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罗南陔代表李庄人民，发出“16字”电文之后。随之而来的大批学子、知名专家云集李庄。是李庄乡绅罗南陔等，这个亦绅亦民亦官的身份阶层，他们在沟通民众与知识界时，起到了不可替代的联系作用。

在板栗坳史语所就有傅斯年、董作宾等等大师。另外，住在月亮田的建筑大师梁思成、倾国倾城的才女林徽因；住在官门田的社会学大师陶孟和；同济大学的胚胎学大师童第周；李庄本土学子罗泽文；等等。他们在李庄生活、工作长达6年之久。

在当时物质生活非常艰难，工作环境无比困窘的情形下，李庄这座小镇为那些大师们，安置了一张张平静的书桌，就是一份巨大的温暖和贡献，给战时的中国人文科学的生存发展，提供了充足的人情滋润，成为中国文人的精神家园。

李庄，当时与重庆、昆明、成都并列成为全面抗日战争战时期中国“四大文化中心”，是当时中国具有国际影响、蜚声四海的学术重镇。那些大师们在这里研究学问，撰写发表的各种学术成果，震惊中外。

在抗日战争时期，李庄成就了一批大师。

尽管时光过去了70多年，今天我们来到李庄追随那些大师们的身影，仍然历历在目，焕发出时代的精神光辉……

学者精神领袖——傅斯年

傅斯年具有组织领导能力，掌握现代学术管理方法。无论是办研究所或大学，他都像一个建筑设计的“总工程师”，在史语所这张“宏伟蓝图”上，描绘出精妙之笔，实施建设精品工程。

当时的史语所，还是一个与国外学术界交流的大平台。不但所里有一批外籍研究员，如伯希和等，而且还与欧美国家的学术机构，建立起互惠互利的学术交流往来。即使在李庄板栗坳那样艰难的条件下，傅所长仍然接待了印度的访问学者，接待过费正清、李约瑟和英国博物馆馆长Jayne等来讲学，相互切磋，交流前沿学术成果。

傅斯年亲自倡导组织史语所的学者们，编写论文集《六同别录》，这是一个浩瀚的学术工程。此论文集是1946年即将离开李庄时，用“石印”印制的一套线装书。全书上中下3册，共收有27篇论文，每册150多页。

《六同别录》是一部高水准、多学科的学术论文集。它涉及历史学、考古学、文学、语言学、民族学、民俗学、人类学等诸多领域。是史语所在李庄取得的巨大学术成果。

《六同别录》既是一部学术著作，又是一部纪念文集。纪念在李庄那段既艰难而又难忘的历史时期——抗战即将胜利，六合将要大同；也纪念一个特殊的地域——李庄曾为郡、县治所在地，郡即六同郡，县即南广县。

傅斯年连续四届都是国民政府的参政员。出任参政员，他尽职尽责，撰写的《盛世危言》，提出了改革政治的理想：他着重强调两点：一是发动人民的力量，给人民以自由、平等，实行耕者有其田，去除政府官员的特权；二是如何发动在官者尽职奉公之心，尤其要澄清内政的空气。

傅所长在板栗坳写成的《地利与胜利》《抗战之回顾》等文章，积极阐述抗日救国的政见，他因此被称为有政治军事头脑的文人。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就与陈布雷商量，蒋提议补充傅斯年为国民政府委员。陈十分了解“傅大炮”的志向与性格，就说傅可能不会干的。蒋就说难道还有人不想当官？

蒋介石下令，叫陈布雷去找傅斯年出任国府委员。可任凭陈“说破了天”，傅斯年也坚决不肯加入政府。对于傅斯年拒不做官的气节，有人对此大加赞赏地说，傅斯年终其一生不肯加入国民党，也许是他要发挥知识分子更大的力量，可是又不想被国民党吃掉，不被国民党同化。

