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出现过各种“大迁移”的场面。远的也许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了。然而，“湖广填四川”“闯关东”的经历，仍然不时在当今各种媒体上还有出现，那些过往的后代们，依然铭记那段史实。

然而，在20世纪40年代，距今只有70多年的时间，发生在中国学界、文化团体的那场惊心动魄的“大西迁”，与中国历史上出现过的“大迁移”，有过之而无不及，仍然历历在目。

让我们穿越时空，看看那场惊天动地、千难万险的“大西迁”的悲壮场景——

1940年9月30日，同济大学决定，校本部和大多数单位踏上了“大西迁”的艰难征程，向四川李庄悲壮出发。

迁移一所著名的大学，有上千人的师生，还有随队的家属，其人马可谓空前绝后，浩浩****。在路上还要面临日机轰炸，生死险境，那场面真是悲悲切切、伤伤痛痛。

“大西迁”由同济大学理学院院长王葆仁领队。他带着一路人马，从昆明出发，经川滇公路和滇黔公路入川，都得越过崇山峻岭、十分艰险的乌蒙山区。一路上，山陡路险，客货运输非常困难，汽车经常出车祸，车翻人亡的事故不断发生。

一天，一辆运输同济大学测量仪器的货车，在贵州威宁附近翻车，车毁人亡，损失惨重，场面悲惨。

更为惨状的是，日本飞机不时从头顶飞过，扔下罪恶的炸弹……

中央研究院的史语所、社科所、体质人类学所，中国营造学社是从1940年秋，分期分批向李庄迁往。

中国营造学社是个半官方半民间的学术团体，挂靠在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他们为了就近利用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的资料，同史语所一起离开昆明入川。

这些科研单位，在搬迁前就建立了严密的组织。从昆明发车，共有多少车，车上的货物都一一建立了清单。

中国营造学社在出发时，由于梁思成脚趾受伤，突发高烧，感染了破伤风，不得不暂时留在昆明治疗，待伤情好转后，再同其他人员转移，迁移李庄。

林徽因带着两个孩子和母亲，随史语所的队伍，坐着卡车出发了。

林徽因坐的车上，装有30多人，年龄从70多岁的老人，一直到襁褓中的婴儿。大家坐在敞篷卡车上，采取“骑马蹲裆式”，两脚叉开坐在行李卷上。

路不平，车颠簸。拥挤在车厢上的人，个个的五脏六腑，都像要颠吐出来。大家你搀我扶，挽成一团。

那时的卡车，汽油配给很少，有的用酒精做燃料，甚至还有烧木炭的。启动不易，速度甚缓，途中经常抛锚。当时传说，“一去二三里，抛锚四五回，下车六七次，八九十人推。”

他们昼夜行军，夜间住车上，饿了就用随身携带的干粮充饥。

艰难的旅途，持续了两个星期，过贵州与四川交界的赤水河，要过一座很高的桥，车辆从山上迅速下坡，若是刹不住车，很容易冲下河谷，非常危险。桥身又窄，车辆不能并行，要是碰着了，或车子行走不平均，桥也会出现摇晃。从桥上看，一堆车子七歪八倒翻沉在河里，惨不忍睹，令人胆战心惊。

