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春，刘湘为了加强反共剿共，在21军组建了一支特务组织——特务委员会，简称“特委会”，对外公开名称叫“四川善后督办公署特务委员会”，由该军副官长李根固任委员长，军法处王璋任副委员长。下设军法室、反共宣传编辑股、侦缉队3个机构。这是一个专门用来对付共产党的特务组织，他们专门制定了“反共自首”政策，以求收买叛徒，扩大特务队伍。
“特委会”组织还在其防区各县成立清共委员会。这种反动措施，威胁引诱了意志薄弱者和投机分子“下水”，对党组织造成相当的严重危害，一段时间里使重庆和川东地区的共产党组织，均遭到了极为惨重的损失。
刚成立的侦缉队队长易觉先（易原是省军委书记李鸣珂领导下从事兵运工作，在“兵运会”江巴警士联合会任秘书长。易在军阀利诱下叛党投敌，被刘湘委任为特务侦缉队长），为邀功请赏，他日夜出没大街小巷，监视公众场所，伺机破坏党的组织，逮捕共产党人。致使中共四川省委和重庆地区党组织连续遭到严重破坏，一批重要干部被捕和牺牲。
易觉先当上侦缉队长不久后，自告奋勇去万县，以省委巡视员名义召集共青团万县县委开会，一举抓获党团干部7人。
3月22日，四川省委常委、组织部主任穆青因叛徒告密而被捕牺牲。4月初，省兵委委员龚作新被捕，江巴兵委机关及党领导的警士联合会被破坏，党在重庆的地下机关和活动据点九七书店、南来燕咖啡店被查封，省委秘密联络据点被捣毁，省委特务队队长任锦时被捕。
4月17日，侦缉队队长易觉先等人把江北特支捣毁，特支书记刘森元被捕。当侦缉队的特务们押着刘森元返回“特委会”时，正好在朝天门码头，被省委常委、省军委书记李鸣珂发现。李不顾暴露自身的危险，拔出手枪对准易觉先，向这个叛徒连开三枪，当即把侦缉队长易觉先击毙。
李鸣珂在枪击易觉先时，已被侦缉队的特务认出。“特委会”就在重庆实施全城戒严，开展“拉网式”搜捕。李鸣珂无法脱身离开重庆，隐蔽在一家旅馆里，被侦缉队抓捕，两天后李鸣珂英勇就义。
四川省委机关由成都迁往重庆后，刘愿庵书记在这期间，为恢复和整顿中共四川各级地方组织做了大量工作。
1930年5月5日上午，刘愿庵在重庆浩池街39号裕发祥酱园的楼上，主持召开中共四川省委常委会议。因内奸告密，会议开始不久，敌军警就包围了酱园。除代理组织部主任游少彬经搏斗跳窗脱险外，省委书记刘愿庵，常委、工委书记程攸生，秘书长邹进贤等省委领导不幸被捕。
在重庆掌管军政大权的军阀刘湘，早知刘愿庵才华横溢，在共产党身居要职。刘被捕后，刘湘亲自游说并动用了刘愿庵的早年朋友和亲戚，来劝说刘脱离共产党，并许以“厅长、院长”等高官厚禄劝诱，被刘一口拒绝。
5月6日，21军军事法庭开庭。在法庭上，刘愿庵慷慨陈词：“我信仰马列主义，坚信共产党。至于生死之事，我早已置之度外，决没有什么退出共产党可言！”在经过了法庭斗争后，刘愿庵知道，敌人将会置自己于死地在狱中，他秘密给妻子周敦琬写下了遗书……
5月8日，刘愿庵和他的战友邹进贤、程攸生一起，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走向刑场，英勇就义。
随后，在“浩池街事件”中跳窗脱险的省委常委游少彬，与省委调来重庆的程子健、苏爱吾和在重庆的罗世文召开紧急会议，建立起又一届省委，程子健任省委书记。
这时，经过刘湘白色恐怖政策的摧残清剿，重庆党组织党员人数减少。到5月，由省委兼任的江巴中心县委所属党员不到120人。
“特委会”成立以来，先后收买了熟悉中共党内情况的叛徒70多人，并以这些人为主体组成反共侦缉队。这伙叛徒为了表现自己，在“特委会”里个个表现突出，四处领路带人抓捕共产党，捣毁党组织联络站点，使四川党组织遭到严重的破坏和损失。
尽管那时重庆的党组织，曾组织“特务队”，以罗南辉等为队长，对怙恶不悛的叛徒特务实行镇压。这些措施在一定的时间和程度上减少了“特委会”对党组织造成的危害。
