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南的冬日，常常飘飞着绵绵的冬雨，冷风吹拂，生活在李庄镇的居民，日子不好过。特别令罗南陔着急的事，小镇陆陆续续搬迁来了上万的“下江人”，让贫困的生活更加负重困难了。

刚来到李庄的“下江人”，日常生活、工作、学习很不方便，生活清苦。而李庄的老百姓更苦。在“下江人”到李庄的第二年，这里遭受了严重的自然灾害，粮食大量减产，几乎没有多少收成。

有的灾民为了填饱肚皮，竟然去挖“野菜根”，掺杂在食物里，以此充饥。即使当地人过着这样艰难的苦日子，但李庄区政要和绅士们，还是显示出绅士的风度，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想尽千方百计，竭力供给“下江人”的食物，尽量保证他们不挨饿。

为了安顿好那些“下江人”，罗南陔、张官周等人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但还是面临着许多难题，没有得到解决。于是，他们积极筹措，协调解决生活所需的各种物资。

罗南陔经常叫大儿子罗伯威，把他掌管经营的“期来农场”，种植的粮食、喂养的鸡鸭，成天向“下江人”家里送。为此，罗家长子不时感叹：“父亲太大方了，照这样继续下去，总有一天，要把罗家送空了，吃空了。”

据说，罗南陔在1940年以前，家有千亩田地。因“下江人”来到李庄后，他就不时变卖田地，用于资助“下江人”或镇上的公益事业。到了1946年，罗家的田地，已不足百亩。

在抗日战争期间，地处偏远的古镇李庄，尽管物质生活相当的匮乏，但文化精神生活，称得上奔向了“小康”，当地人被文化食粮喂得十分饱满。

小小的李庄镇，竟然与世界文明息息相通。如来自全国各地、海外国外的邮件，只要写上“中国李庄”，便能准确寄达；而国内或国外的一些科研机构，也照样能收到“中国李庄”，寄给他们的学术刊物和书籍。

来到李庄安顿好后，同济大学和各研究机构，开始了一边教学，一边搞学术研究。他们分散地住在李庄的各个寺庙祠堂、各条小街小巷，或附近不远的山庄、农家小院。

在这个平静的川南小镇上，他们教书读书，上班学习，各研究各的学问，各做各的事业。

每当早晨，在李庄镇上就会出现一道原始与文明共存的风景线——

一个个老师穿着长衫，早早地从住地出门了，手里抱着书，夹着讲义，迈着脚步，甩开双手。如遇到天上下雨，他们就打着“油布雨伞”，匆匆地走在山间路上，走在田埂上，走向镇上的庙宇，站在简陋的课堂上，兢兢业业、认认真真地为学生上课。

在李庄受聘同济大学的著名教授有许多。如董弟周、宁誉、梁之彦、张静吾、张象贤、张景贤、吴之翰、叶雪安、谢苍璃、郑太朴等一批教授，不辞辛劳，艰难教学。

在同济大学的教授中，还有一些外籍教授。如波兰的魏特，德国的史图博、史梯瓦特、韦特、鲍克兰，美国的陈一荻等外籍教授。他们跟随同济大学迁徙李庄，在苦难时光里甘愿为中国学子，尽心竭力，献上外教的一片诚心。同时，他们也在这里得到了修炼，甘愿与同济师生同甘苦、共患难。他们在这里度过了一生最难忘的时光。

二战初期，纳粹分子迫害犹太人、占领波兰后。波兰籍犹太人魏特教授，只身逃到中国上海。凭一技之长，在同济找到了托身之所。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魏特教授又一次沦为难民。他在中国期间，一直希望加入中国籍，但始终未能如愿。

魏特在同济大学除了教钢结构，也教“投影几何”。他使用德语上课，上课时他会在黑板上，清晰地演示推导计算公式。他的教学方式很受学生喜欢。

魏特不但喜欢中国，更喜欢中国的美食。他在李庄最喜欢去吃“大餐”的地方，就是当地最有名的留芬饭馆。这家馆子的老板姓温，温老板与魏特结下不解之缘。魏特对这家馆子的饭菜情有独钟，特别喜欢吃这里的当家菜——白肉、炒猪肝和红烧蹄髈。

