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月笙这边的抗日运动做得风生水起，再说张啸林这边的亲日运动，也越来越近一步。
那位永野先生现在已经成了张啸林家中的常客，每次来了都要吃吃喝喝，顺便让三姨太服侍体贴。不过，每次的谈话都能让张啸林有点收获，最近上海的情况，杜月笙又在香港搞鬼了，接下来日本打算在上海实施什么政策。不过，张啸林知道，从回上海到现在，他见到的日本人只有永野一个，其实这是日本人在考察自己。他内心还是渴望见一些关键人物，好尽快确定自己的赚钱计划。
一天，永野又一次风风火火地赶到张公馆。张啸林已经习惯了他总是一副急匆匆的样子，随意地打招呼：“永野先生来了，我这刚从洋人那儿弄过来一瓶好酒，要不要品尝一下？”
“酒，留着下次痛饮。我这次来给你带来一个喜讯：土肥原先生要见你。你快去换衣服，车子在外面正等着呢。”
这次是真的喜讯，张啸林立刻上楼换衣服，穿戴整齐之后，跟着永野上了一辆黑色轿车。轿车像闪电一样穿过外白渡桥，向西转弯，绕过百老汇大厦，进入四川北路，驶过日本海军陆战队本部门口，掠过新公园边门，减低了车速，向西北一片茂密的树丛中滑行过去，在一幢孤零零的二层楼前戛然停下。这是一座灰色的西式洋房，名叫“重光堂”。房子坐落在一片茂密的树林之中，由于阳光直接射不进来，灰色屋子越发显得阴森。“七七”事变后，日本大本营委任中将土肥原在这儿设立“土肥原机关”，对中国展开特务活动，这机关的公开名称就是“重光堂”。此时，土肥原正站在窗口，等待着张啸林的到来。
一会儿，他听见远处的车子声，知道人到了。探头往楼下一看，永野正陪着张啸林走下车，往楼上走来。土肥原没有着急，而是回到写字台前端坐好，用手拢拢头发，理理上唇粗而浓的一撮小胡子，开始看材料。很快，侍卫进来报告，永野已经带着张啸林走进办公室。
见面之后，土肥原非常礼貌地站起来，向张啸林问好。张啸林一时紧张，不过转念想起日本人的礼节来，立刻深深鞠了躬，这个躬度数有点大，险些让他出丑。
土肥原操着一口流利的中国话说：“张先生赏光，请上坐。”对站在门旁的助手说：“少佐，敬烟。”少佐马上打开一包纸烟，给张啸林和永野递烟，并且为客人弯腰点火，这使张啸林受宠若惊。对土肥原这个人，张啸林早就听说过，是个凶恶的谋略家。30年代初，他策划了伪“满洲国”。如今，又在阴谋组织中央汉奸政府。他原来想象中的土肥原，肯定是个牛魔王一类的人物，以为今后要与魔鬼合作，可是眼前坐着的却是文质彬彬的谦谦君子，原先拘束的心态，一扫而光了。
“久仰张先生的大名，永野君在我面前经常提起先生，您不愧为识时务的俊杰！”
“哪里，哪里？”
“我们都知道张先生非常有能力，掌管的生意也多，认识的上海名人也多。本来，我们想让您当即将成立的‘上海大道市政府’市长，听说张先生有意谢推，所以，我们找了别人。”
张啸林一听这话，开始后悔起来。自己当时只是说考虑一下，并没有拒绝过当市长啊。这下可好了，到嘴的肥肉被人叼走了。
“张先生是个生意人，现在有笔很大的买卖，我们一起做怎么样？”正在为失去了上海市长这个职位懊恼的张啸林，一听说有钱赚，又来了精神，他立刻说道：“能和皇军做生意，张某求之不得，求之不得。”
