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了。

李庄镇热烈欢庆之后，像长江夏天涨水波涛浪涌过后，又恢复平静而又缓缓地流动。

抗战胜利后，从外地搬迁来李庄学习、工作、生活达6年之久的高等学府、各科研机构，他们开始盘算回迁，撤出李庄，这是必然的结果。

抗日战争刚一结束，傅斯年接到国民政府的调令，去北京代理北大校长职务（国民政府之前已经任命胡适担任北大校长。但胡这时在美国，一时回不到祖国），先行离开李庄。

1945年8月的一天，罗南陔早早地带着李富贵、张世忠4个轿夫，另外还有两个挑夫，到板栗坳去送傅所长。当他们来到傅斯年的住宅时，傅家已打理好行囊。

“谢谢罗书记来接我们。在李庄住了几年，我们对这里已经产生了感情，说走就要走了，真还舍不得啊。”傅斯年握着罗南陔的手说。

“我们更舍不得你走啊，你这一走，我们不知何时才能见面？”离别的情绪显示在罗南陔的面部表情上。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但我还要回来的，我们走吧。”傅斯年一声走吧，两个轿夫就把轿子放在傅所长的面前：“请傅所长上轿。”

傅斯年又转身同来送行的人，一一握手言别。

董作宾的双手紧紧地握着傅斯年的手：“傅所长，我还是送你到江边吧？”

“下山的路太远了，何必来回折腾呢，就此告别吧。所里的事务，又要拜托你费心劳神了。”

“你就安心地走吧，这里还有我们的。”董作宾等人，依依不舍地为傅所长送行。

“起”——李富贵、张世忠起轿，抬着傅斯年走在前面，另外两个轿夫抬着傅斯年的太太俞大彩，跟着前面的轿子，抬出了板栗坳。

走在两辆轿子后面的是傅仁轨。随后，就是罗南陔和几个挑着行囊的人。他们刚走出牌坊头，一个小女孩就冲了上来，抱着傅仁轨伤心地哭起来：

“仁轨，我舍不得你走哇。”这个女孩是李方桂的儿女。

“林德，你好好在子弟校读书，我们今后还会在一起上学的，我就先离开这里。”傅仁轨对他的学伴李林德说。

徐樱见状立即上来：“林德我们回家，让傅哥哥走吧。”她把女儿拉起就走，脸上滴散着雨点。

在牌坊头的大门前，站着史语所等单位的人，他们高举着祝福的手，目送着傅斯年他们渐渐远去的身影。

“傅所长，这些年你一直照顾我们的生意，对我们很好，我真舍不得你走的。”张世忠抬着轿子边走边说，李富贵换肩，轿子就发出嘎嘎两声响。

“我太胖了，这些年你们抬我辛苦了，我向你们说声谢谢！”傅斯年在轿子上说。

傅斯年是很胖。据说一次张世忠他们没有在李庄，另外两个轿夫到板栗坳去接他。当傅上了轿时，一个轿夫起不了轿：“傅所长太重了，我抬不起，请另换人抬吧。”那个轿夫真就走了，还耽误了傅所长半天时光。

“我们还吃得住，傅所长坐好，走起。”抬着傅斯年的轿子一闪一闪的，两个轿夫踩着节奏，在下坡的路上明快地走着。

李庄水陆码头，一只木船停靠在江边。傅斯年带着妻子、儿子，还有几个随从，上了船的跳板后。傅所长站在船的甲板上，伸手向岸边送行的罗南陔、张官周、杨惠君等李庄绅士和乡亲们，挥手告别。

船上岸上的人，眼光相接，扬手告别。他们的心里，有别于当初在这里，欢迎“下江人”入住李庄的心境。

罗南陔的眼前，出现了几年前在这里迎接傅斯年下船上岸的情景……

欢迎时的激动，送别时的愁肠，与起锚后的船只一起，在**漾的江水中，缓缓远去，渐渐地消逝在长江里。

傅斯年到达重庆后，他就立即去了昆明。因为西南联大要分开：清华归清华、北大归北大。如此一来，他每天都是忙忙碌碌，经常是在重庆、昆明、南京、北平等地来回奔波穿梭。

年已五十的傅斯年，出任北大代校长。傅斯年代理北大校长后，不聘用在沦陷区出任过伪职人员一事，当时有人给胡适写信，为别人说情，但傅斯年不为所动。他认为，如果出任伪职的人受不到谴责，那傅斯年作为大学校长，就对不起那些跋山涉水的流浪者，更对不起无数的死难者。

