泱泱大国历史五千年，巍巍华夏文化最灿烂。在世界上，中国文化是没有断层的，这是靠中国文化精英们，延续挖掘，薪火相传，推广发展。
在抗日战争苦难的岁月里，在国难当头的日子里，李庄人同来李庄的文化精英们，挺直了中国脊梁，使李庄成为当时中国后方的四大“文化中心”之一。
那时，学界精英聚首李庄，大师云集，星光璀璨。可在当时，物资匮乏，生活困顿，几乎到了饥无食物，病无医药的窘迫地步，所过日子，苦不堪言。
遇居李庄的大师们，在这样极为艰难困苦的环境里，咬紧牙关，挺直脊梁，潜心学术，愈挫愈勇，撰写出诸多皇皇巨著，学术论文，以及发现的举世罕闻之谜，均诞生于这个川南小镇，出自简陋的民居房屋里。
李庄虽然没有战火硝烟，之前他们的生活苦是苦，但还可以自耕自足，勉强能吃饱饭，过着平静的生活。而这时突然来了上万的“下江人”，这给本来就是节衣缩食的当地人，带来了生活更加困难的状况。
“下江人”陆续搬来李庄，最多时人数达到12000多人。这让李庄的粮油、副食品供应紧张，日用品暴涨，各种物价像芝麻开花——节节攀升。油盐柴米翻了四五倍，饼干糖肉涨价更猛，已涨到“下江人”来之前的八倍以上，有的日用必需品，如肥皂、牙膏、点灯的桐油、做衣的布匹，已经成了奢侈品。
过惯了苦日子的当地人，对生活的艰难或多或少还有些思想准备。然而，当地人张开双臂，热情地接纳了上万的“流亡”学术团体，不仅反映出他们古道热肠的博大心胸，也表现出了损家纾难，抗日救国的家国情怀，豪迈气概。
而那些刚来李庄的机构、学子们，有时真的吃了上顿又愁下顿，日子过得苦难而又有莫明其妙的后顾担忧。
抗日战争前，中央研究院等单位的职员，那时他们的薪水是很高的。战争爆发以后，国民政府就下发出通知，生活费暂按以下规定执行：薪金60元以下者照发，60元以上者暂支60元。
换句话说，像傅斯年、李方桂、梁思永、董作宾等著名教授，他们过去的待遇优厚。而他们来到李庄之后，拿到手的薪金，只相当于以前的十分之一，完全降到了基本生活水准以下。还要盘家养口，这点钱无异于要精打细算，才能勉强度日。
在动**贫困的岁月里，那些搬迁来李庄的机构，他们当时最主要的供给，就是每个月时断时续地发放口粮，不能解决温饱问题。往往他们一日三餐，只能吃一个烤红苕、或一碗稀饭、一盘青菜、一碟泡菜……
那时，栖身在李庄的大师们，假若能在伙食团，吃上一碗宜宾燃面，那简直就是一次最为奢侈的口福了。如果闻悉哪家杀只鸡，或在水码头买了一条鱼，大家就会不请自到，共同分享美食。
当时流传这样的说法：“十条黄狗九个雄，十个先生九个穷”。知识分子的地位，像普通民众一样，滑落到生存的绝境边缘。
以罗南陔、张官周、杨惠君、李清泉等为首的李庄绅士们，当时夸下了“同大迁川，李庄欢迎，一切需要，地方供给”的“海口”，如今就是遇到再大的困难，也要想尽千方百计，兑现承诺。
为此，罗南陔等人积极地向当地居民宣传动员，发动群众支援抗战，以实际行动来支持“下江人”的生活。与此同时，他们还四处奔走，做了大量的组织协调工作，以求得各级各方面的帮助，从外地购买了大批急需的食品，来供给“下江人”。
当时，驻李庄的机构，教育部每月的供给，是根据他们月初呈报的物价指数，按物价上涨倍数核发工资。后来物价又上涨了若干倍，教职员工领到工资后，已买不到生活所需的物质了。
继后，国民政府才采取除工资外，另发实物的办法。当时叫作券贴。他们按家庭人口计算，从六市斗到一市石（约50斤），职工一律六斗，学生二斗。其办法是每月供给，由学校按各人应得数量发给米贴票，持票人可以凭票领取米。米的来源由南溪县粮食储运处按月照拨，用船运回李庄供应。
一天，中央研究院的每一个职员，都接到一张由文书室送来的函，函里写道：“顷接总办事处函，关于教职员工的食米，拟依据需要发给实物，即请尽快填报寄处。”