傅斯年对国民党也无好感。据说当时“上峰”曾有指示，要求史语所内的人员“集体入党”，可他收到文件后，就锁进了抽屉里……

甲骨文大师——董作宾

董作宾是中国盛名的考古学家，甲骨文字学大师。在板栗坳工作期间，董作宾投身编制《殷墟文字乙编》与《殷历谱》，几乎耗尽所有时间，倾其全部精力，付出了心血和痴情。

《殷墟文字乙编》共分上中下三部。在李庄期间，董作宾同屈万里等人，完成了上下两部（注：分别于1948年和1949年出版）。这部著作的问世，是董作宾在甲骨文研究中，取得的又一项伟大成就。

对此，傅斯年评价说，这种考古学方法著录甲骨的新体例，是甲骨学史上的创举，它不仅体现了近代田野考古学方法，引入甲骨学研究领域取得了辉煌成果，也为以后著录科学发掘所得甲骨文提供了范例。

董作宾在主持编撰《殷墟文字乙编》的同时，他又倾注于已花费了十几年心血的《殷历谱》，进入最后阶段的整理编著。自从殷墟发掘之后，他就根据这些甲骨资料，研究探讨殷代年历之学。他试图通过甲骨卜辞透出的蛛丝马迹，用来考证殷商时代的历法，由历法再转推断确切的年代。

1945年4月，董作宾在板栗坳牌坊头，简陋的工作室里，经过十几年的艰苦努力，终于完成了在甲骨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标志的《殷历谱》，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果，震惊中外，名扬四海。

《殷历谱》于1945年，在李庄镇石印出版。由于受当时印刷条件的限制，这部“合情、合理、合天”的经典巨著，只印了200部，每部都有编号，成了那个特殊年代，最的值得珍藏的历史见证。

1946年，国民政府为《殷历谱》专门颁发了嘉勉令：董作宾君所著《殷历谱》一书，发凡起例，考证精实，使代远年湮之古史年历，爬梳有绪，脉络贯通，有裨学术文化诚非浅鲜，良深嘉慰。希由院转致嘉勉为盼。

《殷历谱》为中国史学界争得了世界性的荣誉。胡适、马衡、唐兰等著名学者，均有文章赞誉。如李约瑟等国外学者也有函札讨论和请益。

董作宾在板栗坳搞研究的同时，他还抽时间给当地人讲课，教他们认识象形文字和甲骨文。教了一阵，发现听课的人啥也不懂，气得他直跺脚。

不少李庄人后来谈起这桩往事说，要是早知道董作宾先生的字那么值钱，怎么也要收藏一张，作为传家之宝。可惜跑了的总是一条大鱼。

考古学奠基人——梁思永

也许梁思成、林徽因的珠联璧合，名扬遐迩，多少有些遮掩了他的弟弟——梁思永的光辉。而他则是梁启超当时最看重的一个儿子。思永出生在澳门，曾在日本读小学，回国后进入清华大学的留美班，随后赴美国哈佛大学研究院，攻读考古学以及人类学。

1930年，哈佛大学研究院毕业回国后，梁思永正式参加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由他主持了山东历城县龙山镇城子崖的发掘工作。城子崖遗址上层为东周时代遗址，下层是首次发现以磨光黑陶，为显著特征的新石器时代遗存，最初称为“黑陶文化”，后来被命名为“龙山文化”。

通过城子崖遗址的发掘，梁思永在错综复杂的地层堆积物中，明确了仰韶（彩陶）、龙山（黑陶）和殷商（青铜）文化的叠压关系，首次判断出这些文化的发展序列。这一发现，建立了中国考古学的典范，成为中国近代考古学，迈入成熟阶段的显著标志。

抗日战争爆发后，梁思永一家一路撤退，于1940年10月，迁至四川李庄。罗南陔知道其父梁启超，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国学大师。罗就特别关照他，亲自去请他一家人住进了羊街8号罗家……

梁思永一生致力于考古事业，是中国近代考古学和近代考古教育开拓者之一，是我国近代田野考古学的奠基人之一，是作为第一位走出国门，接受西方考古学正规训练的学者。回国后，他引进传播了现代考古学的方法，结合中国国情与文化传统，进行考古学方面的教学与研究。

梁思永随史语所来到李庄板栗坳山上，在简陋的书桌案头，潜心钻研，奋力工作，不顾身体有病在身。在昆明时，气候温和，四季如春，他的身体还能适应。而迁到李庄来后，这里冬天湿冷，阴雨绵绵，寒风刺骨，让他的支气管炎不时发作。而到了夏天，这里又像火炉一样，每天都像被热气熏烝。