接着，土肥原详细地对张啸林谈出自己的想法。日本侵略军侵占上海以后，遭到中国抗日武装顽强抗击。到1939年前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在广大农村和山区，对日军展开了敌后游击战争，牵制了敌人的有生力量，并不断袭击日本军车，断绝日军的给养线，使得日本侵略军在上海的补给供应日益困难。特别是粮食、棉布与煤炭的供给，时时发生危机。为解决这一困难，永野修身向土肥原建议，启用张啸林，让张啸林出面组织一个所谓“新亚和平促进会”，专门为日军采购军需品。
张啸林一听是采购工作，知道中间肯定有油水可捞。这桩买卖正中下怀。不过，张啸林想：自己好歹是个上海大亨，还是要拿出点矜持，不能太俯首帖耳，让对方看轻，才好讨价还价。
于是他说：“土肥原先生，您也知道，组织新亚和平促进会，既是好事，也是难事。这中间，肯定需要不少经费。不过，土肥原先生已经开口，张某愿效犬马之劳。至于筹措经费，安排联络人员的事情，我想在英大马路大新公司五楼开个‘俱乐部’，做点烟赌生意，土肥原先生觉得要不要？”
“生意当然可以做，你也可放心，不过新亚和平促进会的经费问题，我们可以资助一些，会址也可以提供。”土肥原回头对身后的永野说：“永野君，这两件事，你与张先生商量着办吧！至于办俱乐部，是好事情，我下午就与英租界打招呼。”
张啸林从土肥原那里出来之后，就找到亲家翁俞叶封，他又听到俞叶封告诉他近段时间日本人在上海的其他活动。原来，前几日，佐藤好几次派人到漕河径黄家花园，游说黄金荣出山当市长，当维持会长。黄金荣就以“年老体衰，久病在身”为由，拒绝出任。日本人见黄老板不上钩，就去找傅筱庵，让他当上海市市长。
张啸林一听这话，非常生气，心想，日本竟然去找黄金荣，而不找他。不把市长给黄金荣就算了，居然还把市长让给傅筱庵这个被蒋介石通缉过、蛰居在上海滩的“闲人”，但转念一想，日本人是看重自己的经商才能，另有重用。只要能赚钱，管他什么市长不市长的。
事后，张啸林又想起大哥黄金荣来，此人一直贪财，怎么可能拒绝日本人的好处。于是，他专门派人打听日本人去黄金荣花园的事情。
那天，日本驻华海军武官海军少将佐藤来到漕河泾黄家花园。当时天气非常热，佐藤不得不摘掉自己的军帽，尽力靠近电扇，等候黄金荣出现。十分钟之后，只见黄金荣穿着两件夹袄，又用一条呢毯子裹着身子，由龚天健与俞永刚两人一左一右搀着下楼。他见到佐藤，点头拱手致意。等黄金荣在靠背椅上坐定以后，佐藤打个手势，让等在门外的翻译进来，把话译给黄金荣听。那翻译来到黄金荣身边，说：“佐藤将军代表日本帝国驻沪海军司令部，来看望您老人家。”黄金荣努力把耳朵凑过去，才听清对方的话，却只能点点头。佐藤不想浪费时间，直接让翻译表明来的目的。“佐藤将军希望黄先生做与日本合作的模范，出任上海市的维持会长。”黄金荣这次听得清楚，直接摇头。翻译继续说：“将军说，黄先生德高望重，不要推托。”黄金荣继续摇头。佐藤无奈就把主意打到黄金荣身边跟着过来的龚天健身上，继续让翻译说：“我们盛情邀请黄老先生，协助搞好上海工作。黄先生在上海名气大，说句话就能算数的。”
龚天健也了解对方来的目的，说道：“黄老板因为年纪大，身体不好，早已退休。”黄金荣也缓缓地坐直身体，半天才从喉咙里挤出一句话：“佐藤将军同贵国政府看得起我黄某，黄某心里非常感谢。按理说，我应该为皇军效劳，只是我年老重病，下身的瘫痪病还没医好，连路也走不得，根本没办法为皇军效力啊。”
