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记不清1982年重庆发生过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了。

只记得那一年邓丽君的歌不再令人想入非非，文青们已开始用音质破响破响的砖头录音机去听老贝的《命运》、老柴的《悲怆》……那一年，我们似乎在等待有些声音让我们如雷贯耳，蹦跶起来，热泪盈眶。但崔健还在蓄势待发，他的《一无所有》还没横空出世，还得等上几年才会以呼啸之势来席卷这个介乎于大城市大县城大乡村的城市，里应外合来解决这里荷尔蒙过于旺盛的问题。

1982年像一种开始，更像一种继续！

毫不客气地说，那个时候的重庆和中国大多数二线城市一样，真够土，却又真够勇敢，外面有什么风吹草动，便可以在本土形成巨澜。譬如，那时流行着的喇叭裤和蝙蝠衫，差不多就被重庆35岁以下的青年穿成了像厂服、校服之类具有集体诉说的东西，差别仅在于，胆儿大些的人会穿“大喇叭”“大蝙蝠”，含蓄一点的会穿“微喇”和“微蝙”。重庆几乎没有刮风季。偶尔刮风却是地覆天翻的暴烈，仿佛要把这座城掀个底朝天。而恰恰是这种时候，你突然会发现某个山坡顶，或通车不久的石板坡长江大桥上，出现了一群群“大喇”和“大蝙”……他们迎风招展，竟在那些打卡点拗造型，用海鸥135相机直击他们变成高尔基的“海燕”，将如黑色闪电般地穿梭于这个城市可能会发生的危险、次生灾害。

当然，打卡、拗造型是几十年后才出现的词语。但他们竟先知先觉地早在几十年前就已玩够了，像是把我们如今的时尚生活作了提前的预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