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说，不了解农民，不了解农村，就不了解中国。农民问题是我国的根本问题，也是“三农”问题的核心。我国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彻底根治“三农”问题怎么也绕不过去。而彻底根治“三农”问题的关键，就是让农民享受国民待遇。

第一节“三农”问题由来已久

“三农”是指农业、农村、农民。提到“三农”马上会令人联想到“落后”一词：落后的农业、落后的农村、落后的农民。我国有9亿农民，“三农”问题得不到公平解决，中等收入陷阱就必定跨不过去。

回顾过去的发展历程，“三农”问题在我国由来已久，可谓积重难返。远一点说，从1985年我国提出“打破城乡二元结构”、讨论开通城乡政策、“8亿人给2亿人搞饭吃”，“三农”问题就开始出现了；近一点，从1991年开始进行农民负担的调查研究和政策讨论算起；更近一点，是1996年“三农”问题这个概念正式见诸报刊，从此以后问题似乎就越来越复杂，并越来越严峻[1]。

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0年我国农民收入实际增长幅度超过城镇居民，这是10多年来的第一次。就在不少人欢呼时，具体数据表明2010年我国农民全年人均纯收入只有5919元，只相当于城镇居民人均收入21033元的四分之一[2]。如此悬殊，能说是公平、合理吗？！

除了经济收入外，农民与城镇居民相比，在社会生活和经济发展、享受公共产品服务方面有巨大差别。更不用说在耕地保护、农业产业现代化、农民工就业、粮食安全、公共服务完善、新农村建设、农村城镇化、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等方面存在的困境了。

为此，《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十二五规划的建议》中明确指出，“必须坚持把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统筹城乡发展，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方针。”

但关键是要落到实处。在这方面，当务之急是要想方设法把农民组织起来，在改变小农经济现状的同时，改变农村社会治理方式、增强农民博弈能力。只有农民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地位提高了，才有公平可言。

在我国，目前要想彻底根除“三农”问题，必须解决过度城市化。城市化不是不可以搞，但不能过度，否则就必定会顾此失彼。

正确的方法是，应该循序渐进地实现城市化，以农村发展推动城市发展为依托，形成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持续支持，保持经济强劲动力。

从这个角度看，我国要力避“快速城市化与城市人口迅速增长、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滞后”两者矛盾。否则，城市化成本高企不下，就必然会大大降低城市化在开放经济增长中的功能。关于这一点，拉丁美洲国家之所以会普遍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其中就包含这个因素在内。

鉴于此，我国以后在逐步推进城市化进程中，一定要衡量推进这种城市化的成本是否合适，竭力避免“城市病”的集中爆发，确保城市化在推动我国经济增长、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方面的功能发挥到最大。

著名“三农”问题研究专家温铁军认为[3]，我国的“三农”问题之所以没能得到很好解决，并且还有恶化趋势，关键是理论上就搞错了方向。具体地说，“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而不是像过去那样是农业问题，所以，限制乡镇工业发展、限制农民外出打工、强迫农民回到土地上精耕细作等，都不可能收到效果。

而农民问题的核心是就业，而不是像过去那样是土地。只要打通农村劳动力转移到非农就业的渠道，也就是打通“城乡二元结构”，问题就很容易得到解决。

在这方面，很重要的一点是农民分散化程度高，缺乏博弈能力。所以解决“三农”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把农民组织起来。

怎么组织？因为“三农”问题的根本和核心是农民问题，所以无任什么政策，成功与否的关键要看农民高兴不高兴、有没有积极性。

而从现在的情况看，这方面很不乐观，包括轰轰烈烈的新农村建设，政府很积极，可是农民不积极。为什么？因为他们从中看不到实惠，这就造成了新农村建设中的主体缺失。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温铁军认为，把农民组织起来的方式主要是农协（农会），这是其他高收入国家的普遍做法。

从全球看，工业化阶段的农业模式在全球大体上三分天下：一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少数几个前殖民地国家实现的规模农业，这一点我们学不来，因为我国不可能通过血腥殖民方式扩充土地资源；二是以欧盟为代表的现代化市民农业，主要是休闲农业，这一点我们也不能学，因为我们要保证13亿人口吃饭问题；三是以我国大陆、台湾、日本、韩国为代表的东亚模式，实行的是人口密集的小农村社制。

这样一比较就容易看出我们的发展前景来了，那就是像日本、韩国、台湾那样，由政府出面建立综合农协，变个体为组织，组织农民开展多领域、多层次的综合性合作，政府不但减免税收，并且还要给予普遍性的财政补贴[4]。这才能体现政府解决“三农”问题的决心和措施。

第二节　用农村发展推动城市发展

要想彻底根治“三农”问题，很重要的一点是注重用农村发展来推动城市发展，这本来就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一体两翼”，不能偏废过多。当农村经济发展速度缓慢时，要由城市来反哺农村；这不能看作是对“落后农业”的补贴，而是一种“放水养鱼”举措。

