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是经济的细胞，它的生存和发展必然要受特定环境因素的影响。要想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就必须保持经济快速持续发展；而要做到这一点，政府就必须为企业创造良好的生态环境，依靠有效竞争而不是有害行为来赢得发展和社会尊重。

第一节　创造良好创业环境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必须依靠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来突破原有经济发展模式、加快经济增长速度，保持经济可持续发展。而所有这些，都必然要求政府为企业创造更好的创业环境。

创业环境也叫企业生态，是指把企业看作一个生命体，与环境结合形成的系统。说得更简单一点就是企业的生存环境，包括物质环境、经济环境、社会环境三大方面，它们之间具有动态平衡性。

创造良好的企业生态环境，意义非常重大。甚至可以说，这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一大经济推动力。

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中等收入陷阱之一就是贫富分化悬殊。而众所周知，在一个私人企业里，工人的工资是怎么也超不过老板的；即使超过老板，老板的资本分红也会比工资收入高得多。所以常常看到，许多老板在自己的企业里“自己给自己”发的工资并不高，他们的目的之一，就是想通过压低自己的收入，同时也压低企业其他中高层管理人员的工资。而这样做的结果是，人工费用降低了、企业利润留成多了，归根到底利益还是在老板口袋里。

而这里要说的是，政府创造良好的创业环境，会极大地促使普通百姓自主创业，因为这种创业能够给他带来比打工更高的获利回报。有这种想法的人多了、自主创业的人多了，就会有助于解决全社会的收入分配不公问题。

所以你能看到，在我国江苏、浙江、广东等沿海地区，这些地区的经济之所以发达，原因之一就在于它们的本地企业和本地民众在企业唱主角。换句话说，这些地方的私营经济更发达、自主创业的人更多，老板更多；当地人有着强烈的创业意识，而不是简单的打工意识。老板的收入当然是工人不能比的；老板多了，整体上就能影响整个地区收入分配格局的改变。

相反在我国内地一些经济落后地区，它们的创业环境相对较差，经济发展主要靠简单的招商引资，说穿了就是卖土地（卖不出去就送）、减免税。初看起来这也是一种比较优势，但这种比较优势的利用如果无助于主体能力提升，就会变成一种劣势。

就好比说，你好不容易把企业招商引资吸引过来了，可是其他条件如企业需要的人才配套、设施配套、交通条件等都达不到，对于企业来说，你的这种比较优势就显示不出来。

这方面政府要做的事情很多，就看能不能发现这种市场需求，然后为企业、为当地社会服务。

举例来说，推动社会金字塔底部的创新，就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途径之一。如果片面追求高科技就会忽略这种创新，从而对广大二三线城市尤其是农村地区来说，就会出现种种新的矛盾。通俗地说，对于上述地区来说，他们比技术创新更需要的是技术扩散。因为只有拥有这样的技术扩散，他们才有向上流动的通道。

例如，我国各地的大学都在追求研究型，即使注重实用型的职业技术学院，也是大同小异，以促进当地经济发展为目标的并不多。可是在浙江省嵊州市，他们就针对当地产业集群升级需要，创办了一所领带设计学院，有效解决了教育和人才培养与当地产业需求对接问题[1]。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就是在为促进当地经济发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作贡献。遗憾的是，类似这样的举措还很少很少。

要知道，仅仅在浙江省，这样的产业集群就有20来个。它们很好地打通了第一、第二、第三产业，而不是城乡二元分化模式。有了这样的产业集群，大多数人就没必要到大企业、大城市去工作，这大大增强了普通百姓尤其是农民参与经济发展的机会，大大缩小了贫富差距。

例如浙江省诸暨市的山下湖，过去这个地方很穷，现在因地制宜发展了珍珠养殖业。珍珠养殖属于农牧渔业，是第一产业；而珍珠加工属于第二产业，珍珠销售、交易又属于第三产业。在同一个地方，一二三产业都有，就构成了产业集群，带动了当地农民收入的增长。

建立良好的企业生态，需要不断扩大和完善我国国内市场保障，降低经济受全球经济波动冲击。如果我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依然像过去那么高，就很难确保以后的经济发展不会受外部经济冲击。要知道，当一个国家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后，经济发展受外部冲击从而造成经济徘徊，这几乎是一个普遍现象。

话虽这么说，但由于我国国内市场发展潜力巨大，所以完全有条件通过培育国内市场，来抵御外部经济冲击。当然要做到这一点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涉及到方方面面，例如提高居民收入、保证分配公平就是其中之一，这样一说，就又回到本书前面的话题上去了。

