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古代留学记——高精尖外国人才,(1 / 1)

为何拼了命要来大唐?

据《旧唐书·儒学传序》记载,唐太宗在位时,“高丽及百济、新罗、高昌、吐蕃等诸国酋长,亦遣子弟请入于国学之内。鼓箧而升讲筵者,八千余人。济济洋洋焉……”也就是说,在贞观年间,四夷诸国先后派遣了大批留学生入唐学习儒学。

有唐一代,如此盛况可谓司空见惯,彼时的中国,是整个东亚文明的中心:北逾大漠,南暨交趾,东至日本,西到中亚。万国来朝,万邦来贺,他们满怀着对中华先进文明的向往,向大唐虚心求学。

入唐留学,是各国与唐朝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纽带。而唐王朝海纳百川,慷慨地将知识传授给这些异国学子,并由此传播到天涯海角。

一个王朝,是否真的自信、开放,从其如何对待留学生上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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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交通远不及现在方便,不可能搭个飞机就去伦敦喂鸽子,坐火车出国旅行还能一路开到越南。有些地方山高水远,只能靠人力征服,一路上长途跋涉、险象环生。

与中国一衣带水的邻邦日本,派遣学生入唐留学时便要经历惊涛骇浪的考验,船队经常沉没,或被迫折返,可说是一场以生命为赌注的冒险。

正因为如此艰难,很多人拒绝担任遣唐使出海。日本平安时代著名才女小野小町的祖父,一听说自己被派遣出使唐朝,惊出一身冷汗,宁愿流放海岛也不愿接受遣唐副使的任命。

唐朝人同样害怕这段旅程。

鉴真受邀请,东渡日本传法,询问自己的弟子去不去。弟子们听说要出海,一个个纷纷摇头:“彼国太远,性命难存,沧海淼漫,百无一至。”

以现代人的眼光来看,遣唐使的船队规模其实也不大,一般是由三四艘长三十三点六米、宽九点二米的木制帆船组成。由于当时的日本人缺乏金属加工技术,只能用木板和木栓把船拼合起来,难以牢固。再者,那时的纺织技术也很落后,只能用竹帘做船帆。

每艘船配置船工、使者、留学生等共一百五十余人,由于船小,能带的食物有限,船员只能忍饥挨饿。一出海,船上面漏风,下面漏水,若运气不佳,可能会被东海的巨浪掀翻,甚至船毁人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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遣唐使是一个高危“职业”。据日本学者统计,历次遣唐使团,只有八次全部平安回国,先后有数千名遣唐使不幸葬身大海。

大历十年(775年)的那一批遣唐使最惨,他们在回国途中遭遇不测,死伤惨重。

当时,持节副使小野石根的第一舶和副使大神末足的第二舶一同从苏州出发,三日后海上刮起大风,海浪猛拍船身,小野石根等六十三人被大浪卷走,命丧海底。一时间,船折舷落,樯倾楫摧,其余幸存者分别挤在断裂的船头、船尾,在海上漂流六日后,才九死一生地漂到日本。

另外两艘船也遭遇海难,第四舶从江苏漂流到了济州岛,最终全船仅剩四十人回到日本。

在今天,假如有个朋友告诉你,他要出国留学,可是中途随时会遇难,你可能会一把拉住,问他是不是傻。但在一千多年前,包括日本在内的其他小国,却不惧艰险,拼了命也要来唐学习,只因他们仰慕大唐的荣耀。

唐朝的先进文明,上自典章制度、律令体制,下至儒学、文学、艺术、科技、佛学等,无一不让他们叹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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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唐留学,不是说来就来,想走就走,首先要经过本国严格的选拔,最后能来唐留学的都是高精尖人才。就以日本为例,官派的留学生,多选自优秀的中下层贵族子弟,派遣来唐学习佛教的学问僧,也大多出自日本名寺。

隔壁朝鲜半岛的新罗,更是严格限制留学资格,初期选派赴唐留学的多为王族子孙。人数上,每次仅为二人至十二人不等,若所派人数超过唐朝规定人数,就会被遣退回国,“并勒还蕃”。

隋唐时,日本刚步入封建社会,体制尚未完善,思想落后,文化凋敝,只好奉行“拿来主义”,一一效仿大唐。

日本留学生来大唐有明确的分工,有人学习政治律法,有人学习文学艺术。他们把唐朝的先进文化照搬回家,给日本带去翻天覆地的变化。

盛唐时留学的吉备真备,在入唐后“留学受业,研览经史,赅涉众艺”,历时十九年。除习得经史典籍之外,还为日本带回了《唐礼》、《大衍历》、乐器和武具,以及儒家六艺中的射艺。

射艺是吉备真备的心头好,其带回日本的“特产”,就有弦缠漆角弓等三种弓和射甲箭。可见这个学霸在留学期间不忘参加社团活动,毕业后还把最爱的中国游戏带回家乡宣传。

回国后,吉备真备为日本人传授五经、三史、算术、音韵等中国知识,最终位极人臣,成为女皇孝谦天皇的得力助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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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唐以后,留学生要再度接受筛选,经过严格的入学审批手续。

