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李庄的中国学界领军人物、各类学术界大师很多。包括同济大学校长周均时，史语所长傅斯年，还有董作宾、陶孟和、李方桂、李济、梁思成、林徽因、梁思永、童第周等。

这一大批人在当时已是蜚声中外的一流学者，他们在艰苦生活的环境里，克服各种生活上的困难，像在抗日前线的将士们一样，顽强地战斗，开展学生工作。他们坚持学术研究，著书立说，成就了一批人才，写出了大量具有“各类学科”奠基意义的传世名著。

火箭专家——周均时

周均时是我国著名的火箭专家、数理学家、教育家。同济大学搬迁来李庄期间担任首任校长，他被誉为“中国军工导师”。

少年时的周均时，随经营棉纱生意的父亲到重庆，开始入学读书。每当老师讲到甲午战争、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戊戌变法、六君子英勇就义等重大历史事件时，他都激动不已，同时也为国家的前途命运担忧。从小就树立为推翻封建制度、振兴国家而奋斗的理想。

青春时期的周均时，为了学习西方强国的科学技术和民主思想，更好地报效国家和人民，他决定到外国留学，在成都以第一名的考试成绩，考取德国柏林工业大学。

在德国留学期间，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那里的生活学习条件异常艰苦，但周均时始终坚持学习，从未间断，还经常用课余时间，考察德国的军工科技与组织管理，以及德国的社会风尚。

周均时在德国柏林工业大学深造期间。朱德那时也在德国，经人介绍，周均时与朱德相识。周均时当时只知道朱德参加过蔡锷领导的讨袁护国战争，在泸州“棉花坡”战役中，战功卓著。

朱德的勤奋、刻苦、沉着、果断和过人的组织才能，给周均时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两人很快成了好朋友，曾有一段密切的交往。朱德那时就鼓励他好好学习，将来为国出力。

1924年，周均时由德国回到上海，国内错综复杂的政治局面使他感到困惑，以科技兴办实业的愿望落空了，便决定专心从事教育，以教育报国。他先到大学教高等物理与数学，他的知识系统全面，讲授深入浅出，循循善诱，很受学生欢迎。

“九一八”事变后，周均时返回重庆。当时，四川军阀刘湘聘用周为工业实验所所长，军事武器修理所技术指导。周运用所学兵器科技知识，指导制造出来的枪炮，特别是德式重型机枪的发射功效与耐用力，比汉阳厂造的还要优良。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场，发挥了不可估量的重大作用。

随后周均时转向教育，立誓为国家培养科技人才，贡献出了巨大力量。

1940年，经教育部长朱家骅的推荐，周均时到昆明接任同济大学校长职务。因为战乱期间，为了同济大学的生存与发展，周均时他们决定，将该校随同昆明的其他机构，搬迁到四川李庄。

李庄紧靠长江，背山面水，地势平坦，且敌机来袭的很少，这样优越的办学环境，是该校从上海搬迁以来所没有的。

周均时在李庄担任同济大学校长期间，每天都要处理繁忙的校务工作，调整机构，安排人事，招收新生，筹备教学，每天夜以继日地忙碌。他时常到重庆、成都等地开会公干。为协调解决当时师生的“吃住”困难，他倾注了心血，奔忙在宜宾与李庄之间，同各种人物打交道，协调各种关系。尤其周校长经常同李庄的罗南陔、张官周、杨惠君等政要名流，协调地方与学校的关系，费尽了心思。

正常开展教学工作后，周校长每天处理校务的繁杂工作，精力倾注在研究教学规划，检查教学情况，补充教学设备以及对学生的爱国主义教育上。

同时，周校长还担任学校高等数学的教课工作，不时为学生上课。他讲课思路清晰，表情生动，语言精辟，口讲手挥，引人入胜，学生对深奥的原理，很容易领悟。

周校长在上课时，为了测试学生掌控理论的灵活程度，引发同学的积极思维，也常对学生提问。例如，载人火箭飞到大气层后，若要使它掉头飞回，又将怎么办？他还传授、讲解一些弹道学、兵器制造和射击技术方面的知识。

那时火箭技术和太空飞行，只是少数人的理想。然而，周教授能给学生讲清它的原理和实现的可能性，使大家感到听他的课都是一件乐事。对他渊博的学识，敏锐的眼光，军工制造的本领，十分称道。因此，周均时在李庄时，被誉为“中国军工导师”。

