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北京，自元朝定都开始，除明朝初期、中华民国等几个短暂的历史时期以外，都是我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在七百多年改朝换代的历史长河中，又多次展现出这样一条规律：历代的政治家想获取九五至尊的地位吗？就必须先占领北京，方能号令天下；各地的商人想发迹和操控全国的经济命脉吗？就必须先不惜血本，用钱打通和京城达官贵人的关系，方能达到所谓携手共荣、进而取得互惠互利之目的。用老祖宗的话说，钱能通神，或曰有钱买得鬼推磨；用当代一个特大走私犯的话说：在当今的社会中，没有用钱打不通的关节（大意）。至于军事、文化等，与拙作无关，略。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后，由于思想观念、国家体制等处于极大痛苦的变革中，因而北京既是领导这场革命的火车头，也是中外豪商大鳄翘首攀附握有实权的新贵、进而达到官商勾结并获取暴利的中心。用老百姓的话说：有权就有钱，有钱好用权。或许是北京是全国政治、经济的制高点，所以大小商人都想到北京做发财梦。自然，在北京占有所谓天时、地利、人和的商人是极少数，登龙门而身价百倍者就更少之又少了！
对此，我从未和黄如论先生谈议过。
或许是我出自作家那特有的敏感——本能地认为对于写作《我心目中的黄如论》有所助益，有关黄如论先生挥师北上、进京发展这个议题，我们二人却进行过多次探讨。
在我与黄如论先生的交谈中，曾经郑重地指出：东南亚金融风暴不仅影响了福州房地产业的发展，而且对北京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我清晰地记得那时京城的房地产业十分萧条，盖好的楼房少有人问津，说到价钱，只有当今的五分之一，就说城内城外准备建房的大片空地吧，也长出了齐腰深的野草。因此，我有些不理解地问道：
“黄先生！您当时应该知道北京的这些情况吧？”
“当然知道！”黄如论先生说罢又微笑了一下。
“您这不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吗？”
“是的！”
“为什么呢？”
“你还记得我回国投资的事吗？”
“当然记得！对此，我曾经对您说过这样一句话：这是逆势而上并取得成功的范例。”
“我这次挥师北上，也是逆势而上啊！”黄如论先生说罢有些得意地笑了，“柱子哥，你是研究毛泽东的，怎么样？讲一讲‘势’在战争中的作用好吗？”
我听后愕然一怔，因为我们二人在交谈中经常讲到这个“势”字，就在不久之前，他还曾就《孙子兵法》中这段话谈过自己的看法：“激水之疾，至于漂石者，势也；鸷鸟之疾，至于毁折者，节也。是故善战者，其势险，其节短。势如3广弯，节如发机。”我沉吟片刻，很快就明白了黄如论先生问话的目的，那就是借我讲解“势”字在军事上的作用，进而证明他挥师北上、进军北京的聪明。我微微地点了点头，遂有意地说：
“这是一门大学问，留待以后再说。今天嘛，我从实用主义的角度说一下。势，对于军事的角逐、商战的胜负都是不可或缺的。为了胜利，一要借势，二要造势。”
“今天就只谈借势，好吗？”黄如论又有意地说。
“好！”接着，我指出从军事态势的发展看，借势应分为顺势和逆势两种。例如：抗日战争爆发之后，毛泽东顺势提出红军改编八路军，并打出到敌人后方去的旗帜，这样不仅堵住了蒋介石妄想消灭中共和红军的嘴，而且也为未来建立敌后根据地、发展革命武装抢占了先机；再如：皖南事变之后，全国的民心都在中共一边，就说八路军和新四军吧，主张与蒋介石兵戎相见者也不在少数。但是，党中央为了抗日的大局，自然也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遂决定采用逆势而上，变军事反击为政治进攻。结果，不仅取得了粉碎蒋介石第二次反共**的胜利，而且也有利于抗日大局的发展。最后，我把话题一转，反问道，“您当时想没想过，逆势北上就一定会获得胜利吗？”
“不敢说一定会胜利，但认为胜算的把握还是有的。”
“为什么？”
“因为我在作出逆势而上的决定前，还考虑到了顺势发展的大格局。”
我听后一怔，顿感在黄如论先生的内心中，还有不被我所知的东西。正当我暗自思索做何提问的时候，他竟然侃侃而谈地讲了如下这段话：
首先，他讲自己为什么敢于逆势回国投资，他坚信党的改革开放的政策不会变；他为什么敢于顶着福建省八部委不支持外商开发房地产的通令，坚持负债也要把“国泰大厦”盖完，那时因为他知道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明确地指出：“多搞点‘三资’企业不要怕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归根到底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接着，他也突然把话锋一转，说道：
“柱子哥，你应该记得吧？1997年还有一件大事，那就是邓小平同志逝世。”
“记得！同时，我还记得，由于邓小平同志逝世，各国政要、商界的老板，都在观看中国政局朝着哪个方向变。”
“说句老实话，外商投资锐减，和这件事有关。”
“那您为什么敢于逆势而上，到北京开发房地产呢？”
“你应该知道啊，就在邓小平同志逝世不久，我就有了一个顺势而上的政治大背景啊！”
我当然知道这个政治大背景，那就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于9月12日至18日在京召开。全会提出“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不动摇，就是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不动摇。强调一定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这在黄如论先生看来，邓小平同志虽然驾鹤西去了，但他所开创的改革开放的事业仍然会坚持下去的。至此，我不得不感慨地说道：
“黄先生！您的所谓逆势而上，是建立在顺势不变的政治大背景上的。因此，这种逆势而上的借势是万无一失的。另外，等其他商人醒过味来，您在京城的楼房已经拔地而起。一句话，钱应该您赚。”
