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文人的自我炒作——没有互联网的古代,(1 / 1)

如何把自己打造成爆款?

唐朝有个叫唐球的隐士很喜欢写诗,但山里难找到同好,诗写好了没人看,多郁闷呀。于是他想出了个办法,把诗作藏到葫芦里,让它顺着溪流而下:找你们的读者去吧。

他几乎日夜祈祷:“斯文不沉没,方知吾苦心。”

唐球找读者,其实是唐朝诗人遇到的普遍性问题。

一首唐诗要流传出去,必须找到一个关键人。唐球的做法很有创意,但很笨。他这么做,也是在找关键人,只是相当于用诗买了彩票,中奖概率太低太低。

01

唐朝诗人在名声尚未显赫之前,几乎都曾向当权者投诗问路,希望得到援引和点赞。

杜甫困居长安十年间,先后向驸马张垍、广文博士郑虔、左丞丈韦济甚至边庭将领哥舒翰等人进献他写的诗,乞求举荐。

别看他成名后在《丽人行》中对杨国忠颇多微词,但当时,他却在诗中借骂李林甫来讨好杨国忠,希望后者能够救救他这个快要饿死的诗人。

有趣的是,边塞诗人的“扛把子”高适在成名前,像是跟杜甫对着干似的,给李林甫献诗,题目是《奉赠李右相林甫》,把李林甫大肆吹捧了一番。

脑瓜子活络的诗人则会采取一些更深的套路来炒作自己,有点像今天的博取关注。比如陈子昂,他在长安默默写诗,一直没人关注。有一天他突然开窍,花天价去街头买了一把胡琴,一下子就上了“头条”。

他趁热打铁,广发请柬,说明儿就开个音乐会。把社会名流都骗过来之后,他当场把天价琴一摔,来了段说唱:今天来的人不少,我不弹琴写《离骚》,我的诗莫名好,但你们就不知道,不是我心高气傲,陈子昂绝对会爆!

然后,他现场分发资料,推广自己的诗。

经过这场表演,陈子昂“一日之内,声华溢都”。

可见,每一个著名诗人的走红,过程都相当曲折。当然,也有运气特好的,一步到位找到了顶级关键人,想不红都难,比如骆宾王、卢纶、元稹,这几位的诗,都是皇帝点名要读的。

天下人大抵是这样的,皇帝读什么,百姓跟着读什么,就有做一回皇帝的代入感。既然皇帝免费为这几位诗人站台打广告,那么他们的诗自然不愁找不到读者。

以上操作显然都不适合唐球,但不代表唐球就没有比放诗瓢更好的选择。

02

唐诗传播的另一个“关键人”远在天边,近在眼前。这个关键人其实不是人,是“壁”。

李白经过武昌,顺便参观著名景点黄鹤楼。黄鹤楼上面写满了“到此一游”类的诗,作为著名诗人,李白抑制不住文思如泉涌,撸起袖子就想来一首。不巧,他瞄到了崔颢的诗:“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于是,他被这不世出的才气惊出一身冷汗。

李白回去后苦思冥想,终归不敢题写黄鹤楼,后来去南京写出了《金陵凤凰台》,算是给自己挽回了一点颜面。

李白的经历告诉我们,题壁是唐人最喜闻乐见的“发表”诗歌的方式之一,也就是把新创作的诗写在墙壁上。

由于题壁成为诗人获取读者的主要手段,所以,很多公共场所往往刷好粉墙,留待过往诗人题写。前人题满了,还可重新刷过,让后人再题。

据学者罗宗涛统计,唐人题壁诗,除题于墙壁之外,还包括题于石壁、石上、雪地、门、户、扉、窗、轩、楹、柱、梁、屏风、诗板、榜子等。题诗的处所遍及宫、省、院、台、府、郡、县、驿、馆、寺、观、关、城、自宅、亲友宅、陌生人宅、塔坟等。幸好唐代没有城管,不然城管也要愁死。

其中,诗人最爱在各地驿馆题诗。如同现代商业广告抢占车站、机场一样,诗人把新作题于驿馆的粉墙上,就会被流动的旅客传播到四面八方。白居易曾一路在各地驿馆寻找好友元稹的题诗,找到了就很开心地和上一首。

风景名胜是游客汇聚之处,在唐代基本都被诗人们攻陷了。看看这些不算知名的景点:巫山神女庙有各家题诗千余首;吴中虎丘山真娘墓,白居易、李绅、李商隐等大家都题了诗;黄鹤楼、岳阳楼就更不用说了,去晚了肯定找不到题诗的地儿。

按理说,山上寺观的粉壁、随处可见的山石也都是题诗的好地方,唐球不可能不知道,也不可能不近水楼台先得月。他怎么就偏偏选择了流传概率最低的诗瓢呢?

