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已经明显滞后于经济和社会发展，只有大力加以改革，才能促进经济又快又好地发展，并一举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政治体制改革不是理论探索，必须从现实政治经济条件出发，坚持实事求是，才能着眼于解决实际问题。

第一节　政治体制改革与陷阱在赛跑

大力改革政治体制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之间的关系，可以看作是两者此消彼长的关系。也就是说，深入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吁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呼吁两者之间有紧密联系。政治体制改革的快和慢，并不取决于主观愿望和评价，而是取决于改革进程是否比问题积累的速度更快。从这个角度看，这两者之间可以说在“赛跑”，看谁更能胜出。

中共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主任王长江教授认为，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各种新老问题越来越盘根错节地和政治体制改革联系在一起。如果现有政治体制不改革，许多大的问题就无法从根本上得到解决[1]。

他认为，在许多人眼里，经济发展足以解决一些问题，但前苏联、日本，中国台湾地区的经验告诉我们，经济发展并不一能使执政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更何况经济改革的深入、市场经济的发展，一定会对政治体制改革提出新的要求。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不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其他改革成果就很难得到巩固，说是“为人做嫁衣裳”也不为过。

他特别指出，有人认为我国目前应该优先推进社会改革，按照“先经济改革、再社会改革、再政治改革”的步骤走向现代化国家，最终促进“好的民主”。但他并不认可这种人为“排序”。说到底，社会改革本质上也属于政治改革，所以社会改革和政治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应当同时进行。只有加快政治体制改革，争取在10年内建成适应我国市场经济要求的政治体制框架，才能确保国家长治久安。

那么，政治体制改革怎样才能跑过中等收入陷阱呢？具体地说，当务之急是要改善执政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理顺党政关系、转变政府职能、推进党内民主、落实社会民主、利用现有政治参与平台、搭建新的平台、促进公民社会发展。与此同时，要谨防政治体制改革意识形态化，说穿了就是不要一提到政治体制改革就想照搬西方政治模式，以至于“妖魔化”、“恐惧症”、“无知症”并存，奇谈怪论漫天飞。

有人认为亚洲国家不适合搞民主政治，实际上，这是过分狭隘地理解了民主政治的表现形式。也就是说，民主政治并不只有一种形式，而是可以多种多样。具体地说就是，在亚洲同样可以表现出与西方国家不同的民主方式来，我国也是如此。并不是说只有西方的民主才叫民主，到了东方国家就非要与西方民主完全一样才叫民主。民主这东西也是可以“洋为中用”的。当然，形式可以不同，内核则解决不能丢[2]。

那么，为什么有人在理解民主政治时马上会联想到西方国家的那种民主形式呢？这可能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民主作为一种近代政治体系首先出现在西方，所以有人自然而然地就认为民主这东西只“配”西方国家有；二是西方国家的民主政治有了系统发展，这种影响已经扩大到全球各国，包括中国，所以就自然而然地认为民主政治有一种程式；三是西方国家热衷于民主输出，容易让人误认为它们的这种民主才是“真正”的民主，其他就只是“仿冒”，至少“不正宗”。

关于这一点，新加坡就比较典型。总体上看，新加坡是一个华人社会，所以它和我国的文化背景很相近。新加坡的民主体制有个特点，这也是它的成功之处，就是虽然它是一党独大，可它是高度开放的，向所有社会精英开放，其开放度要比许多西方民主国家高得多；同时，新加坡实行的是定期选举制，让人民来选择政府。

容易看出，这种模式将来被我国借鉴的可能性最大。事实上，包括中国、俄罗斯等国在内的一些中等收入国家，都对这种模式有着浓厚兴趣，这也是招致西方国家批评新加坡民主模式的主要理由之一。

可是这样一来，正暴露了我们可以采用“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拥护”的简单逻辑，并且从这种近代国家制度和中国传统精神相结合身上，看到新加坡民主政治模式的优点，拿来为我所用。

正如邓小平1990年所说的那样：“要求全世界所有国家都照搬美、英、法的模式是办不到的。世界上那么多伊斯兰国家就根本不可能实行美国的所谓民主制度，穆斯林人口占了世界人口的1/5。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会向美国学习资本主义制度，中国人口也占了世界人口的1/5。还有非洲，非洲统一组织的强烈的普遍的呼声就是要求别国不要干涉他们的内政。这是世界局势的一个大背景。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西方发达国家坚持干涉别国内政，干涉别国的社会制度，那就会形成国际动乱，特别是第三世界不发达国家的动乱。”[3]

