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夏天，合川县境内已有党员近300人。在农村、工矿、学校、军队都建立了党组织，上级就决定改合川县委为合川中心县委。这时，在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下，党内的“左倾”行为又逐渐抬头，提出了以攻打中心城市为目标的冒险主义计划。

5月21日，中共中央负责人听取四川省委秘书长牛正声汇报：四川党组织应以武汉为中心布置一切工作，加紧组织政治罢工、农民武装暴动和兵变组织红军、扩大红军，集中红军部队向武汉进军，执行中央制定的策略、路线，要求召开全省代表大会传达中央路线。

6月11日，李立三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由他起草的“新的革命**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决议案，标志着“左”倾冒险统治了中央机关。

6月中旬，由中共中央指定任四川省委常委、省军委书记的余乃文，随牛正声到达重庆。余乃文向省委传达中央的斗争路线和策略，组织政治罢工地方暴动、组织兵变、扩大红军队伍。由此，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开始在四川贯彻执行。

7月初，中央派余乃文传达中央政治局会议关于《新的革命**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中央决定以武汉为中心，发动全国总暴动，集中红军，实施“截断长江”“会师武汉”的计划。

25日到28日，四川省军委在江津召开全川军支联席会议，决定将全省划为五个军区，在三个月内组织17路红军，会师重庆，进军武汉。其中，合川被编为第7路工农红军。

四川省军委书记余乃文出席会议，传达中央和省委的决议。会议讨论了省委政治报告和军运报告，以及士兵暴动、建立苏维埃、扩大红军等问题。组织17路红军，限各地3个月内先后发动，以配合全国红军集中进攻武汉。

8月2日，四川省委召开扩大会议，进一步推行“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仍把合川作为武装暴动的重点，然后组织红军就近顺嘉陵江而下，夹击重庆并决定将党、团、工会合并为各级行动委员会，以便领导各地的武装斗争。

郑佑之按照省委指示，又来到合川参与组织领导工作，并把合川的党团组织、工会合并成立合川行动委员会，调李璧澄回到合川任“合川行委”书记，领导兵变和农民暴动。

之后，“省行委”负责人罗世文等来到合川巡视，要求“合川行委”书记李璧澄迅速采取行动，组织兵暴。为此，他们成立了军运特委会，由黄淑华李昌炽、唐大兴分别担任联系工作，计划首先在云门镇驻军中发动兵暴。

随后，“省行委”又正式通知，以合川为中心，成立合川、武胜、铜梁大足、壁山“五县行动委员会”（简称“合武行委”），由赵伯先任主席，统一领导“合武行委”的士兵暴动和农民暴动，同时成立合川“四川工农红军第七路军”，总指挥部设在县城紫金巷唐家院内。

“省行委”指示，在合川发动兵变成功后，立即建立合川苏维埃政权，命赵伯先积极落实。赵伯先到合川后，认为主观力量差，条件暂时还不能搞地方暴动。“省行委”便认为赵有右倾等待主义的错误，予以撤职留任处分。

郑佑之为了加强力量，又调来何志华、邓止戈、梁佐华等先后到合川，协助组织兵变暴动。

为了积极配合“合川兵变”这一计划能顺利实现，郑佑之在农村和城市同时广泛发动群众。在农村，首先举行了狮滩农民的抗捐斗争。

那天正值狮滩逢场，郑佑之就在白鹤庵组织举行“飞行集会”。农民集会后经洛阳门进城，沿营盘街、双牌坊、柏树街到体育场，举行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同时，在城内组织了300多名丝织、黄包车工人，在凉亭子夹墙院的观音庵，利用赶庙会的机会，成立了工会组织，推选工人刘积裕为工会主席，唐大兴为副主席。会后组织领导工人在烟墩寺举行了反对资方剥削的罢工斗争。

国民党驻军陈书农，为了扩大营房，强迫青龙街居民搬迁，拟拆除这条街的民房用来修建军用马厩。郑佑之获悉消息后，立即召集唐大兴、李坤杰将贫苦群众发动起来，到县政府请愿，同驻军抗争，拒不搬迁。