第二节　充分享受经营自主权

从企业生态环境看，政府应当给每个企业充分的经营自主权。政府要做的，或者说政府能做的，只是依法管理。

这就像田野里的农作物一样，你要做的只是施肥、除草、防治病虫害，而不能干涉它的自由生长，更不能揠苗助长。

这就是企业生态中的竞争原理和技术原理。

根据竞争原理，每一家法人企业都有权进行自由竞争、有效竞争，政府应当尽可能保护企业在市场、资源、社会维度方面的自由竞争，而不是横加干涉，让企业无所适从。适度的企业竞争，会有效提高经营效率和资源利用程度，对社会和经济发展有百利而无一害。

而根据技术原理，企业与外界进行能量、物质、信息交换的结构和路径，必定会受技术进步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又会反过来作用于技术进步的推广和应用。如果由于政府干预，打乱了这种影响和作用力，就不但会在宏观上对经济发展不利，对具体企业更是一种致命打击[2]。

可以说，政府如果做到了这两点，对企业的其他一切都可以彻底放开，只要在宏观政策上保持稳定、连续性就行了。日本之所以会掉入“失去的10年”，主要是宏观决策失误造成的[3]。

那么，怎样才能做到宏观决策正确、微观环境放开呢？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宋晓梧认为，我国当务之急要做的事情很多，例如在初始分配领域有效提高劳动者报酬、完善市场经济体系、加快城乡统一劳动力市场建设、加大对行政性垄断行业改革、建立健全集体工资协商机制、健全劳动法律法规并严格执行，等等。

针对有人提出，应当量化劳动者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并把它纳入“十二五”规划中的建议，宋晓梧担心，在目前的政治体制下，这样做很可能会变成用行政手段来强行涨工资，到最后变成政府干预企业自主权的一场游戏。还不用说，这种担心有变成现实的可能[4]。

正如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郭正模指出的那样，如果通过行政手段来促使最低工资标准按照每年20%的速度增长，以此来实现“收入倍增计划”，这实际上是一种工资管制，是政府对企业市场交易行为进行的一种干预，缺乏科学依据。

可是，如果不这样做，又如何实现“收入倍增计划”呢；或者说还要不要坚持原来的“收入倍增计划”呢，这些都是对政府的考验。

这里顺便一提的是，政府如果一定要在微观上干预企业，倒也不是完全无事可做。

据世界银行前官员刘植荣对全球183个国家和地区的工资状况进行的研究，在全球各国，凡是受人民之托、为人民办事的人都属于公务员，所以我国非常有必要按照“国际惯例”，把国有企业职工的工资标准参照公务员来执行。因为国有资产原则上属于全国人民所有，人民雇佣一些人经营这些企业，他们的工作性质和政府机关公务员完全一样，国有企业职工原则上应当属于公务员范畴。“不能凭借自己的垄断地位发天价工资，变相窃取人民财富……如果不解决分配差距过大的问题，中国列车就无法前进，中国就建不成和谐社会，只能使社会越来越动**、越来越不安全。”[5]

把国有企业的这条卡住了，其他方面参照企业属性完全放开就行。

第三节　小河有水大河满

小河有水大河满，指的是政府对企业、职工应当欲取先予。如果抱着一种急功近利心态，不能处理好国家、企业、个人三者之间的分配关系，就会不利于经济发展，甚至葬送过去的改革开放成果。

例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增长中，人口红利因素起很大作用。可是应当看到，这种基于人口红利的经济增长，对我国绝大多数劳动者来说并没有带来多少利益；所以随着今后人口红利因素的消失，这方面的矛盾将会更加突出，亟需加以改进。

例如，1990年我国GDP只有1.87万亿元，2010年已经快速增长到47万多亿，可是要看到，那些在城里打工的农民工的生活状况在这20年里就没有得到多大改观。资料表明，我国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农民工12年间的平均工资只上涨68元，实际上是不增反减[6]。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表面上看是用工单位不肯给工人增加工资，而实际上，背后的真实原因是人口红利在起作用——有那么多数量庞大的农村劳动力源源不断地进入非农部门，企业当然就“不用”给工人提高工资了：你不做自然有人来做。

所以从这个角度看，人口红利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一旦现在乃至以后没有了人口红利，也不是什么不好的事，甚至反而是一件好事。