所以，我国要从改革政治体制入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一定要从国情出发，既不要全盘否认也不必照搬照抄西方国家的做法。

第二节　加快政治和行政体制改革

政治体制改革和行政体制改革密不可分，行政体制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部分。从这几年来的实际情况看，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主要内容就是行政体制改革，目标是提高政府行政效率、做群众满意的政府[4]。

所谓政治体制改革，是指在政治总格局和权力结构形式不变的前提下，对政权组织、政治组织的相互关系及运行机制进行调整和完善，主要包括领导体制、行政机构、干部人事制度、行政法规等方面。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是调整部分社会关系、提高政治与行政管理工作效能，促进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

正如国务院总理温家宝2012年3月14日在记者招待会上所说：“随着经济的发展，又产生了分配不公、诚信缺失、贪污腐败等问题。我深知解决这些问题，不仅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而且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特别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现在改革到了攻坚阶段，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已经取得的改革和建设成果还有可能得而复失，社会上新产生的问题也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5]

为什么这么说呢？究其原因主要在于[6]：

一是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建设，都是在党和政府领导下进行的。党和政府如何开展这种领导，需要通过政治体制来加以明确。这个问题如果处理不好，就会阻碍经济建设的发展。

二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需要用法律加以巩固和维护。而加强法制建设，正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

三是政治体制改革作为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过程和形式，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对经济体制改革的积极性，而这需要政治体制给人民群众提供一个相对稳定、宽松、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2010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了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总体思路，即：“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7]

总体思路明确了，接下来究竟该怎么走，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都存在不少误区，这也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步伐不快、不敢快的原因之一。道理很简单，政治体制改革目标只有在非常明确的背景下，具体行动过程中才会做到雷厉风行、少走弯路。

之所以会存在这些误区，关键在于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推动者与阻碍者合二为一，他们本身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举例来说，目前我国既得利益集团已经成为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最大障碍，政府在进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时，很难处理公众与既得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冲突。

说得更明白一点就是，为了防止既得利益集团利用手中的权力影响改革政策制定，就必须加快行政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彻底铲除这种土壤。否则无论政治体制改革还是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都可能会成为功亏一篑。加快政治体制改革和行政体制改革的紧迫性由此可见一斑。

因为要知道，我国的国情是政治和经济高度一体化，两者很难截然分开。在高层，表现为国家机关既是政治权力机构又是经济领导机关；在企业，经营管理通常与党政关系交织在一起。从这个角度看，政治体制改革是整个体制改革的关键，其任务之一就是要把党委和政府包揽过多的经济权利归还给企业和经济组织。

或许正是从这个角度，当年邓小平才会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事情要人来做，你提倡放权，他那里收权，你有什么办法？”[8]他认为，这里的要害是无论是要放的“权”还是要收的“权”，都在“他”（即党政机关特别是其领导者）的控制之下。

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要理顺这些关系，更好地促进生产力发展。关于这一点，或许可以从“乌坎事件”中看得最清楚。

2011年9月21日，广东省汕尾市所属陆丰市乌坎村村民，因土地问题与政府发生矛盾，三四千人围攻市政府大楼和派出所，此后又多次爆发示威。12月9日，当地政府把这一事件定性为与境外势力有联系，5人遭刑事拘留；但村民们认为这只是简单的土地问题，于是宣布从当天起每天在村内集会示威。12月20日，政府派代表进村与村民代表谈判，释放被拘留村民，对村民的过激行为不予追究，事件从此走向和平发展，成为近年来我国国内群体性事件处理中的成功样本。

正因如此，“乌坎事件”在北京大学公民社会研究中心发布的“2011年度公民社会十大事件”中因全票通过而位列榜首，2011年也因此被称为中国公民社会建设元年[9]。

第三节　重视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

大力改革政治体制、努力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需要采取与过去不同的方针策略，尤其是要重视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只有这样，才能高屋建瓴，防止因为缺乏理论指导在“摸着石头过河”中绊倒水中。

这实际上就是2011年3月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正式批准的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中，首次提出“必须以更大决心和勇气全面推进各领域改革，更加重视改革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的由来[10]。

例如，2010年我国物价一路狂奔，价格上涨范围越来越大、呈现出逐月走高态势。这实际上从一个侧面表明我国由政府主导的传统经济增长模式已走到尽头。对此，中央高层的认识是清楚的，也是一致的。正因如此，2010年末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了2011年经济工作要“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的总体要求。

