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医的职业规划——人生不需要一条路走到黑湖北蕲州荆王府内，大明王朝的富顺王朱厚焜有一桩心事。

他的一个孙子染上了怪病：爱吃灯花（灯芯余烬结成的花形）和生米。每当油灯或是蜡烛点起，这个孙子一闻到灯花的气味，就大闹着要吃，倘若不给，就哭个没完没了。而且，这个孙子不爱吃熟米饭，却好吃没煮过的生米。

王府的医生弄不清是什么病症，只道是“王孙中邪了”。

王孙越发面黄肌瘦，一家人急得不行。后来旁人告诉富顺王，同郡有一位年纪轻轻的乡村“神医”，能起死回生，妙手回春。朱厚焜一听，那还等什么啊，连忙叫人请“神医”进府诊治。

来人名叫李时珍。

01

李时珍一番望闻问切，详细询问病情后，诊断王孙患了“虫癖”。他开了一剂杀虫治癖的药，研制成小孩子喜欢吃的蜜丸，王孙吞服以后，爱吃灯花和生米的怪病一下子就消除了。

从此，李时珍经常出入荆王府，王府上上下下、男女老少得了什么病，大都去请李时珍诊治。荆王府家族成员的好几例怪病，都被李时珍的妙方治愈了。这些医案，后来被李时珍写入了《本草纲目》。

李时珍的家乡湖北蕲州，早在南北朝时就已设州了，从南宋开始，直到清末，都是政治军事重镇，如今更是出了名的“博士街”。这里前扼长江水，后倚大别山，是“山环水抱”之地，英杰代兴，所辖的蕲春县内还广为流传着一句话：“水漫红石头，状元满街游”。

李时珍的祖父是位走乡串户的“铃医”，父亲李言闻曾担任过太医院的吏目，也是当地有名的医生，从一开始，李言闻就希望他的小儿子好好读书，光宗耀祖。

用今天的眼光来看，李时珍出生在一个中医世家，似乎从医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然而，在封建社会，中医的地位并不高。民间有“三教九流”的说法，用于概括各种行业的身份地位及高低贵贱，中医属于“中九流”之列，排在秀才之后，画师之前，“一流秀才二流医，三流丹青四流皮，五流弹唱六流金，七僧八道九棋琴”。

李时珍五岁时，被父亲送去上私塾，就等一朝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仕途，出人头地，实现家族的阶层跃升。

李时珍也不负众望，打小聪颖过人。十四岁那年，也就是嘉靖十年（1531年），李时珍参加了在黄州举行的童试，在两门考试“四书义”和“试帖诗”中都取得了不俗的成绩，顺利考中了秀才。

李言闻大喜，对李时珍的光宗耀祖之路充满了信心。

但这位父亲没有高兴多久，忧愁就接踵而至。因为李时珍此后“三试于乡不售”，他在1534年、1537年、1540年这三次的乡试中都落榜了。

李时珍在第二次科考那年病了，差点死去。

他在《本草纲目·草部》中写道：“予年二十时，因感冒咳嗽既久，且犯戒，遂病骨蒸发热，肤如火燎，每日吐痰碗许，暑月烦渴，寝食几废，六脉浮洪。遍服柴胡、麦门冬、荆沥诸药，月余益剧，皆以为必死矣。”

骨蒸病就是结核病，属于由结核杆菌引起的慢性传染病，以肺结核最为常见。

李时珍还曾自述从小苦于“羸疾”，身体消瘦，虚弱不强。年轻的时候，“岁岁病目”，眼睛每年都会出现问题，视物不清，用了许多药都没有治好。

后人猜测，李时珍三试不第，可能与其体弱多病有关，更可能与当时不够公正的人才选拔体制有关。

自宋代以来，儒士口耳相传着一条箴言：不为良相，则为良医。

相传，范仲淹在年轻尚未得志时，曾去灵祠求签祷告，询问日后能否成为宰相。在得到否定的签后，他便说，倘若不能实现的话，就去当一位良医吧。

良相固然可恩泽天下，如果不能，那么能实现救人利物心愿的就莫过于良医了。作为良医，上可疗君亲之族，下可救贫民之厄，中可以保身长全。

李时珍已无心再考，决心学医，为民众解疾苦。他立下誓言：“身似逆流船，心如磐石坚。望父全儿志，至死不畏难。”

李言闻理解并同意了儿子的请求，把几十年来的医学经验倾囊相授。

02

李时珍多年寒窗苦读，并非徒劳。他的儒学功底，为他日后从事医学药学研究、行医治病，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儒家规范了医学的行为，医家也实践了儒家的理念。