诚然，我国农村和城市的许多不平衡是由生产要素的占有和分配决定的；而这种占有和分配是生产力水平决定的，不可能随心所欲进行调整。但这并不否认我们可以破除人为划分，强调所有社会成员、所有社会生产要素在使用面前人人平等。这本来就是市场经济的要求嘛。

例如，在确定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5]、征用农民土地、支付农民工工资和福利上，在享受公共产品如教育、卫生、补贴、就业、社会保障、财政支付转移等方面，为什么农村和城市不能完全一样呢？同是共和国公民，又总强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难道法律就是这样规定农村应该比城市低三分吗？如果真是这样，就说明法律不公了。

从这几年来我国的实践看，关注城乡收入差距扩大趋势，已经放在战略高度来对待。政府在农村体制改革、扶贫、扫盲、义务教育、农村建设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宏伟蓝图中也提出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援农村”的方针，并且取消了农业税、加大了种粮补贴，在农村实验并推广互助医疗、养老保险制度等。应该说，这些措施在增加农民收入、改变农村面貌、提高农民社会地位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但并没有缩小城乡差别。

由此看出，还需要从更深层次方面来寻求对策。例如，2005年我国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方面的投入高达3397亿元，是历年来最高的；可是相比之下，我国地方政府每年从出卖农民土地中强行拿走的数额却高达4000亿元[6]。这说明，事实上依然是“多取少予”。

换句话说，即使不是完全实行农村和城市一体化，而是硬要把农村和城市分开来看、对农村生产要素的占有和分配进行“单独核算”，我国的农村面貌也会比现在改善得更快。关于这一点，是可以从我国经济发展进程中得到验证的。

20世纪90年代后，我国的农产品供给开始从全面短缺走向相对剩余，给我国的城市化发展创造了条件。容易看到，正是从这时候开始，农民工大规模进城促进了我国城市化发展，甚至是过度发展。

尤其是1992年是个转折点。从这一年开始我国农业部门就业的劳动力绝对数量开始持续减少，不断分化出来向城市转移。1997年是第二个转折点，当年我国农业部门就业的劳动力在全社会劳动力中所占比重首次降到50%以下，表明我国的就业结构发生了实质性变化。从1991年到1997年短短6年间，从农村转移出来的劳动力高达3955万人[7]。

伴随着这一变化，我国在20世纪90年代的税费改革中，农业从原来的“纳税”走向支持和保护，并最终取消一切税收，反过来对农业从资金、技术等方面补贴，这也证明我国的城乡关系出现了新变化。

可以预计，以后我国对农村、农业的反哺力度必然要进一步加大。这不是谁的恩赐，而是我国面对中等收入门槛的必然要求。全球各国的发展经验表明，农业的发展是城市化基础，只有城市和农业发展相互协调，才能促进两者健康发展。所以，今后我国的城市发展再也不能以剥夺农业、农村为前提，否则对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非常不利。

顺便一提的是，本书前面所说的打通农村劳动力转移渠道，并不是主张所有农村劳动力都到城市去打工；就地转移也是一条很好的途径，而这就需要通过积极推进农村城镇化来解决了。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的观点是，今后一个时期我国仍然处于城市化加速发展期，城乡差距扩大和发展失衡局面已经很难继续下去，迫切需要解决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引导城市资源向农村合理流动，形成以工带农、以城促乡发展格局。

在这其中，尤其是要坚持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全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大力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积极支持东部地区率先发展，加强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的转移支付力度，加强对特殊困难地区的帮扶和对口支援，建立长效帮扶机制。

不用说，加快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发展，提高城镇综合承载能力，加大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投入，这些本身就都是根治“三农”问题的重中之重[8]。

第三节　用雁阵模式实现经济轮动

彻底根治“三农”问题的一大着力点，在于加快发展农村经济。从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经验看，发展农村经济、缩小城乡差距，非常现实的一条途径是用雁阵模式实现从南方到北方、从沿海到内地、从城市到农村的经济轮动，从整体上提高我国农村发展水平。

雁阵模式是日本最早提出来的概念。雁阵是指大雁在天上飞的时候会摆出一个非常有效的阵形，最大限度地利用空气气流提高飞行效率。

所谓雁阵模式，是经济学界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后对亚洲经济崛起现象的总结。意思是说，亚洲地区的经济腾飞最早是由日本带动的，日本在其中起到领头雁的作用，“亚洲四小龙”（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香港）、“亚洲四小虎”（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以及中国和印度等呈“人”字型排开。[9]