他们都高高兴兴地按表格填写了内容。没有想到，后来得到的大米——全部都发霉变质了。
同济大学事务处主任朱兰江，他是时任国民党中央组织、教育部长、中央研究院代理院长朱家骅的堂弟。一次到南溪县运米时，朱兰江竟勾结储运处部分承办人员、本地奸商，共同舞弊，将在县城拨给的食米3000多市石，以高价盗买给重庆米商。然后，朱谎称米未拨到，使校内很长一段时间，无粮供给。
这样一来，米贴便成了空头支票。而有人却暗中勾结本地奸商，以低于市价三分之一或更低的价格，收购员工所持米贴票。教职员工因久久领不到实物，不得不忍痛贱卖米贴票后，再添钱以高价在市场购买粮食。
在小小一个镇的市场上，需要的食物销售量很大，因而，价格波动更大，物价飞涨，给广大教职员工造成了生活上的极大困难。
面对物价飞涨，物质匮乏的困境。罗南陔等当地政要绅士，他们出面，为“下江人”解决必要的生活所需，操碎了心思，想方设法，四处奔走，协调各方关系。
一天，张官周到南溪县城开会，了解到朱兰江，勾结本地奸商，盗卖已拨食米的贪占行为，非常愤慨。张区长返回李庄后，即向罗南陔汇报了这一情况。
罗南陔、张官周就立即去查问那位姓刘的粮商。刘在事实面前，只好承认了朱兰江和他商量，把拨来的米，转手倒卖给了宜宾、重庆的商人。
罗南陔当场痛骂了那个姓刘的奸商：“在这国难当头，你们竟然发起了国难财。你这种丑恶的行为，从小处说，破坏了我们同外来单位的关系；从大处说，这是破坏抗战，可以以汉奸罪论处。”
调查掌握清楚“倒卖米”的事实后，罗南陔就立即把这一情况，向同济大学作了报告。
当时，校方少数领导，对朱兰江的“倒卖米”，贪占师生粮食的行为虽然憎恨，但迫于朱的背景“很深”，就采取了“软处理”。
当同济大学的师生知道内情后，难于容忍，遂将事实公诸全校，顿时激起了广大教职员工和学生们的公愤，一定要揪出朱兰江这个贪污犯。他们还起草了一份揭露朱兰江犯罪的“状子”，联名举报，有24名教授签名支持，得到了全校教职员工的一致支援。
校方见事情闹大了，无法平息，迫不得已才安排人前去南溪县“储运处”取证。取证时得到储运处的支持，回函据实向学校出示凭证。
在事实俱在，证据确凿的情况下，同济大学撤销了朱兰江校事务主任职务。同时，追缴回一些赃物赃款……
不管怎样说，不管怎样艰辛，李庄人的承诺，还是向“下江人”兑现了。他们“勒紧裤腰带”，基本解决了上万填饱肚子的难题。
李庄远离都市文明，生活条件十分艰苦。尽管“下江人”已经在这里安居，住的条件实在是简陋，总算把所有的人都安排了住处。
在李庄小镇内，无论士绅大户之厅堂，还是商贾农家之陋舍，学者们伏案在一张平静的书桌上写作，或叼着烟斗，深耕细作；祠堂庙宇，江边畦畔，田边地头，柳荫树下，竟然都成了学子们读书的课堂，弦歌不辍，人才盛出，光辉璀璨之中华文化得以承传不衰，恩惠后人，以至于今。
傅斯年流寓李庄时，肩负着“衣冠南渡”的历史重任，在当时中国，他无疑成了知识分子的精神领袖。
史语所刚搬迁到李庄时，傅先生仍担任着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之职，因而常常是坐镇重庆，遥领指挥史语所。后来他来到李庄后，带领史语所的学者们，在没有烽火硝烟的后方，没有都市繁华喧嚣的板栗坳，鼓动大家专心研究学问，潜心著书立说，对中国文化的薪火传承。
在史语所极其艰苦卓绝的情况之下，傅斯年还领导史语所的学者，研究学问，著书立说，整理了明清大内档案，校订了大量史籍，提高了史学标准。
傅斯年是个直肠子，出名的“傅大炮”，但“傅大炮”在史语所处理事务，为那些学者太太服务，却是心细如发。如在一次处理李方桂的太太与向达的太太之间的争吵时，他看似“低三下四”，实为尊重李方桂、向达两位专家，让他们安心钻研学问，不为家庭琐事分心。