李时珍治好了富顺王孙子的怪病之后，就一直与王府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后来，富顺王的嫡子病了，又请了李时珍来诊治。

在诊疗过程中，他知道富顺王因为溺爱庶子，所以有废除世子另立储王的打算，这位世子因而忧郁成疾。所谓“心病还须心药医”，李时珍开了一张名为“附子和气汤”的药方。

附子是一味中草药，与“父子”谐音，在熟知儒家文化的李时珍看来，历史上很多战乱都是起于废立王位。

富顺王是个聪明人，他看过药方后，咂摸了一下李时珍的话，明白了话中之意，决定放弃原来的想法，世子的病也很快就好了。

富顺王去世后，他的嫡子顺利继承了王位。

这件逸事，被顾景星写进了《李时珍传》。但实际上，这个故事是顾景星小时候在茶肆间听说的，并不大可靠，而且富顺王朱厚焜素来享有“贤王”的美誉，他的元妃没有生儿子，他去世后，继位的是他的庶子朱载垬。

不管怎样，得益于荆王府的大力宣扬，李时珍的大名传到了封藩在武昌的楚王朱英燎耳中。有一日，楚王的世子突然昏厥，不省人事，三十三岁的李时珍奉召前往抢救，手到病除。王妃对他感激不尽，亲自拿着金银锦帛来答谢，他却丝毫不取，于是楚王聘他为“奉祠正”（正八品，主管祭祀），兼管王府“良医所”事务，也就是负责主管王府的医疗保健。

不久，朝廷下了一道诏书，要在全国选拔一批有经验的医生，填补太医院的缺额，楚王便举荐了李时珍。

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四十二岁的李时珍从武昌来到了北京。

太医院地处大明门东侧，钦天监之南，也就是今天东郊民巷西口路北附近。李时珍任职不久，就由满心欢喜转为垂头丧气。

当朝皇帝明世宗朱厚熜，迷信仙道，好长生不老之术。上有所好，下必逢迎，其周围聚集了一批“有神通”的方士，炼丹修仙，推选长生之术。就连太医院中的医官们为了迎合皇帝的需要，也翻遍历代本草古书，企图从中搜索长生不老之药，又向全国收集各种秘不外传的“仙方”。这些所谓的丹药往往都含有砒霜、水银、铅锡、雄黄、朱砂等。

李时珍查阅了大量文献资料后，对服食仙丹成仙的谬论进行坚决的批驳。他高声疾呼，丹药能长寿的说法，绝不可信。他还列举了古代诸多服食丹药后毙命的例子，诚恳地向皇帝进言。

自然，逆耳的忠言没有讨来什么好脸色。

李时珍转移了他的精力，他的神识畅游在太医院浩瀚纷繁的医书海洋中，并终日游走在御药库、寿药房及京城著名的药店，如位于菜市口的鹤年堂等。据传他还到过西山一带采集草药，进行本草研究。

任职不到一年，李时珍就向上级提交了辞呈，放弃了别人艳羡的太医院职位，打点行装，从北京回到了故乡蕲州。

03

嘉靖四十年（1561年），回到家乡的李时珍，把家搬到了雨湖北岸的红花园。在一片红花绿叶掩映的石榴花地中，他修建了新居“薖所馆”。

《诗经》中有言，“考槃在阿，硕人之薖”，意思是远离世俗隐居到山岗之上，伟岸的形象啊，心神疏朗。

就在这里，李时珍给自己取号“濒湖山人”，开始了余生的著述生涯。

在刊印出版《濒湖脉学》和《奇经八脉考》后，《本草纲目》的编撰工作也正式启动了。

由于准备充分，开头进行得很顺利，但是写着写着，问题出现了。最使李时珍头痛的是，以前各医家有许多互相矛盾的说法。比如一种名为远志的药物，南北朝著名医药学家陶弘景说它是小草，像麻黄，但颜色青，开白花；而宋代马志却认为它像大青，并责备陶弘景根本不认识远志。

药名混杂，使人难以弄清药物的形状和生长的情况。过去的本草书，虽然作了反复的解释，但是由于有些作者没有深入调查研究，而是在书本上抄来抄去，所以越解释越糊涂，导致矛盾百出，莫衷一是。

在父亲的启示下，李时珍认识到，“读万卷书”固然重要，但“行万里路”更不可少。于是，他既“搜罗百氏”，又“采访四方”，深入实际，进行调查。

从1565年开始，李时珍在儿子李建元和弟子庞宪的伴随下，到广阔的大自然中去，到各地收集药物标本和处方，向捕蛇者、渔人、樵夫、农民、车夫等各种各样的人请教。为了重新获得草药的真实药性并更加准确地描述它们的疗效，他甚至在行医与采药过程中还对许多草药进行了亲身体验，再现了“神农尝百草”。