先看领头雁日本。日本当初在经济贫困时，在全球最受欢迎的也是劳动密集型产业。随着经济快速增长，日本人的生活水平提高了、收入提高了，劳动力短缺随之而来。不用说，这时候日本原有的这些劳动密集型产业就不再具有比较优势了。

怎么办？日本开始仿效雁阵，把这些自己不再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逐渐转移给“亚洲四小龙”，自己一心一意地做带头雁。而当后来亚洲四小龙也像日本一样经济发展上了个台阶后，也继续利用这种雁阵模式把这些产业转移到东盟国家和我国沿海，形成一个新的雁阵模式。

这种不断转移过程，实际上反映了不同国家和地区根据自身不同社会发展阶段，对经济发展采取的不同策略，很值得我们借鉴。

具体地说就是，我国目前也到了这样一个关头：劳动力成本提高了，原来的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已经不再具有比较优势，这时候同样可以借鉴这种雁阵模式，把资本适时转向依然有人口红利的印度、越南、柬埔寨等国家。

除了这种国际版雁阵模式外，由于我国各地区的经济发展差异性很大，所以在我国国内本身也是可以推开这种雁阵模式的。

例如，沿海地区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就可以向江西、湖南、安徽转移，以后还可以进一步向重庆、四川、陕西、青海、甘肃、山西转移。并且相对来说，这种国内版雁阵模式比国际版效果更好，因为这些地方毕竟处在同一个国家，资金、人才流动更方便，语言、文化背景也一样。这种“肥水不流外人田”，可以最大限度地促进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10]。

关于这一点，实际上过去已经开始了，以后还要进一步加强，并形成清晰的发展脉络，作为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一大举措。

例如，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我国的改革开放就在广东、福建两省展开，最早的排头兵是以深圳为代表的经济特区，主要是吸引来自香港的资本投资；然后，带动广东乃至整个珠江三角洲成为我国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发动机。

90年代中期后，这种雁阵模式开始转向以上海为代表的长江三角洲。伴随着2001年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关键性历史机遇，吸引了1998年到2003年间来自全球跨国公司的大部分产业投资和金融投资，使得长江三角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另一个发动机。

大约2005年左右开始，雁阵模式开始向以天津为主的环渤海湾经济圈发展，辐射华北和东北地区，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第三个发动机[11]。

至此，以长江三角洲为顶端，珠江三角洲、环渤海湾为两翼的“中国雁阵”已初步形成。可以相信，接下来，这种雁阵模式在缩小我国东部和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差距方面必将发挥重要作用。并且根据我国国情，雁阵模式还会进一步向中西部地区农村漫移，从根本上改变农村面貌、缩小城乡差距。

第四节　国外的经验值得借鉴

无论高收入国家还是中等收入国家，农业、农村、农民问题都事关大局。从发展趋势看，农业在GDP中的比重都呈下降趋势，但这并不会撼动农业的重要地位；相反，越是高收入国家对农业和农村的发展还越重视。究其原因：一是“三农”问题涉及到每个人的吃饭问题，“民以食为天”，还有什么比吃更重要的呢？二是没有农村的发展就不会有城市化和现代化，每个国家对此都非常清楚，城市里的贫民窟并不是城市自己产生的；三是“三农”问题单靠自己无法解决，必须依靠政府统筹规划、大力支持。正因如此，每个国家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都会郑重承诺自己要如何重视农业发展，并把它放在谈判的首要地位。

有鉴于此，这里让我们来看看全球各国尤其是已经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高收入国家是如何解决“三农”问题的，当会有些借鉴作用。

在美国，美国在推进城市化过程中非常注重加强农业、扶持农业、不断提高农业生产能力，用农业的健康发展提供廉价和日益丰富的农产品，为推进城市化提供保障，实现城乡同步发展、双向共赢。[12]

具体地说，1870年时的美国还是个典型的农业国家，全国四分之三以上人口生活在农村。就是从这时候开始，美国开始了以电力、钢铁、石油、化工等先导工业为主的产业革命，工业生产快速增长，经济结构重心从农业转向工业，出现了我们今天所说的城市化进程。

当时的美国是怎样处理城乡关系的呢？随着美国工业的快速增长，必然需要增加产业工人，从而拉动农业人口向城市转移。这时候的美国不是杀鸡取卵，任其人口转移，而是充分考虑农村人力资源进城有可能会给农业发展造成的不利影响，所以采取一系列措施来加强农业发展，培育农村和农业的输血功能。这些措施包括：从土地制度入手，为农业的发展奠定坚实基础，重视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对农业实施保护政策等。这些政策的实施，极大地提高了美国农业的生产能力、增强了农产品供给，既保证了对城市劳动力的供应，又保证了对城市工业的原料供应。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这时候的美国还处于工业化初期，工业产业主要以农产品加工为主，需要大量的农产品原料；而即使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农村的农产品供给依然富足有余，并且有大量的农产品可供出口。