那天，向达家的老大燕生，打了李方桂才满五岁的儿子李培德，把培德的头上打了一个伤疤。
李太太看见儿子头上有伤，就问是咋搞的？小培德就说是燕生打的。这下把李太太气坏了，但她一辈子没和人吵过架，从来都是温良恭俭让，可又不好意思去找向先生说，又不能去训向燕生。
怎么办？文化人就用文化的办法。徐樱来到牌坊头栗峰小学，等孩子们下课后，她就给孩子们讲故事：小朋友，比如有一只小猫咪惹你不高兴，你打它一巴掌不为过，尚可称爱抚。倘若你再打它，哪怕只两三下，那就是不仁义了，甚至可以说为虐。所以小朋友们之间不可以打架。
此时，向达先生的太太正好路过此处，知道李太太是“指桑说槐”，就上前对徐樱讲：
“小孩子顽皮打架，他们不懂事，可我们大人应该懂事理，何必在这里宣扬呢？”
“我并非宣扬什么，是给孩子们讲道理，叫他们今后不要再打架，和平相处，难道有错吗？”
“我就看不惯你这文人的酸气。”向太太露出很生气的样子，双手居然叉在腰间。
正当两个夫人争执到面红耳赤且无休止迹象时，傅所长立即出来调和，连连向两位太太作揖说：“请你们两位夫人消消气，都不要吵了，都是我不好，我这个大家长没有当好，没有把孩子们管好。请你们息怒，讲讲斯文。”胖汉傅斯年，憨态可掬的样子，立即把两位太太逗笑了，俩人便握手言和。
事后，有人为此事作了一副幽默对联：“两太太大闹牌坊头；一胖胖作揖柴门口。”
徐樱知道后说：“对联对得很幽默，不过我给加一个横批——都怨我”。大家都知道“都怨我”三个字，虽出自徐樱自谦之口。但其中刻画傅所长酸楚之相却也入木三分。
史语所刚迁到李庄板栗坳时，傅斯年就全权委托德高望重的董作宾先生，全权处理所里的日常事务工作。
那时史所里的日常事务工作，真是“千头万绪、繁杂如毛”，大凡小事，董代所长都付出了心血，几乎每隔一两天，就要给傅所长写一封信，请示如何处理所里的事务。
董作宾在悉心管理史语所的大小事务。比如，替朋友和同事买东西买药、请大夫看病、带头锄板栗坳路旁的野草、给所里的厕所洒石灰消毒，还去食堂打扫卫生、拍苍蝇。偶尔清闲了，便找同事下几盘棋……
董作宾整天十分忙碌，忙得不可开交，忙得满头大汗，忙着和同事讨论研究课题，忙着审核论文，忙着编印集刊。同时，自己还在简陋的居室里，埋头研究考古学问，整理资料，著书立说。
董作宾在李庄史语所6年时间里，做了大量的“幕后”工作，赢得所里的一致认同赞许。
李方桂先生带着一家四口人，经过辗转来到李庄的板栗坳，在史语所语言组任主任，带研究生。
在李庄安顿好后，李先生就开始工作。在这里没有日寇的侵袭，没有硝烟战火，没有繁杂的喧嚣。这里成了中国当时一个教书育人，做学问最好最安静的地方。在这安静的课堂、平静的书桌上，他把自己的学识，像川南的雨水一样，哗啦啦地向学生倾洒……
李先生教语言学，对学生讲，学语言不能只在书本上学，更重要的是学以致用，结合社会实践学习，特别是要用科学的技术方法。
板栗坳当时没有语音室和听音设备，李方桂仍然坚持每月召集年轻的研究人员练习记音。他告诫学生：“记音的技巧和准确性，是语言研究的基础。”
李先生对学生记音能力要求，近于“苛刻”，每周他都要把研究生集中到一起练习，用标准国际音标记音。
那时，李方桂专门请了一位少数民族的文化人发音，大家像学生一样四下围坐，集体记音，然后听辨审评，问难质疑。然后，李方桂对各种方言进行分析，研究整理，精心指导学生，撰写调研报告。一批年轻的语言学研究生，在李先生在的指导下，逐渐成熟起来了，后来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在李庄的几年里时，李方桂在带好学生的同时，还带领学生和助手马学良、雷海宗、张琨等人，到中国东部、西南等地区，调查少数民族语言。