归根到底，经济发展的目的就是要提高劳动者的生活水平，而提高生活水平的前提是增加劳动收入。如果像过去那样经济增长20多倍，可是劳动者的实际收入在减少，又要这样的经济增长干什么呢？

上升到理论高度，人口红利的存在会使得政府在宏观制度层面更加偏爱资本，而不是偏爱劳动力，这是与以人为本相背的。

所以能看到，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间，我国政府在优待资本方面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政策，如税收减免和税收优惠等；可是在劳动力方面出台的优惠政策很少，即使有也往往流于形式。

一个简单的例子：同样是外来人口，如果他能给这个城市带来一定量的资本投入，马上就能得到当地政府在户口迁入、税收减免、子女入学等方面的优厚待遇，甚至享有一定“行政级别”；可是如果他只是单纯在这个城市出力流汗，就会处处遭遇各种意料不到的困难。

今后人口红利的消逝，将会带来两大变化：在政府层面，会迫使政府改革各种劳动力流动制度，如同工同酬、公共服务均等化、开放户籍制度等，提高全社会的劳动生产率；在企业方面，会迫使企业在日常经营中重视劳动力因素，以更高的劳动报酬、更好的用工条件来吸引劳动者，而不是只想着如何克扣劳动者。

道理很简单，这时候的劳动力已经从买方市场[7]转向卖方市场，否则“人往高处走”，劳动力就会跑到其他条件比你更好的地方去打工。如此这般，会有助于经济发展成果惠及全社会普通劳动者，反过来调动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促进经济发展。

企业好了，中产阶级的日子才会好起来。都说中产阶级应当成为国家主体，这样的国家才会安宁和稳定，这是有一定道理的。

2007年《世界财富报告》表明，全球百万富翁的构成是：36%拥有企业或出售企业，22%来自工作中的高收入，20%是遗产继承，11%是投资获利，9%来自股票期权，2%是其他渠道[8]。

日常生活中我们遇到最多的是工薪阶层，也就是说他们的收入来源主要是工资收入。对照上面的构成，如果你无法在工作中取得高收入，而只是“中等”收入，基本上就被排除在百万富翁行列之外了。

相反，如果你不是处在中等收入国家，而是处在人均GDP12000美元以上的高收入国家，这时候你在这个国家中得到的仍然可能只是“中等”收入，但与中等收入国家的中产阶级相比，还是要高出许多倍。

这就是俗话所说的，“大河有水小河满”，或者反过来“小河有水大河满”，两者之间是相通的：整个国家富裕了，哪怕你即使仍然是工薪阶层，也会因为已经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个人也变得富裕起来。

就好比说，中等收入国家的道路是一条普通公路，路面上到处是泥泞和陷阱，你的开车速度就怎么也拉不起来，让急于到达目的地的你只能干着急；可是当你换了一条通道，行进在高收入国家专用的高速公路上后，因为没有了这些坑坑洼洼，没有了交通阻塞，所以无论车速还是心情都会一下子提起来，不再像过去那样压抑和沮丧。

虽然你可以说这是一种“偷懒”办法，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但事实就是这样。否则，如果你处在中等收入国家，既不会像李彦宏一样创办一家赚钱的企业，又不会像任志强那样有一份高收入工作，又没有像汪小菲一样有个会赚钱的妈妈，更没有条件像巴菲特一样选择到一只盈利率高的股票，即使找到一个像马云一样的好老板他也不要你……那么你想想看吧，你就只能在中等收入陷阱中挣扎，要想跨越这个陷阱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这就是企业环境、社会发展阶段在起作用。

第四节　改变国有企业一枝独大

国有企业一枝独大，并不符合市场经济法则。只有改变这种状况，我国的经济发展才会保持更多活力，有助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我国改革开放前的国有企业（全民所有制企业）虽然占有巨大的全民资源，可是和全国人民的利益并没什么直接挂钩，表现在：一方面，全国人民并不知道对该企业应该拥有什么样的权益；另一方面，该企业也不知道对全国人民应该承担什么样的义务。所以发展到现在，虽然这些国有企业为国家财政贡献了巨大利润，可总无法引起全国人民对该企业的热爱和拥护；相反，许多大型工业企业甚至还要因资源利用问题，与当地群众、政府发生激烈冲突。原因就在这里。