1944年，因不堪受国民党内派系斗争的影响牵累，周均时愤而辞职，离开了同济大学，他支持重庆大学的进步学生在江北创办了蜀都中学，在经费上给予帮助，自己任学校董事长，使这所学校成为重庆当时中共地下党的一个据点、爱国民主运动的一座堡垒，培养大批青年学生走上了革命道路。

克隆之父——童第周

同济大学在李庄时，还聘请了当时国内的知名学者、各界泰斗。其中，就有著名的生物学家童第周等专职或兼职教授。

1941年至1943年期间，童第周受聘于同济大学医学院生物系当教授。他教导鼓励学生，努力攀登科学高峰。他对学生讲：“不要做一人之医，要做万人之医。”所谓一人之医，就是以他人的方法行医。所谓万人之医，就是有所创造，有所发明。

童第周在教书报国的同时，潜心带头研究生物科学，特别是在研究发明胚胎学科中，为全人类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事还得从头说起——

童第周在李庄时，同其他搬迁而来的人一样，他一家人靠着少得可怜的薪水生活。当时，他正在潜心研究胚胎学，就必须要进行实验。做实验就得有实验设备，可上哪儿去弄这些科研设备呢？

为此，童第周吃不香、睡不着，科学研究是他生命中最大的事情，不能搞科学研究，像每天重病缠身一样难受。

一天，童第周从李庄镇上回到住家时，满面春风，兴冲冲地告诉夫人叶毓芬。说：“我在李庄街上发现了一个宝贝。”

叶毓芬很长时间没见到过丈夫的笑脸，她感到很奇怪，什么好事值得丈夫这样高兴？她问道：“第周你发现了什么宝贝？”

“我见到了一架显微镜，还是双筒显微镜！”

“在哪儿？”叶毓芬也激动起来。要知道，显微镜是进行胚胎学实验最主要的仪器。有了它，才可以做实验了。

“在镇上的一个当铺里。”童第周边回答，边拉着夫人出门，他要让她和自己一起去看看“宝贝”的喜悦。

两人高高兴兴地来到了李庄镇的一个当铺里。果然，一架旧的双筒显微镜摆在那儿，似乎正在向他俩招手。

“请问，这架显微镜要多少钱？”

“六万块。”童第周、叶毓芬两人一听，大吃了一惊，这么贵？这个价钱相当于他们夫妇两年的薪水。

“你的一个旧显微镜，要价太高了？”

“先生，你看清楚，这还是新的，那天来当铺的外国人说，他是在德国花了十万元买的，因为这里生活太苦了，他才狠心当的。他说等有钱了，就赎回去。”

老板打量着他们，凭经验断定，他们是很想买的，已经来看了两次，当铺老板吃准童第周的心，所以要价高。

叶毓芬实在舍不得花这样高的价，去买这台显微镜。她就拉着丈夫走了，两人只好空手而归。

梦寐以求的东西，就出在童第周的眼前，可是又不能得到。晚上，他翻来覆去，睡不着觉。

第二天，童第周又拉着夫人来到这家当铺看货，显微镜还摆在那儿。可唯一不同的是，老板居然说又涨了价，要卖65000块，理由是物价飞涨，昨天和今天的钱就是不一样。其实，当铺老板是给他们打心理战，猜出他们一定要买的。

同样，他们又是空手而归。接连几天，他们一趟又一趟地往当铺跑，生怕心爱的显微镜被别人抢走。老板很不耐烦，后来干脆不理他们了。

为了搞科研，童第周心一狠，非买这台显微镜不可。可家里实在是没有那么多的钱，他们就四处向同事借钱，还变卖了不少物资。

“你真狠心，花那么高的价，去买一台显微镜？我们借了债，何时才能还得清呀！”叶毓芬担心地说。

“为了钻研胚胎事业，遗传基因，管不了那么多了，就是一辈子受穷，我也决定买了！”童第周回答。

他们凑齐了65000元，终于下狠心买回了那台显微镜。

有了显微镜，就可以做实验了。可是，新的困难又来了。用显微镜时，必须要有灯光照明或者要有很明亮的阳光照明。童第周住的屋子又小又暗，阳光不足，又常常停电，怎么办呢？

童第周想尽了办法，他和同事们把显微镜放在窗台上，阳光好的时候利用阳光照明，阳光不好又停电时，就用干电池作电源照明或用煤油灯照明。

显微镜的问题解决了，对于其他设备，他们就因陋就简。比如用茶杯、废弃的玻璃瓶、碗等来代替玻璃器皿。他们在外人看来没有什么用的瓶瓶罐罐中，做着科学实验，探索着生命的奥秘。