黄如论先生听后不无得意地笑了。
对于黄如论先生是如何靠盖房赚钱的，我历来有着自己的看法。今天，我们之间的谈话气氛不错，我认为有可能把问题谈得更深人一些，遂又借势指出：华人世界中最富有的港商，以及国内各种行业中的所谓领军人物，无一不是借着中国政治发展的大势而发迹的。自然，也有不少企业家的倒闭和关张，也是被中国滚滚向前的政治大势所摧毁的。最后，我一针见血地说道：
“黄先生！如果说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是正确的话，那么中国在改革开放后兴起的企业家就是成也在‘势’，败也在‘势’。您说对吗？”
“对！”黄如论先生断然地说道。
“由此看来，您不单单是一位只会埋头苦干搞房地产的实干家，而且还是一位善辨政治风云的房地产商。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政治智慧和政治胆识帮着您赚了大钱。”
对此，黄如论先生微微地点了点头，遂又以调侃的口吻说道：
“柱子哥，你不是说过吗？聪明的商人一定要懂政治，但不能玩政治。”
“对！我想说的是，在玩与不玩政治的问题上，吕不韦、范戴这两位商圣都不足为师。”
黄如论先生沉思片时，遂赞同地点了点头。
当我获悉黄如论先生挥师北指去北京发展房地产业的同时，我就很自然地想起当年毛泽东告别西柏坡率领党中央挺进北平的往事。那时，毛泽东等共产党人已经完成了带有战略决战性质的三大战役，蒋家大厦的倾覆只是朝夕之事了。可是，毛泽东依然忐忑不安地向共产党人提出进京赶考说，会不会考不及格？会不会做当代的李自成？等等。为此，我也曾向黄如论先生发出这样的提问：
“那时，您的同事、部属同意挥师北上吗？”
“不同意！再说得具体些，绝大多数的同事、部属都坚决反对去北京。”
“那您为什么还力排众议决定北上呢？”
“第一，我曾对你讲过，我认为在福州的发展，已经到了阶段性的顶峰，再发展就有局限了，要发展就要到外面去；第二，北京是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我认为发展的空间非常大。当然，董事会开会的时候，很多人反对，认为北京井深水大，问题复杂，以不去为好。”“那您为什么还执意要去北京创业呢？当时去其他的省市发展不少些风险吗？”
“把话说白了，我经过反复计算以后，同时又想到在福州、南昌两个省会干了七八年，我的欲望不能局限在省会城市里，一定要去北京发展。说得好一点，是人往高处走；说得白一些，就是我的欲望使然。”
这就是绝不甘寂寞且想做大事的黄如论先生！
接着，黄如论先生十分自信地指出：世上无难事，就怕有心人。别人在北京能做到的，我们也能做到。前提是，我不仅有了七八年房地产开发的经验和积累，而且在这期间还学习了《易经》、佛家和儒家的学问，对世间万物的看法有了新的认识。最后，他伸出四个手指头说道：
“最为重要的是，我至少可以带着4个亿的现金去北京搞房地产开发。”
“4个亿”我愕然一怔，脱口而出。
“对！当年，我带着3000万人民币回福州创业，完成了原始资本的积累；今天，我要带着4个亿闯北京，一定要在京城搞出点名堂来。”
“您就这样率部北上了？”
“不！不是”黄如论先生边笑边摇着头连声说道。
“这又是为什么呢？”
“为了确保在北京的投资胜算在握，我只身北上，在北京搞了8个月的调査研究。”
我猛然一听，感到有点新鲜；再仔细一想，又在情理之中。这证明黄如论先生还有着胆大心细的另外一面。
由于我与黄如论先生都是贫寒的农家子弟，所以他说罢“只身北上，在北京搞了8个月的调査研究”以后，我就禁不住地想起50年前只身来北京读书的往事。
1958年夏天，我如愿考上中央音乐学院附中。是年9月初，我告别了生养我的故乡，背着用蓝包袱皮包的各类书籍，怀着难以抑制的喜悦登上北去的客车，一路上听着《社会主义好》、《大跃进的歌声震山河》等歌声，不知不觉地到了北京。当我走出前门火车站以后，映人我眼帘的是熙熙攘攘、接踵擦肩的人海。或许是中央音乐学院刚刚从天津迁到北京，没人知道准确的校址在什么地方；也或许是我一身农村孩子的打扮，和中央音乐学院挂不起钩来，几乎所有的路人对我打听校址先是漠然一笑，继之又说声‘‘不知道！”转身就离去了。谢天谢地，我从清晨问到中午，终于背着用蓝包袱皮包的各类书籍走进了中央音乐学院。可以想见，我这个来自农村的穷学生，又一定会在这所贵族学校中闹出不少的笑话。但是，令我至今难以忘怀的，是各种冷眼相视的面孔，还有那不同的讥笑声。这时，生性刚强的我没有资本回以眼色，只好默默地说着这样一句话：
“骑驴看唱本——走着瞧！”
时下，黄如论先生就要进京赶考了！虽说他现在已经是腰缠亿万的房地产商，可他的着装和气质依然是那样平朴，丝毫与富甲一方的商贾联系不起来。另外，我久居北京，深知这座天子脚下的古城，不仅留有八旗子弟的遗风，而且重官轻商的观念还深深刻在一些人的心中。因此，无论是赶考的秀才，还是升官发财的政客和商贾，只要他们一进京城，都会生出见人矮三分的感觉。为此，我很想知道黄如论先生走进北京时的样子和心态。
但是，我碍于所谓的面子，没有直言询问黄如论先生。
事有凑巧，我在采访一位当事人的时候，他却不经意地满足了我这一’好奇心。
这位先生姓蔡，时任福州驻京办事处主任，中等身材，办事干练，再加上他那慈眉善目、未语先笑的形象，给我的第一个感觉就是一个训练有素、善于交际的同志。自然，也应是一个称职的驻京办事处主任。
时下北京的官场、商海无人不晓，各地驻京办事处有大小之分，穷富之别，可他们都有相同的两大功能：一是接待家乡来京办事的有关人士，再是利用具有地方特色的“糖衣炮弹”打通京城各种关节，为家乡的官员、商人以及老百姓谋取完全不同的福利。因此，黄如论先生只身进京考察商机，自应求助于福州驻京办事处。