有些读者也许在读到这一点时会轻易跳过，觉得这不过是“老生常谈”；而实际上呢，据经常与中央高层探讨改革的智囊人士介绍，这时候我国政府已经决心要走一条新的改革路线，这就是：从上到下、以难带易、内外联动、重点突破。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中央高层开始“重视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11]

不过话又说回来，明确了这一思路，可是具体到如何治理通货膨胀、如何加快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又如何通过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来达到有效治理通货膨胀，则是另一个难点。

对此，智囊团人士向中央高层提出，我国通货膨胀的形成以及经济结构的严重失衡，很大程度上与通过权力意志来配置资源的“政府主导型经济”模式有关。

这种模式突出表现在：片面追求GDP增长、发展新兴产业、固定资产投资等，不但严重破坏经济健康运行的微观基础，而且会在宏观层面上不断造成麻烦，反过来要求不断动用行政化“宏观调控”，为下一次的“政府主导型经济”模式埋下伏笔。

所以能看到，近几年来我国经济运行越来越多地依赖于“宏观调控”，宏观调控的行政化色彩越来越浓，并且调控时间也越来越长，政府对资源要素的控制力度、投资大项目和特大项目的胃口、国有企业垄断扩张速度、“国进民退”的程度，可以说史无前例。而这一切，又大大压缩了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调整经济结构、增强自主创新活力的空间。

于是乎，我国的经济发展不得不一次又一次落入传统经济增长方式巢穴不能自拔，反复上演“投资—通胀—宏观调控—再投资—再通胀—再宏观调控”的循环过程。

不用说，这种“政府主导型经济”模式一再强化，不但会破坏经济健康运行、经济增长方式的正常转变过程，而且会导致“权力主导一切”的倾向不断强化，在政治、社会生活方面带来一系列问题。

有鉴于此，智囊团建议中央高层，在治理通货膨胀的同时，一定要同步深化经济、政治、社会、文化体制改革，宁可减缓传统经济增长模式速度，也要尽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赖以生存的体制和机制，只有这样，才能为“十二五”规划的顺利实施打下制度基础。

可以说，所有这些努力都是从顶层设计角度出发的。有了这样的宏观规划和蓝图，通过改革政治体制来牵引经济发展就有了相应保证。

回想过去，我们总是习惯于“摸着石头过河”，还美其名曰是“渐进式改革”。其实，这是缺乏顶层设计的表现，效果当然要打折扣了。即使称之为渐进式改革，也没有任何证据说就一定比休克疗法好。因为无论做什么事，尤其是改革这样的大动作，如果没有前瞻式思考和设计，仅仅“摸着石头过河”，不但可笑，而且很危险——试想，如果这河里没有石头怎么办？或者虽然摸到了石头可又滑掉了怎么办？只有有了顶层设计和思考，才知道碰到什么样的问题该怎么处理，胸有成竹。

耶鲁大学教授陈志武通过分析19世纪后半期的德国、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六七十年代的巴西以及前苏联的经历，提醒大家说：“事实上几乎所有的（这些）国家最后都是以财政危机、金融危机或者经济危机来结束这样的发展。”他建议那些强调今天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怎么怎么好，把它说成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说成是中国的5000年历史上最好的”人，“应该去多看看世界的经济和政治史，包括中国自己19世纪和20世纪的一些经历。”[12]

换句话说，今天的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既不是我国独创，也不是最好的。否则，改革开放之前的模式岂不是比今天更好？另外就是，如果说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要求“摸着石头过河”有道理的话，那么现在就再也不能继续“摸着石头过河”了。因为对于一个理性的人来说，总得考虑清楚自己应该怎么做才能去付诸实践，否则代价太大。

所以大家看到，我国要继续深化改革已经非常困难。一方面，改革每深入一步都会损害那些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另一方面，又恰恰只有他们才有能力继续推动改革。这就是说，他们既是改革的推动者又是阻碍者。在这种情况下，“渐进式改革”的弊端显而易见。

第四节　重点是要规范政府行为

政治体制改革千头万绪，应该首先从哪里抓起呢？这个问题见仁见智，但这几年来我国的实践表明，政治体制改革应当从行政体制改革着手，这是一条成功之路。而从行政体制改革入手，就要首先实行党政分开、规范政府行为、约束政府权力，以此作为突破口。

对此，中共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主任王长江教授认为，谈政治体制改革一定要克服“意识形态化”，不要以为实行政治体制改革就是照搬照抄西方国家的政治模式，如多党制、三权分立等；同时又要克服政治体制改革“恐惧症”和“无知症”，认为“选举民主”不适合中国国情、如果任其发展执政党就会沦为“在野党”等等[13]。