佐藤从见面就觉得让黄金荣出面确实勉为其难，所以也不再强求，起身离开了。谁知，佐藤这边刚走，那边黄金荣已经甩下帽子，把身上的衣服一股脑扒下来。这才能喘口气，并哈哈大笑。对身边的龚天健一阵赞扬，这个伪装方法真不错。刚才，他打氯丙嗪，可以降温，这是刚从法国人手里搞来的。
“师傅，这回佐藤回去一汇报，我估计他们就不会再过来讨没趣了。”
“你当日本人这么好糊弄的，下次要更加小心才是。”黄金荣还在考虑以后要怎么应付。
他果然没有猜错，没过多久，伪黄浦分局局长，日本人小林和另外两个日本人来到均培里拜访黄金荣，又请他出来当维持会会长。黄金荣同样又是装病，婉言谢绝。又过了两个月，还有个徐铁珊，据说曾教过日皇的书，参加过洪门。日本人要利用徐的帮会关系，组织“黄道会”。徐觉得自己在上海滩的帮会中玩不转，他也到黄金荣家中拜访，请黄金荣帮忙，主持“黄道会”，黄金荣再次托病拒绝。1939年夏天，汪精卫来到均培里。汪和黄是老交情了。早在1935年，国民党四届六中会开幕，汪精卫在照相时被人打了两枪，到上海治疗，黄金荣替他请了名医，百般照顾，因此两人有了交情。汪精卫在1938年12月18日逃出重庆，29日发表了臭名昭著的通电。第二年，在上海极司菲尔路76号召开会议，筹组伪政府。汪精卫曾到黄金荣家，请黄金荣召集工商界及社会名流开会。这次登门，黄金荣明知他已投敌，也不得不热情招待。起初黄金荣想以大世界为开会地址，可汪精卫认为大世界厅堂太小，不集中，于是黄金荣只好给他包下大光明电影院。汪精卫自己不便出面，一切包场与会场布置以及发通知，都交给袁履登及其门生程子良几个人去办。在会上，汪精卫发表了臭名昭著的“和平救国，曲线救国”的汉奸谬论，要求各界人士支持“和平救国”。
汪精卫并没有放弃劝服黄金荣，当天晚上，黄金荣的楼下来了一辆高级轿车，汪精卫派人邀请黄金荣参加在乐山花园大酒店举行的私人小宴。大光明的会议，他推辞出席，这私人家宴怎么办？黄金荣一下决断不下，请来秘书龚天健、管家程锡文，还有杭石君、鲁锦臣几个心腹共同商量。“这乐山花园酒家可是有背景的。外边只知道这家店是日本人开的，可不知道这是日本军部秘密联络点。汪先生选定这个地方宴请师傅，一定是在“做文章”消息灵通的杭石君故意卖关子，在师傅和兄弟们面前露一手。龚天健也感觉不妙，不想让师傅过去。“不去应付一下也不好，要晓得现在是日本人的势力，上海租界已被日军包围，成了孤岛，我们要在这儿立脚待下去，还少不了靠汪先生的牌头。”程锡文分析利弊，倾向于出席。
黄金荣思考再三，车子已经等在下面了，不去就太不给面子了。所以，他决定过去一趟，到地方如果有什么意外，再见机行事。于是，由程锡文、龚天健陪伴，下楼上车前往乐山花园酒家。这次宴会汪精卫再次无功而返，而日伪多次请黄金荣出山没有达到目的，最后派来了一名叫藤曲的特务，名义是保护黄金荣的安全，实际上是暗地监视。后来，日本人提出条件，黄金荣不出山可以，但必须“荐贤”。于是，黄金荣推荐了自己的门徒卢英当伪警察局长，介绍“海上三老”闻兰亭、袁履登、林康侯参加伪政府。1938年冬，敌寇军部组织伪大道市政府，特派卢英出任伪警察局长，卢英踌躇未决，与黄金荣商量。起初黄金荣叫卢英不要落水，不要为日伪效力。在日伪势力日益加大的压力下，黄金荣也就同意卢英落水，并主动作了推荐。