每次魏特来到留芳馆子吃饭，由于他不懂汉语，同老板在语言上交流困难。但聪明的温老板善解来意，一来二往，就明白了他喜欢吃什么菜。

当魏特走进饭馆时，用手在自己大腿上拍一拍，温老板就心领神会，用悠扬清脆的川剧腔调，将菜名唱起：红——烧蹄髈——来罗。

当色香味形俱佳的红烧蹄髈端上桌来，乐得魏特伸出大拇指“OK，OK”不停夸赞。

温老板也笑眯眯地站在一旁，看到魏特津津有味地品尝红烧蹄髈，那神情活脱脱是吃他制作的一份艺术作品，温老板就洋洋得意。

魏特还有一个喜食猪肝的嗜好。有时留芬馆子里的猪肝不够卖，温老板就特意关照店伙计，给魏特教授留上一份，等他来了炒给他吃。

交情久了，温老板和魏特竟成了一对异国好朋友，彼此三五几天不照面，心头都在挂念着对方。

一段时日，魏特教授没有到留芳馆子来用餐，温老板就向别人打听，方知他生病了。于是，温老板就做好红烧蹄髈，炒上猪肝，亲自送到魏教授的住处。

魏特看见朋友来看望自己，还带来自己最喜爱吃的食物，激动得语无伦次，又说不好中国的感谢话，就伸出双臂，紧紧拥抱温老板，以示答谢。

魏特是一位搞笑幽默的外籍教授，因为患病，最后死也留在了同济大学，留在了李庄。魏特在他临终时，对朋友、学生说，他将实现加入中国国籍的愿望——死也要安葬在李庄……

同济大学迁移到李庄后，在周时均校长的带领下，学科不断发展，学生也不断增加，为日后同济大学成为一所综合性的大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同济大学在李庄时，学校院系设置不但没有减少，而且还逐渐有所扩增，教学设备有所充实，教师队伍增加，学生不断扩招。理学院的数理系分成数学、物理两个系；工学院造船组改为造船系，并增设了机械专修科；学校设立了法学院，将德文补习班改为新生院。这一时期，同济已开始向综合性大学发展。

周校长向教育部申请专项经费，在宜宾建设了国内第一所正规化的医事检验学校，相当于现在的中等专业学校。

同济大学搬迁到李庄时，这里还没有文明之光的电，点的多是用“灯草”做的油灯。

那时，天一黑，分散住在各处的学生，把院门一关，房门一闭，满院寂静，美美地睡个安稳觉。

在那些庙宇院落的房前屋后，有着茂盛的横桷树等树木，各种鸟儿就在那些大树上做窝栖息。

每当东方破晓，鸟儿们就准时地唱起了“鸟歌”，新的一天就变得热闹起来。

学生们被“鸟歌”早早地叫醒起床。

他们往往是邀约三五人一起出门，走在街上，与住在别的地方的各路同学，汇集一路，向教室走去。

一个个学生，怀里抱着一把当地常见的四只脚的小竹凳。竹凳是翻着的，在竹凳的里面放着书本、笔墨纸张。长长的、弯曲的学生长龙，一路走一路聊着。

在没有战争，没有硝烟的小镇上，才能出现这样上学路上的一片祥和的景象。

夏天，学生们穿着自制的木板鞋。木板鞋踩在青石板的街上，不约而同地发出“叭叭叭叭”的响声，在大街小巷回**，奏响了一曲“读书报国”的旋律。

坐落长江边上的古镇李庄，那时到处都能摆放一张书案。书桌安在“九宫十八庙”，放在一座座青瓦粉壁墙的四合院里，出现在青石板铺就的小街上。

当时由于校舍紧张，那些孜孜不倦读书的学生们，时常在散落于镇上的茶馆里，民居宅院中，甚至在尸体解剖室里温习功课。

星期天、节假日，在李庄到处可见读书人刻苦攻读的身影。他们坐在江边沙滩、大树之下看书，或走在乡间地头也埋头学习。

夜幕下，由于没有电灯，学生就靠点着“油灯”看书学习。他们抱着抗日救国的读书情怀，像抗日前线的将士那样义无反顾，冲向科学知识的海洋，攻克一个个学问的堡垒。

学生们读书努力，就连那些才学丰厚的老师教授们，也在这样的环境里，相互感染，互相学习，互相提升。如当时住在离李庄10多里外的板栗坳，读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研究生的王叔岷，为了多掌握一门外语，就下山参加德语补习班。