李庄的夏夜晚上，天气照样闷热难受，而且，蚊虫成群结队飞来，咬得人心烦躁。梁思永就像当地人一样，走出家门，来到院坝，坐在一棵大黄桷树下乘凉，手里不停地摇着一把蒲扇，大家围在树下，吹着江风，谈天说地，也是一番风景。

梁思永的家搬到李庄镇上后，每周一一早晨上山，周六晚上下山，山上住六天，家里住一天。

在工作之余，梁思永爱打乒乓，以求锻炼身体，保持健康。但川南的气候，又热又冷，刺激性太强，让他无法适应。第二年的初夏就卧病不起。但他一直坚持工作，在病**堆放着很多资料，制一块木质写字板，把纸张夹在木板上，坐在**，用被子垫着后背著书立说，他这种顽强精神和超人毅力，令人钦佩赞扬。

在李庄李庄期间，梁思永、董作宾合著的中国第一部大型田野报告《城子崖》在李庄石印出版；继后，他又撰写出版了《考古论文集》。

1941年2月，梁思永突患重病，亦大感冒，气管炎许久不好，突然转为肺病，来势异常凶猛。好几次病情危急，尤其是旧历端阳那天，医生说随时可能发生意外，可是，他以顽强的毅力，与病魔抗争，竟在一月之后，渡过了难关，渐渐地恢复了健康。

梁思永在李庄羊街的病榻上，除了写作，更多的时间是阅读。病榻上的这位学人，给李庄留下了瘦削而坚强的背影。累了饿了，他就把馒头切成片，放在木炭火上烤一下就吃，把肉炖烂，把馒头泡在汤里吃。

梁思永躺上病**，天天看书写书，在这样艰难困苦中，在李庄度过了漫长的五年。

后来，梁思永又患了肺病，实在坚持不了，梁思成就安排人，用轿子把他抬到李庄码头，一只大船载他到重庆住院治疗……

文学史先锋——逯钦立

李庄六年，逯钦立在史语所集刊上发表了《说文笔》《形影神诗与东晋之佛道思想》《述酒诗题注释疑》《陶渊明年谱稿》等数十篇论文。

逯钦立在史语所做助理研究员的几年中，潜心研究“六朝文学”，一部《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的辑校，奠定了逯先生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

《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的整理辑校，逯钦立是从1940年开始。红袖添香，焚膏继晷，几度寒暑，完成了《先秦汉魏南北朝诗》的资料收集和前期准备工作。他要完成这样一项浩大的工程，需要时间、毅力和多方面的知识储备。如浏览前后汉书、三国志等书，了解那个时代的历史与地理，熟识那个时代的风俗及名物；校勘诗家之作，还须精熟传记及生平，熟知乐府诗之组织及内容，了解汉魏别体字，懂得汉魏韵部分合等。

经过7年的埋头苦干，逯钦立终于在1947年完成。全书共135卷，将近200万字。他从帝尧（公元前22世纪）的《康衢谣》至北周灭亡（公元581年）时的《武夷君人间可哀支曲》，跨越2800多年历史，工程浩大，耗尽了他的心血，将中国历朝历代的诗篇集注而成全集。

这项工程取才广博，引书近300种，所收诗已超过《诗纪》三分之一以上；资料翔实，每一首诗都详细标明出处，既方便征引，也利于复查；异文齐备；考订精审，对作者、篇名、真伪等作了许许多多前人所不及的工作；严格依照作者卒年的先后加以编排，既不同于《诗纪》那样分为前集、正集、外集、别集，也不像书目专家丁福保那样编书，以各代帝王宗室为卷首。

《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是一部鸿篇巨著，集大成者为大家。逯钦立的这部辉煌巨著，后来有人称，它在文学史上的历史意义，不亚于司马迁的《史记》。

《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是一部奇书，因为这部书的成书经历，充满了传奇的色彩，是在一个不可能完成的条件下完成的。这是抗日战争最为艰苦的时期，是在一个远离城市的李庄完成的，真是不可思议。试想如若没有李庄安放的书桌，没有罗筱蕖的爱情，还会有《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吗？