他们冒着生命危险，万里远行，到云南、跑贵州，进行了汉语方言、傣语、壮语、藏语及泰国泰语的考察调研，采集了许多边疆少数民族语言。
他们到那些热带雨林中的土著，那些寒冷高山里的牧羊人中，搜集那些听不懂的少数民族的“方言土话”。而就是这些“方言土话”，才是研究语言演变的活化石，解读人类早期活动的密码。
李方桂的夫人徐樱，向来主张妇随夫行。可当年史语所有所规定，禁止携眷外出调查。因而，她就只能留守李庄，心却跟着远出的丈夫，担忧丈夫的胃口不好，稍不注意就生病，真不知他在穷乡僻壤的地方，是这样工作生活的。
尽管每次外出，工作条件都十分艰苦，尤其居无定所，住的地方十分简陋，这样的工作和生活条件，比起以前他在国外优裕的生活，完全是天壤之别。但他却教书开心，调查有力，心情舒畅，收获很大。
可每当李方桂外出考察回到李庄时，就给妻子徐樱带回跳蚤、臭虫、虱子这些“礼物”。而妻子徐樱就只好在丈夫的衣物上，先用小刀把他的“礼物”刮掉，再放在锅里煮，把那些“礼物”全部煮死，消灭干净。
一次冬天，李方桂外出考察调查回来后，因把身上唯一的棉衣洗了还未干，他就只能躺在**看书。正好此时傅所长来看望李方桂。他就只能在**同傅所长摆谈。
李方桂说，语言与历史文化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通过词语和语源的变迁，可以看到文化遗存和流变；从造词心理可以看到民族文化，从借词看到文化接触，从地名看到民族迁徙的踪迹，从姓氏别号看到民族来源和宗教信仰，从亲属称谓看到婚姻制。
李方桂夫人徐樱，家学渊源，善唱昆曲。每当丈夫在板栗坳，夫妻闲情逸致时，她就轻舒歌喉，李先生就吹笛和曲。那美妙的曲音笛声，响欢了板栗坳的夜幕……
中国考古学掌门人李济，在艰难的环境里，坚持人类学的研究。尽力从家累中抽身，力排琐碎的行政事务，俯身书案，潜心对前期发掘的实物进行研究整理。
1942年初春，李济的大女儿，李凤徵在李庄读书中学即将毕业时，不幸染上了伤寒，一病不起。爱女临走的那天下午，握着父亲李济的手，有气无力地说，“爸爸，我要坚强地活下来，我要考同济大学，永远不离开您……”李凤徵的话还没有讲完，就闭上了眼睛，追随着在昆明早逝的妹妹李鹤徵而去。
李济的小女儿已在昆明去世了，大女儿又大李庄去世。那段时日，他整天生活在失去两个爱女的痛苦之中。傅斯年见他情绪低落，曾与他作过一次推心置腹的长谈，劝他外出考古，移情西北，投心在工作中，也减少精神上的痛苦。
傅斯年真诚的劝导安慰，说动了李济的心。之后，他打起精神，参加对岷江流域彭山一带的田野发掘，并取得重大的收获。随即，李济又酝酿筹备，组织科研考察组，对牧马山墓葬进行了大规模发掘，考察研究。
李济带领考古组的同事们，对安阳进行了10多次殷墟发掘，还对山东城子崖发掘，发现了大量国宝，使公元前1400年以来的殷代传闻变成信史。史语所因此获得法兰西学院的“儒莲奖”。
住在月亮田的梁思成、林徽因，他们的日子更为艰难。因为，那时的营造学社还是一家民间科研机构，那时还没有被国民政府“列编”。因而，就没有享受政府的供给。加之，林徽因一直重病在身，卧床不起。可以想象，他们一家人当时的生活是何等的艰苦？
要生存，必须首先要解决生活的基本问题。那就是要去挑水。梁家的吃水用水，要到两里地之外的水井去挑。
一个大家公子、留洋学者梁思成，从来没有挑过水，只能像做学问那样，学着去挑水吃用。他挑着两只空水桶上路，还算轻巧。但当他挑着装有水的水桶时，走在环绕水田的狭窄石板路上，一不小心就扁担挑缸钵——两头滑脱了。当然，挑的次数多了，这也不是“高科技”，他还是慢慢学会了挑水。