在参加补习班学习的时日里，王叔岷就坚持从栗峰书院出发，到山下镇上的同济大学，旁听德语课。听完课后，才急急忙忙赶回栗峰书院。

在中国抗战期间，古镇李庄，不再是一个地理意义上的小镇，它简直就是一张安放在烽火硝烟的中国大书桌。

在这里无疑成了一个教学的安静地方，在这里能安下一张读书的课桌。因为在这里没有敌机轰炸时的惊魂，无尘世喧嚣的恐慌。大家都能安静地读书，要把荒疏失去的宝贵时间夺回来。

在李庄期间，同济大学得到了当地人的支持帮助，竭尽全力，提供所需的各种供给。当然，国民政府为了维持高等教育，推行公费办学制度，才使那些老师学生，能基本维持起码的生活；才让大学生学业不辍，得以继续读书，完成学业，为战后重建家园，在李庄培养储蓄了一大批人才。

众多学术单位、科研机构，在这里苦心经营，呕心沥血，成就了一部中国文化抗战的辉煌历史。

在板栗坳的绿树丛中，有当时中国最多最好的文科图书馆。这里当时是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办事处，一大批学人在这里孜孜不倦地学习研究，终于获得收成，在这里完成了学业。如王叔岷等人，一生都未进过北京大学的校门，却从板栗坳读到北大研究生毕业。

那些搞研究的学者们，每天黎明早起，早饭后即开始研究学问。坐在简易的一张桌子上，靠着一把竹椅子，在狭小的环境里读书研究，认真学问，在这个边远的小镇上，点亮薪火，传播文明。

他们在日本鬼子侵略祖国的灾难中，虽然没有亲自投身抗日战场，拿枪保卫祖国，与日本鬼子决一死战。但是他们用全民抗战精神，来治学读书，研究学问。在他们看来，只有这样才对得起前方抗战将士流血牺牲，为他们换来的平安环境。他们要为民族复兴储存智慧能量，让一个僻野山乡成了中国文化的抗战“中心”。

梁思成领导的营造学社，在李庄安顿下来以后，尽管当时的生活景象很差，可他们仍然每天忙忙碌碌，进进出出，对当地的古建筑，进行全面的考察和研究。

营造学社对旋螺殿进行了多次考察研究，梁先生发现这座殿是全木结构建筑，梁架、花纹藻井都极富有研究价值。奇特的是整座建筑二层三檐，没有使用一根立柱，没有使用一颗铁抓钉，其力学结构堪称一绝。

考察了奎星阁后，梁思成也给予高度的评价：“奎星阁，是我从上海到宜宾沿长江两岸上，建造得最好的亭阁，它的存在，说明了李庄曾经繁荣昌盛，崇尚文化的优秀传统。”

梁思成考察研究了禹王宫内的九龙石碑。他欣喜地发现这块石碑，犹如故宫太和殿前的九龙石相近，是“可贵王冠”上一颗璀璨的明珠。

在张家祠，梁思成看到百鹤祥云窗，用的是整块楠木雕成，四周有镂空的祥云衬托，上有两只仙鹤，每扇窗上形态各异，造型优美，连连叫绝。

因此，梁思成把李庄的旋螺殿、奎星阁、九龙石碑、百鹤祥云窗称为“中国四绝”。

在李庄的艰难岁月里，梁思成除了研究李庄的古建筑，还跑到重庆、乐山、宜宾、眉山等地，考察研究古墓、古塔、古民居。

梁思成在李庄有两个得意门生，一个是罗哲文，另一个就是洪蔚德。洪在同济大学读书时，梁受聘在同济大学讲课，洪听过梁的精彩讲课。

外出考察下乡时，梁思成因背脊有伤，穿着特制的钢背心，走路不方便。洪蔚德就搀扶着梁先生，协助走路。而罗泽文就负责绘图。他们的足迹几乎走遍了宜宾周围的山山水水，考察了这里的各种古迹。

梁思成对宜宾旧州坝发掘的宋墓评价极高：“此墓室内部，对于建筑各件之应用，颇能得心应手，而非模仿，在现已发现之古墓中，尚属孤例也。”

在月亮田的日子里，梁思成、林徽因面对生存的绝境，但心中充满着理想和希望，有着崇高的精神追求，他们照样豪情壮志，抒发**。

闻名遐迩的“太太客厅”，一代才女——林徽因，到李庄后旧病复发，长期病卧在月亮田，生存几乎陷入了绝境。但她靠坚强的毅力，顽强的意志，尽管坐在病**，照样帮助丈夫梁思成，研究资料，整理图文，为日后丈夫写作中国首部建筑史，成就“中国建筑之父”，付出了心血和智慧。