童第周是中国最早研究克隆技术的第一人。他用这只显微镜，在经典胚胎学基础理论研究上取得很大突破，揭示了胚胎发育的极性现象，还证明这种感应能力是由一种未知的化学物质引起的，这种化学物质通过细胞间的渗透作用，诱导了胚胎纤毛的运动方向，这一研究成果引起国际瞩目。

能取得世界领先的生物胚胎研究成果，是童第周用汗水、意志和心血凝成的结晶，是智慧和求实的结果，是探索真理道路上的一个里程碑。

这一成果，引起童第周的老朋友、时任英国驻华使馆科技参赞，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的关注。李约瑟专程到李庄拜访童第周。

李约瑟在南华宫的实验室参观，当他看见所有的设备只有那台显微镜时，惊讶地连连喊道：“奇迹！奇迹！”他还赠送书籍给童第周教授。如今，书籍和显微镜都存放于中国科学院青岛海洋研究所。

童第周最好的年华，都在动**不安的时代里度过，他一生致力于实验胚胎学、细胞生物学和发育生物学的研究，特别是他研究文昌鱼的成果，在生物进化中占有重要地位。

这项研究成果，具有开创性，至今仍是科学文献中的精品，使童第周成为中国实验胚胎学的创始人之一。他的研究成果，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开创了我国克隆技术之先河，成为中国当之无愧的“克隆之父”。

1945年8月，童第周和全国人民一起盼来了抗战胜利。1946年，童回到青岛山东大学，参加复校工作，并任生物系教授、系主任。

1948年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

国学大师——傅斯年

傅斯年生于山东聊城，一个没落的名门望族。他的祖先傅以渐是清朝建立后的第一个状元。其后，傅氏家族科考得意者不计其数，官至封疆大吏的也不乏其人。因此，山东傅氏有“开代文章第一家”的称誉。

1919年，傅斯年在北京大学读书。5月，京城的迎春花已经遍地盛开。在这个充满生气勃勃的季节，北京爆发了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五四运动”。

青春风华的傅斯年，不仅参加了震惊中外、关乎中国未来命运的这场伟大运动，而且他还被推举为北京学生游行总指挥。

在这场轰轰烈烈的运动中，傅斯年带领学生们，直奔赵家楼胡同，控诉卖国贼曹汝霖出卖山东的真相。他带领游行学生冲进曹汝霖府邸，曹仓皇逃跑。愤怒的学生随之火烧了曹宅，把“五四运动”推向**。

傅斯年是“五四”那一代人，对新文化运动有着深刻的理解：“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在学术文化上，坚持用科学方法，对中国几千年来破碎的古学，进行一番有系统的研究，进一步促进了中国传统学术的现代转型。

傅斯年是“新学术派”的带头人、实践者。他从1928年到1937年上，缔造和领导的“史语学派”，实现了“争东方学的正统在中国”的豪言壮志，对中国近代学术事业做出巨大贡献。

为近代中国学术事业发展，傅斯年尊重人才，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他领导的史语所，是中央研究院内规模最大的一个研究机构，汇集了像陈寅恪、董作宾、赵元任、李方桂、李济、梁思永、屈万里、何兹全、周法高等一批文史尖端学者。

傅斯年是出名的“傅大炮”。他是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他积极阐述抗日救国的政见，还提笔撰文，被称为军事领域的文化人。

傅先生充分展示了他的“大炮”性格，不惧权威，大义凛然地两次上书，弹劾民国行政院长孔祥熙。

民国政府上层当时虽不予理睬，但后来傅斯年抓住了孔祥熙贪污的劣迹，在民国参政大会上炮轰孔祥熙。

蒋介石为保护孔祥熙，亲自出面宴请傅斯年，想为孔祥熙说情。蒋傅二人就在这次聚会时，傅单枪匹马，同蒋“对饮”，出现了这样一段著名的对话：

蒋问：“你信任我吗？”

“我绝对信任。”傅斯年答。

“你既然信任我，那么就应该信任我所任用的人。”

傅斯年就说：“委员长我是信任的，至于说因为信任你，也就该信任你所任用的人，那么，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能这样说。”

之后，傅斯年弹劾孔祥熙成功，国民政府只得让孔院长下台。

抗战时期，中研院史语所、中央博物院、中国营造学社、同济大学等多家文化学术机构，辗转迁移至宜宾李庄。傅斯年携家人来到李庄后，与史语所的同仁们一起度过了一段艰苦而难忘的岁月。