逯钦立先生在《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自述：“是编以冯惟讷古诗纪为基础，以杨守敬古诗存目为参考。广取群书，悉心校辑，补苴缺失，订正谬误。”

逯钦立呕心沥血完成《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的巨著，由于种种原因，一直到1963年才交给出版社，紧接着就是**。1973年这部长达135卷的《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被出版社以“应突出妇女地位”为由退回修改，接到退稿的第四天，逯钦立死于“心梗”，时年63岁。

逯钦立去世10年后，1983年，《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才由北京中华书局出版发行。

1984年中华书局在香港举办中国图书展时，《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很受欢迎，带去参展的书全部卖完了。是年，此书被评为国家一等学术奖。遗憾的是，逯钦立先生已因病去世11年，只能在九泉之下，拥书长眠。

当年傅斯年的预言：“一俟抗战结束，此书刊就，逯钦立必为国内文学界知名之士无疑也！”——足足晚了40年。

写中国建筑史书第一人——梁思成

在李庄，中国营造学社惨淡经营，历尽艰难，可梁思成竭尽全力将学社数年积累的学术成果汇集成书，于1942年，由他们夫妻开始酝酿撰写多年的《中国建筑史》。

在整理资料和写作时，梁思成身患有病，而林徽因病情更重，可她每天坚持在病榻前，靠在被子上工作，帮助丈夫整理资料，在她的床前**摆满了数以千计的照片、草图、数据和文字记录。他们在编写这部书时，运用了李庄古建筑的实例。这是对李庄民俗建筑，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创新。

由于当时没有电灯，每当夜幕降临，他们只能借着菜油灯摇曳的微光，弓着背一字字地书写。纸张缺乏，就用当地的土纸，写画在包药的纸上；没有出版社，他们便自己绘图编排、印刷装订。他与病魔作斗争，与苦难拼搏，以超人的毅力、惊人的精神。

1944年夏，《中国建筑史》终于完成，这部著作后来在美国出版，享誉世界。书中，林徽因没有署名，但全书融入了她的心血，所有文字都经她的加工润色，集科学家的严谨、史学家的清明、文学家的诗情于一体。而且，这是中国第一部《中国建筑史》。

1946年8月，梁思成带着妻子林徽因，把他们历经千辛万苦，呕心沥血写就的《中国建筑史》手稿，离开了巴蜀之南长江之畔的李庄，离开了那段艰苦却难忘的岁月，离开了一生痴迷眷恋的月亮田。他们撤回北京之后，以营造学社为主要的班底，创办了清华大学建筑系。可以无愧地说，李庄是“中国建筑科学的摇篮”。

《中国建筑史》，这部伟大的建筑学专著，为新中国的成立贡献了一份厚礼。

1984年美国出版的《中国建筑史图录》和1998年国内出版的《中国建筑史》，是梁思成研究中国建筑的扛鼎之作，也是中国现代建筑科学的开山之作。

以上两部书都是在李庄写就。书中的照片，有李庄板栗坳，测绘图有李庄的旋螺殿等等。

考古学专家——罗哲文

罗泽文1924年出生在川南宜宾县一个普通家庭。祖上是明末清初“湖广填四川”时，沿着长江溯江而上的客家人。客家人的这种冒险精神，遗传在罗哲文身上也屡有体现。我们就从他报考营造学社讲起。

1940年，当时营造学社刚搬到宜宾李庄不久，向社会招考年轻人做练习生。此时罗哲文正好高中毕业，那年他16岁。少年时的他并不了解营造学社是做什么的，是学什么的。但他在招生简章中，看到了除文化考试之外，还要考美术专业。而他又特别喜爱书画，就报名参加了中国营造学社的考试。

罗哲文的书法、绘画基础好，没想到在众多的考生中，他竟然有幸成为唯一一名被录取者。

从此，罗哲文踏进了营造学社的大门。这个学社，是当时我国唯一从事古建筑研究的学术团体，它以现代科学方法和现代科学技术，对我国博大精深的古代建筑进行整理和研究，并且对如何正确进行保护维修提出建议和方案设计，奠定了中国建筑史研究的基础。