这样的国有企业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中能发挥什么作用呢？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胡德平认为，我国的国有企业过去是举全国之力来进行改制的，国家银行主动帮它们从债务中剥离出来，职工或分流下岗或买断工龄，目的就是为了让改制后的国有企业能轻装上阵。而现在国有企业轻装上阵了，却反过来与民争利，这种改革就有点变样了，老百姓当然会质疑这样的全民所有制是不是真是全民的[9]？

换句话说，国有企业如何真正代表全民利益，如何在帮助国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中发挥“长子”作用？实际上，这就涉及到谁能真正代表“全民”的问题了。

从历史上看，自从1983年国家对国有企业实行“利改税”政策以来，在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国有企业并没有向政府上交利润，只是在近几年才把利润的5%交给政府，2011年这一比例调整为15%。可接下来要问：政府就能代表全民吗？政府财政就能代替全民权益吗？胡德平认为这两者之间并不是一回事。

举个例子来说：国有独资企业成为上市公司后，它就既是国有企业又是上市公司。作为上市公司，它应该给股民分红，并且接受股民监督；而作为国有企业，它就必须给全国人民（而不是政府）支付红利。

政府从中得到的应该是税收，而不是利润。国有企业占用的资源是全民的，所以它所获得的利润的一部分应该支付给全民；国有企业绝对不能因为上交利税给国家了，就回避对全民应尽的义务，这是两码事。那怎么给全民呢？那要划入到每个国民的口袋里才算。

正因如此，2012年全国“两会”期间，就有代表建议政府把最近两年国有企业的利润用于全民分红，发放4万亿元消费券。这种消费券可以设置使用年限（例如两年），一次性消费，不找零。从数量上看，发放4万亿的数额完全可以承受；并且，由于这一做法没有改变全社会货币供应量，所以不会推高通货膨胀[10]。

在这方面，蒙古的“全民分红”等措施已经为我们做出了榜样，在消除绝对贫困、缩小贫富差距方面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而如果我国暂时还做不到这一点，那就要扭转国有企业一枝独大局面，给不同所有制企业平等竞争创造良好环境。

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所说的国有企业包括有形企业，也包括无形企业。尤其是后者，其隐性作用在破坏经济发展方面更容易被人忽略。

例如，2011年4月末，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记者选择国内最长的直达运输线路之一“广东-辽宁”线，跟随货车司机进行三天两夜的体验。结果表明，运费中至少有三分之一被用在高昂的过路、过桥费上，而且都是“一口价”，根本不可能讨价还价。具体数据是，2800多公里的路桥费为8978元，占这趟运费收入27500元的32.6%。相比而言，我国路桥企业的暴利要远远超出石油、证券、房地产、金融等行业。

据介绍，2010年我国货物运输总量的75%是由公路承担的，过路过桥费占运输成本的20%到30%。据中国物流信息中心的数据，以物流费用率（物流费用与物流物品价值之间的比值）为例，2010年我国物流费用率为9.9%，而日本只有4.8%[11]。一方面是企业物流成本居高不下，另一方面是路桥企业居然成为暴利行业，企业生态环境还怎么能得到改善、提高呢？

所以，改变国有企业一枝独大，理所当然应该挤出这样的暴利，降低费用、还利于民。因为这种坐收渔利行为已经严重威胁到经济发展了。

[1]夏燕燕、鲁怡：《包容性增长：突破“中等收入陷阱”》，《中国经营报》，2011年4月1日。

[2]唐海滨：《企业生态理论的基本框架初探》，价值中国网，2007年12月25日。

[3]阮修星：《专家：中国经济未来十年仍处黄金期》，《中华工商时报》，2010年12月7日。

[4]《中国将掉进中等收入陷阱，分配不公致贫富差距大》，天津网，2010年12月13日。

[5]刘植荣：《国外工资状况概览——世界工资研究报告》，《中国改革报》，2010年3月16日。

[6]傅蔚冈：《人口红利消逝或是好事》，《时代周报》，2011年4月25日。

[7]买方市场是指供大于求，买方在交易上处于有利地位，所以交易价格有下降趋势。与此对应的是卖方市场，即卖方在交易上处于有利机会。

[8]张蓓、罗燕红等：《中产伤不起》，《钱经》，2011年4月8日。

[9]谢湘、桂杰：《胡耀邦之子谈改革成效：说太平盛世言之过早》，《中国青年报》，2011年4月26日。下同。

[10]叶晓楠：《步步高老总建议用国企分红向全民发4万亿消费券》，《人民日报》海外版，2012年4月10日。

[11]刘夏：《路桥收费暴利超过房地产，2800公里收近9000元》，《新京报》，2011年5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