搬迁到李庄来的“下江人”，往往都是从大城市来李庄的。而李庄是个小镇，远离大城市，没有都市的繁华。除了研究学问、勤奋读书之外，几乎没有业余文化娱乐生活。

李庄当时没有通电。为了让这里的夜晚亮起来，像城市一样出现现代文明的光辉，改变这种枯寂的生活现象。

周时均校长，就安排校事务主任周召南，到外地采购机电设备。设备采购回来之后，同济大学的师生，自己动手，制造组装发电机，进行发电。

李庄终于通电了，让李庄这座古老的小镇，结束了没有电力的历史。

随后，同济大学商得宜宾电厂同意，从宜宾架通至李庄6000伏线路，全长15公里。由电厂供电，才真正解决了李庄的工作和生活照明用电。而李庄用上电，比南溪县城还提前了10年。

有了电，出现了现代文明的光辉。夜幕下，那些老师学生，就坐在有电的地方看书学习；李庄的百姓，更对电光产生了无限的好奇。

他们经常在夜晚里，来到有电的地方，欣赏电灯发出像太阳的光芒，脸上绽放出文明灯火的光亮。

夜幕下，在东岳庙里，经常有师生组织文艺节目表演。他们当时排演的《雷雨》《日出》《原野》等话剧，被当地老百姓称之为现代文明戏。

每当夜饭之后，镇上就有三三两两、四五成群的人，他们结队去东岳庙看新戏，从中，受到了现代文化的熏陶。

同济大学的师生们，经常搞文艺演出，唱歌跳舞，当地人都喜欢看他们的演出。当然，他们唱得最多的歌，还是反映抗日内容的歌曲。比如：《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那里有我的同胞，还有那衰老的爹娘。九一八，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脱离了我的家乡，抛弃那无尽的宝藏，流浪流浪，整日架在关内，流浪！哪年哪月，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

镇上的居民，经常听到那些学生老师唱这首歌曲。虽然歌声听起来很悲壮，但也唤醒了当地老百姓的抗日热情。

闲静时，又从散落在各处的庙宇、民居院里传来悠扬的琴声，让小镇到处洋溢出文明的旋律，绽放文化的芳香。同古镇的寺庙晨钟暮鼓、梵音呗乐、庙会歇台、香火袅绕，形成一个现代文明与传统风情的大合唱……

同济大学为了开展师生的健康体育生活，他们就找到罗南陔等人，想利用在东岳庙外，长江边上的一块空地，修建一个正式的运动场。当地政府给予大力支持，同意在那里修建运动场，而且，还组织大量的民工，帮助同济大学修运动场地。

经过一段轰轰烈烈的忙碌修建，一座正规的足球场就修好了，出现在长江边上。这个足球场，也许是当时宜宾地区修建最早的足球场。

足球场修起了，同济大学的师生们，当然也包括那些在李庄的“下江人”，他们就在这里开展体育运动。于是，在节假日，在黄昏之下，经常有人踢足球、打篮球，进行跳高跳远等等体育活动。当他们看见这些新鲜的运动项目，令他们大开眼界，开阔了视野。

当一些本地年轻人，看到那些“下江人”玩得快乐起劲，也不知不觉地参加其中。那些“下江人”就主动给当地人传授运动技艺，一起运动，共享快乐。

在体育场边不少人围观。他们站在大树下，清爽快乐，看着在球场上热血沸腾、疯玩的身影，不时从嘴里发出哈哈的笑声，笑声随着江风起飞，回响在李庄的天空，给这个平静的小镇，带来了祥和欢乐。

这是一个春暖花开的周末上午。

同济大学学生蔡祖欢、吴熙瑞、马庭元等十来个青年人外出玩耍。他们从李庄水码头坐木船到对岸仙人场。然后，一路顺南往上游走，到一个英国神父办的川南最大教堂——玫瑰书院去玩。

玫瑰书院在宜宾市翠屏区沙坪镇火花村，一个名叫火地沟的地方。

吴熙瑞走在前面，马庭元走在他的身边，他们两人好像心眼相对，正向着恋人的道路前进。

他们一行走在路上，边走边讨论。蔡祖欢说：“如今国难当头，日本鬼子占领了我国领土，践踏我河山，掠夺我宝藏，烧杀我国民。我们这些热血青年，怎能安心在后方读书，我真想报名参军，上前线杀日本鬼子去。”