过了赤水河，路途较为好走一些。卡车装载着老的少的，驶过毕节，路过叙永。在冬日寒冷的大山上，慢慢腾腾地翻越，好不容易到了长江边的泸州市。

1940年12月的一天，同济大学王葆仁带队的首批人马，经过千里跋涉，历尽艰辛，终于到达了李庄。并立即电告周时均校长：首批人马到达李庄。

1940年12月21日，李庄人民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

罗南陔、张官周、杨惠君等李庄绅士们，号召组织起镇上的各界群众、单位学校，还有舞龙队、花船队，来热烈欢迎“下江人”，搬迁李庄入住。

同济大学理学院院长王葆仁、事务主任周召南，带领第一批人马来到李庄码头时。

罗南陔、张官周、杨惠君都认识他们两人。当王院长第一个走上岸时，李庄的政要、绅士们就立即上前，伸出友情的双手，同他们一一握手，表示热烈欢迎。

这些经过艰难曲折、远道而来的先生和学生们，迈着疲惫的脚步，一踏上李庄这个古镇的土地上时，立马感受到了当地民众对他们表示出的巨大热情。

李庄小学的学生们，站成队列，手里举着彩旗，嘴里喊着“热烈欢迎——热烈欢迎……”的口号声，响个不停，回**在水码头的上空……

当“下江人”走进李庄街上时，这里就敲锣打鼓，舞龙欢迎。几条龙跟着他们的脚步，舞动狂欢。

李庄舞龙，历史悠久。他们的龙头是用金黄色的布或纸做成的，龙身则是用稻草扎成。因而又称“耍草龙”。

这天镇上组织了舞草龙、耍花船，敲锣打鼓，表示主人的最大热情，最隆重的欢迎仪式。

李庄的舞龙队伍，不但有阳刚气足的男子汉们所舞，更为出彩的是那天还有一支女子舞龙队。她们进行舞龙表演，一招一式，动作娴熟，在刚劲的舞动中，又透出女性的娇柔，丝毫不逊须眉。

舞龙队伍举着用草做成的龙，只见一条条“龙飞凤舞”，踩着铿锵的锣鼓节奏，在空中上下翻滚、左右跃腾，表现出一种力与美的的协调。舞得观众眼花缭乱，舞得“下江人”抛掉了疲惫，阵阵喝彩，拍手叫绝。

几只花船也跟着狂欢。他们是由男扮父，女扮儿，还有人扮作鱼、虾、蟹等水族，一路伴舞，诙谐幽默、极富生活情趣。

在一片热烈狂欢，龙腾船舞中，把搬迁到李庄的“下江人”，送入了住地……

中央研究院史语所随后到达李庄。他们的队伍到了泸州市区一个叫蓝田坝的地方。到了这里时，他们进行物质清点，然后才转运到宜宾市。

史语所由先遣人员潘悫、王文林负责。他们到了泸州市后，找转运站把物资搬下来，送到蓝田坝的民生公司货船上，溯江而上，运往宜宾。

每次转移货物时，史语所的图书管理员，就指挥着全体同行人员，一齐动手，把20多万册书籍，600多个装有文物大箱，转动到卡车、火车、木船、轮船上，一站一站，颠来簸去，反复倒腾。

搬运货物“大迁移”的种种艰辛，难以用汉字来表述。但他们仍然保证了押送途中的安全，没有丢失一件宝贵文物，一本书籍，一张图文资料。

那天，史语所的140箱公物，由一艘民生航运公司的驳船，从泸州转运到宜宾时，在上水的长江中，遇到急流旋涡，船体颠簸，船上的几箱书失重滚落，掉进了滚滚流淌的长江水中。

好在木箱浮在水面，经过奋力抢救打捞，终于把滑进江水里的几个书箱，全部打捞起来。轮船终于到了宜宾，然后，再用木船，转运到李庄。

先期到达李庄的董作宾、芮逸夫，提前向罗南陔请求，派出人员帮史所语卸船搬货。

载着第一批史语所货物的木船，终于抵达了李庄的水码头。那些天，每日都有木船从宜宾运到李庄。物资庞大、数量之多，李庄古镇上的人，何曾见过这般繁忙的光景。

罗南陔就组织当地居民，帮助史语所卸下船上的货物，图书资料、各种仪器、标本……然后，搬运到史语所的住地——板栗坳。

那些挑夫在帮史语所挑运物资时，不知箱子里，大大小小的包裹里，装的是什么东西，显得神神秘秘，包得严严实实，不让搬运的人看一看稀奇。

张世忠平时在李庄，大多也抬轿为营生。这天也被罗老表（张对罗南陔的称呼）通知来当挑夫。挑着木箱子走在路上，他就想看看挑的东西究竟是什么，有意地摔了个跟头，把木箱抛到了坎下，露出一根像骨头一样的东西。

张世忠正准备跳下坡里去捡那根东西时，正好被护送物资的芮逸夫看见。

芮逸夫对张世忠说：“东西我去捡，你走路要小心，别把我们的标本摔坏了。”芮就跳下坡，把那根东西捡了回来，神秘地放进了木箱里。

张世忠想看看是什么东西，却没有看清楚，只听说是“标本”。标本是什么，挑夫不知道。但他想总不会是吃人的东西吧。

当董作宾知道有几箱书籍，滚落到长江里时，令他十分苦闷，就立即用电报告诉了身在重庆的傅斯年。傅所长闻讯后，火冒三丈，立即回电，责成董作宾负责把水浸湿的书籍，一定处理好，全部晒干。