据这位蔡先生说，黄如论先生进京之后下榻昆仑饭店，他穿着一身极其普通的休闲服装，如果再加上他那一脸的沧桑，就像是一位进京赶考的穷秀才住进了大观园，与身着西装革履的中外人士显得是那样的格格不入。或许是出于财大气粗的原因，他走起路来目不斜视，疾步如风，从不侧目那些冷眼旁观的路人；就说他设宴请客吧，更是随意、平常，绝无刻意的铺张和浪费。简而言之，不了解底细的人，一定会认为黄如论先生是一位土包子式的乡镇企业家，绝对无人相信他是一位身价亿万的房地产商。对此，这位蔡先生十分感慨地对我说了这样一句话：“没想到啊，黄先生是如此低调的人！”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人发展，古老的北京也渐渐地躁动起来。那时，五星级饭店人满为患，饭桌上摆着所谓法式、俄式等国的大餐，也就是在这种灯红酒绿的包间中，神不知、鬼不觉地完成了各种签约，有的甚至还拿到了各类批件。当时，有人就曾公开地发过这样的牢骚：“北京改革开放的速度比深圳慢好几拍，但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贪官污吏却出了不少。”虽说时光流逝了十年，但我至今还记得当时有这样一句流行语：
“北京的改革停在嘴上，深圳的开放表现在行动上。”
随着靠嘴皮子发财的人应运而生，在全国——尤其是在北京形成了一个新的人群，美其名曰玩空手道的。这种人开口就是我认识某某领导，闭口就是我和某某领导的公子是多年的铁哥们、铁姐妹，似乎一个大千中国就玩于他们的股掌之中。细心检点这些人，他们还有着一个共同的特点：看人下菜碟，逢人吹牛皮。
黄如论先生住进昆仑饭店以后，成天忙着接待这些玩空手道的所谓中介人。这些年来，他在福州也曾见过这种人物，但从没见过像北京这样能神吹海侃的牛皮大王。好在时下的黄如论先生已经是久经沙场、见过各种世面的房地产商了，绝不会被吹牛者的谎言所欺骗。他以静制动，以低调应对吹牛，用一句俗语说：你有千条妙计，我有一定之规。这个“规”就是不见兔子不撒鹰。更为有趣的是，有的中介人一看黄如论先生的衣着和谈吐，就十分主观地认为没有雄厚的资金，蹭一顿饭吃就不再露面了；有的中介人听说了一些黄如论先生的经济实力，遂为实现自己不可告人的发财梦，就添油加醋或无中生有地吹嘘自己，有多么了不起的人际关系和土地资源；更有甚者，竟然开门见山、大言不惭地说，只要满足其物质需求，就能很快拿到土地签约书，等等。开始，黄如论先生是热情待客，继之则是漠然对之，几天过后，他就完全识破了这些所谓中介人的庐山真面目，遂躲在房中闭门谢客，独自思索下一步棋该如何走。事后，这位蔡先生曾经对我讲了这样一段话：
“这些中介人牛哄哄地吹自己有多么厉害，我们的老板很快就识破了这些人，对我说：搬家，一定要绕过这些玩空手道的二手家伙。”就这样，黄如论先生搬进了距离福州会馆（即福州驻京办事处）很近的国务院第二招待所。
接下来，黄如论先生又像是从菲律宾回到福州创业初期那样，在蔡先生的陪同下，亲自对北京的房地产业进行实地考察。有时，他以购房者的身份走进售楼处，询问不同地段的楼房价格，以及购房群体属于哪个阶层；有时，他跟着蔡先生察看那些准备开发、计划出售的地皮的位置，以及每亩的价格等。毫不夸张地说，黄如论先生历经长达八个月的“私访”，北京房地产业方方面面的情况全都了然于胸。借用一句军事术语来说，完成了战前实地侦察工作。多年之后，他对我说起这段“明察暗访”的经历，仍然喟叹不已地说了如下这段话：
“北京的情况真是复杂！但我认为世上无难事，就怕有心人。我自己亲身在北京住了八个月，反复调査，终于定下这样的决心：在北京别人能做到的，我们也能做到。那时，驻京办的蔡先生帮了我不少的忙。”
同样，这位蔡先生在长达八个月的陪同考察中，也较为全面地了解了黄如论先生的为人品格和经商理念，并得出这样的结论：黄如论先生是一个可以信赖的房地产商，他在北京的事业一定能获得成功。不久，他因为到了退休的年龄，正式向福州市委提出请辞驻京办事处主任，自愿来金源集团做黄如论先生的助手。
黄如论先生是个重情重义的人，更何况在京发展也需要一位尽快打开局面的得力助手，因而他欣然接受了这位蔡先生的请求，并在金源集团安排了合适的工作。从住房、轿车、薪金等方面也给了这位先生相当不错的待遇。
诚如前文所述，这位蔡先生是福州驻京办事处主任，他不仅熟悉福建方面的情况，而且还和在京工作的福建籍的官员一乃至中央机关、国务院各部委、北京市委属下的各单位等都有着纵的或横的关系，随着他加盟金源集团，就等于全盘接收了这些人际关系。也是在此前后，还有一位时任福州市常务副市长的同志弃官从商，自愿加盟金源集团。明眼人一看便知：黄如论先生尚未进军北京房地产界，他就完成了在北京发展的人事布局。对此，我曾对一位和黄如论先生稔熟的文友说过这样一段话：
“这就是黄如论先生的聪明之处！他不仅懂得刘邦的用人之道，更清楚自己在北京发展的不足之处。得这位蔡先生等政府官员，就等于得到了在北京发展所必需的人际关系。”
此乃题外之事，略而不述。
中国人是最讲乡情的，尤其是在闯**江湖、出海经商等领域，更是把乡情、义气放在很重要的位置。我的老家是杂技之乡吴桥县，至今仍存有“江湖义气第一粧”的遗风。过去，北京设有各地的会馆，其性质就像是今天的驻京办事处一样，虽美其名曰为家乡人服务，但实际上还有通过在京为官、经商的同乡，进而达到窥视政情和商机的目的。对此，称职的驻京办主任蔡先生也是心知肚明的。他在陪同考察期间，经常利用职务之便，邀请在北京工作的福建老乡聚会，帮着黄如论先生了解北京的政情和商机。说起这段往事，蔡先生还对我讲过这样一段话：
“我们在北京的老乡很得力，当时文化界、企业界等业内外的老乡，出于乡情观念，提供了不少行业信息，不仅使我们的老板准确地掌握了北京房地产业的行情，而且也对未来在北京开发房地产提出了很好的建议。”
这对焦虑求助的黄如论先生而言，似乎又找到了当年初到菲律宾的感觉：他乡遇故人，不亲也是亲啊！多年之后，当黄如论先生再次谈起初闯北京的情景，他依然是真诚地感激这浓浓的乡情。或许我也曾经有过类似的人生经历，曾饱含深情地对黄如论先生说过这样一句话：“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自然，还有一句讽刺官场、商海中人假借乡情进行交易的话语，“一个老乡，赛过十个公章！”我没有放言讲出来。
说到商机，当时北京的房地产业虽然很不景气，然而却存在着极大的潜在市场机遇。自1996年以后，中央和国务院连续下发了几个文件，要求部署企业与中央各部委尽快脱钩。恰在这时，有很多部委因着急和旗下的企业脱钩，遂又引来资产重组和福利分房等问题。不久，中央又下达了有关文件，明令取消福利分房，采用货币购房，并开始实施银行按揭。虽说这一系列的房改政策弓I来了各个阶层——尤其是老革命们的非难，但是却为中国房地产业的发展打开了大门。所以，在可预期的时间内，中央各机关、国务院各部委、大学林立、文化科技精英云集的首都北京，必将出现一个前所未有的购买住房的热潮。这对房地产商而言，就是天赐的潜在商机！
