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人喜欢把从这里到那里说成是“杀”——越是山路弯曲，缺少速度，越要说“杀过来杀过去”，足见重庆人骨子里的倔与幽默。有一次我陪几个外地客从较场口经凯旋路“杀”到解放西路，却真把她们个个“杀”得花容失色。尤其是那个几乎成30度夹角的大拐弯，让她们觉得已失去地心引力，会被抛到空中。

像凯旋路这种令人不可思议的路，在重庆恐怕有几十条。抗战时，这样的路让下江人惊骇又血脉偾张。特别是那些著名的文化人，重庆的路简直让他们愤声滔滔又着魔似的迷恋。

那时，重庆陡峭、大起大落的道路上行走着多少中国文化艺术界呼风唤雨的人物，恐怕只有天知道！人们开玩笑说，如果路边的树丫枝被风刮下来，很可能前一秒不幸砸着一位诗人，后一分会砸着一位画家。这些温柔骚客像鹞子一样从这条路“杀”向那条路，无论是坐滑竿、骑马，或徒步，都可能在质疑自己的目光所及，并安抚一惊一乍快要咚咚跳出来的心脏……

他们得出的结论是：重庆的地理是魔鬼安排的！

张恨水这样写道：重庆因山建市，街道极错落之能事。旧街巷坡道高低，行路频频上下。新街道则大度迂回，行路又辗转需时。故下游人至此，问道访友，首感不适。他还描述过如此情景：“犹记一次访友，门前朱户兽环，俨然世家，门启乃空洞无物，白云在望。俯视，则降阶二三十级处为庭院。立于门首，视其瓦纹如指掌也，不亦趣乎？”

老舍1938年大热天到重庆后，所率领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便在重庆渝中区临江门一带租房暂且栖身。那里下到一号桥，又是堪称魔鬼造化之路：垂直山道的青石板梯，一梯一丈量，宛如要去接近深渊，相当考验眼神与胆量；若沿大陡坡马路缓缓而下，走路时，双脚需前掌发力，步步扣牢泥地，身体微微向后倾斜，保持一种灵巧的平衡，才不会走着走着，啪嗒摔一跤。

当然，这些道路比起歌乐山的三百梯，或再遥远一些的武隆白马山“上十八公里、下十八公里”那样的生死之道，简直就是无比慈爱了。然而，哪怕是有去无回的路，仍有人要走。画家傅抱石当年甚至骑马三百梯，回自己歌乐山金刚坡的家；而当年的重庆这个战时的首都正是通过白马山那条在山腹中划出若干“之”字的川湘公路，再经由它向黔、向滇，才把许多物资运向滇缅前线的。

重庆的许多路，都值得你脱帽致敬！

在著名书画家丰子恺繁多的绘画杰作中，《重庆凯旋路》尤其令人凝思。那是对20世纪40年代重庆凯旋路逼真又艺术的描摹：画面呈大地驼色与灰蓝色调。蟹青色的岩崖，褐黄色的坡地层层相叠，幢幢白身子灰瓦的小房小楼你挤着我、我挨着你，依山而立，也仿若奇峰耸秀。一条陡峭的石梯挂在那里，两位背柴人穿蓝着红，背着比自己身体小不了多少的大背篼，似乎正要从那个天梯走下去。他们头顶远处的山岩上正有一辆吉普车拐了弯，飞驰而来。他们身后左侧的背景里，也蹲着一辆绿吉普，像个大号猛兽似的神气活现。可见那时这种时髦又先进的交通工具正大行其道。

其实，对于当时来到重庆的下江人，道路作为行的考验只是吃、穿、住、行之中的一种。抗战前只拥有30万居民的重庆，抗战胜利时竟撑下了100多万人，人口达125万，真像一个骨瘦如柴的小个子要挑起千斤担，其艰难困苦谁能知晓？