要解决基本的生活所需，梁思成也不得不放下手中的笔，干着各种家务杂活。如修炉灶、搬运柴煤，学做蒸馒头、做饭，还从当地老乡那儿学会了腌菜和用橘皮做果酱。
梁思成爱吃甜食，但这里除了土制红糖之外，没有别的甜品了，林徽因就学着用当地的甘蔗做成红糖，当成果酱抹在馒头上，递给心爱的丈夫说：请用“甘蔗酱”。
在这样拮据、艰难中度日，尤其像林徽因这样一代才女佳人，一个大学者的太太，竟然干起了女佣干的活儿，生活落到了如此窘迫的困难境地。
在当时极其简陋和困难的条件下，梁家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实在没钱用了，梁思成只得乘船到宜宾，去当铺把自己的衣服当了，还将陪伴自己多年的派克金笔，长期戴在手腕上的心爱手表，换成两条草鱼拿回家，微笑而诙谐地对妻子说：“把这派克笔清炖了吧，这块金表拿来红烧。”
生存艰难尚且还能克服，可他们一家人都有病在身，这就只能用坚强的精神支柱，来对抗病魔的侵袭了。
林徽因患了严重肺病，不停地咳喘，长年卧床不起；梁思成年轻时因车祸受伤，后遗症不时发作，患了脊椎软组织硬化症，行动极为不便，经常痛得不能坐立，身体极度的虚弱，体重只有40多公斤。
当时李庄虽然有同济大学医学院，医生有，但没有好的西药，他们又不看中医。家里唯一的一支温度计已被用坏了，大半年时间里，梁思成就只能用手背当作温度计，为妻子不时量着体温。还有妻子每天要打静脉注射，他就学会了为她注射。
几个月的时间里，林徽因的病越来越严重了，很多时候只能躺在**，经常大口大口地咯血，生命几乎濒于绝境。以前她那美丽的容颜，转眼间像变成了一个憔悴苍老的女人。痛在心里，像是塞满了冰块一样。
梁思成、林徽因的美国好友费正清，一天来到月亮田，耳闻目睹梁家生活如此困境，他不敢相信中国知识分子过着这样的“现实生活”，还照样著书立说。
见到梁家生活如此困境，费正清就多次劝他们去美国治疗、工作，而都被他们谢绝了。还有，当时美国有好几处学校和科研机构，也来函邀请梁思成一家去美国工作和治病，但都被他们坚定地回绝：“我们的祖国正在灾难中，国难当头，绝不离开祖国，假如我们必须死，也要死在刺刀或炸弹下，也要死在祖国的土地上。”
这对夫妻，面对困难绝境，心是如此的坚定，态度是如此的超脱。生活的苦难不怕，病磨缠身也可战胜，体现出了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骨气！
费正清在李庄，目睹了中国知识界的日常生活后，将百般感触写进了《费正清对华回忆录》——
傍晚时分，他们便点起了油灯、蜡烛，开始研究学习，一直到晚上10点左右。梁家没有电话，仅有一架留声机、几张贝多芬、莫扎特的音乐唱片；有热水瓶而无咖啡；有许多件毛衣但多半不合身；有床单但缺少洗涤用的肥皂；有钢笔、铅笔但没有供书写的纸张；有报纸但都是过时的。他们在这里生活，其日常生活就像在墙壁上挖一个洞，拿到什么用什么……
中央研究所住在板栗坳，这里集聚了不少大师们的太太，领衔的当属傅斯年的太太俞大彩，董作宾的太太熊海平，李方桂太太徐樱，还有凌纯声、劳干、丁声树、岑仲勉、向达等诸位的夫人，都不是等闲之辈。
史语所所长傅斯年的夫人俞大彩，在板栗坳时，与李方桂的太太徐樱，俩人关系相处交好，行同姐妹。
俞大彩是曾国藩外曾孙女，俞家七小姐。1904年生，毕业于上海沪江大学外语系。俞大维在德国留学时，同傅斯年是同学。后来俞大哥就当了七妹的“月下老人”，把妹妹介绍给自己的好友傅斯年。
1934年8月，傅斯年同俞大彩结婚，俞是傅先生的续弦，比傅先生小10来岁。自从俩人结婚后，他们一直恩爱如初。