对于这件事，傅斯年在给妻子俞大彩的信中说：“大批伪教职员进来，这是暑假后北大开办的最大障碍，但我决心扫**之，决不为北大留此劣迹。这样的局面之下，胡先生太软，总是手下留情，下不了决心，来硬的远不如我。我在这几个月给他打平天下，他回来后才能把北大好好地办下去。”

傅所长离开李庄后，史语所的一切事务，特别是准备撤离李庄的工作，就由董作宾等人操持办理。

董代所长施行职责，组织人员对于那些搬迁而来的众多文物、书籍资料的整理归档。令董每天繁忙得不可开交，日夜操劳。

正在这个时日，又从重庆传来消息，有说傅斯年要留在北京，担任民国教育部长，可能不回史语所了。

听到这个消息后，板栗坳有人欢喜有人忧。董代所长就很忧虑。所里工作千头万绪，离别准备更是感到身上责任重大，经常日忙所干，夜思不能入眠。

而在板栗坳史所里的少数年轻人，他们却有人欢喜，感到轻松了许多。因为傅所长在板栗坳时，他们既敬重傅斯年，但又怕傅斯年。傅斯年对他们平时管理严格，要求他们做事、做学问精益求精。如有达不到傅所长的要求，他们就会挨批。

在史语所的不少人，特别是年轻人，自从抗战爆发后，离开故土已经几年了，还没有回过家。现在把日本鬼子打回去了，有的人就趁傅所长不在李庄时，抓住这个机会，向董代所长提出申请，要求回乡探亲。

一张又一张请假条，摆在董代所长的办公桌上。同事们要求请假回家的理由，他无法拒绝，只能拿笔签字，放他们回家探亲。

有的人一旦离开了李庄，像长江里的鱼儿一样，顺江而下，没有力气游回上水……

董作宾虽然能掌控板栗坳的工作，但那些放回长江的鱼儿，他实在没有办法和能力，把他们从外面一一召唤回来。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他只能提笔给傅斯年写信，把所里的情况，一一向傅作了汇报。

傅斯年收到董作宾的情况报告后，他在繁忙中抽身回到李庄。一到板栗坳，他就写了一条“传言斯年要当官，斯年离所不做官”标语，贴到了牌坊头的大门边。

史语所的人看到了傅斯年的决心，心才安定下来。而那些离开李庄至今未归的人，在傅所长的“决心”召唤下，也不顾一切“阻力”，游回了李庄。

1946年4月30日，国民政府正式颁布了“还都令”，定于5月5日还都南京。流寓李庄的“下江人”，终于盼来了抗战胜利东归还乡的日子。

同济来李庄6年，不但没有衰落，反而有所发展。

1945年，在同济大学原有的理、工、医三个学院外，新增设了法学院，在校人数达到2400多人，较1940年搬迁来时，已翻了3倍。

在李庄时期，同济大学医学院建立起了生理馆、解剖馆，后在宜宾又建立了病理馆、药物馆、细菌学馆等。

在同济大学撤回上海时，此时担任校长的是徐诵明先生。他于1944年7月，受命出任国立同济大学校长。徐校长戴一副金丝边眼镜，温文儒雅，平和淡定，具有很强的亲和力。

在徐校长任职期间，李庄的生活清苦，物价上涨，货币贬值，学校财务非常困难。但徐校长团结广大师生员工，艰苦奋斗，同甘共苦，坚持勤俭办学，使学校教学规模和设施、科研工作开展得蓬蓬勃勃，在特殊年代的李庄得到了长足发展。