史语所，是一座抗战时期中国最好的文科图书馆，也是一座人才荟萃的“宝库”。傅斯年规定了进史语所学习工作的条件，“门槛”搭建很高，每个人都是经过严格考核、精心挑选的。

进入史语所的人，都是聪明智慧、学业有成、卓尔不群、才德兼备、性情淳朴的学者书生。他聘请了董作宾、陈寅恪、李济、李方桂等著名学者，领导或参加各组的研究工作。

傅斯年以“拔尖主义”的选才标准，从全国各大学文史系毕业的年轻精英中选拔人才，进入史语所学习深造，注重对年轻研究员的培养。

傅所长特别赏识有学之士，进行人才储备，激励他们专心学问，开展研究工作，支持他们著书立说，为中国史学界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傅斯年在李庄期间，苦心经营史语所，科学领导处理各种事务，精心策划组织开展工作。对治学方法、人才培养、研究方向、课题选择，甚至参考书目都考虑得十分精细周密。

禀性耿直的傅斯年，仗义行侠，爱惜人才。在李庄板栗坳经费、物质极度欠缺的情况下，他本是一个“爱书如命”的人，为帮助贫困学者度过生活的难关，竟然不惜卖书来接济朋友。

而对那些孜孜不倦、用心钻研学问的人，还自己掏腰包，不惜花重金，为他们购买书籍。研究庄子的王叔岷，他需要一部《宋版庄子》，史语所里没有这部书。傅斯年知道后，他先是托人在别处借，可四处打听都没有这部书。

傅斯年就决定买《宋版庄子》，但买这本书是用黄金计算，很贵的，不能用国民党的纸币来买。傅所长狠心花了几两黄金，买回一部《宋版庄子》，交给王叔岷一个人研究使用。傅对王说，这部书就你一个人使用，你自己保管好，请你放在保险柜里，保险的钥匙给你，别丢失了。

这件事令王叔岷非常感动，他后来用研究的成果，来报答了傅所长的帮助。

在史语所里，还有许多得到傅斯年帮助过的人。如董作宾等人在板栗坳时，曾受到过傅所长雪中送炭的温情照顾。

梁思成、林徽因夫妇来李庄后，一家人面临着巨大的生活难题，加之林徽因又长期卧病在床，他们一家人生活到了窘迫的境地。

傅斯年到月亮田的营造学社，看到梁家的困难情景时，感慨万分。随后，他不得不放下大学者的“傲骨”气节，向当时担任教育部长的朱家骅写信，祈其向蒋介石转达求援之意。信中饱含的惜才怜士、行侠仗义之情，让国民党最高统帅也为之感动。后来，国民政府“收编”了营造学社，也像在李庄的其他科研院所一样，享受到了政府的薪金和物资供给。

办成了这件好事，傅斯年一直没有透露消息。多年以后，梁思成他们，才从别人那里获悉这件事，令他们对傅院长无限感激。

甲骨四堂——董作宾

1940年秋天，董作宾带着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第一批来到了李庄板栗坳。他们来到这里时，由于傅斯年所长身?在重庆，就是后来傅所长到了李庄，也是经常外出公干。因此，所里没有“当家人”。

董作宾一家住在栗峰书院。当时没有行政职务，但他是史语所的老人，德高望重，而且，对工作、对人事又很热心。因此，1940年10月，由傅斯年向中央研究院代理院长朱家骅建议，授命董作宾代理史语所所长，全权处理所里的全部事务。

董作宾祖籍河南温县董杨门，出生于河南南阳。甲骨学家、古史学家，与王国维、罗振玉、郭沫若并称“甲骨四堂”。

1928年，董作宾进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工作。在史语所工作期间，他曾8次主持或参加殷墟的发掘，随后从事甲骨文字的研究。由他主编的《殷墟文字甲编》和《殷墟文字乙编》二书，共选录抗日战争以前15次殷墟发掘出土的有字甲骨13047片。

1931年，董作宾在《大龟四版考释》一文中，首先提出由“贞人”可以推断甲骨文的时代。1933年又发表《甲骨文断代研究例》，全面论证了甲骨断代学说，确定了甲骨文的10项断代标准，并将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划分为5个时期，使甲骨文的研究走上了一个新的阶段。他还根据甲骨资料，探讨殷代年历之学，著有《殷历谱》。

这位在中国史学界、甲骨文研究方面，取得巨大成就的董教授，由于史语史在板栗坳生活清苦，繁杂事务多，又要处理好各种关系和矛盾。因此，他经常不得不放下书本和研究的课题，陷入油盐柴米的纠葛之中……