而所有的下江人，是被敌人的刺刀和炮火逼到重庆来的，自然没有多少观光的心情来欣赏这里独特的山河，不过是勉强打起一百个精神来对付这大西南山城生活的诸多不适：山高坡陡、酷冷酷热的天气，大辣大麻的饮食，要干架似的语言……甚至连饮用水，都得雇人去江边、河里、池塘里挑……还要随时跑防空洞，躲避天上敌机的轰炸……下江人苦啊！他们首先当然便会把自己的苦怨朝重庆发泄，看重庆是处处不顺眼——

张恨水长叹：“其在雾罩时期，昼无日光，夜无星月，长作深灰色，不辨时刻。晨昏更多湿抗雾，云气弥漫，甚至数丈外浑然无睹。故春夜月华，冬日朝曦，蜀人实所罕善见。”并担心自己贸然入川，健康必难久持。

巴金回忆才来重庆时的生活，也是烦闷交织。那时他在重庆文化生活出版社工作，借好友吴朗西开办在沙坪坝的互生书店楼上蛰居，埋头写作。那个书店立于公路旁，天一亮，来往汽车的轰轰声，扬起的尘土烟雾，以及两隔壁饭馆炮制出来的油烟，都像要把巴金埋葬似的，巴金苦不堪言，狂咳不止，笔墨行进艰难；而到晚上，总算安静了，但小楼除了闷热无比，还有老鼠与臭虫跑出来捣乱。有次巴金与室友忍无可忍，举烛烧臭虫窝，却险些点燃木床。

丰子恺更是坦率地说：“故客居他乡，往往要发牢骚，无病呻吟。尤其像我这样，被敌人的炮火所逼，放逐到重庆来的人，发点牢骚，正是有病呻吟。”

1937年，丰子恺一步一回头地望着浙江老家桐乡的缘缘堂——他的身体与精神安妥之所，泪流满面地渐行渐远。那么多书、字画……他也只能一跺脚把它给丢弃，拖儿带女踏上逃难之路。途中，他写下10个字：宁当流浪汉，不做亡国奴。他知道自己只能选择流浪。若在沦陷区，日本人岂能放过他……他们一大家子，其中还有高龄的老岳母，从桐庐、兰溪、衡州、上饶、萍乡、醴陵、湘潭、长沙、汉口、桂林、宜山、思恩、河池、都匀、遵义……八千里路血与火地辗转，才终于来到重庆。却没想到在此找个稳定的落脚处比登天还难。他就干脆在离市区一小时车程的沙坪坝某荒山坡前，建起抗战小屋。小屋自然简陋，竹子糊泥为墙，青瓦做顶，仅够遮风挡雨而已。小屋旁无邻家，孤零零地矗立在山边，远看如一亭寂寂。丰子恺便自嘲是“亭长”。

在这个时期丰子恺的画作里，常会出现倚竹怅然立于暮色的女子，她们举头呆望明月，思乡之情，力透纸背。

1944年的中秋夜，来渝3年的他，在沙坪小屋与亲友聚会，空对着皎洁明亮的月亮，却酩酊大醉睡去，冷落了巴山月。次晨醒来，便在枕上填了一曲打油词《贺新凉》，一吐悲怆：

七载飘零久。

喜中秋巴山客里，

全家聚首。

去日孩童皆长大，

添得娇儿一口，

都会得奉觞进酒。

今夜月明人尽望，

但团圆骨肉几家有？

天于我，相当厚。

故园焦土**后。

幸联军痛饮黄龙，

快到时候。

来日盟机千万架，

扫**中原暴寇。

便还我河山依旧。

漫卷诗书归去也，

问群儿恋此山城否？

言未毕，齐摇手。

好一个“言未毕，齐摇手”。重庆竟让这下江人的一家大小，厌恶之至。丰子恺把这首《贺新凉》词抄录若干，不但贴在自己的壁墙上，早晚阅诵之，以浇心中块垒。更是送给一些亲朋好友，共解背井离乡的愁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