在李庄史语所时，因为傅所长经常有事外出公干，俞大彩就在板栗坳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整天在家培养教育孩子。她经常坐在窗下，教爱子傅仁轨读书识字、练习画画。
傅仁轨生于1936年，按傅家字辈排行本应是“乐”辈。但那时日本人已经入侵了傅斯年的老家山东。傅先生因为崇拜唐朝名将刘仁轨。因而，特地为刚出生的儿子取名傅仁轨，寄希望儿子长大成人后，也像刘大将军那样，成为一个杀敌立功的民族英雄。
李方桂的太太徐樱，因为有时要离开板栗坳，外出去办事，只能把大女儿李林德、小儿子李培德，托付给其他夫人，帮忙照看。
当徐樱经常看见俞大彩教傅仁轨读书画画时，徐就对俞说：“傅太太，你教孩子教得好，我想把林德、培德送来你家，让他们一起学习，做伴玩耍行不？”
傅太太十分愿意收弟子。她立即向徐樱表态：“教一个也是教，教两个更好教，李太太你就不要客气，把女儿、儿子送到吧，让孩子们结伴学习，一起玩耍，更有利于他们健康成长。”
李方桂的儿女，就跟着傅伯母开始读“私塾”。林培德平时不爱动，据说他长到两岁时还不会走路，很少出门去玩。而傅仁轨、林培德又经常同板栗坳的其他小孩，一起玩耍，每次回家时，往往又跟着来了几个小孩子。
当傅斯年看到家里，不时有几个孩子，跟着儿子一起读书绘画时。傅所长就想：全所家眷不少，孩子也多，如各家只顾教各自的儿女读书写字，这样太浪费时间和人力了，应该把所里的孩子集中起来，安排他们到学校统一上学。
于是，傅斯年就来到李庄镇上，找到罗南陔请求：“罗书记，我们所里有好多孩子，都到了上小学的年龄，可我们没有办学校，请求到你们的栗峰小学读书，可否？”
“傅所长，你们的子弟，若能看得起栗峰小学，不怕误人子弟的话，我可以帮助协调解决。”
“你们能为我们的子弟读书，解决后顾之忧，让我们感激不尽。”傅所长双手抱拳，向罗南陔致谢。
之前，史语所的家长，没有送孩子们去栗峰小学读书，其实是有顾虑的。当初，史语所的那些学者太太，有点瞧不起那些脏兮兮、傻里土气的当地孩子。而今他们与当地人相处和谐，也看到了那些孩子很可爱，打消了顾虑，才乐意送孩子们到栗峰小学读书。
几天后，在板栗坳的适龄孩子们背起书包，到栗峰小学读书了。这些学生中有傅斯年的儿子傅仁轨，董作宾的儿子董敏，李方桂的儿女李林德、李培德，梁思永的女儿梁柏有，劳干家的孩子劳延炯、劳延煊，向达家的燕生、禹生……
在栗峰小学读书的“两帮孩子”互相影响，相互学习，共同进步。本地的孩子们学会了懂礼貌，见了先生要行礼；“下江人”的孩子也同当地儿童玩成一片，每天泥头土脸地回家，大人也见怪不怪了。
史语所的孩子们在栗峰小学，读了一段时间的书后，觉得小学上的课，学的知识不多，跟不上他们的需要。特别是那些大点的孩子，感到“栗小”教的知识，他们早就懂了，觉得继续在那里上学，花费时间，意义不大。
那些大师们的太太，也觉得“栗小”的教学方式落后，师资力量差。听到人们的议论后，傅斯年就准备在史语所办一所“史语所子弟小学”，得到大家的一致拥护。
子弟校很快就办起来了，教室设在史语所前庭的中间大厅。傅所长聘请了“栗小”的罗筱蕖老师，担任子弟校的教务长，劳干先生出任子弟校总务主任，还聘请了的老师张素萱等担任教学。
另外，在板栗坳的太太们，也纷纷披挂上阵。傅太太、李太太自不必说，还有董作宾的夫人熊海平，甚至董作宾、劳干、芮逸夫、逯钦立等重量级人物也参加上课。
史语所子弟小学红红火火地办起来了。他们还欢迎本地的学生来校就读，为教育培养李庄人民的孩子，做出了积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