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题的突破口，还是那条连接重庆与成都的“成渝公路”。

80年代之初，四川省和重庆市向世界银行申请了1.25亿美元的贷款，准备用于“成渝公路改建”。1984年8月5日，由四川省交通厅主持，在温江召开“成渝公路改建方案”。

那天，重庆市交通局的总工程师蒙进礼起个绝早。重庆专家组一行4人乘坐一辆吉普车，从重庆出发，经过两天的长途跋涉，风尘仆仆赶到温江。他们带着重庆市政府的托付，要在会上坚持一个意见：将成渝公路“改建方案”，改为“新建方案”。

“我们的意见很明确，成渝公路绝不走老路！必须重新选线，才能缩短两个城市的距离，提高运输能力。”“国外高速公路搞了几十年，中国沿海地区已经开始修高速公路，为什么我们还要在刘湘的老路上绕来绕去？”重庆的专家，对新建一条成渝公路的愿望十分强烈！

经过反复讨论，专家们达成这样的共识：甩开老成渝公路，重新选线新建一条340公里的成渝公路，新路比老路缩短105公里。四川和重庆分东西两段建设，重庆方面负责建设东段的114公里公路。

但是重庆的专家注意到，新建的成渝公路是“两头宽，中间窄”：在重庆端，从上桥到来凤，23米路基的一级公路只有29公里，其余85公里是只有12米路基宽的二级路。

“要修就修高速路！现在不把成渝公路修成高速公路，愧对子孙后代！”重庆的决策层暗下决心：一步到位，把重庆段的114公里全部按高速公路标准修！

成渝公路是世界银行贷款项目。世行贷款是把双刃剑：低息贷款帮你修公路，你得遵守世行的游戏规则，不得擅自提高公路标准；否则，这把剑就要落下来，停止支付！手握这把剑的人是世行派出的项目官员雷甘比先生。

1991年秋天，一辆丰田越野车从四川风尘仆仆地赶到重庆荣昌的工地上，一个头戴贝雷帽，留着山羊胡子的老外走下车来，放眼一看，工地上热火朝天，一排排压路机正在来回碾压公路路基，路基宽度足有20多米。工程师出身的雷甘比看出了端倪：重庆修的不是二级路。前来迎接的蒙总赶紧上前向雷甘比先生解释：“您看，我们按原设计修的是12米宽二级路，不过重庆是山岭重丘，弃方太多，远距离运输丢弃废方，费力费钱，而且污染环境，我们将就这些弃方堆积在原来的路基旁边，为以后扩宽公路做准备。”雷甘比先生听了重庆人的解释，连连说“OK”。

与雷甘比先生多次沟通，重庆人最终以科学的论证说服了他，执着的精神感动了他，雷甘比先生收回了手中的剑。成渝公路终于按部就班地按高速公路标准修建。

1994年10月18日，成渝高速重庆段通车，重庆有史以来第一条高速公路由此诞生。时任国务院副总理邹家华来到重庆，题词“昔日蜀道难如上青天，今日穿隧立交高速行”，铭刻的字碑，竖立在中梁山隧道口，告诉人们，蜀道如今不再难。

“成渝高速”被誉为“西南第一路”，成渝高速重庆端的“中梁山隧道”被誉为“华夏第一洞”。中梁山隧道长度3000多米，是当时中国第一长度的高速公路隧道，中国工程师在中梁山隧道成功地首创“纵向通风”，成为中国高速公路隧道的标杆。

成渝高速成就了重庆高速第一代筑路人的光荣与梦想。有一个工人集体的故事值得载入史册：这个集体叫“敢死队”，他们的队长叫杨勇。

中梁山隧道地处重庆西郊的中梁山山体内，蕴藏了丰富的煤矿和瓦斯。瓦斯是施工中最大的隐患，一丁点火星都会引起瓦斯爆炸，为保证安全，工人们进洞是严禁带火，禁止吸烟的。那个时候，烟瘾大点的工人，每次烟瘾发作时，都只能将烟叶放在嘴里咀嚼。中梁山隧道经过3年的挖掘，在还有300多米就将贯通的地带出现高浓度瓦斯段，继续掘进非常危险。但是，中梁山隧道是成渝公路的咽喉，中梁山隧道不打通，成渝公路也通不了。在“拦路虎”面前，筑路人没有选择退却。他们采用小导坑作业，组织了一支35名工人的队伍，轮换着下坑，蜷伏在狭窄的导坑里，小心翼翼地一点一点向前掘进。这支35名工人组成的队伍有一个悲壮的名字：敢死队。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每次进入导坑，都可能面临死亡的危险。杨勇——一个4岁孩子的父亲毅然担任了敢死队队长，为保证完成任务，他带领队员写下“遗书”，留给他们的家人。当年为了修路，工人们多以工地为家，中梁山隧道的工人们携家带口常年住在工地上；在那些非常时期，每天下工两个小时前，杨勇及队友的妻儿们都守在隧道口对面的小山坡上，眼巴巴望着亲人能平安走出隧道；4个多月的艰辛劳累和提心吊胆，中梁山隧道终于成功贯通，全体人员安全无恙。中梁山隧道攻坚克难的4年施工，没有一人死亡，不能不说，也是创造了一个奇迹！

成渝高速，无疑是重庆公路建设史的一座丰碑。这座丰碑，凝聚着中外专家的智慧和心血；铭刻着重庆高速初始阶段，一代开路先锋“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时代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