“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初来乍到，百废待兴，最缺的是一个“钱”字。最没钱的时候往往最要用钱。史语所董代所长，经常急得抓耳挠腮，不时向在重庆的傅斯写信汇报：“这里物价上涨可惧，所里的人生活相当艰难……”。

当时，按国民政府的规定，战时知识分子所拿到的薪金，只有战前的十分之一，加上物价飞涨等因素，他们的生活水平大打折扣，甚至用于买粮食都不够的。

傅斯年后来到了李庄，但他外出公干事务多，开会多。在他外出期间，史语所的大凡小事，仍然托付给董作宾代为处理。

董作宾坐镇栗峰书院，主持史语所的科研和日常事务工作。经常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各种事务也要向傅斯年汇报请示：如组织科研会议，开展学术讨论，争取工作生活经费，为驻军“造房”事宜，处理各种纠纷矛盾等等。最多十来天就是一封信，有时候间隔一天就是一封。

穷家难当。每一天、每一件事，董作宾都要劳心费神，付出心血。日久见人心，他在艰难困苦中的长者风范、孺子精神，深得所里的人心，受人尊敬。

在李庄期间，董作宾除了悉心管理史语所大小事务，几乎把其余时间和精力全都投入到了《殷墟文字乙编》与《殷历谱》的编制之中。

语言大家——李方桂

语言学，是中国率先争到世界性的发言权的人文学科。其中，争得这个荣耀之一人就是李方桂。

李方桂是现代著名的语言学家。1924年赴美留学，原来准备学医，后来却对语言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就改攻语言学。他先后在密歇根大学和芝加哥大学学习，1928年获得芝大语言学博士，后在哈佛大学做了一年研究，1929年回国，当时刚满26岁。

回归国门之时，李方桂被傅斯年请进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担任了学术地位最高的专任研究员，赶上了中国语言学潮风起扬帆的好光景。

当时李方桂还是单身，朋友就把皖系大将徐树铮之女——徐樱介绍给他。

李方桂相貌堂堂，一表人才，又是留学归来，具有广博的学问，而且，未来前程锦绣辉煌，自然打动了徐樱的芳心。三年之后，他们喜结伉俪，共同营造幸福婚姻大厦。

在史语所工作9年之后，李方桂于1937年又赴美国耶鲁大学执教。在这次去美国时，傅斯年只同意李方桂去任教两年。出国期满后，他就如期回国。

1939年，正值抗日战争期间。李方桂执意归国，而妻子徐樱却担心战乱未歇，烽火连天，儿女尚小，当时长女林德6岁半，独子培德年方3岁，意欲携儿女暂避驻意大利使馆的三哥徐道邻处，李先生就同意了太太的想法。

李先生到海港买船票时，徐樱也跟随而去。当李方桂对售票小姐说：“买一张去上海的船票，三张去意大利的船票。”

徐樱一听，心中就像海浪一样翻滚，一股心酸的滋味，冲口而出：“我们不买去意大利的船票，四张都要上海的。”

当即李方桂就紧紧地拥抱着徐樱：“谢谢太太的理解支持，我们一起回国，再苦再险的旅程，我都会保护你们的。”

“只要我们一家人在一起，我们就有力量战胜一切困难。”徐樱与丈夫抱成一团。

回国后，李方桂走进了南京北极阁史语所刚落成的办公楼。时任语言所所长的赵元任，就安排李方桂参加了《中国音韵学研究》的工作，为中国音韵学的科学化打下基础。

抗战爆发后，史语所迁到昆明。赵元任接到美国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的聘书，全家离开昆明去了美国。

李方桂是一心向学的职业学人，这位美国芝加哥大学语言学博士，对于语言之外的事物均不感兴趣。赵元任离任语言所所长后，傅斯年劝请李博士出山。李连连推辞，不肯接任所长之职。

对此，李方桂对傅斯年说：“我认为，第一流的人才应当搞研究；第二流做教师；第三流才去做所长。”傅斯年闻言，深施一礼，随口说道：“领教了，我只是个三流人才。”

傅氏一向狂傲，可是面对李方桂这位职业学者，他也从容尊重。当然，后来李方桂勉为其难，还是接任了语言所所长。

在板栗坳时，李方桂先生白天去所里讲课，他教书特别认真，对学生要求非常严格，经常给那些年轻人开列“必读书目”，叫他们到史语所的文史图书馆借读，然后，还要学生把读书心得体会、笔记拿给他审阅。