商机，在我国传统的文化里，应当包含在广义的机缘之中。按机缘说，有的商机与你擦肩而过，是缘分没到。然而在我看来，机缘对任何人都是平等的，只是因为有些人不懂得机缘有两个层次：一曰识缘，二曰善断，所以他们要么不识机缘，要么识缘不断，白白丢掉了商机而抱憾终生。换句话说，只有识缘善断的人才能抓住商机，做成事情。就这个意义上讲，我认为黄如论先生是一位识缘善断的房地产商。请看如下事实：
黄如论先生来北京考察的目的，只是想把房地产业做得更大、更好和更有影响，并没有想建世纪城、时代购物中心等这样宏大的建筑和一些具体的想法。换言之，如果在其他城市能够实现他于茫茫然中的这些想法，也不一定非要到北京闯天下。因此，就在他整装待发去北京的前夕，山东省委省政府通过招商引资，希望黄如论先生能来济南投资房地产业。他收到邀请之后，立即飞赴济南进行考察。在有关人士的陪同下，他用心地在济南看了三天，发现“只有二十多亩地像豆腐干那样的分布，他就不愿意干了。”说起原因，他对我讲过这样一段话：
“我经过反复的计算后，想到在省会城市我已经做了福州和南昌，济南的项目都搞好了，也好不到哪里去。但是，我于冥冥之中感到，北京的项目搞好了，发展的空间就会非常大。因此，我决定放弃济南现成的项目，毅然只身飞赴北京进行实地考察。”
由此可见，黄如论先生是何等地识缘、善断。
黄如论先生在北京考察期间，也曾经萌生过在长安大街盖一幢标志性建筑，借以在北京打出金源集团牌子的想法。但是，他经过缜密的调査研究之后，很快就发觉北京不是福州，走先盖标志性的建筑“国泰大厦”的老路是行不通的，遂又断然地否决了这一想法。
这说明黄如论先生不是一个教条主义者，他在选择商机的时候是实事求是的，也是因地制宜的。
然而，当黄如论先生的思路回到取消福利分房、采取货币购房以后，他的脑海中渐渐出现了这样一幅画面：北京数以百万计的大小官员、大中小学教师。科学家、文艺工作者，还有收人很低、数不胜数的工人、市民等都在为住房呐喊、为购房筹钱四处奔走这时——也只有在这时，他的职业良心就很自然地向着弱势群体倾斜。随着在北京考察的不断深人，他不仅看到了这是北京——甚至是全国最大的潜在商机，而且也逐步地确立了为北京中、低收人者盖房的念头。或许是黄如论先生出身贫寒使然，他又进一步地想到建什么样的楼房和小区，才能让北京中、低收人者一是买得起，二是还能过上起居衣食都很方便的好日子。
这说明黄如论先生在选择商机的时候，是融人了个人情感的，那就是不以赚钱为终极目的，坚定地为北京中、低收入者建房。也就是在他的心灵与客观存在的商机碰撞出火花之后，一个了不起的建筑理念渐渐地生成了：
我要造城！
二
毛泽东曾经说过：“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我也曾经多次想过：黄如论先生“我要造城”的建筑理念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也不是！我以为比较正确的结论，是从他长期生活阅历和建筑实践中逐步积累起来的。
我们以此反观黄如论先生在北京考察期间，从一开始为中、低收人者盖房、盖好房，到逐渐形成“我要造城”的建筑理念，也是经历了两个不同的阶段：一是感性的设想，二是理性的认识。就说他把“我要造城”的理性认识，化作未来在北京建成大型综合社区“世纪城”，也是在痛苦的建筑实践中逐渐完成的。
作为作家，我感兴趣的不是黄如论先生“我要造城”的建筑理念，而是他如何把“我要造城”的建筑理念，变成大型综合社区“世纪城”的。就说准备写作《我心目中的黄如论》吧，我不仅要了解这一具体转化的过程，而且更要关注黄如论先生在这一具体转化过程中的心路历程，以及他还有哪些鲜为人知的典型事例。为此，我曾经和黄如论先生进行过一次交谈：
“黄先生！当年，毛泽东为了取得三大战役的胜利，他曾有计划地设计了这样的顺序：先发起辽沈战役，继之再适时发起淮海战役，最后，才发动平津战役。就说每一个战役吧，他又分作不同的阶段，最终完成了与蒋介石的战略决战。请问，您是如何把‘我要造城’的建筑理念，一步一步地化做大型综合社区‘世纪城’的？”
黄如论先生听我讲完以后有点难为情地笑了，遂诚惶诚恐地摇着头说道：
“柱子哥！首先，一定请你把‘我要造城’改成‘我们造城’，因为这是全体金源人的理想和功劳；其次，你可千万不要把‘我们造城’的理念，和毛主席当年的三大战役相提并论。虽然说我建‘世纪城’的时候也分为三个阶段，叫一期、二期、三期，但也不等于是淮海战役的三个阶段。”
我非常清楚黄如论先生此时此刻的真实心态，因而无需和他做些什么解释，遂又心照不宣地说道：
“当年，毛泽东在发起三大战役之前，不仅从军事、经济、组织等方面做了充分的准备，而且还为发起三大战役上演了一幕序曲，那就是‘济南战役’。请问：您为实现‘我们造城’做了哪些准备工作？在建筑‘世纪城’之前，上演过像‘济南战役’这样的序曲吗？”
“都有，都有。”
“请给我讲一讲，好吗？”
“好！”黄如论先生说罢凝思顷许，说道，“对于房地产商来说，他无论有着多么超前的建筑理念，想建筑什么样与众不同的楼房和社区，都必须一要有资金，二要有地皮。至于如何把‘我们造城’的建筑理念，化做未来大型综合社区‘世纪城’的，那也要视资金的运作、地皮的选择而定。还是毛主席说得好，吃饭要一口一口地吃。我们建房嘛，也要一幢一幢地建。”
“您的第一口饭是从哪里开始吃的呢？”
“在北京选地皮。”
“您在北京待了八个月，为什么要选定‘世纪嘉园’和‘世纪城’这两块地皮呢？”
“一是感觉，再是缘分。”
我虽然很早以前就听说过，黄如论先生为了深入学习传统文化，经常有所谓精通儒、佛、道等学说的“高人”出没身边，他们谈到高兴处，甚至到了畅谈不厌、几乎忘食的地步。但是出我所料的是，他今天讲到选地皮的时候竟然‘一是感觉，再是缘分”真是令我惊愕不已了！为了不破坏我们二人谈话的气氛，或者说我是另有所图——借此了解黄如论先生精神世界中的另一侧面，遂又说道：
“黄先生！您详细谈谈在选地皮的时候，有什么不同的感觉和缘分，好吗？”
黄如论先生并未发现我这细微的变化，遂又十分认真地给我讲了如下这段话：
“人的第一感觉很重要，人的缘分也很重要，有时候看到一个东西，血脉里就有一种相通的东西。北京的东西南北我都走了，有的看了也不止一次，但都没引起我的兴趣。当时，我看中了两块地，很满意的一块在奥体，就是今天的‘世纪嘉园’。另外一块是在四季青，就是今天的‘世纪城’。说实话，我一看就选中了！当然，我表面上还不能做出一定要买的样子。”
