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平执法，是天下之理，世界大胜之理。雍正也是这样认为的，力注公平办事，但是现实生活中的公平往往出了问题。

雍正时期，做皇帝的把刑事审判权抓在自己手里，亲自审案，这对日理万机的皇帝来讲，自然是并不轻松的，然而他却乐在其中。在处理各类案件的实践过程中，雍正逐渐积累了许多丰富的经验，发现了许多执法过程中的不公正或执法不彻底的现象。为此，他又提出了一些有益于建全法制的主张。

如他发现在多数人命案中，故杀、谋杀的现象并不多，斗殴误杀人命的却比比皆是。其杀人动机多半只是因为一些小事而发生口角，以致双方打斗起来后，越打越凶竟至拼命，等到案发后，这些人又追悔莫及。雍正大帝从中发现了问题，认为这是愚民无知，不懂法律而造成的，即因政府普法力度不够，才使老百姓因不懂法而酿成大错。这就是说，法律在当时只是一种治标不治本的措施，不能达到防患于未然的目的。

根据上述情况，雍正决定大搞普法宣传，以整顿世风，收到标本兼治的效果。但他也考虑到，自己所知道的法律条文太多，一般人难于尽知，为此他命令刑部，专门把对殴杀人命的法律制裁措施逐条摘去，详细讲解说明，然后由地方政府刊刻，分发于各乡各地，使之家喻户晓，人人皆知，以减少人命案件时有发生的社会现状。

当时朝廷设置的监狱中存在着许多弊病。凡遇各部院、八旗、步军统领及五城御史等衙门交送的人犯，不论案情轻重，刑部衙门一概收禁候审。结果是这些囚犯多受狱吏欺凌讹诈。等到定案时发现，其实重案很少而轻案多，甚至还有许多是清白无辜的人，无端遭受了牢狱之灾。

十一年，大学士张廷玉为此提出了区别情况分别收禁刑部人犯建议。雍正遂与九卿商议后采纳了张廷玉的建议。此外，张廷玉还发现刑部在定案时，所引用的法律条文往往有失妥当很容易出现官吏舞弊现象，使重罪轻判或轻罪重罚。于是他再次向雍正提出建议，并请求都察院和大理寺确实起到真正的监察作用。雍正认为张廷玉的建议非常有道理，于是又命九卿议定了具体的纠弊作法，并加以实施。

由于清律沿袭的是唐、明历代的旧章，其中也沿袭了唐、明的赎刑一说。所谓赎刑，就是指当人犯了罪后，可以靠花钱来减轻或免于惩罚。例如。雍正初年曾定有西安“驼捐例”“营田例”，都包含有捐赎的条款。此后西北两路用兵，急需军费开支，雍正更用上述办法筹措到许多钱粮——如具体规定：不管汉人旗人，凡犯死罪又情有可原的，三品以上官员捐运粮银一万二千两。四品五千两，五六品四千两，七品以下二千五百两，贡监生二千两，平民百姓一千二百两，捐运之后俱准减去死罪；若犯充军流放刑法的，各类人等则各自交足死刑捐银数的百分之六十；若犯有期徒刑以下各罪，则各自交足死刑银数的百分之四十，捐运之后就准予减轻受惩罚。这样一来，就使官员和富贵人家能用金银赎罪了，而穷人无钱，仍要受到严惩，这无疑是一种不公平的法律现象。

雍正大帝本人也认为上述作法是不公正的，因此在实行过程中要求从严掌握此类处罚条款。如五年十月，刑部议准王惠等人可照营田赎罪例赎罪，雍正在复审后，只批准了杨廷璋等三人赎罪，却以王惠殴死人命，林必映、林鼎身为举人、监生而开设赌场，大干法纪，不准其捐赎抵罪。这就是说，假如罪大恶极，就是想掏钱也不行。

除了允许官吏和有钱人花钱赎罪外，雍正还在康熙前朝法条的基础上，将一种叫“留养承祀”的法律条款制度化了。所谓留养承祀，就是指某些人虽犯了重罪当斩或要被流放到边远地区，但政府考虑到他上有双亲需要抚养，下边没有妻儿承继香火，同时该犯又无兄弟奉养老人，因此决定留他一条小命，好使老人得以奉养，香火得以传递。由此看来，雍正是从稳定社会家庭结构的实际情况出发的。但雍正同时又指出，在留养承祀的具体问题上，应根据实际情况具体对待，即必须看被害者家中是否有成了次丁来奉养双亲。假如被害人家中也没有其他子女，而杀人者却反得留养承祀，那岂不有失公道吗？

此后雍正又规定：凡充军囚犯和免死发配囚犯，倘若家中有祖父母或父母深染重病无人照料的，对充军囚犯，处以杖责；对免死囚犯，枷号两月，杖责一百；然后再准许其留下来奉养老人。接着又规定：假如丈夫失手打死妻子；父母虽已故，但该犯却没有子嗣延续香火的，可将该犯枷号两月，杖责四十大板，之后才准其存留承祀。

从上述规定看，雍正皇帝既照顾到了老人的一面，使人老有所养，又照顾到了下一代的情况，使人家业永存，香火不断传延下去。在封建社会，此举是颇符合当时的社会情况和人们的伦理道德观念的，因此也就大体上体现了公平原则。

雍正的所谓公平自然也有其历史局限性，然而他所提倡的公平的精神却值得后世深思。为了体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雍正本人曾说：刑法应是至公至平的，不能随意忽轻忽重。

基于上述看法，雍正大帝还向“八议”制度提出了挑战性的看法。所谓八议，是指封建等级制度在法律上的反映，此举历代相沿，被统治者视为不易之法。之所以被视为不易，就是因为统治阶级要借此保护其特权不受侵犯，要维护其高人一等的政治地位。但雍正却不这样认为。他说：八议制度对亲、故、功、贤等类人的犯罪采取曲法优容的态度，这是不对的，这将使国家执法机关在执法时出现忽严、忽宽的不良现象。更何况这些王公贵族的亲属、已故臣官的后代，以及有功之人和贤哲之人，平时已得到了国家的优崇，更应当带头守法，为士民做个表率。但如果他们非但不起表率作用，犯了法还要得到曲宥，这怎么能让人心服呢，又怎么能达到惩恶扬善的目的呢？恐怕与他们的身份、地位也不相符吧。并且，由于八议制度撑腰，这引起人中的不肖者，反倒更可以知法犯法、为所欲为了，这样法律不就成了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了么，算是什么法律呢？

雍正的公平原则，可以说是对封建等级制度提出了质疑的挑战，即不但认为法律面前是人人平等的，甚至还认为“王子犯法与公民同罪”，甚至比普通百姓犯法更可恶，更应从严受到制裁！他的这种说法，尽管在封建社会的历史条件下不可能完全实现，但即便是作为一种倡导，也是有着非凡意义的；他是作为皇上亲自在审理案件中执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