没上课时，李方桂就在屋里读书。他家有很多藏书，藏书中有些是德文版原著，是了解国外学术发展的重要资料。他读书破万卷，经常一读就是到深夜。那时点的是桐油灯，冒出呛人的黑烟，一早起床，他的鼻孔都是黑的。

徐樱对此不时抱怨丈夫，说他伏在灯下看书，烟都把他熏黑了。妻子说他，丈夫又不听，实在拿他没有办法。妻子知道，他天生就是一个做学问的人，也只能爱屋及乌。

李方桂与徐樱，在史语所里，人们称他们是一对“神仙伴侣”。李先生在家读书时，李太太没事总是拿着自己喜欢读的一本书，坐在一旁默默地“陪读”，不时地、深情地对先生看上一眼。

对此现象，徐樱就自嘲：“方桂再也尝不到‘红袖夜添香’的神韵，我也不敢‘黑孔褐爪夜嚇人’了，索性敝帚自珍由他去吧。”

在李庄期间，李方桂还率语言组有关人员，进行了多次田野调查。他们赴云南、广西、贵州等民族地区调查了壮、侗、傣、布依等民族语言，为研究语言学积累了大量素材，为撰写语言学著作打下了厚实的基础。

1946年，李方桂的语言学著作《美国土语的结构》出版，在书中，专写一章来讨论美洲的一种印第安语言。印第安语大多是行将消亡的语言，他对印第安语的研究，赢得了世界性的声誉。美国人至今很感激李教授，为美国保存了绝种的语言文化。

后来，李方桂应燕京大学校长梅贻宝敦聘，向史语所请假，全家搬到成都华西坝的燕京大学任教，仍兼着史语所二组代理主任。

考古学家——李济

李济，湖北钟祥人，清华毕业后留美，获哈佛大学人类学博士学位。中国考古学开山之人，曾主持安阳殷墟等重大考古发掘。从他开始，中国考古学开始摆脱历史学的附庸地位，成为一门自然科学的独立学科。因此，他成为第一位享有世界名望的中国考古学家。

1933年4月，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成立之初，由史语所所长傅斯年兼任第一任主任。1934年，李济接任筹备处主任，兼任史语所考古组主任一职。

李济带着一家老小六口，从南京到长沙，一路漂流，后随中央博物院筹备处迁驻李庄，办公在张家祠，而李家则住在羊街7号。

李济在李庄期间，以殷墟发掘为基础，通过专题和综合研究，建立了殷商文化在历史上的地位，并撰写出《殷墟器物甲编：陶器》《西阴村史前遗存》《古器物研究专刊》《李济考古学论文集》《中国民族的形成》《中国文明的开始》等等学术著作。

社会学家——陶孟和

在李庄的门官田的一间房子里，人们经常看见一个伏案写作的学者。他在写作时，爱叼着烟斗，随着烟雾的燃升，好像他的思维就从大脑里喷出，倾洒在稿纸上；当他写书累了时，往往又从一排一排的书架上，取出一本书籍，坐下来认真研读。

他就是中国社会学的奠基者——陶孟和。

陶孟和，原名履恭。祖籍浙江绍兴，1887年11月5日生于天津。父亲陶仲明是一位塾师，他幼时在近代教育家严修创办的家塾中就读。这所家塾半日读四书五经，半日读西学。

陶孟和学习成绩优异，后以官费生被派赴日本留学。 1910年，他赴英国伦敦大学经济政治学院，攻读社会学和经济学，1913年获经济学博士学位。同年归国后任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北京大学教授、系主任、文学院院长、教务长等职。

在北京大学任教期间，陶孟和起初执教《社会学》《社会问题》等课程，以后又增加了《教育社会学》《社会心理学》《社会学原理》等课程。这些都是新兴学科的课程，他也因此成为当时学术界的名流学者。

北京大学是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各种文化活动十分活跃，陶孟和积极参与其中。《新青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号角，正因为此，他与陈独秀、胡适等相识相知，成为共同战斗的重要成员。

陶孟和担任《新青年》编辑时，撰文倡导“社会调查”，宣称：“我向来抱着一种宏愿，要把中国社会的各方面，全面调查一番，一则可以知道吾国社会的好处，例如家庭生活种种事情，婚丧祭祀种种制度，凡是使人民生活良善之点，皆应保存；一则可以寻出吾国社会上，凡是使人民不得其所，或阻害人民发达之点，当讲求改良的方法。”

陶孟和极力提倡科学和民主，提倡改革和创新社会制度，提倡研究社会问题和调查社会实际情况，主张改革和发展大学教育，拥护平民教育运动改革，充分表现了他的科学态度和改革精神。