于是，史语所的货物运到李庄后，董作宾等人，就把水浸泡过的书，全部摆放在地上，他们就用竹筷子，把浸湿的书页，一页一页地翻开铺在地上，让太阳晒干。晒干一页后，再翻晒另一页。经过两天的翻晒，才把水泡湿的书籍晒干。

12月13日，中国营造学社到达李庄。林徽因携子女、母亲同时到达，被罗南陔安排到一个叫月亮田的地方居住。

梁思成是史语所的研究员，他的伤病稍好后，就同另一支队伍随迁李庄。梁思成后来在给费正清的信里，这样描述过那次“大西迁”的经过——

这次迁移，使我们非常沮丧。它意味着我们将要和我们已有了十年交情的一群朋友分离。我们来到一个除了中央研究院以外，远离任何其他机关、远离任何大城市的一个全然陌生的地方。大学将留在昆明，老金等人也将如此。不管我们搬到哪里，我们都将每月用好多天、每天用好多小时，打断日常生活、工作、进餐和睡眠来跑警报。但是我想英国的情况还要糟得多。

当时，美国方面已邀请梁思成去讲学，还请林徽因去治病。梁思成回信说：“我的祖国正在灾难中，我不能离开她；假使我必须死在刺刀和炸弹下，我也要死在祖国的土地上。”

林徽因也毅然谢绝，她随同史语所到了中国李庄。

紧随同济大学迁入李庄的，还有中央研究院的部分科研所、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和中国营造学社等重量级的学术团体。

一时间，成百上千的学术名流、学科泰斗汇聚于这个弹丸小镇，使李庄“巧合”地成为当时中国最出名、最有影响的一个抗战文化重镇。

在当时中国的乡村中，有此村镇的何止成百上千？然而，他们却没有选择张庄、没有选择王庄，而唯独选择了李庄。因为李庄这个川南小镇，抖胆击掌，张开胸膛，欢迎远道而来了同济大学、中央研究院所属科研机构、营造学社等而驰名中外。

“下江人”来李庄后，罗南陔他们就同搬迁来的单位，一起认真研究，商榷房屋分配方案。

先行搬迁的是同济大学，而且，他们的师生多，是搬来人数最多的单位。因此，他们首先考虑，把同济大学的校总部，安置在面积最大的禹王宫。

祖师殿成了同济大学医学院的课堂。

同济大学工学院就设在东岳庙。

中央博物院，连同数千箱珍贵文物安排住张家祠。张官周还被聘为中央研究院李庄办事处主任。

史语所被安排在板栗坳的张家大院。

从山下到了张家大院门前，还要爬四五十级石阶。大院门前有一座牌坊，几丈高的基石，有刻着漂亮花纹的栏杆，所以此地也叫牌坊头。

他们来到张家大院后，为了延续传承中华文脉，给它取了一个很有时代文气的名字——栗峰书院。

张家大院是一座三合院式的建筑群落。史语所住在前院，前庭的中间大厅，后来改为史语所子弟小学。

史语所的家眷，都租住在柴门口的张氏人家里。

张家大院的主院，有一个充满诗意的名字——桂花院。后来傅斯年一家人到了板栗坳后，就住在桂花院中。

李方桂家租住在“新房子”。他们家的门前栽种一些茶花树，茶花盛开时，满院里火火红红。因此，人们又把它称为茶花院。

茶花院原来是一家大地主的宅院，有楼、有厅、有院坝，还有厢房及一间一间储存粮食的谷仓。

学生们和单身职工，分别住在那一间一间谷仓里。

当时史语所里有不少大龄单身男青年，像杨志玖、逯钦立、李光涛等，他们就住在这里面。

大家住在一块，每天听着打铃声，一起上班下班，办公学习，其乐融融。

营造学社入住离李庄镇几里的地方，那里有一个很浪漫的名字——月亮田。这里正符合梁思成、林徽因这双“国民夫妻”学习、工作、生活。

按李庄镇与同济大学的商定，孝妇祠预定设立同济大学门诊部之用。但住在那里的南溪粮税征收局分柜还没有搬出。这是一块硬骨头——他们的“后台硬”。

因此，同济大学门诊部一直没有地方安置。罗南陔就想办法把这根硬骨头啃下。于是，罗就联络镇上32位乡绅名流，联名上书，给四川省第六区行政督察专员冷寅东呈上一份公函——《南溪县李庄士绅为将孝妇祠依法由同济大学租定祈令南溪征收局转饬分柜迁让呈》：