这年夏天，白色恐怖像重庆的雾霾整天笼罩着整个山城。在这种特殊时刻，四川省委决定将省委机关从重庆迁往成都，并决定成立“川东特委”，领导40余县的革命斗争。因为郑佑之在对敌斗争中具有丰富经验，省委就把他留在重庆坚持地下斗争，任命郑佑之任“川东特委”组织部部长。
郑佑之在重庆化名张荣山、张止民，以四川省委委员、“省行委”“川东特委”组织部部长的身份开展工作。当时他将原在重庆工作有所暴露身份的同志，全部调出重庆，又把川南的有关领导、共产党员、农民协会骨干调来重庆，分派到“川东特委”各部门工作。
郑佑之在“川东特委”，每天穿梭在黑色幽灵的雾都出没，战斗在敌人的心脏，组织领导党在重庆的“反间”工作，秘密地同敌人进行针锋相对的较量，敢于单枪匹马地与敌特和叛徒“对饮”。
为更好地开展地下工作，郑佑之又把李坤杰安排到“川东特委”机关，他们继续扮演“夫妻”，掩护身份。那时，在“川东特委”的党内同志喊李坤杰“张大嫂”。由于她机智勇敢，灵敏过人，多次让出现险情的地下联络站和暴露的同志转危为安。
为了保护党的有生力量，掌握敌部“资源”，获取秘密情报，更好地粉碎打击敌人的阴谋。郑佑之正在寻找合适人员，安排打入刘湘内部，潜伏敌人心脏。
就在这时，郑佑之收到余宏文带来的一封信。余在信中称“我妻子唐婉卿，出生在荣县莲花场一个封建地主家庭。妻子的舅舅刘绍海现在刘湘部任处长，妻弟唐瑞华也在21军模范师当手枪连长……”此时余宏文刚从犍为县监狱出来。
余宏文当年在“大塔暴动”之后，带着一部分农民协会武装队伍遭到军警围剿，转入仙马一带山地，继续进行革命活动。宜宾县委改建为宜宾中心县委后，余宏文任中心县委委员。又以农民协会指挥长的名义，再次组织参加大塔农民暴动。
大塔农暴失败后，按照省委保存实力，积蓄力量的指示，余宏文又分散隐蔽农民武装，转入秘密活动。因遭军警搜捕通缉转移到乐山市五通桥，化名余济民，参加组织和领导犍为盐业工人罢工。罢工被镇压后，余宏文被捕关入犍为监狱，后经党组织营救出狱。
当郑佑之从余宏文的来信中，得知其妻舅、妻弟在刘湘21军的消息后，当即决定，把自己的这个学生，一手培养入党，又在宜宾共同战斗多年的战友余宏文召来重庆。随即，郑请示党组织审核余被捕后的情况。郑很快得到回复：余宏文被捕关入国民党监狱后，对党忠诚，意志坚定，没向敌人透露一点消息。于是，郑就立即向上级请求并同意，把余宏文调来重庆。
余宏文调来重庆后，化名余福生。郑佑之帮助余做了一份“档案”，通过妻舅刘绍海的引荐，顺利地打入了21军军部。
当刘湘看过余宏文的“档案”后，知悉余是从成都西华大学毕业的高才生，又在国民党宜宾县任过官职，就批准余进入21军“特委会”。
当时郑佑之按四川省委指示精神，一方面组织特工队，对罪大恶极的叛徒、特务实行镇压；一方面指派余宏文通过其妻的社会关系，打入21军的心脏，侦察敌情，为惩罚叛徒，营救被捕同志获取情报。
余宏文进入“特委会”后，凭借刘绍海和唐端华的关系，很快取得了有关方面的信任，先在“特委会”当秘书，负责文书信件的收发传递工作。很快当上了“特委会”的编辑主任，主办《路灯》周刊和检查邮政。
余宏文成功进入了敌人的“心脏部门”，就像党组织插入21军胸口上的一把尖刀。余在重庆时，与郑佑之单线联系。余通过在“特委会”获取的情报，让重庆党组织对21军的反共计划、清剿行动，被捕同志监禁地点、在审讯中的表现等等情况了如指掌，为有的放矢展开工作，做出了巨大贡献。
当时四川省委为了配合全国暴动，将各级党团组织合并起来成立行动委员会，余宏文被选为“省行委”候补委员。他在“省行委”的直接领导下，本着化敌为友的反间方针，通过工作交往，在叛徒中广泛串联，在掌握叛徒表现情况的基础上，进行分化瓦解工作。
当时，“特委会”内有两个叛徒，反共特别积极，正准备前往邻水县清共剿共。这两个叛徒的表现，很受主子赏识，准备委以重任。