1934年，中央研究院与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经过商议后，决定将社会调查所并入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陶孟和任所长。合并以后，调查研究工作仍然按原计划进行。

办社科所之初，陶孟和不拘一格选才，录用了一些大学和大学研究院毕业的青年，如巫宝三、彭泽益、刘国光、严中平、梁方仲、汪敬虞等。

抗日战争期间，社科所也像其它搬迁到四川的单位一样，几经转移，几经漂泊，终至李庄。那些学子，在这里经过培养，已成为社科所的学术带头人。他们在门官田和石崖湾，完成了一大批有学术价值的科研课题。

此时研究所的研究人员不多，条件自然艰苦，但在陶孟和“五四”先锋的精神带领下，倡导社会学，积极从事社会调查，奋笔疾书，著作丰厚，成就显赫。

在社科所里，陶所长从不干涉同事和学生的研究科目。他评判一个人的研究成绩是看成果。他对研究人员说，有研究兴趣的人，会夜以继日地工作，没有兴趣的人，让他整天坐在办公室也没用。

陶孟和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各国各方面的损失估计以及会谈情形十分了解。所以，在李庄社科所安顿下来之后，他就提出早日进行战时经济研究和损失估计，以便为日后谈判赔偿问题提供资料。据此，社会学所进行了大量艰苦的专题研究。由此，可以看出他对抗日战争树立了必胜信心。

在李庄期间，陶孟和带领社科所，集中调查研究了工厂的迁移情况，专题研究战时物价变动情况，编纂了《抗战以来经济大事记》《抗战损失研究和估计》，出版了《对沦陷区的经济调查报告及经济概览》等成果。

陶孟和亲自指导研究员完成了《中国对日战事损失之估计》一书，这是第一部研究中国抗战损失的专著，首次使用了国际通用的科学方法，来计算抗战损失。该书1945年由中华书局出版。

后来，国民政府受军委会参事室委托，社科所专题研究了战时物价变动情况，抗战损失的初步估计，编成《中国责令日本赔偿损失之说帖》，交远东委员会，预备将来日本赔偿之用。

1945年12月，远东委员会同盟国，是在东京成立的负责战争善后及主管赔偿事宜的机构。进入“冷战”时期，美国占领日本列岛，意在扶植军国主义还魂，故竭力阻挠赔偿。至1949年止，国民政府仅索回极小部分被日本人劫去的中国财物。

20世纪70年代初，在“中日复交谈判”中，周恩来总理曾派人向陶孟和了解“抗战损失估计”。虽然后来我国放弃了赔款要求，但在这次谈判中，这份“损失估计”起到了重要作用。

不管怎样说，陶孟和领导的社科所，研究的抗战损失成果，尽管最终实施了“妥协放弃”。但他们开展的研究工作，无疑是一项很有预见性的、前瞻性的工作。

陶孟和是中国科学院图书馆的创始人。他曾直接领导中国科学院系统的图书馆工作，提出很多重要的思想和主张，对科学院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建筑学家——梁思成与林徽因

梁思成被誉为“中国建筑科学之父”。我们来到月亮田参观“梁林旧居”时，仿佛清晰地看到他们当年在这里工作、生活6年的艰难岁月，他们的坚韧身影、音容笑貌、抗争拼搏——历历在目。

梁思成一家住在李庄上坝村，这里像他们夫妻的生活一样，是一个浪漫而又富有诗意的地方——月亮田。他们租住张家园子里，竹墙外涂了一层薄薄的泥巴，墙缝里能透进皎洁的月光，屋顶的席棚历史悠久，经常有老鼠和蛇等小生灵“客人”光顾。

这里远离都市文明，生活条件十分艰苦。川南雨水多、阳光少，长年累月下来就变得潮湿肮脏，一股阴湿的尿臊气味，像云雾一样弥漫在小院上空。白天常常浮云蔽日，晚间，又经常飘着连绵细雨。

林徽因长期身患有病，一般都在家里不出门，白天就买一些粗米杂粮做饭，夜幕中就在“菜油灯”下，学着为孩子们缝制衣服、布鞋。

梁思成、林徽因在李庄时，不时有许多旧友来看望他们。特别是他们的老大哥金岳霖，对他们奉献了真诚的爱心。

金岳霖一直倾心林徽因。林也向丈夫梁思成坦言过她对金的感情，可梁与金并没有“因爱成仇”，金反而成了梁林名副其实的老大哥。

梁家在北京居住的时候，金岳霖与他们是邻居，经常在一起聚会。金以柏拉图式的爱恋，与胸襟开阔的梁思成共同尊重和呵护着“爱人”。也许除了林徽因，再也没有别的女人能打动金的心，金终身未娶，且与梁家毗邻而居，后又一起流亡……