窃查本镇慧光寺街之孝妇祠原属地方公产，昔年南溪征收局在本镇筹设第四粮税分柜时，因急切间无处寻觅地址，乃向地方人士交涉，暂时借该祠办公，并声明一经觅得相当地点，即行交还。嗣后该局既未认真寻觅地点，而地方人士亦因当时尚不需用该祠，故未提出交还问题。去年下季，国立同济大学派员来镇觅地迁驻。绅等以同大系著名高级教育机关，政府非常重视，千里流亡，亟待整理。且该校迁来以后，对于地方文化、经济、卫生各方面均属裨益不小。维护教育，繁荣地方，其责端在绅等，万难坐视。

于是乃请区署镇公所转向该校来员交涉，尽以本镇所有公共庙宇租与，并待租民房多所，籍表欢迎。孝妇祠及其接连之慧光寺亦均在租定之列，而孝妇祠更系该校预定设立门诊部之所。其有益于地方，亦最大不图。签约迄今届瞬半年，各公私处所均已不顾一切困难，先后将房舍让出，交付同大，而粮税分柜独延宕不迁。

几经绅等向征局及分柜交涉。该局不曰：系向慧光寺住持租得，即曰：无处可迁，不思该祠既属公产，主权应属本镇全体人士。慧光寺僧，根本不能代表本地全体人民，该祠亦非附属于慧光寺之财产，自不能任意对该祠之权益有所主张。慧光寺僧于本年二月内，亦因同大租定该寺，自行领隐出境。即慧光寺之庙址，亦无属无权过问，对孝妇祠方面，更不容置喙之余地，该局若谓无处迁驻，则李庄本为大镇，街房何止千间，仅可稍忍租金。另行租赁，经费方面亦可请县府在县预备费项下提拔作正报销。况本镇市区属于财委会之公有房舍，尚达数十间，该局果吝租金，又何不商请财委会，收回一部迁驻。则以公济公，既属永久，更节开支，一举兼善。熟曰不宜允有进者？

当此非常时期，官民同有协助政府，完成抗战之义务。绅等之所以积极协助同大者，良以该校学子，对于抗日贡献甚大。盖安定同大，间接即增强国家力量。该局既为地方机关，对同大辗转流亡来此，究竟是否应当表示欢迎？人各有良，固不待绅等哓哓饶舌，而后始知基上原因。自应请令饬南溪征收局转饬分柜，克日迁让，用维教育，而重公意。为此，具文呈请钧署伏乞，俯赐查核，迅予施行。是否有当？并候指令祗遵。

谨呈

四川省第六区行政督察专员冷寅东

在这份公函上，南溪李庄镇士绅共有32位签名：他们是罗南陔、张官周、杨惠君、李清泉、张访琴、罗伯希、王云伯……

后来，南溪粮税征收局分柜搬出了孝妇祠，同济大学门诊部才正式建立起来，为当地老百姓造福。

抗战期间，外省籍人士迁川700余万，李庄最盛时有一12000多人，人口绝对数不多，却多是高素质的人才。

傅斯年、陶孟和、李方桂、梁思成、董作宾、童第周等一大批有国际影响的国内一流学者，先后搬迁来李庄。

还是留学欧美的考古学、民族学、人类学家李济、梁思永、吴定良、凌纯声、夏鼐、吴金鼎、曾昭等一大批人，也先后在李庄工作生活。

李庄一时间“人丁兴旺”，热闹非凡。“下江人”比李庄原来的人口多出好几倍。但他们住在这里，开始共同生活，共同相处，共同演绎了在战乱期间，高等学府、科研机构，与李庄乡绅、当地居民共克时艰的一段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