黄金荣虽不出任伪职，却与上海伪政府的汉奸打得火热，而且不停地利用这些人的关系，大发横财。卢英在伪政权中的地位，由南市警察局长而跃升为伪军委会参军长。卢英再次到黄公馆探望他，黄金荣把卢英当做炫耀黄门的得意门生看待，十分宠待他。黄金荣为什么要装病推辞担任伪职呢？黄金荣一次对几个心腹门徒道出真情：“一是给日本人做事名声臭，性命不安全。二是事情不能做绝，光棍不打九九，留个余地为好；三是土地是中国的，日本人虽然打进来，占据了上海，但它不能把上海搬到日本去，再说，我与阿元的关系，也不帮日本人；四是要刀打豆腐——两面光，自己不露头，谁都不得罪。”
至于汪精卫，黄金荣也没忘记。汪精卫做寿时，黄金荣特请日本三菱洋行买办五一亭精绘《长眉罗汉寿佛图》一幅，派秘书龚天健专程赴南京赠送给汪精卫，表示祝贺。一年，黄金荣的门徒史雨春合伙糖商从台湾运来食糖，多次逃税，被税务局查获，将四马路善生糖行的老板席德霖扣押，并抄走了二百包蔗糖，价值六七亿元储备券，还要罚款五亿元，查处史雨春。史雨春非常着急，找黄金荣想办法；史雨春的妻子同黄金荣的儿媳女李志清是结拜十姐妹之一，也向李志清求救。黄金荣和李志清派程锡文陪同史雨春的妻子一起到周佛海的小老婆家中，送给周佛海小老婆三万元现钞、五根金条。这才把事情了了，所以说，黄金荣是属于既没披上汉奸的外衣，又从中捞到了好处。
张啸林和自己亲家翁两人商量了整整一下午带一个晚上，搭好班子。第二天，便召开了成立大会。在四川北路天潼路口的转角处，有一幢七层楼，广东人在这里开了粤菜馆，就是大名鼎鼎的新亚大酒家。“八一三”战事后，被日本人霸占了，做了军事用房与特务机关。其中的二楼，由上海土匪流氓头子常玉清组织的“皇道会”占据三楼与四楼，给了大汉奸梁鸿志作筹备“维新政府”的办公地点。五楼东头的三间套房，就给了张啸林作“新亚和平促进会”的会址。成立大会正是在5201室举行。会上，张啸林自任会长，俞叶封为常任秘书，阿成、高鑫宝等人为理事。后来，会员发展到两百余人，大多是投机商人。会上，张啸林作了分工：为日本军队收购和运销急需的煤炭、大米和棉花等重要物资，他自己包办从上海运煤到华中的“贸易”，负责粮食收购；俞叶封专门收购棉花，负责苏南、江浙一线；程度欣、高鑫宝负责协助张啸林。在日本军需补给上，张啸林为日本帝国主义立下了汗马功劳。后来，张啸林又组织了长城唱片公司，委派郑子褒全权负责。这样，他又可以拉拢文艺界、新闻界的一些人，为他公开充当汉奸吹嘘捧场。
不过，做再多的宣传也挡不住悠悠之口。几天之后，关于诸如“张啸林当了日本走狗”，“张啸林叛国，遗臭万年”之类的鄙视、唾骂声四起。张啸林为此事非常生气，却又无法堵住所有人的嘴巴。一次，杜月笙的儿子杜维翰与张啸林的儿子在一个学校读书。有一天放学路上，杜维翰问张的儿子：“外面都在讲二伯伯当汉奸了，是真的吗？”张啸林的儿子在晚上吃饭的时候想起这话，就去问父亲。结果把张啸林听得火冒三丈，立刻到杜公馆讨个说法。二楼住的是杜月笙的二房姨太太、杜维翰的生母陈帼英。陈帼英闻声探身询问：“二伯伯，有啥事情？”张啸林叫出杜维翰问道：“是不是你说我做汉奸的。”杜维翰吓坏了，急忙辩解：“他们都这么说，我是听来的。”“哪个这么说？”杜维翰哪见过这个阵势，只能把事情往身边的万墨林身上推。张啸林又找万墨林算账，把他大骂一顿，才消气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