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事情做到防患于未然，就有可能顺局。任何麻弊大意对顺局本身都可能是严重的伤重。这句话虽是老生常谈，但依然有理，其中隐含着至深的顺局大道。

尽管所有封建专制性质的统治者都知道要巩固自己的统治一定得取民心，所谓得人心者得天下，所谓水能载舟也能覆舟，但当民心与统治思想有抵触时，所有的统治者便又不惜使自己在天下百姓面前变为一个刚暴之君，而不肯有丝毫的苟且姑息，这就是帝王们的兴国安邦、不避诛戮之大策。作为一代明君，乾隆皇帝也概莫能外。

乾隆初年，社会秩序稳定，对民间造用鸟枪的禁令比较松弛，只是规定不准民间私铸而已。当时，所有鸟枪一律由政府机关登记和编号。乾隆二十四年以后，乾隆皇帝一度采纳福建按察使史奕昂的建议，查禁民间所用鸟枪、竹铳、铁铳等物，但为时不久，便又松禁。

当时在山东、江西、湖南、两广等地，官员们为了地方治安，已经开始组织民壮队伍。清代民壮是由汉人组成，经过正规训练的准军事力量。乾隆三十二年，山东巡抚崔应坚开始让民壮演习鸟枪的使用。当他上奏说民壮“教演纯熟，颇资防守”时，乾隆皇帝一时并没有非议，还颇为称赞，并令直省各州“俱有额设民壮，或可仿照添改鸟枪，留心教演，用以缉盗匪而御凶顽，于地方不无裨益。”此后，江苏、江西等省均援例办理，民壮开始成为掌握地方先进武器的武装力量。

乾隆三十九年十月，山东临清县爆发了一场小规模的王伦起义，地方民众反抗情绪一度有所萌发。大学士舒赫德以鸟枪流弊不可不防，上奏说：“即如此次寿张逆匪王伦滋事一案，虽由满汉官兵鼓勇向前，得以早行剿灭，而亦因贼无鸟枪一项，搜捕较易，是知民间藏匿鸟枪所关甚巨。若不实力查禁，恐日久滋生事端。臣愚以为：所有商民防御盗贼、猛兽应用鸟枪呈明制造之例，请永行停止，其竹铳铁铳之类，亦概不许私自制造之例。其民间现有藏在家者，请立定限期，交地方官查收。如有逾限不缴，及地方官不能查察者，并请皇上饬部严定科条，示以惩儆。”

舒赫德的建议给开明治世的乾隆皇帝一声惊喝，上了一堂非同小可的阶级斗争教育课，因而引起他的重视。在这一年的十一月，他即下谕禁造鸟枪及私藏鸟枪、竹铳、铁铳等，还规定“民人逾期不交，及地方官查缴不力者，一律治罪”。但是又过了不久，仿佛是由于一向的宽仁之心使然，使他觉得舒赫德的建议毕竟小题大作。便又改变了查禁鸟枪的初衷，说：“小民之守分与否，更不在鸟枪之有无”，“所有内地查禁鸟枪之事，并著无庸办理”。

乾隆皇帝为什么在短短几个月之内有这样大的转变呢？其实这并不是转变，而是他的缓兵之计而已。当时他也正在准备解除民壮鸟枪武装，但他担心收缴民壮火器与查禁鸟枪同时进行，触及面会太广，引起社会动**。所以他认为突然收缴是心虚的表现，纵然有必要收缴枪械也应从容进行，猛乍一声地行令，不符合自己的做事风格。在这个基本平稳、百姓乐业的社会里，平波起涛不好，因为办理民壮本来是为了社会治安，冷不丁地翻了脸，又要将其手中的鸟枪收掉，无论如何动作是太大了点，而只有缓缓进行才不致于引起民间反应。

正由于思想上绷紧了防患那根弦儿，到了乾隆四十二年，当山东巡抚国泰上奏说民壮应用鸟枪应进行实弹演习，以使他们能得到真才实学时，乾隆皇帝闻奏立即下谕，责怪国泰目光短浅，鸟枪是很重要的武器装备，怎能随便发给民壮兵丁呢。他说：“若概使演习鸟枪，并令熟悉进步连环之法，于缉暴防奸之事并无裨益。况各省训练纯熟火器者多人，则又不可预防其弊，即如前年山东逆匪王伦滋扰一案，幸若辈乌合之众不善施放枪炮，所以一举歼灭，此其明验也。国泰此奏不必行，其鸟枪一项不必演习。”

不仅此次谕旨保持了一定的警惕性，令国泰传给各省督抚知晓，让各省督抚“不动声色，将鸟枪改为弓箭”。乾隆大帝还禁止将武科考试中弓箭改为鸟枪打靶。乾隆大帝的理由是：“鸟枪一项，原系制胜要器，而民间断不宜演习多藏。若武科考核鸟枪打靶，则一县中添无数能放鸟枪之人，久而传习渐多，于事实为有碍。”

鸟枪原属西洋火器，自从在中国民间流传以来，很多普通人为了捕猎防盗，都有收藏。而起初乾隆皇帝并不赞成禁止火器落于民间，他曾经说：“如欲过为严禁，不几于吾邱寿王所云：邪人挟之而吏不能止，良民以自备而抵法禁，是擅贼威而夺民救者乎？”意思是说，如果过分禁止的话，那不成了不准老百姓用以自救，反而帮助匪盗横行无忌、大耍贼威了吗？但到了乾隆后期，随着奸臣和的当权，乾隆朝已有没落气象，民间起义之事不绝，这就使乾隆皇帝下决心禁止火枪在民间流传。

乾隆四十六年，为维护大清统治不受威胁，乾隆皇帝特下谕：“民间私铸鸟枪，向有明禁，各督抚平日不行饬属实力查办，致行民间私行制造，而不逞之徒得以借端滋事，殊非缉暴安良之道。著传谕各省督抚，嗣后务须督饬各属员实力严查，毋许工匠私行铸造售卖。并令道府州县于因公巡查之便留心稽查，谆切晓谕，如有民间私藏者，即随时缴销。总须不动声色，设法办理，并于每岁年终汇奏一次。”在采取措施时不忘讲究工作方法，显示了他做事的一贯性。

此旨一下，各省纷纷行动，各地民间所藏鸟枪皆予收缴，仅四川一省就查缴鸟枪一万三千多杆。到乾隆五十年之后，“民间已共知例禁，鲜有隐匿”。与此同时，乾隆皇帝为安全起见，又严禁私售硫磺等火器用品。这样一来可谓釜底抽薪之效，即使民间有火枪，也难以找到火药使用。

为了永保大清江山，乾隆大帝对百姓反抗清廷的行为毫不姑息。完全垄断了先进火器的使用，使国家暴力机器的镇压力量相对于民间百姓来说，获得前所未有的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