罗哲文刚进入营造学社时，协助整理资料并测绘古建筑。那时的他还是个贪玩的孩子。一次，他闲来无事在地上画画，陶醉其中的模样，感染了恰好路过的梁思成。梁就叫他到工作室里，让其画一个民居建筑。

罗泽文立即就在纸上，很快就画出了一座川南民居图，用双手交到梁思成的手中。梁接过画图一看，发现了罗的才华与天赋。因此，梁当即对罗说：“你做我的学生吧，我要亲自传授你。”

从此，罗哲文成为梁思成的亲传弟子。

梁思成对罗哲文寄予厚望，从最基础知识教起。如像削铅笔、擦橡皮这样细小的环节，从线条的画法、图纸的艺术性上，梁都耐心地向罗传授经验，使罗从“入门”起，就接受到最规范的训练。

梁思成把罗哲文引入了广阔的建筑艺术殿堂，让罗领会着建筑艺术的美，开始着迷于古建筑研究。

师母林徽因，还经常利用业余时间，帮罗泽文补习英文。多年以后，罗惊奇地发现，自己利用英文查阅资料，居然得心应手，而这得益于师母为他打下的英文功底。

在营造学社，罗哲文有位关系很好的同事，也是他的终生好友——王世襄。罗的第一篇田野调研报告《四川南溪李庄宋墓》，就是由王世襄撰写文字，罗制作图表，合作完成的。

1944年夏天，“盟军”大反攻，准备对日本实行大轰炸。梁思成被中国战地文物保护委员会接到重庆。这个委员会的工作，是负责编制一套沦陷区重要的文物建筑，包括寺庙、宝塔、博物馆的目录，并在军用地图上标明它所在的位置，以防在战略反攻中遭受毁坏。罗哲文和洪蔚德，随梁思成一起去了重庆。

在重庆，他们被安排住进上清寺中央研究院的一幢楼房里，每人一个房间。房间窗户小，光线不好，白天也要开灯工作。

梁思成在50000:1的军用地图，用铅笔在这张地图上标出盟军轰炸敌占区时，需要保护的日本古建筑，并特别在日本京都和奈良古建的位置，画出圆圈，标明需要保护。

罗哲文用鸭嘴笔、三角板、黑色绘图墨水，把梁思成用铅笔所画的圆圈位置，再描清楚。用“○”和“□”两种“免炸”符号，但是“免炸”的大小范围是不一样的。

地图画好后，梁思成就及时交到那个“委员会”，并要求转告美军空军，在轰炸日本时，请不要轰炸画圈的古建筑。

因为奈良和京都，有唐代中国高僧鉴真大师主持建造的招提寺等古建筑，属于世界性文化遗产。“盟军”采纳了梁思成的意见，才使这两座城市完好地保存了下来。从而，保护了京都和奈良的20余座“国宝”级古建筑。

1985年，罗哲文先生访问日本奈良时，日本建筑学者接待了罗先生。他们问罗，罗先生，听说当年是梁思成先生，同你们在重庆“画了一圈”，才使东京和奈良的古建筑，免遭轰炸，得以保存下来。你们是“日本古都的恩人”。并问罗有何要求。

罗泽文对此淡淡一笑说，那只是中国人，为日本人做了一件好事而已。

2012年5月14日，我国著名古建筑学家、园林专家，保护长城第一人，罗哲文因病在北京与世长辞，享年88岁。

在中国文化抗战期间的李庄，“下江人”比当地人多出好几倍，但他们相互包容了，相互滋养了，相互和谐了。最后谱写了一首战乱期间高等教育、学术机构与李庄人民和平共处、同度时艰的交响曲。

抗日战争胜利后，在李庄的大师走出李庄。1948年春，本着公平、公开的原则，经过评议员几轮投票，选出了中研院首届院士，完成了以院士为主体的国家科学院体制建设。

1948年4月1日，中研院正式公布首届81位院士名单，其中有10位院士曾在李庄生活和工作，他们分别是：史学家傅斯年、陈寅恪，语言学家李方桂、赵元任，考古学家李济、董作宾、梁思永。另外，还有建筑学家梁思成，体质人类学家吴定良，生物学家童第周。