徐校长知人善任，广招人才。除聘任传统的留德人员任教外，也开始聘请薛愚等留学英、美人员任教，并选派妇产科胡志远教授、机械系张景贤等教师赴美留学。

同济大学就要离开李庄，迁回上海了。他们在这里演绎了学者的风范，耕耘培植了科学苗圃，付出了心血，有的还付出了生命。如波兰人魏特教授，于1945年初，因生病撒手西归，把生命交给了同济大学，把师魂永远留在了李庄。

徐诵明校长在撤走李庄之前，他带着几位校领导、教授和学生，专门到去李庄附近一个叫天井山的豆芽湾地方，去拜奠安葬在那里的异国师魂魏特教授。

那天，李庄留芬馆子的魏老板知道这个消息。他也跟着徐校长他们一起上山。温老板特意备上李庄白肉、红烧蹄髈、炒猪肝等几个魏特教授生前爱吃的留芬名菜、一壶爱喝的李庄白酒，来到魏特朋友的坟头前，将各色祭品一字排开后，用中国人的悼念方式，祭奠这位在九泉之下的外国朋友。

徐校长等到人，站立在魏特教授的坟墓前，首先默哀了3分钟。然后，徐校长就代表同济大学师生，向这位永远留在李庄的教授倾诉：“魏特教授，我们同济大学就要离开李庄，撤回上海了，可你却永远地留在了这里，请你安息吧。你生前一直申请加入中国国籍，这个愿望你已经实现了，你已长眠这里，安息吧。”

魏特教授长眠在这个山坡上。他在九泉之下的灵魂，保佑同济大学创造了辉煌，目睹了李庄变迁发展的梦想……

在离开李庄之前的那些日子，同济大学的学生们，追寻在这里留下的青春足迹，到一些曾经游玩过的地方寻觅美好的记忆，去那些帮助过他们的邻居握手道别，与当地的青年朋友话别未来。

那些天，在李庄的大街小巷，江边田野，农家小院，举目可见“下江人”来去匆匆的身影，四处听见难以忘怀的心曲。

鸿雁春去秋来，转眼六个轮回。离开的日子近了，他们就要走了，真的留恋这方山水滋养了他们，真的念想这里老百姓对他们的恩惠。

几千名师生撤离李庄，东迁回归，这是一件何等的不容易啊。在那些日子里，徐校长组织同济大学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分期分批安排师生，撤回了上海。

据说，当时同济大学的老师和女生乘船而下，而男生则发放路费，让他们自行安排，有的三五结队，徒步走回上海。

1940年，同济大学流遇李庄，安家6年，于1946年全部迁回上海。在历史的长河中，6年只是飞驰的一瞬，而对于动**中的中国教育和学术科研、对于一所大学的非常命运，却是多么珍贵的时间节点。

中央研究院史语所迁走时，那些学者们，为了感谢以罗南陔为首的李庄绅士们、众乡亲，特别是张氏家人，在国难当头收留他们的情怀，决定刻下一块石碑，道出他们的心声，永世纪念“绅对士”在那个特殊年代庇护的衷心报答：

李庄栗峰张氏者，南溪望族。其八世祖焕玉先生，以前清乾隆年间，自乡之宋嘴移居于此。起家耕读，致资称巨富，哲嗣能继堂构辉光。

本所因国难播越，由首都南京而长沙、而桂林、而昆明，辗转入川，适兹乐土，迩来五年矣。海宇沉沦，生民荼毒。同人等犹幸而有托，不废研求。虽曰国家厚恩，然而使宾至如归，从容安居，以从事于游心广意，斯仁里主人暨诸政当道，地方明达，其为借助，有不可忘者。

今值国土重光，东迈在迩。言念别离，永怀缱绻。用是询谋，佥同醵金伐石，盖弇山有记，岘首留题，懿迹嘉言，昔闻好事。兹虽流寓胜缘，亦学府一时故实。不为刻传以宣昭雅谊，则后贤其何述？

碑文撰好后，由董作宾亲自下山到李庄，把时任李庄区党部书记罗南陔、李庄区长张官周、李庄镇长杨惠君等人请上板栗坳，向他们当面进行宣读。而且，他们还办了一桌丰盛的酒席，以示表达感激敬意之情。

