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爆发以后，上海、南京相继陷落，武汉也岌岌可危，贸易出海口被日军封锁，内地钢材、生铁奇缺，物价飞涨。在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中国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钢铁工业对军火生产的支撑。此时中国唯一的钢铁血脉，却仅有当年张之洞创建、业已停产多年的汉阳铁厂。

更糟糕的是，日本军方也早已盯上了曾经被西方媒体称为“亚洲之雄厂”的汉阳铁厂。钢铁厂一旦落入敌手，后果不堪设想。

1938年3月1日，为抢在武汉失守前将汉阳铁厂的机器设备和钢铁物资转移出去，钢迁会正式成立，负责拆迁汉阳铁厂及武汉附近的钢铁厂的机器设备。同时选址重庆大渡口，以綦江铁矿和南桐煤矿为原料基地新建钢铁厂。

当时正在中国采访的意大利《世界时报》记者在日记中写道，中国在移动，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集体移民，令人诧异。大批衣衫褴褛的人们通过公路、铁路和船舶，从武汉、宜昌逃往重庆。这景象是游牧时代以后，绝无仅有的。

1938年10月，前方战事紧迫，运输工具匮乏，从各地撤离的9万吨物资和上万名工程技术人员、大批政府机关人员、学校师生和数十万难民全部拥挤在了宜昌。长江两岸滞留的钢迁会机器设备已堆积如山，8000匹马力蒸汽机亦在其中。

张连科心急如焚：撤迁必经的三峡航道就要进入长达5个月的枯水期，留给钢迁会的时间只有不到40天。要在这几十天里，完成实际需要一年的运输量，简直是匪夷所思。加之能用的船舶所需油料严重不足，要在暗礁丛生、漩涡密布的三峡运送一座齿轮3米高的8000匹马力蒸汽机这样的庞然大物，种种挑战前所未有。

危急时刻，被临时任命为交通部常务次长的重庆籍实业家、“川江船王”卢作孚亲自坐镇指挥，杀伐决断地将宜昌至重庆的水运路线，调整为“宜昌到三斗坪，三斗坪到万县，万县到重庆”，立刻实行3段运输。

3段航运，加快转运效率，短时间内让江岸滞留物资快速撤进三峡，有了一道天然屏障。不料，运输机器的钢迁会船只总是遭遇日机尾随低空轰炸。张连科决定冒险，亲自押送8000匹马力机重要部件西迁。民生轮船正过西陵峡口时，追击而来的敌机接连扔下炸弹。巨大的爆炸声中，船头陡然上扬，轰然喷溅的水花有5米多高，所幸人机得存。劫后余生的张连科睁眼看去，四周滩水奔涌激**，船头竟逆流回旋到180度方向，这450吨位满载的大轮在惊涛骇浪中亦如落叶般无助飘**。

历尽艰险仍不屈不挠的铁血西迁，一直持续到次年3月中旬才告结束。钢迁会共拆迁机器材料3万余吨，8000匹马力蒸汽机也跟随“宜昌大撤退”的脚步，在炮火硝烟中撤往建设中的大后方钢铁基地。不久，钢迁会在大渡口的第一座炼钢炉开工生产，战时铁荒很快得以缓解。

作为抗战后方的钢铁脊梁，钢迁会深深地牵动着社会各界及海外关注的目光。美国合众钢厂、英国Braccent公司代表和众多社会名流前来参观并纷纷题词，翁文灏先生为钢迁会题下“国之桢干”4个大字。黄埔军校教官周钦贤动情写道：“在抗战期中有这么一个伟大的钢铁厂，更坚定了我们对于抗战胜利的信心。”

据统计，抗战期间，重庆兵工承担了全国械弹 2/3的份额，而生产这些武器弹药所依赖的钢铁原料，几乎全部来自钢迁会在大渡口重建的这个钢铁厂。

对于那段惊心动魄的工业西迁历史，著名教育家晏阳初称之为中国实业界的“敦刻尔克大撤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