“祖欢，我支持你的想法，如果可能的话，我也报名参军，跟你一起上前线。”傅乐德说。

傅乐德是傅斯年的侄子。

“我不这样认为，上前线是打击日本鬼子，而我们在这里学习，运用知识和技能，造枪造炮，照样支持前线，照样为抗日出力！”吴熙瑞发表自己的意见。

“对头，国家培养一个大学生，很不容易，我们辗转千里，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安心读书的地方，就应该立足本职，学有所成，今后才能更好地为国家出力。”马庭元很赞成吴熙瑞的观点。

“人各有志，好男儿志在四方。依我看，各有各的想法，你们都正确，就不要再争论了，我们好不容易出来玩一次，就好好地开心地玩吧。”傅乐德说。

“你是一个耍哥，耍你的去吧。”蔡祖欢用手推了傅乐德一把，他一个踉跄，向前跑出了几步，大声地喊：“来呀！你们快来跟上我呀！”

他们一行在路上走了一个多小时，终于来到了沙坪镇火花村，那座玫瑰书院教堂，耸立在他们的眼前。教堂是一个中西合璧的古建筑，四周种满了玫瑰。因此，主人就给她取了一个浪漫的名字——玫瑰书院。

春天玫瑰花盛开，馨香扑鼻。他们就在这里游玩起来。吴熙瑞，马庭元两个情窦初开的男女，便欣赏着玫瑰花散发出的诱人香味……

玫瑰书院又叫玄义玫瑰大教堂，建于1876年，是天主教川南教区培训神甫的综合性修院。书院占地约3000平方米，围墙高厚结实，四角碉楼环列；主建筑为玄义玫瑰大教堂，典型的欧式建筑；而教堂的穹顶，又为中式卷棚；两侧廊房，一楼一底，则是中式建筑，为神职人员的教室和住房。

侧院附属建筑为书院的生活用房。抗战时期，内迁李庄同济大学的中外教师中，那些天主教信徒，便时常来到玫瑰大教堂，参加礼拜等活动。

今天来的10来个学生，他们不信天主教，也不是来参加礼拜活动的，纯属好奇好玩。玩累了，他们就吃着带来的干粮，然后，一路嘻哈大笑地从原路返回……

蔡祖欢的叔叔蔡其恕，是同济大学毕业的，此时在母校担任教务长。蔡其恕平时给侄儿一点零花钱用。蔡祖欢比其他同学的日子还算是好的，用不着在伙食费里挤钱出来买菜油点灯。

那时，同济大学老师学生的生活都很清苦。但他们没有人抱怨吃不饱，学校里教授的工资也只够勉强糊口。大家都想着，只要能打败日本鬼子，将来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蔡祖欢喜欢上了一个姓张的女同学，他知道她还有几天要过21岁生日。于是，就想为她过生日。

星期六的中午，蔡祖欢就去担任同济大学教务长蔡其恕家，对叔叔说：“我有事，向叔叔要点钱用。”蔡其恕一直很喜欢这个读大学的侄儿，尽管哥哥经常来信请他关照祖欢，偶尔他也给侄儿一点零花钱，可祖欢多是拒绝。

今天蔡其恕感觉有些不一般，就问：“祖欢，拿钱买书？”

“不是，一个同学过生日，我们打平伙。”

“是女同学吧？”蔡其恕问。祖欢笑笑，点点头。

“好啊，有女朋友啦？耍朋友可以，但不要影响学习啊。”话毕，蔡其恕就摸出钱，祖欢就用双手接过钱说：“谢谢叔叔。”于是，他就转身跑了。

下午下课之后，蔡祖欢就约张同学来到留芳馆子，点了宜宾燃面、豆腐脑、李庄的白糕、李庄白肉，还有二两李庄白酒。

在那个时候，两个学生能点这样的高级菜肴，可是相当的奢侈了。张同学见桌上摆起这么多高级饮食，受宠若惊地问：

“祖欢，今天是什么日子啊？太阳从西边出来喽，你这么大方，请我吃这样高级的晚餐。”

蔡祖欢一时没有说话，他见点的菜已上齐了，首先为他们两人各倒了一杯酒，然后端起酒杯，站起来对女同学说：“祝你生日快乐！”

“谢谢！可我的生日还有两天才过的。”

“今天是周末，有时间，我就提前给你过生日。”