曼陀罗花，一种重要的麻醉药，是李时珍第一次将这种朝开夜合的花收入了医书中。他在解释这个名称时说：“法华经言，佛说法时，天雨曼陀罗花。”

听说这种花人吃了之后，会手舞足蹈，严重的还会麻醉。为了验证其功效，他特地上武当山采摘了长于斯的曼陀罗花，并酿了曼陀罗花酒，邀请徒弟一同畅饮。

他在《本草纲目》中是这样描述他品尝后的感受及功效的，“予尝试之，饮酒半酣，更令一人或笑或舞引之，乃验也”“割疮灸火，宜先服此，则不觉苦也”。

儒家主张圣人无常师，不耻下问，《本草纲目》中有相当一部分就是李时珍从劳动人民处收集得来的。有一天，他采药回客栈的路上，瞧见几个车夫围着一口大锅煮着一种他不曾见过的野草。他感到很好奇，便耐心地向车夫请教，车夫就告诉他，锅里的草叫鼓子花，又名旋花，有舒筋活血的功效，对长年累月干苦差事的他们来说，再合适不过了。

李时珍一五一十地记录了车夫的话，后经过亲自试验，肯定了鼓子花的功效。

李时珍还曾随捕蛇者一同上龙峰山，观看捕蛇的过程。这种蛇叫“蕲蛇”，也就是蕲州所产的一种地道药材——白花蛇，俗称五步蛇。蕲蛇主治中风湿痹、麻木不仁、筋脉拘急、大风疥癣等症，从唐代开始就是贡物，到了明朝时，官府豪绅常向百姓摊派此蛇，其情形正如唐代柳宗元在《捕蛇者说》中所说一样。

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对蕲蛇的形状和捕捉方法都作了细致入微的真实介绍，正是实践出真知的结果。

之前李时珍反对服食丹药时，方士们站出来反驳：“古书上记载，水银无毒，服食可以成仙，是一种长生药。”李时珍告诉他们，前人遗留下来的经验和知识，可以参考，但是一定要经过分析，不能尽信书上所言。

他虽然坚决反对服食仙丹，却主张以科学的态度来应用炼丹的方法。他认为水银内服有毒，但是可以研制外用，用于医治疮疥等病。此外，他还利用炼金术烧制外用药物，并把研究的数据记载在《本草纲目》中。

依据药物临床使用的疗效，李时珍改进了许多药物的炮制工艺。比如巴戟天的制作，按照古法，应当先用枸杞水泡一宿，捞出来用酒浸半天，再捞出来同**一同熬制，最后去掉**，擦干方可用于治疗。

然而，有一次，他碰上了急症，一时间找不到巴戟天的成药，急症也等不得他慢条斯理地去炮制了，所以他只用温水急忙把它泡软，去掉内芯就给病人服用了，最后疗效也没有什么差别。可见，古法也并非要守成不变。

《本草纲目》就是在这样的态度下完成的，三易其稿，一写就是27年。

成稿那年，李时珍六十一岁。

04

《本草纲目》是十六世纪以前中国本草学集大成之作，书中所收集的资料广博，“上至坟典，下至传奇，凡有相关，靡不收集”。

实际上，这本书是李时珍一家三代辛勤劳动的成果。儿子李建元为此书精心绘制了一千多幅精美的插图，四个儿子负责校正书稿，四个孙子帮忙抄写，其中还有他的弟子庞宪的功劳。

可是，这部一百九十二万字共五十二卷的巨著，却遭到了官府和书商的冷眼。

一般来说，刻印这样的大型书籍，只有朝廷和官府有这个实力。就算在当时全国最大的印刻中心南京，一般的书商也是看都不看的，书商们最感兴趣的是小说、戏曲、丛书类书籍。在他们眼中，印刷《本草纲目》既不是奉旨刊印，又不是巨贾行善捐资，实在太不值当了，没赚头。

当时的李时珍远非今天这样名闻天下，不过是所谓的荆楚名医罢了。他在南京滞留了一年，没能找到愿意出版的出版商。

万般无奈之下，他想到，倘若他的《本草纲目》能得到当时的文坛盟主王世贞的赞许和题序，应该能借助其名声而给该书的出版带来一丝生机吧。

于是，李时珍乘船到离南京不太远的太仓，拜谒了有过一面之缘的王世贞，向他表示“愿乞一言，以托不朽”。

只是，这一次的拜访并不是那么顺利。据说当时李时珍和王世贞关于道家寻仙炼丹的意见不一，王世贞的心情不是很好，就没有为《本草纲目》写序，反而写了两首绝句戏赠李时珍，其中一首说：“华阳真逸临欲仙，误注本草迟十年。何如但附贤郎舄，羊角横抟上九天。”