“为什么？”
黄如论先生又习惯地狡黯一笑，有些得意地说道：
“接下来，还有谈婚论嫁的事要做嘛！”
我清楚有关地皮的谈话到此应该结束了，不然就要触及黄如论先生不愿讲的所谓商业机密。
据蔡训善先生说，奥体中心这块地皮，黄如论先生巳经反复看过好几次了。在他看来，这里的地理位置实在是不错，再过10年，中国就要在这个地方举行奥运会了，可以想见，现在建起来的楼房一定有升值的潜力。直言之，这对未来购房的老百姓来说，是有着巨大的**力的。同时，对建筑商而言，他盖的楼房也可以卖个好价钱。另外，特别重视“感觉”和“缘分”的黄如论先生，每到奥体中心看一次地皮，就增添一分要在这里投资建房的信心。换句话说，他就像是一个带兵打仗的指挥员那样，仅仅看到未来作战的地形，就确定了在此设伏、打奸灭战的决心。等到黄如论先生仔细算过“用地面积2。8公顷，总建筑面积18万平方米”以后，他就用力一拍茶几，大声说了一句：
“好！定盘子了。”
有意思的是，黄如论先生完全忘记了现在是万籁俱寂的深夜，更没有想到的是，和他住在一起的蔡训善先生早已鼾然人梦了。对此，蔡训善先生给我讲了如下这段话：
“那天夜里，我被他惊醒了。接着，他又对我说：起来，起来！跟我出去找中房的总经理，到奥体中心的项目现场去看地。我知道他的脾气，只好开车带着他找到中房的总经理，深更半夜的，我们三个人来到奥体中心，他摸着黑又看了看这块地皮，说了一句，我觉得容积率可以比规划的多，就拍板定案做了这个项目。”
说起四季青的名字，我是有发言权的。早在1963年9月，我就随北京“四清工作队”进驻四季青人民公社。当天，我这个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的学生才知道，因为这里的农民一年四季靠种大棚蔬菜过活，所以得了一个好听的名字四季青。历经近三个月的“扎根串联”、“访贫问苦”，偌大的一个四季青人民公社都装进了我的心里。随着改革开放向着纵深发展，四季青人民公社的农民逐渐地变成了工人，原来种菜的土地也随之变成了厂房。但是，唯有“世纪城”这片土地却无人问津，用老百姓的话说叫“撂了荒”。对此，我不明其中的原因，遂向黄如论先生请教。他对我讲了如下这段记录在案的话：
“说起四季青这块地，据说早在1991年就列入了‘城乡改造’计划。到1998年为止，前后谈了几十批人，也没有人要。原因嘛，以前这里是脏乱差的一片荒地，走进去两边都是坑坑洼洼，蚊子、苍蝇满天飞，我来回走了几次，连脚上穿的皮鞋都沤烂了。这一块地，在当时不被商家看好，市政府规划原本考虑作为体育活动场地，但存有争议，所以就搁置下来了。”
为什么不被商家看好？其实主要原因有两方面：其一，此地块面积大，有6000户居民，拆迁任务繁重，而且整体环境较差，缺少市政配套，需要做大量前期工作；其二，地块规划容积率过低，规划绿化面积大。这样一来，无论谁开发，都会面临付出成本与未来收益不成正比的困境。
赔本的买卖没人做，别人不愿开发，黄如论最初也疑惑不定。
但是，几次考察过后，黄如论还是被这块“上风上水”之地吸引了。他觉得，或许可以通过他的设计和理念，改变这块地的旧貌，将这里打造成一个全新的居住区，既实现他造城的理想，也改善当地的整体环境，做一件好事。
经过一番准备之后，黄如论找到当时的规划局副主任（已故），进行了一系列沟通协调之后，取得了共识，并召集各路相关专家召开了评审研讨会。他向专家提出了一套解决方案。在方案中，黄如论从历史文化积淀切人，细致分析了地块周边的生态环境和人文氛围，并介绍了地理位置和土质构造，向专家们详细说明了他的大盘设计理念和人车分流的社区布局，最终提出“适当提高容积率，保证社区47%绿化率，保证户户朝阳，提高社区居住舒适性，最大限度保留地区文脉，促进区域城市化进程”的整体开发方案。最后，黄如论的方案得到了专家的一致认可，但是与会专家也提出这种开发模式，需要巨大的资金支持，同时存在一定的经营风险，希望黄如论慎重。对此，黄如论胸有成竹地对专家表示，为了同四季青乡一道改变这块土地的面貌，建成布局合理，与周边香山、颐和园等和谐的新社区，配合海淀区的城市化进程，他有决心、有信心实现这一宏伟蓝图。
在此之后，黄如论向银行贷来巨资，迅速着手拆迁和七通一平工作，他立志将这片土地改造为一个优美、宜居的新区，服务于北京市的城市开发进程。
在这之前，我也曾旧地重游过，看到当年种大白菜的地方搏了荒，心里很不是个滋味。尤其我看到散居在这片撂荒地中的老百姓的生活，还曾发过几句牢骚。因此，我认为黄如论先生讲的情况，基本上是符合事实的。与此同时，一个不小的问号又在我的脑海中浮现而出：黄如论先生出于什么样的目的，一定要选在这里实现“我们造城”的理想呢？对此，他对我讲了如下这段有案可査的话。
“四季青这块地当时无人问津，许多人看了之后，都望而却步，因为这里基础太薄弱了，准确地说，什么基础都没有，‘七通一平’都要自己投资建设。但是，这个地方是北京的西北方向，从《易经》上讲属生门，所以皇家苑林都建在这个方向。我经过周密的考察，认为这个地方是属阳宅，不是阴地；这里有龙脉，有灵气。我在北京走的所有地方，就觉得灵气都没有这边好；有的地方看起来好，但是，究竟是三分好还是四分好，还是几成的阳地？都没有把握。四季青这块地，虽然给人脏乱差的感觉，由于基础差，先期投入资金就会非常大，可我认为这里是‘生升之地’，有潜质可培育，从骨气和涵养之中，我认为这里是可开发的。几经深思熟虑，我判断这里是好风水，于是断然决定在这里开发房地产，实现‘我们造城’的理想。”
对于《易经》——尤其是由《易经》推衍而出的风水学，我从未专门研究过。虽说我赞成荀子的观点“善易者不占”，但是有关“夜不推易”说，我就不得其门而入了。过去，为了装点自己的所谓学问的面子，或者说为了写作之需要，我也曾经读过有关《易经》的著述。说到风水说，在我看来，就是把《易经》玄学化的一个变种，用一种近似神仙化的观点，解释客观存在的山水大地。我记得曾经会过一位自称是风水大师的所谓“高人”，他大谈北京“上风上水”和“下风下水”说，并以此佐证“世纪城”适宜人居住的理由。对此，我不以为然，问他：
“您应该知道元大都的城市中心建在什么地方吧？”
这位“高人”相当聪明，他一听就知道我问话的核心是：当初元大都的中心在莲花池周围的地区，恰好是地处今天被称之为“下风下水”的地方，对此应该作何种解释呢？他不愧是一位“高人”，先是对我淡然一笑，接着又很巧妙地说了这样一句话：
“此一时，彼一时。”