余宏文获此消息后，巧施离间计。他借“省行委”名义，给邻水“县行委”写了一封密信，称这个叛徒“均已被我争取反正，指示党派可靠人与之联系。”余当即把密信投进邮筒后，就采取突然检查邮政的办法，让另外的叛徒从邮局将那封制造的“密信”当场查获。
因此，“特委会”就对前往邻水县清共的两个特务进行突审，弄得这两个曾经很受赏识的叛徒百口难辩，后被“特委会”叛了无期徒刑。
一次，郑佑之派李坤杰到成都向省委汇报工作，当她从成都返回重庆时联络站已经破坏，同组织失去联系，她用“注音字母”写了一封寻找组织的信，被特务截取后，送到“特委会”。
那天，余宏文正准备出门，看见一个特务气吁吁地跑进屋来，递上纸条说：“余主任，你看这纸条上写的是什么？我们都不认识，请给翻一下。”余宏文接过纸条一看，令他大吃一惊，知道这张纸条上的“注音字母”，是当年郑佑之教李坤杰、李坤泰她们的。
于是，余宏文立即对来人说：“这是一封共党联络接头的密信，我马上给你翻译。”他边说边取出纸笔，随手写上“明天晚上在朝天门接头。”写毕之后，余即将纸条折好交给来者，同时将原件存入卷宗。
待特务走后，余宏文才迅速将原件取出烧掉，按译文仿制原件存档。原来，这是李坤杰用注音字母写的一封特别密信。她在信中说：“我从成都到合川老家，遇到老家遭灾，无处安身，来重庆时刚下船就长了‘尾巴’，不好回家居住，现暂住渝家旅店……”余立即设法与郑佑之取得联系，才让李坤杰脱离虎口……
那时，余宏文从21军传出来的重要情报，对于保护重庆党组织、共产党员的安全，起到了极大作用。每当党组织或党员遇到险情时，余宏文通过特殊渠道，把了解掌握的情报，迅速地传递给郑佑之，而遇到敌特搜查特别严厉时，余宏文干脆把郑佑之接到军营同住。
为了加强党在21军的力量，让党的更多人打入敌营内部，郑佑之又指示余宏文，设法把我方人员引荐到21军。为此，郑佑之又把原宜宾县委书记周荣芳，中共特工人员张朗元、杨剑寒等人，通过余的关系，顺利地打入了21军“特委会”，与郑佑之直接单线联络。
郑佑之针对21军“特委会”的猖獗行动，深谋远虑地对这个危害极大的特务机构，必须采取分化瓦解、“打进去拉出来”的战略策略。于是，他策划以“做事讲良心”为号召，在这个叛徒窝中建立起了为中共效力的秘密组织——“良心会”。把一些被捕后“走投无路”，又不愿或不敢继续作恶、愿意“回头”的叛徒联络起来，争取有悔改表现的叛徒重新为党工作。
郑佑之把成立“良心会”的任务，交给了打入“特委会”的周荣芳等人。周根据郑佑之的指示，他们在“特委会”内秘密成立了“良心会”，由余宏文直接领导，与郑佑之单线联络。
为了能在敌人心脏里站稳脚跟，郑佑之利用敌人的“反共自首”政策，还通过各种渠道途径，安排一些斗争经验丰富，工作能力强的同志打进敌人内部，有的还成了反共侦缉队的重要“骨干”。
后来“良心会”还在“特委会”内，秘密地成立了中共特别支部，由余宏文任书记。这个支部由郑佑之直接领导。他们还在“特委会”中采取交朋友、谈心等手段，争取了不少的“特委会”成员为党的工作出力。
余宏文他们利用“良心会”开展工作，争取了周笃生、罗迈生、周世杰、邓平生、陈纪陵、钟世鹏等10余人加入“良心会”。经常同他们分别联络，从他们的薪饷中抽收党费、捐助经费，指导他们开展活动，允许他们将功折罪，为党重新工作，自觉为党传递情报。
由于郑佑之在敌人的心脏里安上了十分精灵的耳目，因而对21军的反共计划、秘密行动了如指掌，有力地保护了党员和党组织的安全。
郑佑之从不同途径打入“特委会”、与他单线联系的地下党员，分别领导了一批“良心会”成员，为中共组织传送情报、输送枪支弹药、制裁死心塌地的叛徒，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这是当时四川共产党人，在敌特机构中建立“反间”组织的一个典范，相当成功的创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