陈书农迫于众多群众压力，收回了在青龙街拆毁民房建马厩的成命。接着唐大兴又组织了黄包车工人的罢工斗争。通过斗争，虽只解决了一些眼前的实际问题，但却提高了广大群众的觉悟，使群众尝到了罢工带来的甜头。

合川的群众革命斗争发动起来了，郑佑之又策划之前失败的兵变计划，决定成立四川红军第四路合川游击队，指挥部设在合川城内紫金巷唐家院内。当时，郑佑之根据上次兵变播下的火种，仍然把兵变地点选择在有“军运”基础的新营房、纯阳山、云门镇、双凤场4个军营。

在举行兵变之前，郑佑之利用陈书农扩大部队，招新兵的机会，把何志华、邓止戈派去陈书农师部当兵。邓止戈进去后被分到师部当了电话兵，能及时接听掌握敌军机密。何志华被分配到该师部机枪连，梁佐华去新兵连当兵。所有打入敌军的人，都分别同郑佑之单线联系。

通过在敌军内部的秘密渠道，基本搞清了隐蔽在陈书农部队内的军支组织有共产党员30多人，这些同志大都是下级军官和士兵，负责联系的是司务长高子均。

通过郑佑之一段时间组织发展工作，在合川党组织已有同志近4000人。军运方面已组织发动陈书农部15混成旅1个营。另外还活动了陈部5旅的1个团。“合川行委”认为兵变暴动的条件时机已经成熟，准备暴动。

郑佑之通过秘密联络，发出兵变暴动计划：地点选择在城郊较场坝新营房、纯阳山、云门镇、双凤场等4个驻兵处，要求届时同时举行，以新营房5旅2团为重点。8月23日，首先在云门镇第二团中组织士兵暴动。

他们充分利用这天二团军官们给一营长祝寿的机会，当主要军官们聚集酣饮时，由在敌营中的中共党人员，设法把其他军官士兵灌醉。担任在军内兵变指挥的何志华，决定以手电筒光亮为信号，在酒席上把军官控制起来，然后里应外合，杀掉反动军官，随即将部队带出。

当日中午，正当一营官兵坐上桌子，还没有开席给营长祝寿时，二团就派来部队冲进一营，首先勒令参加祝寿的官兵，全部把枪支弹药入库，全部列队站立，不许一人自由活动，以致一营的兵变没能按计划进行。

原来，准备在一营举行兵变走漏了风声，被叛徒告密，造成兵变还没有举行就被二团控制扑灭了。

负责指挥兵变的何志华，知道兵变计划暴露，胆怯心虚，当场被敌人觉察，立即把何逮捕。负责联络发送信号的交通员，在营门口接应的人员已被敌人发现，全部被追击围剿，使云门镇兵变失败。

正在陈书农部密切注视军营动向的关键时刻，在没有得到营门镇兵变的情况之下，“省行委”不顾当时主客观因素，竟然下令合川毗邻的“合武行委”，按原计划于8月24日，在城郊新营房继续发动兵变。

为执行“省行委”的指示，郑佑之指派李坤杰担任这次兵变联络员。李负责通知三路人员，按计划在当晚12时前，统一割断南津街、北门外、塔尔门3处通往新营房三个营的电话线，断绝他们的电话通信，待夜12点营房电灯熄灭为信号，由营房内的地下党员先杀死军官，然后举行起义，将三个营一起拉出来统一举行暴动。

在新营房里负责组织暴动的是梁佐华。准备参加暴动的士兵多系新兵，缺乏战斗经验，临战神态紧张，当晚睡卧不安，引起值日连长的疑惑，因而对全营士兵进行了有效控制，致使按计划率先行动的三营迟迟不能行动，一二营未得信号也不敢贸然起事。

负责指挥暴动的郑佑之，也一直未同在敌军内部的同志取得联系。而派去接应的特派员高子均，见熄灯后营房里仍无一点动静，他就猜测暴动消息泄露，自己惊慌失措，擅自撤离，故新营门的兵暴未遂。