“当年，元大都毁于战火，和地处下风下水没有什么关系吧？”
“是的，是的！”
“在清朝统治的时代，地处上风上水的圆明园、颐和园，也没能逃过八国联军的炮火，从风水学上看，有什么犯忌之处吗？”
“没有，没有！”
接着，这位“高人”为了摆脱我紧追不舍的尴尬局面，遂就王顾左右而言他了。
我嘛，向来遵从这样的格言行事：“和知识分子打交道，不满足对方的虚荣心，一个朋友也交不了。”因此，我也就顺势结束了这次有关风水学说的交谈。
话又说回来，我再重新品味黄如论先生的上述言论，遂又很快梳理出他文化的多元性，其中“生生不息”、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尤其是《易经》已经溶进了他的血脉中。由此可知，黄如论先生的文化积淀，已经从单一的“文革”文化向着多元文化发展。为了验证传统文化——《易经》等学说对他的影响，我有意问道：
“黄先生，您认为‘世纪城’这个项目能够获得成功，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十分简单，是理念的成功！”
“您可以说得更明白一些吗？”
黄如论先生微微地点了点头，遂又滔滔不绝地讲了如下这段记录在案的话：
“北京‘世纪城’这个项目，我是先立好理念，打造氛围，结合《易经》的思想才盖起来的。我认为这个地方一定会再升值的。因为过不了多少时候，昆玉河景观走廊修好后，这里就更是大不一样了。我认为北京‘世纪城’的成功，还是佛、道、儒三教思想的成功。我记得刚刚开发北京‘世纪城’的时候，都说黄老头神经病，认为这里是多少房地产商搞不起来的东西，你一个外地企业能搞得起来吗？但是，我有感觉这里是追逐之地，这里山水相处，有地缘，一定能获得成功！”
“您除去先立好理念，打造氛围，结合《易经》的思想之外，难道就没有其他的因素了吗？”
“当然有了！”黄如论先生以斩钉截铁的口吻讲了如下这段话。
“第一，这里靠近香山、颐和园、圆明园，名胜古迹众多，先天条件不错；第二，文化氛围不错，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首都师范大学，都在这周边，在人文方面有发展前景；第三，昆玉河水从这里经过，用易经的理论来分析，这里是难得的风水宝地；第四，这里没有被开发过，就好比没有打扮的女人最值钱。”他说到此处有些得意地笑了。
我听后微微地点了点头，没有再追问什么。
从此，黄如论先生决定在这块“生生之地”、有潜质可培育的地方，实现“我们造城”的理想。这就是未来集大型购物中心、星级饭店、高级住宅、写字楼、学校、医院、市政基础设施为一体的超大型综合社区——“世纪城”！
诚如望梅不能止渴、画饼不能充饥一样，理想必须靠着智慧、靠着奋斗才能完成。黄如论先生在确定了“我们造城”的目标“世纪城”以后，他粗粗地算了一下，未来“世纪嘉园”和“世纪城”的建筑面积不下400万平方米，所需要的资金至少也要一百多个亿。时下，他可资调配的流动资金只有4个亿，真是相去远矣，远矣！怎么办呢？他必须开动智慧的大脑，默默地陷人沉重的筹划之中！
诚如毛泽东所说：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黄如论先生初到福州开发房地产的时候，他采取了以小至大，以小发展高的策略，首先盖了“金源公寓”、“民安新村”，用普通商品房取得的流动资金，再保证大型品牌建筑“金源花园”的建设；同样，黄如论先生在南昌发展房地产的时候，他采取的是短兵相接、速战速决的策略，先买了一幢烂尾楼，然后马上装修、加层，立即销售，用收回的资金再盖一幢标志性的建筑——“南昌金源国际贸易中心”。黄如论先生历经多少个不眠之夜，终于决定在北京实现“我们造城”的理想，也必须采取当年在福州、在南昌获得成功的相近的策略，那就是分阶段实施，一步一步地完成“世纪嘉园”和“世纪城”的建设。在我看来，他的这种策略大体分为由小到大三个不同的阶段。请看：
第一阶段：倾全力打造总建筑面积为18万平方米的“世纪嘉园”；第二阶段：利用“世纪嘉园”收回的流动资金，立即启动“世纪城”第一期、第二期总建筑面积为120万平方米的建筑工程；第三阶段：利用“世纪城”第一期、第二期收回的流动资金，相继开工“世纪城”占地面积120公顷、总建筑面积为252万平方米的第三期，以及“世纪金源大饭店”、“时代购物中心”等建筑。
从全局来看，第一阶段打造“世纪嘉园”的战役，就是黄如论先生实现“我们造城”的理想——建设大型的综合社区“世纪城”的序幕。至此，黄如论先生完成了实现“我们造城”的全部构想。
可是，这时的黄如论先生却没有一丝一毫的兴奋之意，相反，他的心情是相当复杂的。打个比方，他就像是一位大战前夕的指挥员，虽说已经完成了胜算在握的排兵布阵，但只要战役没有打响，他就一定是吃饭不香、睡觉不安，战前那高度紧张的精神状态，也是不为局外人所理解的。另外，金源人都知道黄如论先生的脾气不好，可是很少有人晓得他还有临大事而不躁的另一面。一天，他平静地对蔡先生说道：
“老蔡，应该请北京有关的领导，去福州考察我们金源集团了吧？”
“对！”
蔡先生立即安排中房领导、海淀区领导前往南昌、福州考察。不久以前，蔡先生对我说起这次去福州、南昌考察的往事，还很动感情地讲了如下这段话：
‘‘北京的老乡很得力，当时文化界、企业界等业内外的老乡，出于乡情观念，提供了不少行业信息。我们回到福州考察的时候，当时的福州市委领导出面接待，他们看了我们的工地现场，也打消了一些顾虑，回到北京以后，他们也帮着我们做了一些宣传。就这样，北京有关部门就批准了我们进京开发房地产业。”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黄如论先生在选择“我们造城”的地皮的时候，是以传统文化的视角为标杆的；当他初步确定“世纪城”的建设将分三个不同阶段来完成的时候，他又回到了行之有效的先易后难、分阶段施工的基点；当他决定动工兴建“世纪嘉园”的时候，他又要求自己和全体金源人必须做到初战必胜。
首先，黄如论先生在北京长达八个月的考察期间，深知北京居民都有喜爱阳光的住房习惯。为此，他在“世纪嘉园”的户型设计上，必须解决“户户朝阳”的难题。他经过反复调査研究，又费去了不知多少个日日夜夜，终于想出了打破传统楼房模式的格局，创造性地设计出蝶形结构，它不仅为新户形的设计提供了更多的条件，而且也开创了京城住宅的新纪元。
