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记得在哪儿听说过这样一句话：没有被历史的风吹拂的地方，再好的风景也是死的风景。“吹拂”这个词，真是传神。在我看来，磁器口古镇便是偌大世界之中被历史的风吹拂的小小一隅。

确实，磁器口很小，小到只有薄薄一条青石长街，浅浅几处窄巷；磁器口又很大，幽幽深深，目不可测。这小与大并非比喻，而是她存在的张力。

昔日，磁器口因浩**的水码头而有“小重庆”之称，如今她被称作“老重庆的缩影”。1997年，重庆发行一套《最后的回忆》地方磁卡，与解放碑、通远门、临江门并列的就是磁器口大码头。无疑，磁器口是重要的、珍稀的历史文化遗存，但很少有人想她因何而重要。自然，也不会去思索这么一个问题：我们见到的磁器口究竟是如何构成的？而人们到底喜欢她的什么？

要我回答的话，解析磁器口实际有两个答案，一个是所有人一览无余的那个视觉意义上的磁器口；另一个磁器口，则可能需要依托想象而完成，准确地说，是借助历史遗留的线索还原。抑或，磁器口原本就是由这两部分——看得见的和另一些看不见的——所构成。

磁器口拥有“一江两溪三山四街”：“马鞍山踞其中，金碧山蹲其左，凤凰山昂其右，三山遥望，两谷深切。凤凰、清水双溪潆洄并出，嘉陵江由北而奔，江宽岸阔，水波不兴。”

重庆文化学者何智亚这样描述古镇：“一条石板路从江边蜿蜒逶迤，向上坡方向延伸，顺着石板路进入场中心就是千年古寺宝轮寺。随地形的起伏变化，街区形成若干曲径通幽和富于转折变化的小街巷。街巷的建筑依山就势、错落有致，有小天井四合院建筑，有穿斗木壁结构小青瓦民居，有砖木结构和砖石结构的院落，也有民国时期中西合璧的近代建筑。各种建筑相连成片，构成独特的山地沿江城镇建筑景观和风貌。”磁器口的主体其实就是一条石板街，最宽不过七八米，多为三四米。我的朋友、建筑文化作家舒莺认为，这正好是适合人行、骡马载货的宽度，也是不紧不慢、徐徐而过的老尺度。不远不近，擦肩而过与相向而行。她有一个观点很有意思：“正是这个距离感使得古镇富于人情味。”

古镇的韵味，除了老街巷，其精髓还在于民居。磁器口的钟家院，建于清末，在布局和构造上采用二进院落的格局，既无飞檐翘角的戏楼，也无雕梁画栋的装饰，朴素的卯榫梁柱与朴素的木格窗棂，十分低调。但流连其中，其许多细节却耐人寻味——廊柱上悬挂的楹联，表达的都是“耕读传家，诗书继世”的古老家训；房间里摆设的老家具，可看到曾经闲适而精致的生活；宽敞天井里，丹桂馥郁，已有些风化的石缸中，睡莲慵懒地开着。在古镇，保存基本完好的院落还有多处——翰林院、深水井、童家院、戴家院……老实说，古镇上简朴的民居院落，与徽商的深宅大院或江南精致园林相比，是有云泥之别的。但身处深宅大院或江南园林，总有一种隔膜，怎么也觉得是别人的风景。而置身磁器口的院子，就像在自家老屋，像是回“爷爷奶奶的家”。也许这就是老院之于磁器口，磁器口之于重庆城的意义。

磁器口另一特征是庙宇多，曾有“九宫十八庙”。古镇保留至今的庙宇建筑中，历史悠久、规模宏大的，要数宝轮寺。依山而建，面江而立的宝轮寺，历经千年，附着了众多真伪难辨的传闻。该寺兴建于隋唐，据说建文帝曾隐居于此。建于明代的大殿，不用一根铁钉经历数百年而巍然屹立，还躲过日本飞机的狂轰滥炸。如今游客来到这里，仍然虔诚地进香礼佛，祈求平安。香客不一定清楚其历史，朝拜者也不一定知道它的传奇，人们需要的是，在千年不变的古老仪式中让心灵泅渡向宁静的彼岸。

建于清代的宝善宫是一个四合院，位于磁正街丁字路口。初为道观，由木楼合围，势低一端有戏楼高搭；中庭石板铺院，古树荫荫，华盖蔽天。院中一立，便有沉雄古意袭身。20世纪30年代，宝善宫曾一度作为内迁的课堂，诺贝尔奖获得者丁肇中幼年在此就读。如今，宝善宫除设有“丁肇中纪念馆”外，还是“茶文化馆”，有传统茶艺表演，川剧变脸——寻幽访古的人们来到这里，泡一杯盖碗茶，听一段折子戏，就仿佛回到了百年前的古镇。

金碧岩上的文昌宫，宫殿已毁而寨门犹存，残垣断壁的遗址更让人平添几分幽思。过金碧桥往右，“华子良脱险处”几个大字刻在一面绝壁上，十分显眼。有人说，当年徐悲鸿画《巴人汲水图》，就是在这里取景。因为空旷，这里成了登高望远，俯瞰山川美景的好地方。在山城多雾的早晨，城市高楼消失了，远处的山岭如蓬莱般漂浮，似有若无的江水，从九石缸静静流淌。

上面说的，大概就是人们对于磁器口的印象了。然而，还有一些事物是看不见却又确凿存在的。而恰恰是这些不被看见的事物构成了一座真实和完整的磁器口。这一切都在述说，磁器口是如何区别于国内其他古镇的。