也许只有一种解释说得通。

唐代的好诗人太多,好诗更多。流传到现在的唐诗就有四万八千九百首,诗人有二千二百名。可想而知,在唐朝的街道上随便扔一块砖头,肯定能砸死俩诗人。像陈子昂这样一流的诗人,不搞点行为艺术,几乎都要被埋没了,遑论那些二三流诗人。

所以,唐球,一个不入流的诗人,凭借他那又笨又有行为艺术感的诗瓢,聪明地在唐朝诗歌史上留下了一笔。

事无偶然,一首唐诗在印刷术未盛行的年代,能够广泛传播,甚至流传后世,它的作者多多少少都有一点小心机。

白居易也很鬼精,他知道诗歌在当朝的传颂是有时效的,所以晚年编了自选诗集,抄了五份,分别藏于名寺及托付可靠的后人。

感谢他这点小心机,我们今天才能读到那些流传了一千多年的好诗。

03

唐代诗人的日常炒作方法,一直被后世的文人熟练运用。

清顺治八年(1651年),一个落魄之人到了不惑之年,变成了“三无人员”:一无功名,二无儿子,三无银钱。

这唏嘘境况,跟他那仙之又仙的名字,一点儿也不沾边。一气之下,他决定改名易字。

此人原名李仙侣,“仙之侣,天之徒”,结果现实的残酷让他变得低调,他改名李渔,号湖上笠翁。

改名后,李渔自兰溪北上,沿富春江一路北漂,目的地是杭州。

这一趟杭州行,让他的人生迎来转机。

那一段时间,杭州大街小巷、戏馆书铺,都留下了李渔的足迹和身影。他在不断接触、不断观察中发现,这座复苏的都市里,从豪绅士大夫到一般市民,均对戏剧、小说有着浓厚的兴趣,民间娱乐市场大有可耕耘的空间。

于是,他选择了一条时人所轻贱的“卖文字”之路,开启了“卖赋糊口”的专业作家生涯。

几年间,《怜香伴》《风筝误》《意中缘》《玉搔头》等六部传奇,以及《无声戏》《十二楼》两部白话短篇小说集相继问世。作品一上架,便畅销于市场,顷刻被抢购一空,尤其是他的白话短篇小说集,更是时新抢手货。

“湖上笠翁”的名号一炮打响,家喻户晓。

他的作品火爆到什么程度呢?

在缺少现代交通工具的当时,“车、马、邮件都慢”,然而这些作品却不胫而走,数日之内,三千里外的地方也能看到李渔的新作。牟利的书商,千方百计地私刻翻印,有的干脆拿一个不知谁人的作品,打上“湖上笠翁”的名字蒙骗读者。李渔忙于交涉维权,双拳难敌四手。

当时南京盗版最多,翻刻者最猖狂,李渔鞭长莫及。顺治十四年(1657年),他索性把家搬去南京,以便与不法出版商正面交锋。不料人刚到,就听说苏州的大批书商企图翻刻他的新作。待他赶到苏州,留在杭州的女婿沈心友又来信说,杭州私自翻版的新书已经刻好,不久即将出售。

面对这种防不胜防的盗版现象,李渔曾在《闲情偶寄》中声泪俱下地进行控告:

至于倚富恃强,翻刻湖上笠翁之书者,六合以内,不知凡几。我耕彼食,情何以堪?誓当决一死战,布告当事,即以是集为先声。总之天地生人,各赋以心,即宜各生其智,我未尝塞彼心胸,使之勿生智巧,彼焉能夺吾生计,使不得自食其力哉!

为了防止别人私自翻刻他的著作,忍无可忍的李渔甚至创立了自己的芥子园书铺。写作、印刻、发行、销售一条龙,自给自足,肥水不流外人田,首开文化产业之先河。

移居南京后,为了支付一大家子日常奢华挥霍的开支,李渔不得不过起了亦文、亦商、亦优的奇特生活。

一方面,他仍操旧业,继续卖文刻书。芥子园书铺开张后,认准商机、左右开弓的李渔大规模地从事编辑、出版及销售发行书籍的活动,把芥子园书铺经营得红红火火。

芥子园书铺既出版他自己的作品,也编刊各种畅销的通俗读物,如被称为“四大奇书”的《三国志演义》《水浒全传》《西游记》《金瓶梅》等。此外,他还出版了一大批读者想看而买不到的教科书、工具书等。

另一方面,李渔不但撰写传奇供人阅读,他还以他的姬妾为骨干,组成了“家班女戏”(即全用女演员),自任教习和导演,上演自己创作和改编的剧本。

李渔的传奇很受欢迎,不仅长期霸占“热销榜”,且好评如潮,被当时的戏剧界推为“所制词曲,为本朝第一”。

他的传奇代表《笠翁十种曲》,题材全是才子佳人的爱情故事,喜剧色彩极其浓郁。不过,他的喜剧不仅有形形色色的笑料,也令人深思。

李渔一生虽未入仕,是传统社会阶层中的“贱者”,但他求名得名,求财得财,最后求子得子。想必他生前会常常吟起李白的一句诗: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