巧者有大有小，小巧者一味投机钻营；大巧者外饰巧智，内实敦原。在做实事处理具体问题的，应以大巧取胜。

纪晓岚入仕途较早，官升得也快，但当了侍郎、尚书后，十几年间却始终不能进入枢密机构军机处，不能不说是纪晓岚终生的大憾事。其中的缘由就是他得罪了和，而两人因审理海升案意见相左，是其“结怨之始”。

说是大案，案情其实并不复杂。乾隆五十年四月，阿桂的亲戚、员外郎海升，因与其妻子吴雅氏发生争执而导致其妻死去。事情发生后，海升报告所管步军统领衙门说是自缢而死。步军统领衙门于是准备交刑部审讯，但海升的小舅子贵宁不相信他姐姐是自缢而死，所以不肯签字画押。于是经刑部奏请派大臣验尸。而当时和为军机大臣，曾有意借此牵连阿桂，主张重新验尸，即令新任左都御史的纪晓岚，会同刑部侍郎景禄、杜玉林以及御史崇泰、郑、刑部司员王士??、庆兴前往开棺检验。经验证，纪晓岚等确定为自缢，以“臣等公同检验，伤痕实系缢死”上奏。

但尸亲贵宁认为检验不实，海升系大学士阿桂亲戚，刑部明显有意包庇，并将其情在步军统领衙门控告。这样一来问题变得复杂起来，它不仅涉及一干检验人员，更直接将大学士阿桂牵涉进来。乾隆一向讨厌大臣结党，现见如此多的大臣党附阿桂，自然不很愉快，又经和煽风点火，遂特派侍郎曹文埴、伊龄阿前往复查，两人复查后汇报说吴雅氏尸体并无缢死的痕迹。乾隆遂令阿桂、和和刑部主管、原验、复查各官一起再作检验，仍没有发现缢死痕迹。于是乾隆令严讯海升，海升最终承认是他将妻子踢伤致死。

因此，乾隆降谕指出：“此案原验、复查官员，竟因海升是阿桂的姻亲，均不免有顾虑和奉迎之处。从前刑部官员于福康安家人富礼善一案，有意徇情，致使元凶几乎漏网，多亏朕看出疑点，特派大臣复行严审，才使案情水落石出……不料你们不知悔改，在那一案件事过不久，又有此事出现！阿桂受朕深恩，于此等不肖姻亲事自不屑授意刑部各官，而刑部各官、御史即不免心存顾虑，及朕特派复查，仍胆敢有意包庇。如果不严加惩处，以后又怎么用人？怎么办事？”

“此案阿桂已经自行议罪，请罚公爵俸禄十年，并革职留任，本应依照所请，姑且念此案究不比福康安包庇家人，而且阿桂还有功劳，著加恩改为罚俸五年，仍带革职留任。”

纪晓岚及其朋友王士遭重点指责：“其派出之纪昀，本系无用腐儒，原不足具数，况伊于刑名事件素非谙悉，且目系短视，于检验时未能详悉阅看，即以刑部堂官所言随同附和，其咎尚有可原，著交部严加议处。……王士在刑部年久，前因出差回京召见，观其人尚有才干，方欲量加擢用，乃是复验时回护固执，装点尸伤，逢迎阿桂，该员等均罪无可宥。叶成额、李阔、王士、庆兴亦俱著革职，发往伊犁效力赎罪，不准乘驿”。

“曹文埴、伊龄阿经朕派出覆验，若也如纪昀特人顾虑徇情，只知道迎合阿桂，蒙混了事，转相效尤，将来此风一长，大学士、军机大臣皆可从此率意妄为，即杀人玩法也必无人敢问了。假如真是如此的话，国事还能问吗？此案曹文埴、伊龄阿即能秉公据实具奏，不肯扶同徇情，颇得公正大臣之体，甚属可嘉，著交部议叙”。

从对此案的处理来看，乾隆明显有打击阿桂一派的倾向。刑部复查案件本有失误的可能性，而乾隆谕令一开始即将其同福康安包庇家人一事作类比，显然定性为朋比徇情，而且所处分的官员几乎全部是阿桂一派人。这不能不说与和在暗中煽动有关。而且，可以作为旁证的是，次年御史曹锡宝弹劾和纵容家人刘全招摇撞骗一案，乾隆即有“纪昀因上年海升殴死伊妻吴雅氏一案，和前往验出真伤，心怀仇恨，唆使曹锡宝参奏，以为报复之计”一说，如没有和操纵海升一案，乾隆又为何将两案相联系呢？在此案中，纪晓岚的同年朋友王士，职位虽低，处罚独重。王士在刑部历久资深，且精于刑名之学，断案认真、周密为人称许，却不得重用。在海升殴死其妻吴雅氏一案中，他因坚持缢死一说而遭重罚，革职发往伊犁效力赎罪。对其不幸遭遇，纪晓岚深表同情和不满。嘉庆元年王士死后，纪晓岚为他作墓志铭，称赞他说：“鞠狱定谳，虽小事必虚公周密”，“凡鸣冤者，必亲讯，以免属吏之回护；凡案有疑窦，亦必亲戾，以免驳审之往还”。“才余于事，又多所阅历，弥练弥精。”并引用王士的话说：“刑官之弊，莫大乎成见。听讼有成见，揣度情理，逆料其必然，虽精察之吏，十中八九，亦必有强人从多，不得尽其委曲者，是客气也。断罪有成见，则务博严明之名。凡不得已而犯，与有所为而犯者，均不能曲原其情，是私心也。即务存宽厚之意，使凶残漏网，泉壤含冤，而自待阴德之报，亦私心也。惟平心静气，真情自出；真情出，而是非明，是非明，而刑罚中矣。”

如此精于刑名案件、办事认真公正的人，又怎么会徇情或误断呢？只能说明王士断为自杀并不错，和等断为海升殴打致死不实。纪昀虽不敢明作翻案文章，但仍可窥见他对海升妻死一案获谴之人的同情与不平。纪晓岚所为不温不火，恰到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