我觉得，首要便是两个对立又顺应的名词：马鞍山与嘉陵江。

磁器口“三山并列”，但最根本的还是居中的马鞍山（很多人在古镇游览时几乎都不会发觉自己其实正沿着山脚行走）。事实上，古镇的走向就是马鞍山的走向。马鞍山算不上大山，名山，但确确实实是一座有故事的山。人们不了解她，不意味着她不重要。事实上，磁器口的整个发展史都与她相关，没有马鞍山也就没有这座古镇。某种意义上，沉默的马鞍山与不绝如缕的嘉陵江，这一山一水，一动一静，一同构成了磁器口的图腾。

磁器口，古名白崖，历史上长期隶属巴县。宋代就有商贸业，史料上称其为“白崖市”。这里解释一下，古代所称的“市”，并非城市，市镇都算不上，更接近我们现在说的庙会。古时偏远地区怎么购买日用品？商品如何流通？——全靠庙会。有市，说明这儿宗教文化比较发达。此之前，我们应知道的是，磁器口为何有庙？

白崖原为远古巴人贵族墓葬之地，汉代时期大量江州居民在此建墓。巴地历代崇尚神龙，而白崖背山靠水，马鞍山其整体山行，似龙脉东衍。既是龙山，又兼白崖神的民间传说，白崖山就成为人们礼拜之地——香火不绝，渐渐有了白崖神庙。之后才有了川东名刹宝轮寺。这条脉络实际上隐含了磁器口兴盛的起因：一是风水与自然环境，二是交通。

磁器口作为水路要津的定位始于汉代时期，那时磁器口的陆路又在哪里？答案是：马鞍山。磁器口在汉代就有较为便利的民道。白崖，即为古驿道。据史志介绍，当时古人要去往歌乐山，唯一一条路径——就是马鞍山，除此再无捷径。民国《巴县志》中所载，重庆往川北、陕西的驿道干线正北路，经过今磁器口，即“十里白崖”。

如果不是水陆通会，江山交望，就不可能有市，更不会有后来这座重要水码头。反过来也成立，是时运选择了这个位置——磁器口。有码头，便有了集市，有了故事。不得不说，颇显悲情色彩的建文帝来宝轮寺挂单的传说，极大地增加了磁器口的神秘性和知名度，以至于在历史上很长时间里，磁器口都名为“龙隐镇”，而宝轮寺则改成“龙隐寺”，故“龙文化”异常发达也是磁器口一大特征。然而，真正给磁器口带来兴盛的并不是这些故事与传说，而是产业，也就是我要提到的另一个关键词：瓷。

来过磁器口的外地人，都有一个疑问：磁器口，顾名思义是卖瓷器的集市，看起来却跟瓷器并无多少关联。事实上这应该是一系列疑问：磁器口原名白崖，因建文帝在此隐修而得名龙隐，后来被改称磁器口——但是，为何不是“瓷器口”？上述疑问里，其实隐藏着一部蜿蜒的古镇生长史。

磁器口制瓷业最早萌生于湖广填四川，当时福建汀州的江氏三兄弟来到巴县白崖镇，选址青草坡，给磁器口带来了真正意义上的手工业——制瓷作坊。江氏家族在此开设瓷厂，延续8代，开创了一个日后影响巨大的日用瓷品牌——沙坪窑。随着瓷业崛起，磁器口成为瓷器重要销售与中转口岸，装船外运，远销各地。“北至陕西、南充、遂宁，西至宜宾，向东出川到湖北等地，供不应求。”因瓷器贸易兴盛，民间又将龙隐镇称为“瓷器口”。但“瓷器口”为什么变成“磁器口”？据说，这点小改动源自古人对于字句的考究。重庆著名文史专家林必忠先生认为，“磁”与“瓷”通假，但“瓷”仅只是单一词汇，而“磁”意更多，既有瓷的意思，也包含制瓷所需材料。因此，“磁器口”最准确的含义应是“制瓷产地”与“瓷器销售口岸”。

瓷业极大促进了水码头的商贸，百业竞兴，以至“白日千人拱手，入夜万盏明灯”。“千人拱手”指每天都有上千只船划向码头，“万盏明灯”指入夜后码头边点亮的油壶、电石灯和汽灯如繁星闪烁。这种繁盛景象在抗战时期达到顶峰，成为许多老重庆人和下江人的共同记忆。随着时代变迁，航运渐渐退出历史舞台，磁器口瓷业也定格在历史中成为一帧远去的影像。

然而，有些记忆是永远不会褪色的。由于特殊位置和自然环境，磁器口曾作为风起云涌的沙磁文化区的核心——容纳多达上百所学校，一度大师云集，形成了独特的抗战文化、名人文化。教育大家高显鉴、梁漱溟、马寅初、张伯苓，画坛巨擘如常书鸿、傅抱石、秦宣夫、吴作人、徐悲鸿、张书旂等，文化名人巴金、丰子恺、郭沫若、王临乙、夏云瑚，以及政界名流林森和著名科学家丁肇中等在磁器口均留下或深或浅的人生印迹，构成了这块地域的一分荣光。

历史总是由人创造和组成的。所以，“吹拂”的真正含义，是历史上的人们与这片地域相互交织、浸染、滋养的过程。这个隐形的古镇事实上才是古镇的灵气所在。她应该被更真切地“看见”。

（宋尾 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