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规陋习是长期以来约定俗成，习空见惯自也不以为异，但它对大局的危害是十分严重的。布细局就不能漠规它的危害。
官场上的送礼之风，可谓源远流长，绵延不绝。从其作用来看，送礼既可拉近距离，增进感情，又可满足双方的冲动，彼此也都甘之如饴。反正，送与被送，都不是一方就能决定的。在养廉银制度实行之前，地方官吏中的下属，必须按陋规向上司送一定数量的礼金。若上司本人身兼数职，下属就必须同时奉上几份礼物，假如这一陋规不被革除，势必会对雍正所推行的政策改革造成不良影响。因此，雍正采取了“革除陋规，善于求新”这一个心智。
雍正元年（1723年），山东巡抚黄炳报告他所主管的衙门，以前每年收规礼银十一万两，其中节礼、寿礼银六万两，丁、地规礼银一万余两，两司羡余银三万两，驿道、粮道规礼银各二千两，盐道及盐商规礼银各三千两。黄炳曾任按察使六年，收盐商规礼银三万两。巡抚一年的规礼，要比后来实行的养廉银多好几倍，按察使所受盐商规礼一项，就占到养廉银的二分之一以上。雍正即位后，注意革除这一弊病，元年发出上谕，禁止钦差接受地方官馈赠，督抚也不得以此向州县摊派。在实行耗羡提解的同时，就大力取缔陋规了。这方面，河南巡抚做的比较突出。石文焯在计议耗羡归公时，考虑到若规礼不除，州县官还会在耗羡外再行加派，以奉献上司，为防止它的出现，就将巡抚衙门“所有司道规例，府州县节礼，及通省上下各衙门一切节寿规礼，尽行革除”。田文镜继任，更能以身作则，不收规礼：“家人吏役约束颇严，门包小费一概谢绝”。河南有一些特产，如开封府的绫、绵、绸、手帕、西瓜，归德府的木瓜、牡丹、永枣、岗榴，怀庆的地黄、山药、竹器，汝南府的光鸭、固鹅、西绢，平原州县的麦豆，水田州县的大米，附山州县的木炭、兽皮、野鸡、鹿、兔等类，上司强令该地方官交纳，成为土例。田文镜一概不收，严行禁止地方官交送。
即位之初，雍正就发出上谕，禁止钦差大臣接受地方官员的馈赠，从最容易被“送”的钦差身上开始改革送礼之风。
恰好这时，巡察御史博济到江南观察，并借机向驿站收取规礼，结果被雍正发觉了，正好抓了他个顶风作浪的典型。于是雍正立即传旨，将博济就地免职，并交由当地政府严加查办。接着，雍正又借此事件趁热打铁，通令全国说：“倘有再私受规礼者，将该员置之重典，其该管之督抚，亦从重治罪。”
雍正这一招做得很绝。因为他不但将犯事的官吏处以重罪，同时还诛连到其上司。这就是说，下级犯罪，与上级督察不严有着必然联系，因此犯事官吏的上级也应该一并受到诛连。雍正的这一招虽有些过激，但却使地方大员无不战战兢兢惧怕受到诛连。因此，他们都便再不敢听任下属胡作非为了。这证实了田文镜向雍正提出的那个建议：“欲禁州县之加耗加派，必先禁上司，欲禁上司，必先革除陋规。”由此看来，雍正在革除陋规的过程中，用的正是打蛇先打头，擒贼先擒王的策略。
在取缔陋规的同时，雍正还加强了对中央官员的约束。以前，地方官在向户部交纳钱粮时，每一千两税银中要加派二十五两所谓的“余平银”和七两“饭银”。雍正意识到这也是滋生腐败的一个源流，因此在即位之初就下令减去“余平银”的十分之一，以缓解地方上过量的财政负担。耗羡归公后，允祥亲王曾建议雍正取消收纳如“余平银”和“加色银”，并同时杜绝地方官短交或以“潮银”抵充足色纹银的行为。如果实行这一办法，可以有效地制止主管国库的官员与地方官员侵蚀私分国家钱粮的图谋。雍正皇帝认为这个建议有理有据，立即批准，取消这一加派现象。
加派被取消后，雍正又开始向“部费”开刀。
所谓“部费”就是指各衙门在向吏部陈奏各项事务时，如不交纳一定数额的礼金，吏部就不批准予以实行。其它各级衙门也有类似的现象。甚至新设立的会考府，本是打击贪污清理钱粮的部门，但其中的个别人也暗中收取这种部费——这就涉及到了雍正早期的宠臣之一隆科多和雍正的政敌允。他们当时都是会考府中的全权人物。因此，雍正同他们的较量更是用尽心机，既斗智又斗勇。
有必要指出的是，这种部费，即是指人们常说的：“衙门口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它也是封建时代的一种极其不良的社会现象，与目前社会上风行的吃喝送礼塞红包，钱多好办事一脉相传，颇有共通之处。因此，雍正对此也做出了明文规定，指出各省总督、巡抚、提督、总兵必须对“部费”这一不良现象严加禁止，倘有人督察不严，将从严治罪。
至此，官场送礼风才有效地被扼止住了。
这种与整个官场陋习做斗争的精神，值得后人好好品味。
反对陋习是一场斗争。一方是单枪匹马的封建皇帝，一方是整个官僚体系及社会习惯的结合体。
官僚不愿放弃已经到手的滚滚财源，力图维持现有局面。皇帝又志在改革，力图重开气象。双方矛盾激烈、互不妥协。
甚至可以认为，这次改革是一场君主与臣子间的斗争，是锐于进取的皇帝与保守陈旧又本性贪婪的官僚们之间的冲突。
改革的发动者虽然高高在上，然却势力单薄；被改革者已是落后，但却不僵。这是中国不少改革家都曾经历过的尴尬处境。
这也是历史的悖论。
不能过高估计雍正此举的社会效果，但也不可否认改革皇帝可敬之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