从中国国情看，目前政治体制改革的着力点应该放在授权民主和党政关系的处理上。也就是说，在这其中有两个最关键的环节：一是在民主体系层面上，要重点推动授权环节的民主；二是在党政关系层面上，要实现党政职能分开。

以前者为例，授权民主是民主政治的起点，说穿了就是要通过选举，由老百姓向掌权者授权，县以下先推行直接选举，让政府官员真正对选民负责。以后者为例，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是处理党政关系，而党政关系的核心并不是要不要党的领导，而是怎么领导更科学。

他认为，所谓领导就是“领着、导着”，对于执政党来说，执政党和政府之间不应该是上下级关系，而是要渗透到整个公共权力的运行环节中去，对每个环节都施加影响，但又不破坏公共权力的逻辑关系。

说得更明白一点就是，执政党可以通过人民代表大会赋予政府权力，让政府为老百姓服务，再由老百姓去评价政府，从中判断老百姓对政府是否信任。执政党的领导作用，不是体现在与政府之间有一种事实上的上下级关系，而是要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尊重人民选择。

否则，如果政府既要向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又要向党负责，那么在党组织直接掌握政府人员任免时，政府当然会选择首先服从党的指令。这样一来，也就很难避免“以党代政、党政不分”了。

从这个角度看，“党管干部”和“人民当家作主”并不矛盾，而是有机统一的。放眼全球，执政党管干部天经地义，但这里的管不是管“具体人头”，而是管“政策方向”。

目前我国实行的这种党政关系模式，是当年直接照搬照抄“苏联模式”而来的，而这种苏联模式的出现有其特殊性。具体地说就是，当时的苏维埃在成功夺取政权后，严重缺乏管理人才，所以只好大量留用旧政府职员；为了防止这帮“资产阶级分子”、“小资产阶级分子”改变国家体制，所以专门建立党组织来一层一层地去控制他们，这样就形成了党政两套机构并存、共同行使政府职能的体制。不用说，我国目前的国情完全不是这样，所以这种体制应当到大力改革的时候了。

从其他国家的情形看，不仅是拉丁美洲国家，全球高收入国家都曾经面临中等收入陷阱，但它们之所以会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就与它们的政治体制改革不无关系，这也符合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有反作用的原理。

以美国为例。美国在南北战争之后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经历了50年的经济高速发展，到了今天我们所说的中等收入陷阱门口。

当时的美国也出现许许多多社会问题，如大资本垄断行业、商业利益侵蚀地方政治、劳资纠纷激烈、消费者权益受损等问题十分突出。有鉴于此，美国下定决心要从整体上进行体制改革。

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美国学习英国的做法，把原来实行的“分赃制”改为“文官制”。换句话说，就是政府以社会公正为原则，一切以此为基础去改善社会环境、促进公共福利，进行社会财富再分配，这对于美国后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据此，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薛澜认为，美国的这种做法对目前的我国有一定借鉴作用。我国要想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目前亟待政治体制改革和创新，在政府主导推动改革的同时发挥社会合力[14]。

[1]王长江：《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正在与危机赛跑》，《中国改革》，2010年12月2日。下同。

[2]郑永年：《亚洲民主乱象让中国引为鉴》，《国际先驱导报》，2008年7月21日。

[3]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邓小平文选》第3卷，P359、360，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

[4]梁士兴：《“政改”可能更侧重行政体制改革》，《经济导报》，2010年3月10日。

[5]李喆：《温家宝：政治体制改革不成功，文革可能重新发生》，《新京报》，2012年3月15日。

[6]董德刚：《所有改革能否成功取决于政治体制改革》，《党政干部学刊》，2001年第3期。

[7]窦含章：《政治体制改革目标明确才能少走弯路》，新华网，2010年11月1日。

[8]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邓小平文选》第3卷，16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

[9]王卡拉：《乌坎事件位列2011年度公民社会十大事件首位》，《新京报》，2012年2月18日。

[10]章苒、刘劼等：《“顶层设计”：政治新名词反映中国未来改革路向》，新华网，2011年3月13日。

[11]《中国改革新路线》，《高层决策参考》，2011年1月31日。下同。

[12]郭哲：《陈志武：未来不需“摸着石头过河”》，和讯网，2010年12月22日。

[13]王长江：《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正在与危机赛跑》，《中国改革》，2010年12月2日。下同。

[14]胡雅君、张晓阳：《薛澜：中国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21世纪网，2010年10月28日。