不管怎样，王世贞终究是给予了口头承诺，只是这个迟来的序，要到十年后的万历十八年（1590年）春上元日才出现。

这一年，七十三岁的李时珍再次拜会了王世贞。“生平刚正不阿，从不对人妄赞一词”的王世贞，以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写下了一篇赞誉有加的序文。序中，他以饱满的热情、绝世的文采，深刻阐释了《本草纲目》的丰富内涵，并且不忘向书商大力推荐这本巨著。他说：“藏之深山石室无当，盍锲之，以共天下后世味《太玄》如子云者？”

有了王世贞金口的加持，金陵书商胡承龙拍板决定出版这部书。

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本草纲目》的雕刻终于完成。

同年，李时珍去世，他逝世后的第三年，《本草纲目》在南京正式刊行，世称“金陵版”。

当年十一月，李时珍的儿子李建元带着这部巨著和李时珍的遗表觐见了万历皇帝，万历亲批了“书留览，礼部知道，钦此”的圣旨。至此，《本草纲目》的流传已成水到渠成之势。

05

大约在李时珍生活时代的九百年前，唐朝也有一位良医。

根据《旧唐书》记载，他的年龄可能达到了一百四十多岁。关于他的年龄，还存在争议，最保守的估计，也是清朝纪晓岚在编纂《四库全书》时计算的一百零一岁，更主流的看法则认为是一百二十五岁或一百四十二岁。总之，他是中国正史记载中活得最久的人之一。

这位神医就是孙思邈。

孙思邈少年时体弱多病，曾患寒疾，医药费几乎耗尽家产，于是他立志学医。二十二岁时，他开始为亲朋好友行医治病，因疗效好而享有很高的威信，声望日著。

他是第一个麻风病治疗专家，曾治疗六百余名麻风病人，并亲自抚养、照顾治愈了六十多人。

“初唐四杰”之一的卢照邻染麻风病多年，一直都医治不好，在病情的折磨下，非常消极悲观。那年，卢照邻因事进京，卧病于长安光德坊官舍，遇到了当时也在长安的孙思邈，在孙思邈的治疗下，他的病情渐渐有了起色。

恰逢此时，唐高宗要去避暑，召孙思邈同行。这样一来，卢照邻的治疗就无法继续了，只能回四川去。不久后，孙思邈也还乡了，两人再也没有机会见面，只是书信往来。

几年后，卢照邻因病辞官，慕名到孙思邈曾提及的太白山养病，却听信道士的蛊惑，服用“仙丹”，导致病情雪上加霜。孙思邈逝世后，他精神上备受打击，加之病情恶化、全身溃烂，只得绝望自杀了。

以孙思邈的医者仁心，倘若知道后来发生的这些事，心里一定非常难受。毕竟他终身都秉持着“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的信念。

孙思邈在京城长安居住了十多年，除诊疗工作之外，还从事医学研究和著述。他竭尽毕生精力，花费数十年推出了医学巨著《千金方》（包含《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被誉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临床医学百科全书，涵盖内外科、妇儿科、五官科、皮肤科、急救、食疗、养生、气功、按摩等领域。

《千金方》不仅对中国医药学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而且对日本医学也颇有影响。

唐永徽元年（650年）的秋天，孙思邈奉命去诊治一位将军。到了地方一看，这位将军的后背嵌着一支断箭箭头，血迹斑斑，不时有恶臭脓水流出。

原来，这位将军远征时被流矢击中，箭头没入位置刁钻，前面来看过的医生都束手无策，表示“这根本拔不出来了啊”。

众人早就听说过孙思邈的神医之名，都把满含期待的目光落到了他身上。然而，孙思邈一开口就是“这我现在也拔不了”，众人目光一暗。但孙思邈接着说：“给我三个月，这箭不用拔，也会自己掉落的。”果然，从冬季到翌年春，在孙思邈的医治下，箭镞就不拔而落了。

这是《千金方》中最后记载的一个病例。

孙思邈医术高超，医德高尚，不仅在平民中享有声望，隋唐两朝帝王将相对他也是敬重有加，史上有三御请之说。但他无心仕途，三拒入仕——拒绝隋文帝杨坚在登基前“征为国子博士”；拒绝唐太宗“召诣京师”授以爵位；拒绝唐高宗召见授予“谏议大夫”。

他终身不仕，隐于山林，以奇特神异、名医名儒、似僧似道的姿态而驰名中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