“谢谢你啊，祖欢，你对我太好了，我还从来没有正经八百地过过生日，能在这种环境里，你能为我过生日，让我好感动。我也敬你一杯酒，祝你学业有成！”

“应该说祝我们学业有成。”蔡祖欢就端起酒杯，杯底朝天。

留芬馆子的温老板，端上一盘李庄白肉。蔡祖欢就请老板介绍这道菜的来历。于是，温老板就对他们讲起了李庄白肉的传说——

这李庄白肉的来历，太有来头了。据说是因周武王起兵伐纣，起义各路人马，将身首断开的妖狐，割片蘸上蒜泥，分而食之演变而来。因其肉片薄而长，且用一支筷子裹而食之，原名叫“裹脚肉”。

一次，社科所的陶孟和先生来我店吃了“裹脚肉”后，他说这肉太好吃了，太爽口了，但名字不雅。因此，陶先生就给我建议，改名李庄白肉。因此，我们接受了这个菜名——李庄白肉。

这晚，蔡祖欢他们两个人在留芳馆子里大嗨了一餐，这是他们来到李庄后，吃得最丰盛的大餐了。

星期天，蔡祖欢、吴熙瑞、马庭元等男女同学，往往带着书包，到镇上的茶馆里，泡上一杯茶，买一碗李庄的“哑巴花生”，坐在茶馆里看书或聊天，往往一坐就是一天。

那些“下江人”，最美的就是到镇上的留芬馆子吃一顿。那里的李庄白肉让他们回味无穷。还有，留芳馆子做的鱼香肉丝、炒猪肝，让他们念念不忘。

在李庄期间，一些在同济大学读书的学生，那时到留芬馆子，能吃顿饭是最高享受，做梦也在想。可是，他们中有的人，直到抗战胜利撤离李庄时，才勇敢地走进了李庄这个最著名的饭馆，终于实现了这个梦寐以求的愿望。

李庄在“读书种子”扎堆的这几年中，不仅经历了战火的洗礼，还经受了中国文化气息的熏染。从此，这个小村庄的社会、经济、文化都潜移默化地发生了变化。

“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这首出自唐朝诗人白居易所作的《大林寺桃花》，道出了那些“下江人”在李庄的生活写照。

“下江人”在世外桃源的李庄，感到了宾至如归的礼遇。让他们震惊于这里的艰苦，一面接受了山乡纯朴的农民生活，一面继续致力于他们的学术研究事业。

李庄也得到反哺，乡绅们的远见被一一证明。小小李庄比南溪县城提早10年用上了电灯。同济大学为他们安装了电，供应全镇照明和机器打米。

同济工学院王达生，在李庄发明了适于川江行舟的浅水汽船，苦于无钱实验。罗南陔牵头集资创建股份公司，促成第一艘“达生浅水汽船”下水运行。

在抗战烽火连天、硝烟弥漫的艰难岁月里，李庄这块平静的土地上，保存和发展了民族文化。尽管那时衣不取暖，食不饱腹，资料匮乏，印刷困难，学术研究似乎难以为继。

然而，在僻野李庄的寺院庙宇、土屋农家，“下江人”挺起了中国文化的脊梁，以抗战精神来读书做学问，以“忧道不忧贫”的高贵品格，展示出强烈的民族精神。

他们教书治学，为民族复兴培养人才；

他们读书报国，为振兴中华贡献智慧。

李庄热情容纳了“下江人”，创造了中国后方“文化中心”的奇迹。

“下江人”改变了李庄的历史，安放的书桌点亮了美丽的风景线。

罗南陔站在长江边，望着滚滚东流的长江水，胸海也涌动着波浪。回首“下江人”入住李庄以后，学者济济一堂，学生**飞扬，为李庄创造了奇迹——

江边的轮渡吆喝声中，多了琅琅读书声；茶馆的“袍哥”话事堂内，有了学术讨论。木板鞋替代布鞋与草鞋的含蓄，与街道青石板碰出独特的声响。

《雷雨》《原野》等文明戏在李庄演出，场场观众爆满，打破了川戏对人们精神生活的垄断。

同济学生思想活跃，观念新潮，男女同学挽手逛街，谈情说爱的文明举止，更引得李庄青年纷纷效仿。

目睹这些发展变化，罗南陔为当初他们的决策，敢于发出“16字”电文的气魄，感到由衷的欣慰。他的脸上，像江水泛起欢乐的浪花，**漾起幸福的波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