9月23日上午10时，国立中央研究院成立20周年纪念会暨第一次院士会议，在南京鸡鸣寺中研院礼堂举行。81位院士有51位出席。

会场布置简朴，未摆设鲜花，天气阴沉，亦未开灯。此次民国史上最重要的科学盛会，颇有些“美人迟暮”的况味。

身披黑色大氅的蒋介石，在阴雨蒙蒙中赶来主持典礼。政府要员何应钦，应邀嘉宾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金陵女大校长吴贻芳等相继莅临。

朱家骅宣布开幕……

在李庄毕业的680多名同济大学的学子中，后成为大陆“两院院士”的就有十几位。他们是朱洪元、陶亨咸、王守武、唐有祺、俞鸿儒、卢佩璋、吴孟超、王守觉等人。

李庄人是有福气的——中国哪一个小地方的村民可以骄傲地说：我家曾经是同济大学的图书室？又有哪个小地方的人可以这样说：当年某个科学家曾经在我家院子里摆过生日酒会，几十个教授学者围桌共庆？也不会有哪个小地方的人可以说：我们村举办过名振学界的考古医学展览？如果现在给同济大学的学生提一个问答题：同济大学三十五周年校庆是在哪里举办的？恐怕不会有多少人比李庄人清楚——那是在我们李庄举办的。

在抗战时期，不同的学术机构、不同的大学，辗转到不同的地方，到桂林，到贵阳，到长沙，到昆明，到成都，到重庆，但在那些地方，并没有产生像李庄这样具有魅力的故事。

而李庄的故事之所以魅力无限，是因为李庄在中国地图上实在渺小，甚至看不清位置。当时，同济大学、那些科研机构为何没有选择张庄王庄？却来到这座长江边上的偏僻小镇——李庄。

至于当初“下江人”来李庄后，能留下些什么？也许当年罗南陔、张官周、杨惠君、李清泉、罗伯希、王云伯等李庄绅士们，根本没有想到那么的具体，那么的现实。但他们深深知道，这是支援抗战，这是保护中华文明。而且，一定是利大于弊，对李庄未来的发展，将起着不可估量的推动作用。

正是靠罗南陔等李庄人的远见卓识和伟大魄力。因此，不得不说李庄成就了大师，大师也成就了李庄。李庄人的付出，最终已收获了回报。

——李庄的教育翻开了新的篇章。那几年，李庄的教育从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直到硕士，所有学业都可以在这不到1平方公里的小镇上完成。后来，仅李庄镇张家子弟赴美留学生就有5人：张仁康、张铭传、张约、张鹏翔、张松美。

——李庄结束了没有电的历史。同济大学迁至李庄不久，他们就自制发电机发电，后来又从宜宾架引电线到李庄，使李庄比县城南溪早10多年用上了电灯。这个小镇，从此，出现了现代文明的光华。

——李庄开启了科普教堂。那些年在李庄的学者们，为当地人带来了新的观念，新的气象，新的思想。更为他们传授了科学知识，开展了防病治病，恩惠了这方老百姓。

——李庄留下了文化抗战遗产。禹王庙、慧光寺是同济大学的校舍，民居成为同济大学的图书室，栗峰山庄是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办公地，月亮田是中国营造学社的居住地。

——李庄老百姓一生的骄傲。那个张家大院住过傅斯年等闻名中外的大学者；在我家院子里摆过董作宾50岁的生日酒席；李庄最早建成足球场，并在此召开了同济大学35周年校庆活动。

——李庄享受了精神成果。“下江人”在特殊的时境中，散发出中国文人的气概，凝聚着永志难忘的爱国情结，留下内涵丰富的“精神遗产”，就像春天的雨露，冬天的暖阳，一直滋养鼓舞着李庄人民。

同时，“人文荟，歌壮烈。绩弦诵，声未绝。念李庄父老，萍水扶协。”知识界勇于为学术献身，为民族文化之命运担当，另一端的普通民众，也对知识界表现出惯有的尊重与礼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