所谓蝶形结构不单是建筑形式的改变，更为重要的是，只有蝶形结构才能真正实现明厅、明卧、明卫。换言之，也就真正做到了“户户朝阳”。另外，“世纪嘉园”户型的设计也是超前的，它以大厅面积布局，并组合出130到190平方米的多款户型，从而为不同层次、不同家庭状况的需要提供了多种选择的机会。同时，也为未来开创具有特色的“造城”模式，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楼房样板。
另外，黄如论先生看到北京居民喜欢休闲的场所，因此他在设计“世纪嘉园”的时候，院子中的绿化率达到了47%，远远高于市政府规定的30%。这样，未来居住在“世纪嘉园”的居民不出社区，就可以享受到去公园休闲、健身的目的。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黄如论先生的建筑理念，始终是坚持以“民生”为导向，以“为民众盖房子”为宗旨。
其次，黄如论先生作为一个精明的房地产开发商，清醒地知道除去楼房所处的地段和质量以外，价格则是最大的竞争条件。因此，他把未来“世纪嘉园”、“世纪城”的楼房定价确定了一个标准，比周围的同类楼房每平方米减1000元左右。这样，不仅做到了让利于民，而且一定还会促进楼房的营销。自然，也就会实现资金周转的良性循环。
或许是出于作家的好奇心，也或许是感到写作《我心目中的黄如论》一书的需要，我曾直言问道：
“黄先生！您手中有什么秘密武器吗？是如何实现“世纪嘉园”、“世纪城”的楼房既确保质量、又要比周围的同类楼房每平方米减1000元左右的呢？”
黄如论先生伸出三个手指头，很是认真地说道：
“我的手中有三张王牌！”
“请问第一张王牌是什么？”
“依托我们金源集团的整体实力，在项目开发模式上，我们通过向社会公开招投标的形式，以规范的招标程序，将项目进行了外包。前来竞标的工程队大部分都有资质且信誉良好，其中还有一些是我们福建连江的建筑队。基于同为福建人的乡情和彼此间的信任，我们从中遴选出了一些有实力且管理规范的老乡的工程队，并最终以相对实惠的价格，实现了项目外包。在建筑过程中，我们自始至终实行严格、统一的质量标准，严把质量关。”
“是的！请问第二张王牌呢？”
“由于我们金源集团的麾下有着各种不同性质的公司，所以可以确保供应质量好、比外买便宜的所有建筑用材，这样就降低了建筑成本。另外，我还有一支与我合作、能打硬仗的建筑队伍，盖房的质量有保证，建设的速度也是相当快的。这样，又等于减少了不少费用。”
“那第三张王牌呢？”
“少赚老百姓点钱！”黄如论先生说罢笑了，而且笑得是那样的灿烂。
黄如论先生在北京长达八个月的考察阶段结束了！在他看来，只要回到福州一挥手，他的子弟兵就会立即开拔，浩浩****地进驻北京，按着他预定的计划，到1999年年底以前，只需要半年多的时间，一个设计超前、规划齐全的高品质的商住楼群一一“世纪嘉园”就在奥体中心拔地而起了。但是，令他始料不及的是，跟着他创业多年的绝大多数骨干分子，不愿意随他来北京发展，自然也不想为实现黄如论先生“我们造城”的理想继续奋斗下去。与此同时，福州市委又希望黄如论先生帮着建一座五星级饭店，不仅流动资金不够调用，而且那些不愿来北京的骨干分子又借口要求留在福州，指挥修建这座五星级饭店——即后来的“福州金源大饭店”。怎么办？黄如论先生再次摆在了两难困境之中！
我从未和黄如论先生谈过米勒的代表作《领导者的七次微笑》，自然也不清楚他知不知道公司从开始到结束，分为初创、成长、发展、扩张、成熟、衰退、结束七个阶段。按照米勒的划分，当时的金源集团至少处于“扩张”的第四阶段。令我不解的是，黄如论先生在智慧方面始终处在第一阶段，是公司的“先知”；在行动上一直是处于第二阶段，即“领导者必须转变为‘野蛮人’，带领群众冲锋陷阵，攻城略地”。这次，在解决去北京发展还是留在福州守摊的争论中，黄如论先生又采取了“权力必须集中，用独裁争取效率”的手段，以命令的口气说道：
“我去北京的决心定了，愿意跟着我去的，年薪和待遇不低于15万元！”
在当时，15万元人民币是一个不小的数目，对任何人都有着不小的吸引力。
或许是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也或许是黄如论先生在金源集团中的威信使然，他很快就决定了去北京的名单，择日就搭乘飞机飞抵北京。从此，“世纪嘉园”的建筑工程也就正式动工了。
参加“世纪嘉园”施工的基本队伍，是经黄如论先生一手培育起来的’且又在福州、南昌打过许多硬仗。就常理而言，从建筑质量到施工速度，他还是应当放心的。但是，为了取得进京后的第一仗“世纪嘉园”的完全胜利，他就像是一位战地指挥员那样，白天拿着一杯热茶蹲在工地上，随时检査施工的质量；黑夜躲在简易的工棚中，用心地审视摆在桌面上的一张又一张图纸。对此，他身边的一位同志十分形象地对我说：
“白天，我们老板在工地上就是一位最有权威的监工，谁想偷工减料，都躲不过他那双厉害的眼睛；夜间，他又成了设计‘世纪嘉园’的工程师，随时调整不合理的设计，使我们的楼房更符合北京人民的需要。”
“据你所知，‘世纪嘉园’有开发模式改动的地方吗？”
“有啊！举例说，我们老板听说当时北京有内销房和外销房两种，外销房送家具，内销房是毛埋房，从不装修。我们老板为了打败竞争对手，抛开其他开发商既有的想法，变内销房既装修又送家具。这样一来，客户就蜂拥而至，抢购我们的‘世纪嘉园’了。”
“他这样事无巨细地工作，岂不太辛苦了吗？” ‘
“是够辛苦的！我经常想，只有像他这样把工作当成事业，从中追求乐趣，才能够撑得下去。否则，就是一个铁人也会累垮的。”
“可以给我讲点具体的事例吗？”
“可以！我们的老板是个工作狂，他那种抓落实的作风是疾风暴雨式的，每走一步，都必须有结果，不达目的决不罢休。他为了完成工程，12月份在零下十多度的寒冬里，他还是呆在露天的工地上，皮肤都冻得粘起来了。建筑使用的水泥冻了，他就把铁桶放在煤气上加温。一句话，他绝不让不合格的水泥用在工程上。”
我听了以后，真是为黄如论先生这种超人的敬业精神所感动。接着，我又问道：
“‘世纪嘉园’按期完工了吗？”
“完工了！准确地说，在圣诞节前整体结构就完工了。正当我们准备开盘上市的时候，因为还差一个手续没有办完，盖好的‘世纪嘉园’就暂时不能上市了。”
我听后愕然一怔，下意识地问道：“这是为什么呢？”
三