梁思成、林徽因夫妇迁到李庄镇后，金岳霖留在西南联大任教。金就借休假的机会渡过千山万水，由云南一路跋涉来到李庄看望梁林夫妇。

当金岳霖第一次从云南来李庄看望梁林夫妇时，林徽因正患有严重的肺结核卧床不起，生活极度艰难困苦。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时间才过去几月，林就消瘦得十分厉害，苍白的面容毫无血色，只有那双灵秀的眼睛，还依稀可见她以前美丽的影子，这令金十分心疼。

为了让林徽因尽早恢复健康，金岳霖就到乡下买来了十几只小鸡，喂养在月亮田前一块空地上。看着小鸡一天一天长大，金就盼望鸡能生下蛋来为林补养身体。

他们三个人住在月亮田，以好朋友相处。梁思成在工作上遇到了难题，也常请教金大哥，甚至连梁和林吵嘴时，也常要金大哥来当说客。

作为梁家座上常客的金岳霖，对林徽因的人品才华赞羡至极，十分呵护；林徽因对金岳霖同样十分钦佩敬爱，他们之间的心灵沟通可谓非同一般。

梁思成他们在李庄6年的岁月里，金岳霖一有假期或空闲时间，都专程从外地赶来，为他们奉献心灵上的抚摸，陪伴、温暖着他们，上演了一段“民国文人”的传奇佳话，至今仍然有人为之津津乐道……

这是一个艳阳天，林徽因的身体稍微好一点，她就给先生端来一杯白开水，然后，开始收拾打理住的两间简陋房子。

月亮田的房子虽然陈旧，但林徽因总是打扫得干干净净，收拾得井井有条。而且，她天性浪漫，喜欢花草，在天气好时就步出家门，到野外的山地里采撷野花，带回来插在玻璃瓶里，放在丈夫的桌子上，也装点在窗台上，让他们爱情的小屋，在困境中也营造出温馨浪漫的情调。

在那段日子里，梁家唯一的特权就是有一盏煤油灯。他们夫妇就经常在煤油灯下谈论人生、工作和梦想，享受艰辛而温馨的生活。听听音乐、画画肖像，看看过期的报纸……

夜幕下，月亮慢慢升起，月光照耀在月亮田，恬静安逸。有乡亲来到月亮田，围坐在梁家门外的土坝里，一边欣赏着洁白的月亮；一边同梁思成夫妇摆摆龙门阵、拉拉家常。

有着崇高精神境界和执着追求的梁思成、林徽因，没有被暂时生活的困难而压垮，没有被窘迫的日子打倒，反而让这两位知识分子，用乐观与豁达的态度，面对苦难的生活，演绎夫妻相爱的浪漫故事。

当地的人们知道这对夫妇患难与共，拼命工作，被他们的精神感动了，就有不少好心人主动来看望帮助他们。

罗南陔还为他们送来物品，帮助他们解决生活所需。

林徽因是位大家闺秀，对乡亲们无比热情，渐渐地同当地的老乡走近了，老乡就喜欢与这位和蔼的太太摆摆龙门阵、拉拉家常，特别是那些年轻的姑娘和媳妇，有什么悄悄话总愿意对她讲，一些姑娘谈恋爱、出嫁办嫁妆时，也找上门来请林徽因出主意。

林徽因与当地人相处融洽，还得益于梁思成的帮助。一次他去外地偶然弄到一些西红柿种子，林便无偿送给当地的老乡种植。老乡们发现她心地善良，便也投桃报李地视为友好。当然，西红柿秧苗无意中担当了营造学社，与当地人之间友谊的使者。

那时，汇聚在李庄的中国学术精英，个个都是中国顶级的各类学术专家，人人都是某一领域的学者大师，他们中还有许多人，不再一一赘述。

在国家时艰的那些岁月里，李庄的大师们表现着对国家民族一种深沉的爱，坚守着对真理和科学的追求，人生信仰的坚定，才会历经挫折而决不轻言放弃，执着于他们从事的伟大事业，守候着崇高的精神家园。

他们传承绵延中华文化的血脉，演绎了中国文化人薪火相传的精神，奉献出一颗颗赤子之心，创造出一批批影响巨大的学术成就，这无疑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