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胜者的谋权术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课题。实施任何形式的操纵胜局手段都需要借助权威，权威往往来自于权力，但又不尽然，权威还有一种来源，就是魅力，诸葛亮重新确立联吴灭魏的国策就完全说明了这一点。

武侯祠里面藏着诸葛亮的大胜智慧。刘备病倒后，刘备63岁，病得很重，不行了，硬撑着等待丞相。刘备深知，儿子无能，死后大权必落于诸葛亮手中。硬要儿子独掌大权，难当大任，事业必败。诸葛亮掌握大权，事业或可有成，他不是野心家，因此索性把话挑明。刘备托孤，流露内心对诸葛亮的信任，是刘备、诸葛亮关系光彩照人极其灿烂的一页。如此以诚待人，是刘备真性情的流露，怎能不令诸葛亮五内感动呢！这再一次证明当初投奔刘备是对了，如果是曹操，以权术驭人，能如此委心相任吗？

刘备交待完后去世了。自从曹操死后，刘备是三国间最知名人物，他的死震动华夏。人们发出疑虑：大败之后的蜀国能否承受住这一打击，并保存和安定下来？确实，诸葛亮接过的是个烂摊子：不仅统一全国未实现，而且刘备集团陷入第二次危机。

当此关头，蜀国新的领导者非有大智大勇，不能将船航到彼岸。刘禅平庸，无法胜任。刘备看到这一点，在托孤时定了调：皇帝是象征，大权在丞相。

因此蜀国中央决策和行政系统不能循常规走路，必须进行政治制度改革。过去皇帝刘备掌握大权，丞相诸葛亮分掌大权。现在丞相在尊后主刘禅的同时，接收刘备的权力，集中于自己一身，对刘禅的皇权作出限制。

蜀后主建兴元年（公元223年），诸葛亮被封为武乡侯。武乡是魏境内琅邪郡的一个县，三国封爵时都封在本郡邑。接着成立丞相府，掌管全国行政大权，又以自己主持的宰辅会议代替过去刘备主持的御前会议，建立决策后重大事项向皇帝刘禅报告的制度，建立丞相对皇帝指导的制度。这样，蜀国最高权力机关在刘禅的宫中和丞相诸葛亮的府中，但是宫中的权力是名义上的，实际政务操在府中，丞相府成为蜀国事实上的中央机关。不久，诸葛亮兼任益州牧，不仅国务归诸葛亮，连地方事务也归诸葛亮直接过问，从体制上确定了政事无论巨细，都取决于诸葛亮。

领导者的权威不仅来自权力，也来自个人魅力。诸葛亮的施政风格同曹操一味用术不同，他是忠心耿耿，兢兢业业，出以一片公心，团结人，尊重人，讲奉献，敢于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一风格赢得一致好评。

当曹操处于大权在握的类似位置时，人们纷纷对他的真实企图抱有怀疑；但是群臣对诸葛亮只是尊敬，没有人怀疑他有非分企图。

诸葛亮有权调动全国的力量，放开手脚办事。

要办的大事，是摆脱目前危机，最终统一全国。任务异常艰巨，必须拨乱反正，扭转航向，制定新的国策，带领国家回到正确的道路上来。

蜀国的道路是有问题的。当“汉事将成”之际，蜀国围绕荆州归属，同东吴出现尖锐对立，而决策却一再失误。一方面荆州是东吴全力来争、刘备只能以一部力量来守的形势，一方面忽视团结东吴，对东吴争荆州的决心估计不足，丧失警惕，发生了东吴背叛联盟、荆州被偷袭的恶性事件。关羽被杀后刘备又置主要敌人曹魏于不顾，发动东征，遭受挫折。在一连串重大挫折打击后，应该清醒了。

症结在什么地方呢？在于打击的方向错了。如果蜀、吴继续对抗下去，势将相互削弱，魏国将更加强大，最终不仅不能消灭魏国，反而将被它所灭。

反吴已被证明是错误的，刘备对此有所觉悟，夷陵战后派使者联络吴国，临终又说他所惦念的，是“最终成就咱们的大事。”这“大事”便是消灭魏国，兴复汉室。但刘备无力彻底改正他的错误，此事必须由自己完成。诸葛亮把联吴灭魏确定为基本国策，一切都必须服从服务于它。

这时群雄混战和三国形成阶段已经过去，进入三国鼎立阶段，形势相对安定，各方不再进行决战；然而，北伐魏国是刘备集团一贯的方针，刘备临终又以此事相托，伐魏仍须进行。而且必须尽快，时间拖长，对于魏国恢复其残破的经济有利，而及早北伐可发挥自己治国治军优势，何况身死之后，谅蜀国无人能够蹈涉中原，抗衡大国，唯有早用兵，才有希望蚕食并最终打败魏国，报答刘备知遇之恩。

形势仍然是魏强蜀弱。魏国人口约占三国总人口的60%，面积为整个北中国，政权度过草创阶段，经济有了一定的恢复。蜀国在江陵、夷陵之败中损失了荆州军全部、益州军一部，人口约占三国总人口的12%，面积只有益州一州。

但胜利希望是有的。魏国存在弱点，当权者的战争指导能力远逊于过去的对手曹操，经济仍然没有走出阴影，许多地方仍然是千里无人烟。蜀国虽然在军事力量上处于劣势，但是同刘备寄寓荆州时相比，有了相当的实力，经济未遭到破坏，还有较大发展，政权将获得巩固，刘备集团素有以弱胜强的传统。如果再度实现联吴，吴、蜀联盟可以对魏国构成战略均势，那时魏国不能全力对蜀，蜀国可以全力对魏，有可能在局部地区造成某种优势，积小胜为大胜，最终战胜魏国不是没有可能的。

诸葛亮展开确立联吴灭魏国策的努力。

这时，魏国司徒华歆、司空王朗，各有书信写给诸葛亮，陈说天命和人事，劝诸葛亮举国称藩。

诸葛亮不作答复，暂时保持低姿态，抓紧统一内部思想。针对内部对北伐众寡悬殊、信心不足的问题，他写了一个叫做《正议》的文件，连同魏国劝降信，一起在内部传阅。《正议》实际上是一篇北伐的动员令。

伐魏，就必须停止同吴国对抗，恢复联吴。

诸葛亮必须扭转反吴的航向，但是在蜀人的感情关前陷入了孤立。蜀国两次大败于吴国，丧失荆州，丧失关羽、刘备，这些惨痛，仇恨，人们都挂在吴国的帐上，国内反吴情绪高涨。诸葛亮企图联吴，怎奈知音寥寥。而且，吴国意图不明，也够令人担心的。孙权曾经要求建立联系，可是又在刘备去世后接纳反蜀势力。前后派往吴国的使者都不能使孙权有联合蜀国的明确表示。诸葛亮生怕孙权策划不利于蜀国的诡计。

诸葛亮下令邓芝出使东吴。邓芝不负使命，他摸清孙权对于联蜀态度不明朗的顾虑。原来孙权担心蜀主幼弱，领导不起来，万一联蜀后引起魏国进攻就不好办了。邓芝告诉孙权，真正领导蜀国的是一世豪杰诸葛亮。你如果不联蜀，魏国早晚要你和太子入朝，那就有被扣的危险，如果不肯入朝，就会讨伐叛乱，蜀国也会顺流而下，那你就危险了。孙权应允。

诸葛亮依靠自己的人格魅力，终于将航向扭转了过来，联吴抗魏的国策就这样得以顺利实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