建筑楼房的开发商和买房子的老百姓，都十分重视有关部门颁发的销售证。这是因为销售证在营销楼盘中的作用，就像是计划生育的准生证一样，有了它才可以上户口。否则，买卖双方都被视为非法。
按照法律的程序，房地产商在开盘之前，必须办齐全部手续，土地局才会核准颁发具有法律效用的销售证。但是，由于人所皆知的原因，某家银行说什么也不给金源集团做按揭担保，自然，土地局也因手续不全拒绝颁发销售证。这样一来，黄如论先生如期盖好的“世纪嘉园”，也就不能如期开盘营销了。
圣诞节就要到了，大家都等着在火爆的楼盘销售中过圣诞节、过新年。可是，“世纪嘉园”不能开盘、上市的消息，就像是一盆三九天的冰水，猝不及防地泼在了每一个人的心上，搞得大家顿时失去了过圣诞节、过新年的热情。就说跟随黄如论先生来北京的少数骨干吧，由于他们全部清楚“世纪嘉园”初战必胜的意义，所以他们一个个雾锁眉头，过着好不开心的日子。但是，当这些骨干想到“我们造城”的理想若要变成现实，唯有“世纪嘉园”快些收回资金。否则，不仅“我们造城”的理想化为乌有，就说大型综合社区“世纪城”吧，也要因此而停止开发。所以，他们又陷入了无计可施的痛苦之中。怎么办？他们就像往日遇到困难那样，把希望寄托在黄如论先生的身上！
黄如论先生或许是遇到的突发事件太多的缘故，他显得倒是平静了许多。白天，他一如既往地来到工地，检査即将开盘的楼房和不同户型的质量，和有关部门策划与人不同的营销方案；夜间，他独自一个人关在简易的工棚中，一边大口地吸着烟，一边暗自思索如何在圣诞节前，准时开盘销售“世纪嘉园”的办法那时，北京——乃至全国各地的开发商，他们销售楼房的办法大致分为两种：一是开发商仅仅拿到了批准开发项目的证明，他们就立即打出广告，招来买主，请买房的人先期注入部分资金，然后再动工开发。我记得当时的开发商，还给这种营销楼房的方式，起了一个看似合理的名字，叫卖项目。自然，这种所谓“卖项目”的楼房是无需销售证的。二是开发商拿到准许开发的证明以后，他们的楼盘刚刚破土动工，就开始大肆炒卖，美其名曰叫炒楼花。当然，这种“炒楼花”式的营销也无需销售证的。
黄如论先生是一位很有灵性的开发商，他举一反三，很快就想出了解决的办法。虽说夜深了，但他依然忍不住内心的激动，立即召集会议，掷地有声地说道：
“他们既然可以卖项目、炒楼花，我们为什么就不可以卖盖好的准现房呢？具体地说：我们如期开盘，让选中户型的顾客先交两万元，给他办一个认购书。一旦我们拿到土地局颁发的销售证以后，再给他们办理合法的契约。”
事后，当我问起这段往事的时候，林褚先生十分感慨地讲了这样一段话：
“我们老板采取变通的办法，让顾客交两万元办理一个认购书，由此改变了北京房地产出售准现房的格局。这种变困难为机遇的案例，堪称危机公关的范例。”
在我看来，黄如论先生这种变困难为机遇的公关范例，不仅把营销“世纪嘉园”这盘死棋给盘活了，更为重要的是，他还因此为金源集团注人了资金活力，为进一步实现“我们造城”的理想——建筑大型社区“世纪城”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黄如论先生不愧是一位懂得军事辩证法的开发商，他深知在营销“世纪嘉园”的过程中，没有借势而上的条件，随即他又改变策略——通过人为地造势，借以达到逆势而上的目的。用他自己的话说：“我要在天地逆旅中自拔于流俗。”为此，他利用精心设计的“怪事广告”，于1999年圣诞节前三天，同时刊登在《北京晚报》《北京青年报》等平面媒体上。所谓“三怪”：一“怪”户户朝阳，二“怪”准现房销售，三“怪”内装修送家具。一时间，消费者趋之若鹜，认购楼房者盈门，在不算大的销售部中，突然形成了京城房地产界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历史竟然是如此的相似！七年前，黄如论先生在修建“国泰大厦”的时候，因政府出台的政策发生改变，他只好借高利贷给属下发放工资，一个人十分清冷地留在住处过年；七年后的今天，由于银行不给担保按揭，致使盖好的“世纪嘉园”无法正常销售。结果，他的手中已经没有多少可供使用的流动资金了！但是，他没有忘记来北京前夕的许诺：到年底给15万薪金。怎么办？他为了兑现自己的许诺，只好故技重施，再向私人借高利贷发放工资！对此，林褚先生颇动感情地讲了如下这段话：
“当时资金周转十分困难，我们的老板也没有忘记员工。当时他曾答应过年底要给我们年薪15万，手头没有钱，就借了100万元高利贷发给我们。对此，我不仅学到了什么叫诚信，而且还懂得了诚信是立身、立业之本。”
圣诞节到了，囊中羞涩的老板一-黄如论先生依然扮成圣诞老人，笑容可掬地拿着一个布袋，把礼品和糖果分给自己的员工；圣诞之夜到T，他就一个人回到简易的工棚，微微地合上双眼，静听上帝传报的佳音；新年到了，他买来了很多爆竹，和员工们一起来到“世纪嘉园”的工地上，迎着呼呼作响的朔风，又说又笑地放起了爆竹。也就是在这风声、笑声和爆竹声化做新年交响曲的时候，黄如论先生却突然离去了，他默默地暗自祝福：
“新的一年就要来临了，它是世纪之初的第一年！祝愿2000年开年大吉，‘世纪嘉园’营销顺利；祝愿新的世纪带来新的气象，我们的‘世纪城’如期完成！”
黄如论先生的新年祝福很快就得到了应验：新年一过，喜事连连。首先，京城的另外一家银行愿意为金源集团做按揭担保，随即土地局就颁发了准予开盘“世纪嘉园”的销售证；接着，一个月内的成交额达人民币2亿元，全年销售额达7。5亿元，并进人京城“十大热销楼盘”之列，还获得亚运村地区楼房销售额第一名的殊荣。多年之后，黄如论先生谈起这段往事的时候还是喜形于色，颇有些动容地和我讲了这样一句话：
“当时，‘世纪嘉园’的营销一炮打响，一年我就赚了好多的钱。”
今天，金源集团一年赚了好多的钱算不了什么。但是，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这么大的利润就非同一般了。第一，它标志着“我们造城”的第一阶段——初战必胜的目的达到了；第二，也就等于为打造“我们造城”的第二阶段——“世纪城”一期、二期工程准备了资金。
说到北京的“世纪城”，黄如论先生有着说不完的话题，单单讲“世纪城”在建筑上有哪些创新，就对我讲了整整一个下午。说老实话，我听了以后非常感动，认为很有必要把黄如论先生的这些建筑理念、创新成果加以总结，并推而广之。遗憾的是，我对建筑这门学问是一窍不通，难以完成这一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