紧接着，“省行委”又决定于9月1日在新营房再次发动兵变。“合川行委负责人赵伯先指挥这次暴动。在暴动前，赵把指挥部设在小南门长江边的一条木船上。为了加强指挥力量，对外联络，赵还从合川师范校抽调3人，从狮滩区抽2人，从铜梁调回10多人，协助他传递命令、散发传单、负责暴动放信号和站岗巡查等任务。

同时，由唐大兴等人向军营运进300多把匕首，分发给新营房参加暴动的士兵。安排在新营房做内应的排长张也南。相约“火起枪响”为兵变信号，各军营统一行动。起义士兵每3人一组，先杀军官和看守武器弹药的卫兵。得手后即向前来接应的人员散发武器，占领新营房，然后攻打陈书农师部。

兵暴那天晚上，前去纯阳山制高点一连组织暴动的唐促征、秦友石2人，见规定时间已过，还没有见到行动信号，唐就自主上山放火。当唐促征上山点火时，发现周围没有可作引火的材料，便将随身携带的宣传兵暴的宣传品用于引火，点燃营房外面的一个厕所。厕所还未点燃，即被站岗的卫兵扑灭。

是夜，在军营内等候的张也南见纯阳山上起火，正走出营门口准备鸣枪打信号时，正好遇到巡查的值班军官傅连长，张也南就一时惊慌失措，赶紧躲身暗处，却脚下打滑人倒地。傅寻声用电筒照射，发现张情绪紧张，手枪落地。傅立即呼叫卫兵上前抓住张，并从张身上搜出了一份参加兵变人员名单，还在张身上搜出匕首一把。

当敌军官赶到失火现场检查时，发现尚有未被烧尽的宣传兵暴的印刷品，又从张也南身上搜出参暴人员名单。他们把获取的“两起信息”，立马开车送到师部。

陈书农接到兵变暴动的消息后，立马发出指令，组织军队在全城大戒严，大搜查。城防司令部也火速组织部队，迅速包围了纯阳山，进行戒严搜捕。

当郑佑之在夜幕里赶回瑞山小学住地时，发现敌人正在那里搜查，他知道这里已经暴露了，就避过敌人的搜捕，趁黑夜中翻出学校围墙，火速赶到秘密联络点，通知他们立即撤出合川。然后，他又亲自去营门口通知邓止戈。

李坤杰获悉合川兵暴失败后，她连夜赶到由李安忠、唐祖烈夫妇建立的交通站，叫他们一起立马撤退转移，赶赴小南门的长江边。

邓止戈已从敌人的电话里获得“兵变失败”的信息，他正好拿着几件衣服跑到了营门口，与前来通知他的郑佑之相遇。他们两人沿着城墙，一路奔到丁市街地下交通员李安忠家，李家人去房空。然后，他们通过以前布置的秘密通道，赶至长江岸边的鸭嘴坝，暂在这里的交通站隐蔽起来。

夏夜的天醒得早，5点刚过天就发白了。镇守在河边船上指挥部的赵伯先、李璧澄等人，心急如长江洪水奔涌急流，身如船在江中摇晃漂**坐卧不安。他们的眼睛一直盯着黑夜里，像火烧眉毛急在眼前；放眼寻觅江边动静，心如热锅上的蚂蚁急得团团转。

一个矫健的身影，终于在星光下出现。江边放哨的人看清了目标——李坤杰来了！

李坤杰同李安忠夫妇一路赶到指挥部的船上，向赵伯先报告“新营房兵变失败”的消息。于是，他们立即开船起航。李坤杰突然喊“郑佑之还没有来啊，再等一等……”可船已离开岸边，在滚滚洪流的江中顺水而下。

合川兵暴接二连三失败后，陈书农已下令重赏缉拿组织兵变的人员，破获共党交通站。因那晚李安忠、唐祖烈夫妇撤退时走得太急，在交通站里漏掉了一份“县行委”的文件。当敌特搜查到丁市街的交通站时，抄到了那份遗漏的文件，致使郑佑之、李坤杰、邓止戈、唐大兴等人送已暴露身份，只能撤出合川。

合川暴动的失败，先后20多人牺牲，70多人被捕。“省行委”认为合川暴动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合武行委”领导的右倾主义观念所导致，处分了两个领导人。至此，合川几次兵变都在计划中流产，在合川的党组织基本处于瘫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