中唐时的空海法师,即电影《妖猫传》中的那位日本留学僧的原型,他来大唐的目的是学习密教佛法,回国后再将中国佛学与日本神道结合,作为维护统治者、巩固政权的重要精神力量。

即便是空海这样的高僧,也差点儿没能取得入学资格。

唐德宗贞元二十年(804年),空海随第十八次遣唐使入唐,途中遭遇风暴,在海上漂流了三十四天才到达今福建一带。

太阳当空照,花儿对我笑,正当空海兴高采烈背起书包准备到长安报到时,同行的遣唐使告诉空海,因他资历尚浅,未被列入去长安的名单,只能滞留福州开元寺。

年轻的空海不甘心,急中生智,疾书一封《与福建观察使入京启》,直呈福建观察使阎济美。阎济美从信中看出空海求知若渴的心情,也得知他确实是个人才,才破格允许其前往长安。

空海到长安后,留学于青龙寺,遍访长安高僧,成为中日佛学交流的一段佳话。他圆寂时,日本嵯峨天皇亲自为他作悼亡诗《哭海上人》,以寄哀思。

与空海同期入唐的书法家,号称日本“三笔”之一的橘逸势,就没那么走运了。

橘逸势有个姐妹后来成为嵯峨天皇的皇后。照理说,皇亲国戚入唐留学应该备受优待,可大唐对待留学生一视同仁,不会给成绩不合格的学生开后门。

橘逸势的汉语水平太差,没资格入国子监学习。年仅二十岁的他原本计划在唐学习二十年,但仅仅过去一年多,他还没来得及补习中国话,就花光了从日本带来的生活费,只好请求回国。

申请书还是请空海代笔的,其中写道“然今山川隔两乡之舌,未遑游槐林”。

橘逸势同学也没有荒废这一年多的时光,而是借此机会拜访当地名家,“且温且习,兼学琴书”。长安文人管他叫“橘秀才”,据说他还曾向柳宗元请教过书法,柳宗元“长于章草,为时所宝”,可惜他的诗中并没提及这位日本友人。

随第十八次遣唐使来华的留学生中,只有学问僧圆载一开始就顺利地获准到天台山求法,其余如伴须贺雄、长岑高名等人均被劝退。

来大唐,做我的学生可以,你要有足够的诚意,也要有合格的实力,不好好学,当心被遣返。这,就是大唐的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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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唐朝对留学生的严格管理相比,“拒收”现象只能算是小儿科。

唐代,留学生主要由鸿胪寺负责安排具体事宜,合格者可进入最高学府国子监。

国子监有两处,一处设在长安,称为西监;另一处设在东都洛阳,称东监。孔颖达、贺知章、韩愈等唐代大家都曾是国子监的老师。

国子监下分六馆,即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和算学。

留学生在国子监所学的课程中,国子学、太学和四门学等科目与唐朝学生相同,都是儒家经典,必修课为《论语》《孝经》。

唐朝主张“华夷一家”,在生活上对留学生予以优待,免费提供衣粮住宿,并有医疗保障、返程粮食补助。

但是,留学生无法享有特权,衣食住行方面和唐朝学子是同等待遇,正所谓“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留学生购书和其他费用主要由生源国负责(“买书银贷则本国支给”),或者学生自掏腰包。尽管唐朝有钱,也不会出手相助,给你发助学金。安史之乱后,由于财政的窘迫,唐朝给外国学生的资助更是少得可怜。

空海为橘逸势代笔的《为橘学生与本国使启》中就说:“(唐朝)所给衣粮,仅以续命,不足束脩、读书之用。”橘逸势同学就是把日本发的生活费花光了,汉语又没学好,才被迫回家,尽管他是天皇的小舅子。

《延喜式》记载,遣唐使出发前,日本会为全体成员赏赐物品,其中“留学生给四十匹、绵一百屯、布八十端”。这些物品,一部分是生活所需,一部分是为了行束脩之礼。

《唐会要》载:“初入学,皆行束脩之礼,礼于师。国子、太学,各绢三匹。四门学,绢二匹。俊士及律书算学,州县各绢一匹。皆有酒酺。”

所谓束脩,是指学生入学前奉赠先生的礼物,作为拜师之礼。上自皇子皇孙,下至黎民百姓,都要行束脩之礼,留学生也不能例外,这是尊师重教的一种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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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生想在唐朝人眼皮子底下干什么不正经的事,更是白日做梦。

《唐六典》载,国子监各学最长修业年限为九年,律学为六年,凡在规定时间内未能结业者,则“举而免之”。

在国子监的九年间,留学生如果未能完成规定课程,或连续三年考核均为下等,或犯有游**、赌博、吵架、辱骂师长等过错,以及在一年内超假一百天以上者,全部会被勒令退学。

《唐会要》载,仅太和九年(835年)一年间,就有七名新罗留学生受到处分,被遣送回国,当时新罗的留学生名额有时尚不到十人,可见此次处罚手段之严厉。唐文宗开成年间,渤海国的留学生也曾被退回十人。