随后，史语所在板栗坳，立起了一块青砂石碑。碑额是由董作宾用甲骨文书写的“山高水长”；碑文由陈槃撰，劳干书。

“留别李庄栗峰碑铭”——

江山毓灵，人文舒粹。旧家高门，芳风光地，沧海惊涛，九州煎灼，怀我好音，爰来爰托。朝堂振滞，灯火钩沉。安居求志，五年至今。皇皇中兴，泱泱雄武。郁郁名京，峨峨学府。我东曰归，我情依迟。英辞未拟，惜此离思。

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同人

傅斯年、李方桂、李济、凌纯声、董作宾、梁思永、岑仲勉、丁声树、郭宝钧、董同龢、梁思成、陈槃、劳干、芮逸夫、石璋如、全汗升、张政烺、董同龢、高去寻、夏鼐、傅乐焕、王崇武、杨时逢、李光涛、周法高、逯钦立、王叔岷、杨志玖、李孝定、何兹全、马学良、严耕望、黄彰健、石钟、张秉权、赵文涛、潘悫、王文林、胡占魁、李连春、肖纶徽、那廉君、李光宇、汪和宗、王志维、王宝先、魏善臣、徐德言、王守京、刘渊临、李临轩、于锦秀、罗筱蕖、李绪先同建。

中华民国三五年五月一日

考古学家李济离开时，他把病逝埋葬在李庄的大女儿的坟墓启开，带走了一堆白骨和泥土，带上女儿的灵魂一起回家……

中国营造学社迁回北平。梁思成安排罗哲文等人暂时留下，把营造学社的图纸、底片文稿和图书资料，整理打箱，然后乘船押送到重庆、南京、上海。

清华大学迁回北平，梁思成先生向梅贻琦校长建议设立营建系，得到认可同意。中国营造学社和清华营建系合在一起，办起了中国建筑研究所，一个机构，两块牌子，人员编制都在营建系。

1946年冬，罗哲文押送图书资料到了北平，在美丽的清华园，开始了青春时代的一段美好时光。

1950年底，27岁的罗哲文被上级主管部门选中，调到文化部文物局任职，成为国家文物局最年轻的古建筑专家。从此，他开始了漫长的文物保护生涯。特别是了参加了长城《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的申报工作，使长城成了被保护的世界文化遗产之一。因此，他被称为当之无愧的“长城第一守护神”。

“下江人”先后撤离李庄，这是必然。然后，对于离别的苦痛，还困扰了李庄一些同“下江人”结亲的家庭。虽然这是早在预料之中的事。但亲人离别，最为伤情，离别场景，可谓悲催。

特别是那些嫁给“下江人”的姑娘，丈夫就要随单位离开李庄，她们也不得不跟随先生离别亲人，离开故土。

秋季的李庄坝子，到处可见丰收的景色，可没有出现收获的喜悦，反而有人坐在田间地头，轻声哭泣，她们故土难离啊，他们难别亲人啊。

李庄镇羊家8号，这里是罗南陔的家。他们家离开的亲人最多，有3个亲人要随夫远行。罗筱蕖嫁给了史语所的逯钦立，另一个女儿罗群荪嫁给了同济学生洪蔚德，还有外甥女张素萱，嫁给了史语所的李光涛。

罗南陔家的三个“女儿”，都要随丈夫的机构撤离李庄，意味着家庭亲人的分离。最为悲凉的当数罗筱蕖的母亲，在两个女儿要离开李庄之前的一天晚上，她叫女儿带着夫君回家，吃顿团圆饭。

这天，罗母通知住在农场的大儿子罗伯威、六儿子罗季唐，带着妻子儿女，背着喂养的鸡鸭、新鲜蔬菜回到家里。罗母早晨还亲自到街上割了猪肉，买了一些女儿平时喜欢吃的东西。她老人家还亲自上灶，同佣人一起做了一大桌好饭好菜，等着女儿女婿回来了吃团圆饭。

