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治是中国历史的主流，但无论多么集权的人制，也需要一套行之有效的运行机制保惮组织的有条不系运转。从某一个具体环节入手，通过改革使细局的机制更加高效，可以为细局做大保驾护航。

大凡成就一项伟业，办成一件正事，皆须有一套缜密的管理机制，需要循规而行，特别是国家大事，政治举措，更是马虎不得。雍正朝之所以将一个慵懒、多弊的社会纳入有效管理状态，使政令通畅，令行禁止，有条有序，原因也就在这里。无规矩无以成方圆，吊儿郎当办不成大事，现代企业和行政机关这方面的经验教训比比皆是。

雍正朝军机大臣的主要职责大致上可归为三类：即不时应召商议军机要务；面奉谕旨草拟文书和审议誊录保存文件。

不时应召商议军机要务是指参议国家各种政治事务，主要议题自然要由皇上本人来决定。一般来说，需要参议的有军务、人事、典礼等等。但让他们参议某事，并不意味着要给军机大臣以决定事务的职权，即皇上只是通过参议向他们征求意见，至于事件应如何决定，如何处理，诸军机大臣就无权过问或从中阻挠了。说白了，当时的军机大臣，充其量只不过是皇帝的秘书或顾问罢了，因为雍正之所以要设立军机处，目的就是为了巩固皇权。但话又说回来，凡事并不那么绝对，皇帝让军机大臣拿意见，本身就意味着倾向性，大臣们的意见和建议他还是要听的，大臣们的影响也是很大程度地存在的。

军机大臣既是皇帝的“秘书”，按理说那就只好每天随侍在皇帝左右听从皇帝的调遣了。即一般情况下，每日凌晨三至五点，军机大臣及军机章京就要进入值班房。早上如有紧急要务，偶尔也提前接见他们，甚至一日要接见数次。特别是对张廷玉，雍正召见的次数就更多。因为张廷玉是专门负责为雍正撰写谕旨的。即使在雍正初年，军机处创立之前，张廷玉就是雍正的得力宠臣之一，那时“凡有召旨，则命张廷玉入内，口授大意，或御前伏地以书，或隔帘授几，稿就即呈御览，每日不下十数次”——军机处创建之后，由于撰写谕旨的需要，张廷玉就更成了大忙人儿，特别是在大西北两路用兵时，张廷玉更是“自朝至暮，音有一二鼓者”。意即到了晚上一、二鼓时仍不能休息。直到鄂尔泰充任军机大臣后，张廷玉才稍稍轻松些。从张廷玉的繁忙情况来看，其他军机大臣的忙碌情况也就可见一斑了。

正因为这些军机大臣的公务繁忙，才使一向驭下极严的雍正给了他们许多格外的恩典。例如雍正不时将一应绫罗绸缎、应时果脯、各方士贡、鹿肉山珍等赐给张廷玉、鄂尔泰等亲近大员。又命每日入值的军机大臣、军机章京随御膳房吃饭。而各满汉章京下班后还被允许去“方略馆”聚餐。如果雍正住在圆明园，那么这些人就在圆明园外值庐用膳，以示皇帝对他们的恩典。此外雍正为了向这些人表示宠异，还允许军机章京“式挂朝珠”——朝珠，文职五品，武职四品以上才有资格悬挂，而在军机处任军机章京的多是六七品以下的小官，他们能破例得到四品以上官员的待遇，自然是得益于雍正对他们的另眼相看了。

军机处成立初期，雍正与军机大臣商议的军机要务，多以西北两路用兵之事为重要内容。如十年二月，宁远大将军岳钟琪参劾副将军石文焯纵敌，雍正对处理石文焯的方案举棋不定，于是命令军机大臣提出他们的处理意见；同年，西路军大本营要移驻穆垒，雍正为此选定了六月初四已时命部队启行，并于四月十三日提前命令军机处通知岳钟琪，“将一应事宜预先留心备办，但军营切宜慎密，以防漏泄”。

其他方面的军政和八旗事务，也多由军机大臣办理。如九年，雍正认为山东登州是滨海重镇，所辖地域辽阔，却只有六千兵丁，怕不够用。因此命军机大臣详细讨论，看看是否应酌增添兵额……此等等，不胜枚举。由此看来，军机处在创办初期，主要是处理战争，军政及八旗事务，而后才把范围逐步扩大到各种机要政务。军机处的另一项任务是奉谕旨草拟文书，这是军机大臣最经常的一项工作，清代皇帝的诏令有数种。主要的则是“旨”、“敕”、“上谕”。其中的旨，就是指皇帝批答朝廷内外官员关于一般事务题本的一种文书。敕，是颁给各地将军、总督、巡抚、提督、学政、总兵官的一种公文。这两种公文原来是交由内阁发给六科抄录，并宣示有关衙门和官吏具体执行，无多少机密可言。

所谓的上谕有两种。一是宣布皇帝巡幸、谒陵、经筵、赈济及侍郎总兵、知府以上文武官员黜涉调补等事，原亦由内阁、六科转抄发送。此种上谕经手多人，几乎无密可保，因此称明发上谕。另一种是“诰诫臣工，指授兵略，查核政事，责问刑罚不当者”。此属不便公开的内容，因此在军机处建成后，总由一名军机大臣单独面呈雍正，由雍正面授机宜，拟写公文秘密发出。这种公文因不经内阁、六科之手而直接出自内廷，故称廷寄。

在雍正朝，经张廷玉一手策划，廷寄法行成了一种完备的制度，凡发给经略大将军、钦差大臣、参赞大臣、都统、办事领队大臣、总督、巡抚、学政的都叫做“军机大臣字寄”；凡发给盐政、关差、布政使的都叫做“军机大臣传谕”。属于字寄类文件，传谕的封函表面都注明“某处某官折阅”字样，封口处钤印军机大处印后，交兵部捷报处发送。

具体承担递给任务的是各地驿站。军机处根据公文的紧要程度，决定递送速度。凡封函上写有“马上飞递”字样的，皆要求日行三百里；遇有更紧急情况，则具体写明日行里数，或四百、五百、八百里不等。

那么，为什么要用这种速度传递公文呢？照雍正的话来说，就是“内外咨呈文书往来，该衙门尤易疏忽，以至匪类探听，多生弊端。间有缉拿之犯，闻讯远扬，遂致漏网，此皆不慎之故，贻误匪轻”！由此看来，雍正此举仍是针对泄密行为而采取的一项措施。

审议誊录保存公文，是军机处的第三项工作。每天入值军机处后，由各军机章京赴内府领取皇帝下发的奏折，并分送军机大臣审议。审议后再向雍正请旨，由雍正决定处理意见。此后，各军机章京就要将此类奏折及雍正的处理意见誊录出副本，并加以保存。这种录制副本工作十分辛苦，颇类似于机械操作的性质。而雍正这样做的目的，一来是为了保存各种档案，二来则是为了便于将来查寻各种资料。

《易经》上说：“大人虎变，未占有孚。”这是说伟大的人物像猛虎一样进行变革，无须怀疑，变革一定能有光大诚信的美德。又说：“君子豹变，小人革面”，这是说君子像有斑纹的豹子那样进行变革，就是小人也会顺应变革而改变旧日倾向。

雍正皇帝即位后，因为不想使自己成为一个庸主，所以就要像猛虎一样进行变革。

中国的历史上进行过许多变革，战国时秦国孝公实行变革，使秦国日益富强；宋朝神宗进行变革，力谋富国强兵。秦孝公用商鞅进行变革，宋神宗用王安石进行变革，而雍正的一系列变革，却是君主一个人进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