留学生如果不专注于学业,极有可能空手而回。

唐朝对留学生的课余活动也进行必要的限制,以免其危害大唐百姓。

《唐律疏议》规定:“诸化外人,同类自相犯者,各依本俗法;异类相犯者,以法律论。”

意思是说,留学生在大唐犯罪伤人,若双方是同一国籍,可以依生源国的法律论处;若涉及不同国籍,就全部以唐朝法律处置,绝不留情。

因此,留学生入唐,一定要同时遵守唐朝与生源国的法律,不可肆意妄为。

唐朝还有一条规定,留学生不得私为婚姻或携妇还蕃。也就是说,留学生不得勾搭唐朝女子,更不能与其私自结婚,一经发现,将按“与化外人共为婚姻”治罪。有时候出现特殊情况,一些留学生经过有关部门准许可在大唐娶妻,不过,他们结了婚,就不能“携妇还蕃”,只能在唐朝定居。如果学成后私自携带唐朝女子回国,也会受到处罚。

总而言之,外国留学生想娶唐朝妹子,就只能入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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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自然以学业为重。

唐朝时,日本穷得叮当响,可是他们人穷志不短,留学生有机会来到大唐,谁还会去想些不三不四的事情,一个个都很有上进心。

当时,唐朝科举有专门为外国学生准备的宾贡科,外国留学生登科及第被称作“宾贡进士”。这其中有一位传奇人物——晁衡,他是一个日本人,原名阿倍仲麻吕。

晁衡来华时,正逢大唐开元盛世,社会安定,国力昌盛。彼时的长安,是世界上最繁华的城市。

勤奋好学的晁衡,经过在国子监的多年苦学,考中进士,历仕玄宗、肃宗、代宗三代皇帝,政治生涯长达几十年,官至秘书监兼卫尉卿,还曾辅佐太子研习学问。

秘书监掌管国家藏书,晁衡的职务相当于国家图书馆馆长,而卫尉卿职掌武器库藏、仪仗帷幕供应,可见唐皇对他的信任。

一个日本人,担任无数中国士子梦寐以求的职务,可谓无上光荣。晁衡的好友、诗人储光羲就为他写诗赞美:“吾生美无度,高驾仕春坊。”

储光羲、李白、王维、赵晔与包佶等唐朝诗人、大臣,都被晁衡过人的才学和豪爽的性格吸引,与他结为至交好友,多次互赠诗文。

晁衡曾将自己的一件日本布裘赠给李白,李白在诗里就写道“身着日本裘,昂藏出风尘”,特别强调这身衣服是晁卿送的。

天宝十二年(753年),晁衡入唐已经过了三十七个年头,年近花甲。他想家了,在唐玄宗的默许下,将随遣唐使团起程回国。

晁衡的好友听闻他即将远行,在长安城举行了盛大的告别宴会,只有李白早已离开长安,未能前来参加。

晁衡感激不尽,为前来相送的友人写作一首《衔命还国作》:衔命将辞国,非才忝侍臣。

天中恋明主,海外忆慈亲。

伏奏违金阙,骖去玉津。

蓬莱乡路远,若木故园林。

西望怀恩日,东归感义辰。

平生一宝剑,留赠结交人。

在场的知交中,王维的感情最为炽烈,他依依不舍,不仅为晁衡写了一首送别诗《送秘书监晁监还日本国》,还冠以千字长序:“黄雀之风动地,黑蜃之气成云,淼不知其所之,何相思之可寄。嘻!去帝乡之故旧,谒本朝之君臣。咏七子之诗,佩两国之印……子其行乎,余赠言者。”

一场告别宴会后,晁衡南下扬州。在起航回国前,他将满腔的怀乡之情,化为一首著名的《望乡》诗:“翘首望东天,神驰奈良边。三笠山顶上,想又皎月圆。”这首诗传到日本后,无数人读之潸然泪下。

晁衡本以为自己将顺利回到家乡,过上悠闲的退休生活,不承想日本的木船依旧不给力,遣唐使依旧没有好运气。

天有不测风云,晁衡的船遇上风暴,不幸触礁,他与其他十余人漂流到了今越南境内,所幸保住性命。由于消息闭塞,晁衡也不能发个信息报平安,大唐朝野上下以为他早已遇难,为之叹息。

李白没能前去长安相送,本就觉得遗憾,一听“晁衡已死”

的传言,更是悲痛不已,含着泪写了一首《哭晁卿衡》:日本晁卿辞帝都,征帆一片绕蓬壶。

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

我那如同明月一般皎洁的友人啊,沉到了碧海深处。愁色惨淡的白云遮满了苍梧山,悼念逝去的晁卿。

实际上,晁衡没死。木船已沉,归国无路,悲伤的他只好再次回到长安,并在大唐终老。

他将自己毕生在唐朝所学的一切,同自己余生的精力一起奉献给大唐,直到大历五年(770年),在长安病逝。

如今,中国西安与日本奈良分别建有一座“阿倍仲麻吕纪念碑”。

和晁衡一样对中国人民友好的使者,以及优秀的外国留学生,大唐永远热烈欢迎,而不学无术、滥竽充数之徒,我们静谢不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