罗筱蕖、逯钦立，罗群荪、洪蔚德回家了，还把外甥女张素萱和她的丈夫李光涛也请来了。饭菜也端上桌了，一大家人围坐在一张大桌上开席。

罗南陔发话了：“今天，我们全家人团圆在一起，是为他们6个人送行。大家举杯，祝福你们前程似锦，一生平安！”在座的人，纷纷站起来，端起酒杯，互道祝福。

大哥罗伯威也分别给妹妹、妹夫们敬酒：“祝福你们远走他乡，一切顺风，万事吉祥！”

“大哥大嫂、六哥六嫂，我和群荪就要离开家了，今后不能照顾父母了，就拜托你们敬孝了。”罗筱蕖、罗群荪同时站起来敬酒。

“妹妹，你们就放心地走吧，不要牵挂家里，父母有我们照顾的。”罗季唐就对他们说。

饭桌上，一家人在一起欢聚，祝福声、摆谈声、交流声，声声牵动人心。但从他们脸上的表情看，并非喜悦，言谈中仿佛透露出一些分别的愁苦。罗母很少说话，她老人家就不时地给女儿女婿夹菜。

逯钦立对两个妹夫提议说：“我们一起敬岳父岳母一杯酒。”然后，他们三个就站起来，异口同声地说，“祝岳父岳母健康长寿！”

罗南陔这个一家之主，虽然是个“大场面”的人物，思想开化，性情豁达，但身上的“小棉袄”就要被脱下来，身心也会凉飕飕的，总是不好过。最后，他对全家人说：“明天中午，大家都来，我叫人从宜宾请来了照相师，照张全家福。这样你们走了，你母亲也能看到你们的。”

“好！”全体立即齐声答应。第二天中午，罗南陔一家人在一起，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照了一张全家福。

咔嚓——相机闪光——一张23人的全家福定格。如今这张罗南陔全家人的合影照，就张贴在李庄抗战文化博物馆里，留下了珍贵的历史记录，留下了那个特殊年代讲述亲人离别的故事……

1946年10月，在李庄水陆码头，一艘小火轮“长远号”船，载着最后一批“下江人”，离开了李庄。

在“长远号”的甲板上，站着不少嫁给“下江人”当媳妇的李庄姑娘，她们是罗筱蕖、罗群荪、张素萱、张彦云……

轮船汽笛鸣响，船就起锚。那些站在船体甲板上的李庄姑娘，个个手捂嘴巴，仍然捂不住呜呜——呜呜——的抽泣声。

罗南陔扶着罗太太站在岸边。他向船上的女儿们挥着手。

罗母已经泣不成声，紧紧靠在丈夫的身上，嘴里念念有词，两眼被泪水抹黑，看不清船上两个女儿的身影。

从船上传来的哭泣声，同站在江边送行的哭泣声，汇聚一起，就像流淌的江水哗哗啦啦，流向下江，流向远方……

“长远号”载着“下江人”和李庄外嫁的姑娘们走了。从此，他们中有的人就再也没有回过李庄，就算有的人回来过，那也是多年以后的事了。

羊街8号创造的“16字电文”的辉煌历史，可在李庄也并没有持续辉煌多长时间。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历史的因素，罗南陔、张官周、杨惠君于1950年因“历史原因”而死。这件事曾一度成为“不能言说的故事”……

在李庄共度时艰的学术大师们，他们从这里撤出以后，也选择或被选择走上了不同的人生道路。有的留在了大陆，有的去了台湾，有的去了国外。

陶孟和随中央研究院到南京。

1949年南京解放时，陶孟和任中研院院务委员会主任委员，维持南京各所的日常工作。他以“特别邀请人士”的身份，出席了政协全国第一届会议，并被选为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1949年10月，他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1960年4月，赴上海参加中国科学院第三次学部会议，未及会议召开，因病于17日去世，享年73岁。

梁思成、林徽因去了北京。

1947年，梁思成任联合国大厦设计顾问时，建议联合国大厦的圆顶，采用李庄旋螺殿圆顶的力学原理来设计，把李庄民间工匠，巧手创造的古建筑旋螺殿的力学原理，借鉴和创造性地运用设计之中。最终按梁的建议设计，建造了联合国大厦。

梁思成、林徽因还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的图案设计；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

