曾布先后离京，宋徽宗命蔡京将前两朝参与“党争”

的大臣列出来，整理成一份黑名单。于是，蔡京七拼八凑，找出“元祐党人”三百零九名，将这些人定为奸党，苏轼、章惇、曾布等赫然在列。

宋徽宗不许党人子孙留在京师，且列名的人一律“永不录用”，随后由蔡京手书姓名，发至各州县。这些英才，斗争了大半辈子，最后居然什么也没得到。

嘉祐二年初春，士子们踌躇满志，一心为国效力，却在不知不觉间分道扬镳。有的人眼睁睁看着理想破灭，有的人在漫漫长路上迷失，还对同年举起了屠刀。

或许，在封建社会的官场上，从来就只有利益，没有情谊。

07

中国历史上，像嘉祐二年进士榜这样星光熠熠的名录并非孤例。

自科举制开创以来，无数仁人志士寒窗苦读，历经层层筛选，走向帝国官场，他们或鲜为人知，或流芳百世，或碌碌无为，或功高盖世，在不同的人生境遇中迎接各自的命运。

南宋绍兴二十四年（1154年）的科举也是一次文坛盛会，应举考生中有南宋著名诗人陆游。这位爱国诗人是坚定的主战派，自称“学剑四十年”“上马能击贼”，可在这一年的进士榜中，众望所归的他竟然名落孙山。

按照惯常的说法，陆游是因为得罪了秦桧才科举落第、仕途不畅。当时，秦桧的孙子秦埙与陆游同年考试，本位居陆游名下，秦桧得知后大怒，他早想将这些主战派文人当成不合时宜的刺头进行打击，这下正好逮住机会。于是，他便向考官施压，让秦埙顶替了陆游的名次，甚至要让孙子当状元候选人。

后来秦桧倒台，秦家后人的日子都不好过，包括夺了陆游名额的秦埙，生活一度也很潦倒。陆游为人宽厚，有次路过南京，还专门去看望秦埙，并不记当年之仇怨。

这一年，宋高宗钦点的状元不是秦埙，而是张孝祥。

作为南宋著名的豪放派词人，张孝祥上承苏东坡，下启辛弃疾，以忠愤悲慨的爱国诗词闻名于世。当选新科状元不久，张孝祥拒绝秦桧一党的招亲，冒天下之大不韪上书宋高宗，为岳飞鸣冤：“岳飞忠勇天下共闻。一朝被人诽谤，旬日间即死亡。结果敌国庆幸，而将士解体，非国家之福也。”

在张孝祥的同年中，还有一位胆色过人的书生。在进士及第七年后，他的这位好友——虞允文在采石之战中临危受命，以文官的身份指挥宋军大破金兵，迫使金主完颜亮移师渡江，最终被部下所杀。张孝祥得知此事后，当即作了一首《水调歌头·闻采石矶战胜》，词中写道：“我欲乘风去，击楫誓中流！”

后来，张孝祥有一次为虞允文送行，在芜湖一艘小船上设宴。席间，二人依旧热切关注国家命运和北伐前程。或许是因为对朝中主和派大臣切齿痛恨，张孝祥喝了太多的酒，本来就身体抱恙，再加上心情郁闷，不久后竟得急病去世，年仅38岁。

与张孝祥、虞允文同榜中进士的还有范成大和杨万里。

范成大与杨万里、陆游、尤袤合称南宋“中兴四大诗人”，他长年在各地任地方官，后来在四川与陆游以文会友，渐成莫逆之交。范成大不仅关心百姓疾苦，还陶醉于四方风土人情。他最有名的作品是田园诗，其代表作《四时田园杂兴》被钱钟书誉为“中国古代田园诗的集大成者”。

另一位大诗人杨万里被誉为南宋“一代诗宗”、文坛领袖。

相传他一生写有两万多首诗，现有四千二百多首，其中以小学课本中选入的《小池》流传最广，一句“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朗朗上口。

明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的科举考试同样人才辈出，为逐渐走下坡路的大明王朝选拔了力挽狂澜的名臣。

这一年，登进士第的三百多人中，史书留名者有七十多位，其中有日后推行万历改革的内阁首辅张居正，有独领大明文坛二十年的王世贞，有上疏力劾严嵩“五奸十大罪”、以死谏言的直臣杨继盛，有抗倭名将殷正茂，还有疏通河道、治理漕运的凌云翼等。

三百年后，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近代中国衰朽不堪，紫禁城的黄昏闪耀着最后荣光。

这一年，李鸿章考中进士，但名次并不拔尖，列二甲第十三名。当时谁也想不到，这个年轻人将会成为晚清最重要的名臣之一。

与李鸿章同年的状元，名叫张之万，是另一位晚清名臣张之洞的堂兄，他中进士的“金榜”现在还藏于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

据说，张之万差点儿就与状元失之交臂。那一年，大学士卓秉恬想让自己的老乡伍肇龄中状元，就暗地里告诉主考官，让他多认认伍肇龄的字。主考官原本也想帮忙，但考试是糊名制，他只好回去把伍肇龄平时写的作品看了一遍，保证阅卷时一眼就能看出来。可没想到张之万的字体跟伍肇龄非常像，试卷也答得好，主考官误以为是伍肇龄的卷子，就把张之万的卷子评为第一名。

这一年的科举考试并非这一例奇闻逸事。

同年考中进士的，还有林则徐的女婿沈葆桢，他是中国近代造船、航运、海军建设事业的奠基人之一；还有湖南人郭嵩焘（这是他第五次赴京参加会试），他是中国近代外交家的先驱，也是中国首位驻外大使；还有日后成为封疆大吏的马新贻，他在赴任两江总督时遇刺，此案成为晚清四大奇案之一，生平事迹被改编成各种小说戏剧，值得一提的是，会审此案的正是张之万。

科举制在清末走向落幕，这一延续千余年的取士制度，曾经为历朝历代选用了无数安邦定国的人才，改变了无数学子的命运，后期却随近代的腐朽帝国陷入停滞落后的泥潭。

天才总是成群而来。当天下寒士各得其所，无论是治国大才，还是无名之辈，都能找到各自的上进渠道，这才是真正的清平盛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