从这一点上可以看出，美国农业的发展为美国工业和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奠定了坚实基础，从来就没有遇到过农产品短缺的困扰。

在德国，遍布农村的成千上万家农村合作社，在推动农村发展、缩小城乡差距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法律规定，这种合作社至少由7名社员组成，以一定的资金参股，共同拥有一家企业。合作社的类型有农资供销加工合作社（如购销合作社，奶制品合作社，葡萄酒合作社，牲畜饲料加工合作社等）、信贷合作社、手工业和商业服务业合作社、消费合作社、住房合作社五大类。在农村，为农民提供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信贷、农资供应、咨询等方面的服务，都是这些农村合作社承担的，构成了农村综合型社会服务网络。每个合作社独立经营、自负盈亏，农民从中获益良多，因为这样一来就相当于每个农民都是老板了[13]。

在世界农牧业强国阿根廷，先进的农牧业科技、农业管理模式、稳定的农村政策、强有力的政府投入、非常普及的“免耕直播法”，加上土地和气候优势，使得阿根廷成为全球农业竞争力最强的国家之一。在每年的产品出口中，农产品及其加工产品约占总出口额的40%至50%，农村人口人均产值要明显高于城市[14]。

阿根廷从1866年开始每年举行一次农牧业展览会，100多年来从未间断，并且每年的展览会上都有一句同样的口号：“种地就是报效祖国”，并且把它悬挂在展览会的中心广场上。

阿根廷完全没有城乡差别，所有国民完全平等。农民和城镇居民一样，接受的是完全免费的教育，包括免费伙食、免费住宿，只要交书本费就行；看病上公立医院就能得到免费治疗，包括诊断、手术、住院、急救车等全都免费，癌症、艾滋病治疗等也完全免费。

这种和城市一样的免费教育、医疗，使得农民根本不愿意离开土地。在大部分农村，即使被界定为“贫困户”的农民，其生存状态和营养状况也比生活在城市贫民窟的居民强，谁还愿意进城呢？没必要。

阿根廷政府始终认为，“农民就是公民”。长期拥有这样的施政理念，使得阿根廷在发生政治经济危机、严重的社会动**时，广大农村地区依然保持着平静和稳定状态。人人平等，在阿根廷干得实实在在。

全球各国的经验表明，解决“三农”问题必须依靠政府投入。

从全球看，高收入国家在这方面的投入比我们多得多。下列数据或许可以说明它们的重视程度：2002年欧盟用于农业和农村发展的财政支出平均到每个农业人口是6520美元，美国是6150美元，日本是5920美元。当然，这种投入不仅仅是钱，更体现在政策、技术方面。

例如，巴西和德国的农业都很发达，可是农村面貌有天壤之别。这倒不是因为德国的农民比巴西农民更能干，而是德国政府在农村基础设施方面的投入更多。具体数字是，欧盟2003年的农业投入在100亿美元左右，而巴西呢，却只有少得可怜的0.6亿美元[15]。

[1]温铁军：《三农问题：非不能也，而不为也》，《中国改革》，2003年第6期。

[2]朱学东：《国富民强之路：幸福生活系政府改革方向》，《中国周刊》，2011年3月23日。

[3]温铁军：《三农问题：非不能也，而不为也》，《中国改革》，2003年第6期。

[4]李佳蔚：《温铁军：将农民组织起来方可求解》，《中国周刊》，2011年3月24日。

[5]工农业产品交换时，工业品价格高于价值、农产品价格低于价值所出现的差额，用图表表示呈剪刀张开形态，表明工农业产品价值的不等价交换。如果价格背离价值的差额越来越大，叫扩大剪刀差；反之，叫缩小剪刀差。

[6]何伟：《公平与分配不能联姻》，《理论前沿》，2005年第21期。下同。

[7]陈柳钦：《产业发展：城市化健康发展的持续动力》，价值中国网，2008年5月11日。

[8]王一鸣：《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战略选择》，《中国投资》，2011年第3期。

[9]金心异：《雁阵模式助推中国经济》，《深圳特区报》，2010年9月20日。

[10]蔡昉：《中国“未富先老”压力大，须尽快超越中等收入阶段》，《南方都市报》，2011年4月18日。

[11]金心异：《雁阵模式助推中国经济》，《深圳特区报》，2010年9月20日。

[12]陈柳钦：《产业发展：城市化健康发展的持续动力》，价值中国网，2008年5月11日。下同。

[13]吕鸿：《合作、生活、绿色——德国农业走上可持续发展道》，《人民日报》国际周刊，2006年5月29日。

[14]范剑青：《“农民也是公民”——阿根廷解决农民问题的人本主义思路》，《人民日报》国际周刊，2006年5月29日。下同。

[15]柯炳生：《他山之石，如何攻玉》，《人民日报》国际周刊，2006年5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