林徽因于1955年病故，英年早逝，年方51岁；梁思成1972年辞世，享年71岁。

周均时先期离开同济大学到重庆。

1946年，周均时加入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为重庆地区负责人之一。1946年，蒋介石撕毁了重庆谈判达成的停战协议，悍然发动反人民的内战。此时，周坚决站到反独裁、反内战的民主运动行列。1949年8月20日被国民党逮捕，11月27日在重庆渣滓洞松林坡就义。享年57岁。

徐诵明到沈阳医学院任院长。

1950年夏，由徐诵明起草的医士教育五年计划顺利通过。1953年，徐诵明先生任人民卫生出版社社长，同年当选为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1958年被错划为右派，1978年平反，同年当选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1983年任“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顾问。在他百岁之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91年8月26日病逝于北京，享年102岁。

童第周回到青岛。

周教授从李庄走后，回山东大学参加在青岛的复校工作，并任生物系教授、系主任。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同年应美国洛氏基金会邀请，到美国耶鲁大学任客座研究员。1951年，任山东大学副校长；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57年任中国科学院海洋生物研究所所长；1978年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1979年3月在北京逝世，享年77岁。

梁思永回到北京。

1948年，梁思永当选中研院首届院士。新中国成立后，他结束了养病生活，继续从事考古事业。1950年8月，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同时，为了培养新中国的考古人才做出了突出巨大贡献。1954年4月，因患肺病、心脏病医治无效，英年早逝，享年50岁。

逯钦立去了南京。

罗筱蕖曾参加李庄的地下党组织，她坚决不去台湾，影响和左右了逯钦立。新中国成立后，逯偕妻子先后到广西大学、东北师范大学任职。享年63年。

马学良到了北京。

1949年，经罗常培举荐，马学良应北京大学的邀请，在东语系任教。两年之后应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之约，借调到刚刚成立的中央民族学院，从事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学的奠基工作。他一生热爱少数民族语文事，业成为国际著名的汉藏语系语言学家，是当今中国民族语言的泰斗，曾任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会长等职。享年86岁

傅斯年去了台湾。

1948年，傅斯年当选南京国民政府立法委员，同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1949年1月，傅随历史语言研究所迁至台北，并兼台湾大学校长。

在政治上，傅要求严惩贪官污吏，整治政风，反对“中国走布尔什维克道路”；在学术上，信奉考证学派传统，主张纯客观科学研究，注重史料的发现与考订，发表过不少研究古代史的论文。1950年12月，傅在参加台湾省参议会第五次会议时突然脑溢血，经抢救无效，英年早逝，享年55岁。

董作宾去了台湾。

1948年，董作宾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研究员，同年当选为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1949年随中央研究院和自己相伴多年而不忍心分开的大批文物，迁往台湾，曾任台湾大学文学院教授、历史语言所所长。1955年8月，应香港大学之请，赴香港大学东方文化研究所任研究员，从事中国年历编写工作，并任香港大学历史系名誉教授和崇基、新亚、珠海三书院的教授。1963逝世，享年68岁。

李方桂去了美国。

1948年，李方桂当选为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1949年赴美，历任西雅图华盛顿大学东亚语言系教授，夏威夷大学语言系教授，致力研究印第安语言，具有国际学术影响。1950年当选美国语言学会副会长，曾回台湾讲学；1972年获密歇根大学名誉文学博士学位。1980年担任台湾“国际汉学会议”秘书长。1987年8月卒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享年85岁。

李济迁居台湾。

1948年，李济当选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同年担任中央历史博物馆首任馆长。随中央历史博物馆到台湾，并于次年创立国立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系。1955年，接任董作宾的遗缺，担任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直到1972年为止。1979年8月，病逝于台北温州街寓所，享年83岁。

李光涛去了台湾。

1946年，李光涛奉命去台湾接收历史档案，遂在台湾继续研究明清史，由助理研究员提升为副研究员、研究员。他除参与《明清史料编》10编的编辑工作外，还著有《明清史论集》《明清档案存真》等。1984年底因车祸遇难，享年87岁。

在李庄流寓生活过的大师学者还有很多，恕不一一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